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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是志弘做的。
2014年春节，儿子从上海回来，开了辆黑色轿车，直接停在了合作社大院门口。车很亮，亮得能照见人影。村里人围着看，摸都不敢摸，只啧啧感叹：“志弘出息了，开这么大个铁壳壳回来。”
志弘穿着笔挺的羊毛大衣，围巾是灰色的，衬得脸很白，是城里人那种不见太阳的白。他挨个发烟，中华，软包的。接过烟的人都别在耳朵上，不舍得抽。王寡妇捏着那根烟，左看右看，最后小声问：“志弘，这烟……得十来块一包吧？”
志弘笑了笑：“阿姨您抽，我车里还有。”
他的笑很得体，牙齿很白，但书萍觉得陌生。这个在电话里说“妈你保重身体”的儿子，和眼前这个发中华烟、开黑轿车的男人，像是两个人。
年夜饭在书萍家吃。房子是三年前新盖的，两层小楼，贴着白瓷砖，在村里很扎眼。但志弘一进门，还是皱了皱眉——屋里烧着土暖气，有股煤烟味。地板是水泥的，拖得再干净，也有洗不掉的污渍。餐桌是旧的，漆都掉了，桌腿还用砖头垫着。
苏晴没回来。志弘说，她爸妈身体不好，得在上海陪着。书萍没多问，只是默默加了两个菜——儿子爱吃红烧肉，爱吃她腌的酸菜。
饭桌上，志弘说了他的计划。
“妈，爸，这次回来，主要是接你们去上海。”他给书萍夹了块肉，动作很自然，像做过无数次，“我在浦东买了房子，三室两厅，电梯房。你们住主卧，朝南，阳光好。小区里有花园，有健身器材，爸可以下去走走。离医院也近，复查方便。”
刘建林低着头，慢慢扒着饭。他的头发全白了，背佝偻得厉害，但精神还好。只是反应慢，志弘说一句，他要过几秒才抬头“嗯”一声。
书萍没动筷子：“去上海干啥？我们在这儿挺好。”
“好什么呀。”志弘放下筷子，语气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关切，“妈，你都五十六了，还天天往地里跑。合作社现在规模大了，请人管不行吗？你就不能享享福？”
“享福？”书萍笑了，笑容很淡，“妈这辈子，干活干惯了，闲着难受。”
“那去上海，我给您报老年大学，学书法，学跳舞，学唱歌。您不是爱看书吗？上海图书馆，亚洲最大，您想看什么书都有。”志弘的声音里有一种热切，是那种急于展示自己能力、想让父母认可的热切，“爸也可以去，我打听过了，上海有专门的康复中心，设备先进，医生专业，比咱这小县城强多了。”
刘建林抬起头，看了儿子一眼，又低下头，继续扒饭。
“你姐呢？”书萍问，“她也去？”
“姐在西安，房子小，住不下。而且姐夫工作忙，她也脱不开身。”志弘顿了顿，“妈，我知道您舍不得这儿。但您想想，您辛苦了一辈子，不该享享儿子的福吗？我在上海，房子车子都有了，年收入这个数。”他伸出三根手指，“三十万。养你们，绰绰有余。”
三十万。书萍在心里默默算了算。合作社三百多亩地，一年的纯利润，好的时候也就四五十万。那是整个合作社，一百多户人家的收入。儿子一个人，一年就能挣三十万。
她忽然觉得，自己和儿子之间，隔着的不是千山万水，是一道看不见的、但无比坚硬的墙。墙这边，是她耕耘了一辈子的土地，是苹果树，是合作社，是那些叫她“书萍婶子”的乡亲。墙那边，是儿子口中的上海，是电梯房，是老年大学，是三十万的年收入。
“我跟你爸……商量商量。”书萍最终说。
这个“商量”，商量了整整一个春节。
白天，志弘开着车，带他们在县城转。新修的广场，音乐喷泉，晚上有彩灯，五颜六色，晃得人眼晕。新开的超市，三层楼，电梯上下，里面亮得跟白天一样，东西摆得整整齐齐，连蔬菜都用保鲜膜包着。还有新建的住宅小区，一栋栋高楼，玻璃幕墙反射着阳光，刺眼。
“妈，你看，这才叫生活。”志弘指着那些高楼，“住这儿，不用烧煤，不用挑水，马桶一按，水哗哗地冲。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空调。楼下就是超市，想吃什么，下楼就能买。”
书萍看着那些窗户，一格一格的，像鸽子笼。她想起合作社的院子，春天苹果花开，白茫茫一片，蜜蜂嗡嗡的。夏天果子青了，藏在叶子底下，一天一个样。秋天果子红了，沉甸甸地压弯枝头，空气里都是甜的。冬天，叶子落光了，枝杈伸向天空，等着下一场雪。
那些，是活的。而这些高楼，是死的。
晚上，志弘继续劝。他说话很有技巧，从不直接说“农村不好”，只说“城市方便”。他说上海的医疗，说上海的交通，说上海的文化生活。他说得越多，书萍心里越空。那些东西，离她太远了，远得像另一个世界。
刘建林一直沉默。直到志弘回上海的前一晚，他才开口。
“去吧。”他说，声音很轻，但很清晰。
书萍正在叠衣服，手停住了。
“你腿脚不好，去上海，看病方便。”刘建林看着窗外，天黑着，什么也看不见，“我……也想出去看看。看看志弘过的日子，看看他说的那个……上海。”
书萍没说话，继续叠衣服。一件，两件，叠得整整齐齐，边角对得一丝不差。
“你不想去，我知道。”刘建林转过头，看着她，“但志弘是一片孝心。孩子出息了，想接父母去享福，咱们不能寒了他的心。”
“我不是不想享福。”书萍把叠好的衣服放进衣柜，“我是……怕。怕去了，什么都不会，什么都看不懂，像个傻子。”
“那就学。”刘建林说，顿了顿，“就像当年，咱啥也不会，不也学会了种苹果？”
书萍笑了，笑着笑着，眼泪掉下来。
“你这个老东西，”她抹了把脸，“就会拿话堵我。”
刘建林也笑了，笑容里有种认命般的坦然：“去吧。大不了，住不惯，再回来。咱家房子在，地也在，合作社也在。啥时候想回来，买张票就回来了。”
这话，让书萍心里松动了些。是啊，去就去，住不惯，再回来。又不是去了就回不来了。
“那……合作社咋办？”她问。
“交给年轻人。”刘建林说，“铁柱家的小子，大学毕业，不是一直想回来干吗？让他试试。还有王寡妇，虽然爱占小便宜，但管加工厂是一把好手。咱俩退下来，当顾问，大事把关，小事不管。”
书萍想了想，也是。合作社成立十年了，是该交给年轻人了。她和刘建林，一个五十六，一个五十九，干不动了。
“那……就去？”她问，像在问刘建林，也像在问自己。
“去。”刘建林点点头。
走的那天，是正月十六。
年过完了，村里又恢复了往日的节奏。合作社的工人已经开始修剪果树，嚓嚓的剪枝声，在清晨的寒气里传得很远。书萍起了个大早，把家里里外外收拾了一遍。该盖的盖，该藏的藏，最后，只剩下两个行李箱——是志弘买的，万向轮的，推起来很轻便。
“就带这些？”志弘看着那俩箱子，有点不敢相信。
“够了。”书萍说，“城里啥都有，缺了再买。”
其实是她不知道带什么。衣服，城里穿不惯。吃的，城里都有。那些瓶瓶罐罐，锅碗瓢盆，更没必要。最后，她只带了几件换洗衣服，刘建林的药，还有那个木箱子——里面是父亲留下的书，和她这些年的账本、笔记。
院子里围了不少人。王寡妇，铁柱，老支书，合作社的骨干，还有村里一些老人。大家都不说话，只是看着，眼神复杂。
王寡妇先哭出声：“书萍，你真走啊？这合作社，这苹果树，你就真舍得？”
“舍不得也得舍。”书萍拍拍她的手，“孩子有孝心，不能驳。合作社有你们，我放心。”
铁柱递过来一个布包：“嫂子，这是我媳妇腌的辣子，你爱吃的。上海那地方，吃不到这个味儿。”
老支书拄着拐，颤巍巍地走过来，握住书萍的手，握了很久：“书萍啊，到了城里，好好的。有空……常回来看看。这儿，永远是你的家。”
书萍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她仰着头，没让它掉下来。她挨个跟每个人握手，道别，说“保重”，说“常联系”。轮到刘建林时，他坐在轮椅上——志弘买的，轻便的，能折叠的，跟他原来那个笨重的木头轮椅不一样。老支书握住他的手，什么也没说，只是用力摇了摇。
车来了，还是那辆黑轿车。志弘把行李放进后备箱，扶刘建林上车，又把轮椅折叠好放进去。书萍最后看了一眼这个院子，这个她住了二十年，从破败到齐整，从冷清到热闹的院子。墙角那棵苹果树，是她搬来时亲手栽的，现在已经比房檐还高了。春天，它会开一树白花，秋天，会挂满红果。
她走过去，摸了摸粗糙的树干，然后转身，上车。
车启动了，缓缓驶出院子，驶上村里的水泥路。书萍从后视镜里看，那些人还在门口站着，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个黑点。路两边的苹果园，光秃秃的枝杈在晨风中摇晃，像在挥手告别。
刘建林坐在她旁边，一直看着窗外，没说话。志弘开着车，放着音乐，是英文歌，书萍听不懂。
车上了高速，速度很快，窗外的景色飞速后退。田野，村庄，工厂，都成了模糊的色块。书萍第一次坐这么快的车，有点晕，闭上眼。
再睁开时，已经到了西安。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巨大的广告牌上闪着彩色的光。志弘说，从这儿坐高铁，四个小时到上海。
“高铁？”书萍问，“比火车快？”
“快多了。”志弘说，“妈，您睡会儿，到了我叫您。”
书萍睡不着。她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城市，想起很多年前，她第一次来西安。那是复读时，学校组织参观博物馆。她站在巨大的玻璃展柜前，看那些锈迹斑斑的青铜器，看那些精美的唐三彩。那时她想，要是能考上大学，留在西安，该多好。
现在，她真的要离开陕西了，不是去西安，是去更远的上海。
高铁站很大，很亮，人很多，匆匆忙忙的，像蚂蚁。志弘推着刘建林，书萍跟在后面，拖着行李箱。她紧紧跟着，怕走丢了。检票，安检，上车。车厢很干净，座位很软，窗外是飞速后退的风景。
刘建林一直看着窗外，很专注。书萍问：“看啥呢？”
“看地。”刘建林说，“你看，这边还是黄土，那边就绿了。再往东，就该是平原了。”
书萍也看向窗外。是啊，黄土高原渐渐退去，取而代之的是平坦的、绿油油的田野。这是她从未见过的景象。她的世界，一直是塬，是沟，是坡地。平原，只在课本里见过。
四个小时，很快。快到书萍还没来得及细细体会这种速度，广播就说：“上海虹桥站到了。”
上海。
书萍的第一印象是：亮。到处都是灯，高架桥上的灯，大楼上的灯，霓虹招牌上的灯，把夜晚照得跟白天一样。第二印象是：吵。车声，人声，各种各样的声音混在一起，嗡嗡的，让人头疼。
志弘的房子在浦东，一个叫“世纪花园”的小区。确实有花园，有喷泉，有健身器材。楼很高，书萍仰头数了数，二十八层。电梯很快，嗡的一声就上去了，书萍觉得耳朵有点堵。
开门，玄关亮着感应灯。志弘按了开关，整个屋子亮起来。地板是浅色的，光可鉴人。沙发是白色的，很大，很软。电视墙是玻璃的，电视很大，薄薄的，像一张画挂在墙上。窗户是落地的，外面是城市的夜景，万家灯火，像倒过来的星空。
“妈，爸，这就是咱家。”志弘的声音里有种掩饰不住的骄傲，“主卧在这儿，我带你们看看。”
主卧很大，有独立的卫生间。床是席梦思，坐上去软得陷进去。衣柜是嵌入式的，拉开，里面空荡荡，等着被填满。窗外是小区花园，能看见下面的游泳池——虽然冬天没人游，但水是蓝的，在灯光下泛着光。
“真好。”书萍说，是真心的。这么好的房子，她只在电视里见过。
“你们先休息，我去弄点吃的。”志弘说，“苏晴今晚加班，不回来吃。咱们简单点，叫个外卖。”
“外卖？”
“就是饭店做好，送上门。”志弘解释，拿出手机划拉了几下，“妈，爸，你们想吃啥？本帮菜？粤菜？还是川菜？”
书萍和刘建林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茫然。
“随便吧。”书萍说，“你看着点。”
志弘点了几个菜，半个小时后，门铃响了。一个穿着黄色外套的小伙子递进来几个塑料袋，里面是打包盒。打开，菜很精致，盘子是青花瓷的，菜摆得像花。但量很少，每一盘就几口。味道也怪，甜的，油油的，不是书萍熟悉的那个味儿。
她吃了两口，就放下了筷子。
“妈，不合胃口？”志弘问。
“不是，不饿。”书萍说，“你爸也吃不多，晚上吃多了，不消化。”
刘建林确实吃得少，他本来就吃得少。但书萍知道，自己是因为不习惯。不习惯这种坐着等吃的感觉，不习惯这些精致的、但没锅气的菜，不习惯这个亮得刺眼、安静得可怕的屋子。
吃完饭，志弘教他们用电器：空调怎么开，电视怎么开，热水器怎么调温度，马桶怎么冲水。书萍认真记着，但脑子很乱，记了前面忘后面。刘建林坐在沙发上，看着儿子摆弄那些遥控器，眼神有些茫然。
晚上，躺在柔软的席梦思上，书萍睡不着。太安静了，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在村里，晚上能听见狗叫，听见风声，听见远处公路上偶尔驶过的车声。这里，只有一种低沉的、持续的嗡嗡声，不知从哪里传来，像城市的呼吸。
她翻了个身，看向窗外。城市的灯光从不熄灭，把夜空染成一种诡异的橘红色。看不到星星，一颗也看不到。
“睡吧。”刘建林在黑暗中说。
“嗯。”书萍应了一声。
两人都不再说话。但书萍知道，刘建林也没睡。他的呼吸很轻，但节奏不对，是醒着时的呼吸。
适应城市生活，比种十亩苹果树还难。
首先是语言。书萍会说普通话，但带着浓重的关中口音。去买菜，她说“西红柿”，摊主一脸茫然，直到她指着说“那个红的”，对方才恍然大悟：“哦，番茄啊！”还有“土豆”叫“洋山芋”，“玉米”叫“珍珠米”，连“馒头”都有个别名，叫“淡馒头”。
其次是交通。小区很大，楼长得都一样，书萍每次下楼散步，都怕找不到回来的路。志弘给她画了地图，标了标志物：喷泉左转，第三栋楼，二单元。但她还是会走错。有一次，她绕了半个小时，最后还是问了保安才找回家。
刘建林更不适应。他的轮椅在光滑的地板上打滑，拐杖在瓷砖上发出刺耳的声音。他不敢出门，怕电梯，怕台阶，怕那些匆匆的行人。大多数时间，他就坐在落地窗前，看着楼下花园里，那些遛狗的老人，嬉闹的孩子，还有穿着紧身衣跑步的年轻人。
“他们……都不干活吗？”有一天，他忽然问。
书萍正在拖地——这是她为数不多能做的家务。家里的扫地机器人她不会用，洗碗机她嫌洗不干净，洗衣机她搞不懂那些按钮。只有拖地，是最原始的，一桶水，一个拖把，用力擦就行。
“可能……不上班吧。”书萍说，“退休了。”
“这么年轻就退休？”刘建林看着楼下那个跑步的男人，最多四十岁。
书萍答不上来。她也觉得奇怪，这些城里人，好像不用种地，不用上班，每天就是遛狗，跑步，带孩子。他们的生活，像悬浮在半空，没有根。
志弘很忙，早出晚归，有时加班到深夜。苏晴更忙，书萍来了一个月，只见过她三次。每次都是匆匆回来，换身衣服，又匆匆出去。她很有礼貌，叫“阿姨”“叔叔”，但那种礼貌是隔着一层玻璃的，看得见，摸不着。
有一次，苏晴难得在家吃饭。书萍做了臊子面，手擀的面，臊子炒得喷香，油泼辣子红艳艳的。她满心期待，想听听儿媳的夸奖。但苏晴只吃了一小碗，就说“饱了”，然后拿起手机，开始回信息。志弘倒是吃了两大碗，但吃得很急，一边吃一边看手机，说公司有事。
书萍默默收拾碗筷。洗碗时，她看着水龙头里流出的热水——这是她第一次用热水洗碗，在村里，冬天洗碗要用热水壶烧——忽然想起在合作社食堂，她和王寡妇她们一起洗碗的场景。大铁锅，热水烧得滚滚的，女人们叽叽喳喳，说着家长里短，说着谁家的苹果结得多，谁家的儿子要娶媳妇。水很烫，手泡得通红，但心里是热的。
现在，水是温的，不烫手。但心里，是凉的。
唯一让书萍觉得还有点“活气”的，是阳台。
志弘家的阳台很大，封了玻璃，摆着几盆绿植——苏晴买的，叫什么“龟背竹”“绿萝”，书萍记不住。她看那些植物，叶子油亮亮的，但总觉得假，不如她地里的苹果树，有枯有荣，有生有死。
有一天，她在储物间发现几个旧花盆，大概是前房主留下的。她如获至宝，洗刷干净，又从小区花园里偷偷挖了些土——怕人看见，像做贼一样，用塑料袋装着，一点点运上楼。
土是上海本地的土，黏，板结，没什么养分。但书萍不在意。她把土倒进花盆，浇透水，然后从带来的行李里，拿出一个小布袋。
布袋里，是她从北塬带来的土。
走的那天清晨，她偷偷去了一趟苹果园。霜很重，踩上去咯吱咯吱响。她走到那棵她亲手栽的苹果树下，蹲下，抓了一把土。土是冻的，硬邦邦的，但握在手里，慢慢就暖了，化了。她把它装进布袋，贴身带着，一路带到上海。
现在，她把北塬的土，混进上海的花盆里。然后，从厨房找了几颗蒜，剥了皮，插进土里。又找了几粒葱头，也埋进去。
刘建林看见，问：“种这个干啥？”
“试试。”书萍说，“看能不能活。”
她像照顾苹果树一样，照顾这几盆蒜和葱。每天浇水，晒太阳，把花盆搬来搬去，追着太阳走。志弘看见了，笑着说：“妈，您要想吃蒜苗，楼下超市就有，两块一把。”
书萍没说话，只是继续浇她的水。
一个星期后，蒜苗钻出来了，绿莹莹的，细得像针。又过几天，葱也长了，直挺挺的，绿得喜人。书萍看着那一点点绿色，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在这二十八层的高空上，心里忽然就踏实了。
她开始扩大“种植规模”。从超市买了香菜种子，小油菜种子，甚至偷偷摘了几颗辣椒籽，晒干了种下去。花盆不够，就用旧塑料盒，酸奶盒，泡沫箱。很快，阳台上绿油油一片，虽然细弱，但生机勃勃。
刘建林也加入了。他行动不便，就负责指挥：“那个盒子，挪到左边，阳光好。”“浇水不能多，根会烂。”“香菜该间苗了，太密长不大。”
两人围着这几盆菜，像当年围着苹果树，有了说不完的话。今天哪棵长高了，明天哪片叶子黄了，后天该施肥了——肥料是书萍用淘米水和鸡蛋壳沤的，味道有点大，但管用。
苏晴有一次来阳台晾衣服，看见那一排排绿油油的菜，皱了皱眉：“阿姨，这些……招虫子吧？而且不太好看。要不我买几盆多肉？现在流行多肉，好养，又可爱。”
书萍正给辣椒苗捉虫——其实没什么虫，上海干净，连虫子都少——闻言，手顿了顿：“不招虫。我就种着玩。”
苏晴没再说什么，但书萍看见，她把晾好的衣服往远处挪了挪，离那些菜盆远远的。
书萍没在意。她继续种她的菜。蒜苗长高了，她剪下来，炒了盘鸡蛋。小油菜能吃了，她做了个汤。辣椒结了，虽然只有指头大，但红艳艳的，她摘下来，切成圈，拌在凉菜里。
吃饭时，她特意把那盘辣椒圈摆在中间。志弘尝了一口，辣得直吸气：“妈，这辣椒够劲！”
“咱老家的种子，当然够劲。”书萍说，语气里有种不易察觉的骄傲。
刘建林也夹了一筷子，慢慢嚼着，没说话。但书萍看见，他的眼睛，亮了一下。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书萍学会了用智能手机——志弘淘汰的旧手机，教她怎么视频，怎么发语音，怎么看天气预报。她最常用的功能是视频通话，打给志丹，打给王寡妇，打给老支书。
志丹在西安当老师，生了孩子，忙得脚不沾地，但每周末都会视频。书萍通过那个小小的屏幕，看外孙女一天天长大，从襁褓里的小肉团，到会爬，会坐，会咿咿呀呀叫“外婆”。虽然摸不着，但看着，心里也是甜的。
王寡妇每次视频，背景都是合作社的院子。春天，她拍苹果花：“书萍你看，今年花开得多好！白茫茫一片，蜜蜂都忙不过来！”夏天，她拍青果子：“看这果子，结得密密麻麻，树枝都快压断了！”秋天，她拍红苹果：“今年又是大丰收！你不在，我们都想你！”
老支书不怎么视频，但每个月会打个电话。声音还是那么洪亮：“书萍，在城里享福呢？放心吧，合作社好着呢！铁柱家那小子，有股冲劲，就是经验还差点。不过没关系，我们这些老家伙还在呢，给他把着舵！”
书萍听着，笑着，应着。但挂断电话，心里就空落落的。那些热火朝天的日子，那些沾着泥土和汗水的气息，那些大声说笑、吵架、又和好的乡亲，都隔着屏幕，隔着上千公里，变得遥远而模糊。
她越来越频繁地站在阳台上，看那些菜。菜长得很好，蒜苗割了一茬又一茬，小油菜绿油油的，辣椒又结了一轮。但她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缺了风。缺了雨。缺了虫鸣鸟叫。缺了脚下实实在在的土地。
有一天，她在超市看见卖苹果的。红富士，一个个又大又红，摆在精致的货架上，贴着标签：“陕西优质苹果”。她拿起一个，看了看，又放下。这不是她的苹果。她的苹果，没有那么完美的外形，有的有疤，有的歪，但每一个，都带着北塬的风，北塬的土，北塬的阳光和雨露。
她最终没买，空着手回家了。
那天晚上，她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回到北塬，站在苹果园里。苹果熟了，红彤彤的，压弯了枝头。她伸手去摘，却怎么也够不着。脚下是松软的泥土，带着熟悉的、潮湿的腥气。她蹲下来，抓了一把土，土从指缝漏下去，沙沙的响。然后她就醒了，躺在柔软的席梦思上，窗外是城市永不熄灭的灯火。
她坐起来，看了看身边的刘建林。他睡着，眉头微皱，像在做什么不好的梦。她轻轻下床，走到阳台。
那些菜，在月光下泛着幽暗的绿光。她蹲下来，像梦里那样，抓起一把土——花盆里的土，混杂着北塬的土，上海的土。土是温的，软的，但没有梦里那种湿润的腥气。
她握着那把土，握了很久。直到东方发白，城市在晨曦中醒来，远处的黄浦江上传来悠长的船笛声。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但对于书萍来说，这一天和昨天没什么不同。买菜，做饭，打扫，浇花，等儿子回家，等电话响。
她忽然想起父亲临终前的话：“你妈……在那边等我呢。”
她想，也许有一天，她也会去“那边”。但在那之前，她得把日子过下去。在这二十八层的高楼上，在这不属于她的城市里，用这几盆从家乡带来的土，种出一点点绿意，种出一点点，活着的证据。
天完全亮了。她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走进厨房，开始准备早餐。
生活，就是这样。从黄土高原到摩天大楼，从苹果园到阳台菜盆，从李书萍到“志弘妈妈”。变的是地点，是身份，是生活方式。不变的，是她骨子里那股劲儿，那股从泥土里长出来的、百折不挠的劲儿。
这劲儿，让她在绝境中活下来，在贫瘠中开出花，在繁华中守住根。
她拧开水龙头，水流哗哗地响。她看着镜子里那张脸，皱纹深了，皮肤松了，但眼睛还是亮的，像塬上夜空的星星。
她对自己笑了笑，开始和面。
今天，她想吃手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