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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是秋天做的。
那天傍晚，刘建林又发了一次病。这次特别凶，整个人在床上蜷成一团，指甲掐进头皮里，抓出道道血痕。喉咙里发出的声音已经不像是人声，是那种从骨头缝里挤出来的、嘶哑的嚎叫。书萍抱着他，用身体压住他乱蹬的腿，手臂被他咬了一口，留下两排深深的牙印，渗出血珠子。
疼劲儿过去，刘建林瘫在床上，像一摊烂泥，只有胸口还在微弱地起伏。汗把头发全浸湿了，一缕一缕贴在额头上。眼睛半睁着，没有焦距，只有一片空茫的灰。
书萍给他擦身，换衣服，喂水。做这些时，手很稳，像在完成一套演练过千百遍的程序。做完，她坐在床边，看着窗外。夕阳正沉下去，把西天的云烧成一片凄艳的红。远处的屋顶上，烟囱冒着炊烟，笔直的，袅袅的，是别人家的日子在继续。
“回村吧。”她忽然说。
刘建林的眼珠动了一下，看向她。
“回刘家村。”书萍重复，声音很平静，像在说今天吃什么饭，“城里的日子，过不下去了。回村里，有地，饿不死。”
刘建林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眼泪从眼角滑下来，流进鬓角的白发里。他才三十四岁，头发已经白了一半。
“我知道你怕。”书萍握住他的手，他的手是冰的，还在微微发抖，“我也怕。但怕没用。在城里，药钱，房租，水电，哪一样不要钱？回村里，至少地是自家的，粮是自家的。咱们有手有脚，总能活。”
刘建林闭上眼睛，眼泪流得更凶了。
“建林，”书萍俯下身，凑到他耳边，声音很轻，但很清晰，“你还记不记得，麦场上，你说你喜欢玛蒂尔德，因为她真实，不伪装。现在，咱们也真实一回。不装了，不硬撑了。回村里，从土里刨食，不丢人。”
刘建林睁开眼，看着她。看了很久，终于，很慢很慢地点了一下头。
回村那天，是霜降。
行李不多。一个木箱，装着那几十本书，还有那本《高等数学习题集》。几床被褥，捆成一卷。锅碗瓢盆，装进麻袋。再有，就是刘建林的那些药，瓶瓶罐罐的，占了半个包袱。
三轮车是铁柱借的。他蹬着车，书萍和刘建林坐在后面，两个孩子挤在中间。女儿志丹十岁，儿子志弘八岁，都瘦，眼睛大大的，里面有一种过早懂事的孩子才有的、沉静的光。
车子出城时，天刚蒙蒙亮。街道空荡荡的，只有扫大街的环卫工，一下一下，扫帚划过地面，沙沙的响。路过东关街口时，书萍看了一眼他们曾经的铺子。门关着，锁着，门板上贴着招租的红纸，被风吹得掀起来一角，啪啪地拍打着。
刘建林也看见了，把头扭开了。
出了城，路就不好走了。土路，坑坑洼洼的，车子颠得厉害。刘建林坐不稳，书萍搂着他，用身体给他当靠垫。志丹和志弘紧紧抓着车板，小脸绷得紧紧的，一声不吭。
路两边的田野，秋收过了，光秃秃的。玉米秆砍倒了，堆成一垛一垛的，像一座座荒凉的金字塔。偶尔有还没砍的，枯黄的叶子在晨风里哗啦哗啦地响，像在唱挽歌。
太阳升起来，红彤彤的，但没什么温度。远处，刘家村的轮廓渐渐清晰。土坯房，灰瓦顶，几棵老树，枝桠光秃秃地伸向天空。村口的老槐树下，已经聚了几个人，远远地朝这边张望。
车子在村口停下。铁柱帮着把行李卸下来，拍了拍刘建林的肩膀：“建林哥，好好的。有事捎个信，我马上来。”
说完，他蹬上车，走了。三轮车在土路上扬起一溜烟尘，渐渐远了。
书萍扶着刘建林站起来。刘建林拄着根木棍——是书萍给他削的，勉强能支撑。左腿瘸得厉害，几乎拖在地上。他喘了口气，抬起头，看向村子。
那些目光，黏糊糊的，粘在身上。
“哟，回来了？”一个尖利的声音，是村西头的王寡妇，叉着腰，站在自家门口，“这不是县长家的大少爷嘛？咋的，城里住不惯了，回咱这土窝窝来了？”
刘建林的脸白了白，低下头。
“王婶。”书萍开口，声音不高，但清楚，“我们回来了。以后还请多照应。”
王寡妇被她的目光看得一噎，撇撇嘴，扭身进屋了，门“砰”地一声关上。
其他的目光还在。好奇的，怜悯的，幸灾乐祸的，像无数根针，扎过来。书萍挺直背，一手扶着刘建林，一手拎起最重的木箱。
“走，回家。”
他们的“家”，是刘家老宅。三间土坯房，多年没住人了，院墙塌了半截，院里长满了荒草，有半人高。屋门是破的，一推，吱呀一声，灰尘簌簌地落下来。屋里黑洞洞的，一股霉味扑鼻而来。
志丹和志弘站在门口，不敢进去。
书萍放下箱子，走到院角，那里有口井。井沿的石头上长满了青苔，井绳是烂的。她找了块石头扔下去，咚一声闷响，还好，有水。
“志丹，去打水。志弘，去抱柴火。”她吩咐，声音里有一种不容置疑的镇定。
两个孩子像得了令，忙活起来。书萍扶着刘建林在院里一块石头上坐下，然后开始收拾屋子。扫灰尘，擦门窗，铺床褥。动作很快，很利索，像在打仗，一寸一寸收复失地。
中午，烟囱里终于冒出了烟。是湿柴，烟很浓，黑乎乎的，在秋日明净的天空里，显得格外突兀。
地是村里分的。最差的，塬边那三亩坡地，碎石多，土层薄，十年九旱。老支书领着他们去看地时，搓着手，很不好意思：“建林，书萍，不是村里欺负你们，好地都分完了，就剩这块了……”
书萍站在地头，看着这片地。坡很陡，地是斜的，土是黄褐色的，里面夹着大大小小的石头。地边有几棵歪脖子枣树，叶子掉光了，枝桠扭曲着，像痛苦的手。
“挺好。”她说，“能种东西就成。”
老支书叹了口气，从兜里掏出包烟，递一根给刘建林。刘建林摆摆手——他早戒了。老支书自己点上一根，深深吸了一口，烟雾在风里散开。
“书萍啊，”他看着这个瘦弱但脊背挺直的女人，“有难处，说话。村里……能帮的，一定帮。”
“谢谢叔。”书萍点点头，没多说。
第一天犁地，是个阴天。
书萍借了头牛，是老黄牛，瘦，走得慢。犁是旧的，犁铧都磨秃了。她扛着犁，刘建林拄着棍跟在后面，两个孩子一人背着一捆绳子，是牵牛用的。
到了地头，书萍套上牛，扶起犁。她在娘家时看过父亲犁地，但自己没扶过。犁把很沉，她一使劲，犁尖扎进土里，牛往前走，犁却不动——卡在石头上了。
她憋着劲，往后拉。犁松动了，但她也因为惯性，整个人往前扑，一头栽进刚翻开的、潮湿的土里。
脸上，嘴里，全是土。腥的，涩的，带着一股腐烂的草根味。
旁边地里，几个媳妇正在点麦种，看见这一幕，噗嗤笑出声。
“哎哟，县长家的儿媳妇，还会犁地呢？”
“人家那是文化人，文化人犁地，能跟咱一样？”
“啧啧，你看那架势，跟跳舞似的……”
笑声尖利，刺耳。志丹和志弘涨红了脸，攥紧了拳头。刘建林拄着棍，站在地头，脸白得像纸，手指紧紧抠着木棍，指节发白。
书萍从土里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吐掉嘴里的泥。她没看那些人，也没说话，只是重新扶起犁，抖了抖缰绳。
“驾。”
牛慢吞吞地走起来。这次她用了巧劲，犁尖贴着地皮走，虽然浅，但稳。一垄，两垄，三垄……新翻的泥土在身后翻开，黑褐色的，湿润的，散发着大地深处的气息。
汗水流下来，流进眼睛里，辣得疼。手很快磨出了泡，泡破了，黏在犁把上，每动一下都钻心地疼。但她没停，只是一垄一垄地犁下去。
太阳从云后露出来，明晃晃的，照着她弓起的背，汗湿的头发，和那双沾满泥土的、骨节分明的手。
地犁到一半，老支书来了，扛着把铁锨。他没说话，走到地那头，开始清地边的水沟。清完了，又过来帮她牵牛。
“叔，不用……”书萍喘着气。
“闭嘴，扶好你的犁。”老支书头也不回。
那天，他们犁到太阳落山。三亩地，只犁了一亩半。书萍的手，血泡全破了，血肉模糊。腰像断了似的，直不起来。但看着那一垄垄新翻的土地，在夕阳下泛着油亮的光，她心里，有一种很奇怪的踏实。
晚上，在煤油灯下，她给手上药。药是刘建林从怀里掏出来的——他一直带着，是以前用剩的紫药水。他蹲在她面前，捧着她那双伤痕累累的手，手是抖的，药水涂上去，凉丝丝的。
“疼吗？”他问，声音是哑的。
“不疼。”书萍说，看着他低垂的头，花白的头发在灯光下格外刺眼，“比在城里，踏实。”
刘建林抬起头，眼睛里全是血丝。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很慢、很慢地，把额头抵在她膝盖上。
一个很轻的动作，但书萍感觉到，有温热的液体，浸湿了她的裤子。
她没动，只是抬起那只没上药的手，轻轻放在他头上。头发很硬，扎手，像他的人。
窗外，秋风呼啸，吹得窗户纸哗啦哗啦响。但屋里，炉火正旺，锅里煮着稀饭，咕嘟咕嘟的，冒着温暖的气泡。
种麦子，是刘建林坚持要去的。
“我能行。”他说，拄着棍，站在门口，眼神很执拗。
书萍看了他一会儿，点点头。她找了两个小布袋，一个给他，一个自己背着。麦种是跟村里借的，秋天借一斗，来年还一斗二。
地是斜的，不好走。刘建林拄着棍，深一脚浅一脚，走得满头是汗。书萍走在他旁边，随时准备伸手扶，但他不让，咬着牙，自己走。
到了地里，书萍示范给他看：弯腰，抓一把麦种，手臂一扬，麦粒均匀地撒出去，在空中划出一道金色的弧线，然后纷纷扬扬，落进泥土里。
刘建林学着她的样子，弯腰，抓种，扬手。但他的手臂没力气，麦种撒得不远，都落在脚边。而且他站不稳，撒一把，身子就晃一下，差点摔倒。
书萍扶住他：“慢点。”
他不说话，挣脱她的手，继续。第二把，好一点，撒开了一些。第三把，更好一些。但他很快没力气了，喘得厉害，额头上全是冷汗。
“歇会儿。”书萍说。
“不歇。”他咬着牙，继续弯腰，抓种，扬手。动作笨拙，但极其认真。每一把麦种撒出去，他都死死盯着，看它们落进土里，好像那不是麦种，是他破碎的尊严，他要把它们一点一点，重新埋进这片土地里。
书萍不再劝，只是在他身边，沉默地撒着。两个人的动作，一个熟练，一个生疏，但节奏渐渐合拍。麦粒在空中飞舞，在秋日的阳光里，闪着细碎的金光。远处，秦岭的轮廓是青灰色的，沉默地横亘在天边。更远处，渭河的水声隐隐约约，浑厚的，沉重的，像这片土地的叹息。
志丹和志弘在地边玩。他们捡了石子，在地上画格子，跳房子。清脆的笑声，在空旷的田野里传得很远。
刘建林撒完最后一袋麦种，拄着棍，站在那里，看着这片刚刚播下种子的土地。风吹过，掀起他单薄的衣角。他站了很久，然后慢慢弯下腰，用那只还能动的右手，抓起一把土。
土是湿的，凉的，在他手心里，沉甸甸的。
他握紧了，又松开。土从指缝漏下去，纷纷扬扬。
“书萍，”他说，声音很轻，但很清楚，“我能行。”
书萍走过来，站在他身边，也看着这片土地。夕阳西下，给土地、给远处荒凉的塬、给他花白的头发，都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色。
“我知道。”她说。
冬天来得很快。
第一场雪落下时，书萍正在院子里劈柴。斧头很沉，她抢起来，落下，木头“咔嚓”一声裂开。木屑飞溅，落在她脸上，生疼。手心里的茧又厚了一层，硬邦邦的，像戴了一副看不见的手套。
刘建林坐在屋檐下，腿上盖着旧毯子，在搓麻绳。那是老支书教他的，说冬天没事，搓点麻绳，开春捆麦子用。他的手不灵便，搓得很慢，很粗糙，但他搓得很认真，一根一根，搓得长长的，盘在脚边。
志丹和志弘在屋里写字。桌子是书萍用砖头和木板搭的，凳子也是砖头。煤油灯的光昏暗，两个孩子头挨着头，在本子上写作业。本子是刘建林用旧账本翻过来订的，铅笔是捡别人用剩的笔头，套上竹管继续用。
“妈，”志丹抬起头，“这道题不会。”
书萍放下斧头，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走进去。是一道应用题，关于水池进水排水。她看了一会儿，拿起铅笔，在草纸上画图，讲解。她的声音很平静，思路很清晰，仿佛那些复杂的公式和定理，从未远离。
讲完了，志丹眼睛亮了：“妈，你比我们老师讲得还清楚！”
书萍笑了笑，很淡的一个笑，摸了摸女儿的头：“好好学。知识学到肚子里，谁也拿不走。”
窗外，雪越下越大，纷纷扬扬的，把整个世界都染白了。远处的田野，近处的屋顶，院子里的柴垛，都盖上了一层厚厚的雪被。寂静，无边无际的寂静，只有雪落的声音，沙沙的，像春蚕在吃桑叶。
炉子里的煤块噼啪响了一声。书萍走回院子，继续劈柴。斧头起落，木头开裂，声音在雪夜里传得很远。刘建林还在搓麻绳，头低着，很专注。屋檐下，昏黄的灯光照着他花白的头发，和那双骨节变形、但依然在努力工作的手。
这个冬天，很难熬。粮食勉强够吃，但菜很少，经常是咸菜就馍。肉是奢侈的，一个月见不了一次荤腥。煤也不够烧，屋里总是冷飕飕的，晚上睡觉，一家人挤在一张炕上，靠体温互相取暖。
但书萍觉得，比在城里好。在城里，每一分钱都要算计，每一口药都像在喝她的血。在这里，至少地是自家的，粮是自家的，柴是自家山上的。穷，但踏实。
年关将近时，书萍做了个决定：把家里那两只下蛋的母鸡杀了，过年。
鸡是春天抓的鸡娃，养了快一年，正是下蛋旺的时候。志丹和志弘舍不得，围着鸡笼转，眼泪汪汪的。
“杀了，过年吃肉。”书萍说，声音没什么起伏，“开春再抓。”
刘建林坐在门槛上，看着那两只咯咯叫的母鸡，看了很久，说：“杀吧。”
年三十，书萍炖了鸡。金黄的鸡汤，冒着诱人的香气。一家人围坐在炕桌前，这是几个月来，第一次见到荤腥。志丹和志弘吃得很香，小脸埋在碗里，呼噜呼噜的。刘建林也吃了小半碗，脸上有了点血色。
吃完饭，书萍拿出一个小布包，打开，里面是几块水果糖，包着五颜六色的糖纸。
“来，一人一块。”
糖是上次去镇上卖鸡蛋时买的，一共五块，她留了三块过年。志丹和志弘欢呼着接过，小心翼翼地剥开糖纸，把糖含在嘴里，眼睛幸福地眯起来。
刘建林也分到一块。他拿着糖，看了很久，剥开，放进嘴里。很甜，甜得发腻。但他的眼睛，慢慢地，湿了。
窗外，远远近近响起鞭炮声。村里有人在放炮，噼里啪啦的，在寂静的雪夜里格外清脆。有孩子笑着跑过，脚步声嗒嗒嗒，像敲打着冻硬的土地。
书萍收拾了碗筷，在炉边坐下，拿出那本《高等数学习题集》。书页已经泛黄，边角卷曲，但她翻得很小心。煤油灯的光跳动着，照在那些密密麻麻的公式上，像照着一个遥远而清晰的梦。
刘建林看着她，看了很久，忽然说：“书萍，等开春，咱们在地边种几棵苹果树。”
书萍抬起头。
“我在书上看的，”刘建林说，声音很慢，但很清晰，“苹果树耐旱，坡地也能种。三年挂果，五年丰产。一斤苹果，能卖两三毛。”
书萍合上书，看着他。炉火的光映在他脸上，那张被病痛和苦难折磨得早衰的脸上，有一种久违的光，是那种看到希望的光。
“好。”她说。
窗外，雪还在下。但炉火正旺，锅里还留着鸡汤的余温，孩子们含着糖睡着了，嘴角还带着笑。这个寒冷的、艰难的冬天，似乎也没那么难熬了。
因为春天，已经在路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