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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定在腊月二十六。
那天奇冷，泼水成冰。天还没亮，书萍就听见母亲在灶房拉风箱的声音，呼哧呼哧，像老人沉重的喘息。她躺在炕上，睁着眼看屋顶。椽子是黑的，挂着经年的蛛网，在从窗缝钻进来的晨风里微微颤动。这是她在这间屋里睡的最后一夜了。
“萍萍，起了。”母亲推门进来，手里端着热水，蒸腾的白气模糊了她的脸。
书萍坐起来。被子是旧的，棉花结了块，一夜也没焐热乎。她接过母亲递来的搪瓷缸，温水顺着喉咙流下去，一路暖到胃里。
“穿这个。”母亲抖开一件红棉袄。不是枣红色，是大红，正红，红得扎眼。是连夜赶出来的，棉花絮得厚实，针脚密密的。
书萍没说话，任由母亲帮她穿。棉袄很重，压得肩膀发沉。然后是红裤子，红棉鞋。最后，母亲从怀里摸出两根红头绳。
“来，妈给你梳头。”
书萍坐在炕沿，母亲站在身后。梳子一下一下，从头皮刮到发梢。很疼，但她没出声。头发被分成两股，编成辫子，用红头绳扎紧。母亲的手有些抖，编了很久。
“好了。”母亲退后一步，看着镜子里——其实没有镜子，只有一块裂了缝的破镜片，勉强照出个人影。“我萍萍，今天真俊。”
书萍也看向镜片。里面的姑娘，穿着一身大红，脸白得像雪，眼睛黑得像深井。不像新娘，倒像年画里的童女，喜庆，但没生气。
院子里有了动静。建国在扫雪，扫帚划过冻硬的地面，发出刺啦刺啦的声音。父亲在咳嗽，一声接一声，咳得撕心裂肺。母亲转身出去，书萍听见她在院里低声说：“他爸，喝口热水压压。”
书萍站起来，走到窗前。窗纸是新的，母亲昨天才糊的，白生生的，透光。她用手指戳破一个小洞，凑上去看。
院里积着厚厚的雪，在晨光里泛着青白的光。建国在扫通往院门的路，呵出的白气一团一团的。父亲坐在门槛上，佝偻着背，手里端着个搪瓷缸。母亲蹲在他旁边，一下一下拍着他的背。
书萍看着，忽然想起小时候，也是这样冷的早晨，父亲把她裹在怀里，用大衣裹着，送她去上学。父亲身上有粉笔灰的味道，还有那种洗不掉的、属于乡村教师的疲惫气息。那时候，父亲还会背诗，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是什么时候不背了呢？是她第一次高考落榜？是母亲开始常年吃药？还是更早，早到现实像雪一样，一层层覆盖下来，把诗情画意都冻在下面？
“萍萍——”母亲在院里喊，“该走了。”
来接亲的是一辆拖拉机。红色的，车头上挂着朵绸子扎的大红花，在白雪的映衬下，红得有些悲壮。
没有鞭炮，没有唢呐。公公刘向荣定的规矩：不请客，不收礼，不大操大办。老支书本来想找辆吉普车，被刘向荣一句话顶回去：“拖拉机就很好。当年我结婚，是走着去的。”
书萍被建国背出屋门——按规矩，新娘脚不能沾娘家土。伏在弟弟背上时，她闻到他棉袄领子上的汗味，混合着劣质肥皂的味道。弟弟的背很单薄，走路时有些晃。她想起小时候，建国总是跟在她屁股后面跑，姐，姐，等等我。
“姐，”建国忽然开口，声音闷闷的，“到了那边……好好的。”
书萍没应声，只是把脸埋在他肩上。棉袄硬硬的，硌得脸疼。
放下地时，她看见父母站在门口。父亲扶着门框，腰弯得更厉害了。母亲在抹眼睛，但没哭出声。大雪无声地落，落在他们花白的头发上，落在洗得发白的棉袄上，落在门口那对贴着褪色对联的门框上。
“爸，妈，我走了。”书萍说，声音很平。
父亲点点头，想说什么，又咳起来。母亲走过来，往她手里塞了个东西——是个红布包，温热的。
“妈烙的饼，路上吃。”母亲的声音是哑的，“到了那边……听话。”
书萍握紧布包，转身爬上拖拉机。车厢里铺着麦草，上面垫了床旧褥子。她坐下，大红棉袄在灰扑扑的车厢里，像一滩凝固的血。
拖拉机突突突地发动了，喷出黑烟。书萍回头，看见父母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缩成两个黑点，嵌在白茫茫的雪地里。院门那副褪色的对联，还能模糊看见几个字：“天增岁月人增寿……”
后半句被雪盖住了。
路很颠。拖拉机在冻硬的上路上摇晃，书萍紧紧抓住车厢板。手很快冻僵了，但掌心里那个红布包还温着，一丝微弱的热，从指尖传到心里。
开拖拉机的是刘家村的一个小伙子，叫铁柱。他穿着军大衣，戴着雷锋帽，不时从后视镜里瞟她一眼。
“嫂子，”他扯着嗓子喊，盖过拖拉机的轰鸣，“冷吧？再忍忍，快到了！”
书萍点点头，把脸埋进围巾里。围巾是母亲织的，深灰色，粗毛线，扎得脸生疼。但她没动，任由那种细密的疼，从皮肤渗进去。
路两边的田野，一片白茫茫。偶尔有光秃秃的树，枝桠上积着雪，像开满了惨白的花。远处，秦岭的轮廓在雪雾中若隐若现，沉默地横亘在天边。
拖拉机开了约莫一个钟头，进了县城。街道很窄，两边的房子低矮，墙上刷着标语，有些字迹已经模糊。行人不多，都裹得严严实实，低着头匆匆赶路。路过供销社时，书萍看见门口排着长队，人们搓着手，跺着脚，呵出的白气连成一片。
原来这就是县城。和她想象中的不一样，没有那么光鲜，没有那么热闹。一样的灰，一样的冷，一样的，为了一口吃食、一点暖和在寒风中瑟缩的人们。
拖拉机在一排平房前停下。铁柱跳下车，搓着手：“到了到了！嫂子，就这儿。”
书萍抬头看。是那种常见的机关宿舍，一排七八间，红砖墙，瓦顶，每间屋前有个小小的院子，用低矮的砖墙围着。刘建林家在最西头，院门上贴着红“囍”字，墨迹很新，在白雪的映衬下，黑得触目。
院门开了，刘建林走出来。他还是那身蓝布褂子，外面套了件半旧的军大衣，没戴帽子，头发被风吹得有些乱。看见书萍，他愣了一下，然后快步走过来，朝她伸出手。
书萍犹豫了一瞬，把手递过去。他的手很凉，但干燥，有力。他扶着她从车厢里下来，动作有些笨拙，但很小心。
“冷吧？”他问，推了推眼镜——镜片上立刻蒙了层白雾。
“还好。”
院子里站着几个人。最前面是个老人，瘦，但腰杆笔直，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没戴帽子，花白的头发剃得很短。脸是黑的，皱纹很深，像刀刻出来的。眼睛很亮，看人时，目光像锥子。
这就是公公刘向荣。县长，老红军。
书萍心里一紧，下意识地站直了。
刘向荣上下打量她，目光很锐，但没什么温度。看了几秒钟，他点点头：“进屋吧。外头冷。”
屋里很简陋。一间屋，十五六平米，用布帘子隔成两半。外面算客厅，一张方桌，两把椅子，一个脸盆架。里面是卧室，隐约能看见一张床，一个衣柜。墙上贴着毛主席像，还有一张泛黄的中国地图。
“坐。”刘向荣指了指椅子，自己在另一把上坐下。刘建林站在他身后，显得有些局促。
书萍坐下，双手放在膝盖上。红布包还攥在手里，已经凉了。
短暂的沉默。屋里生了炉子，但不旺，勉强有点热气。铁柱和另外几个人在院里说话，声音压得很低。
“李书萍同志。”刘向荣开口，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砸在冻土上，硬邦邦的，“欢迎你成为我们家的一员。”
书萍点点头，没说话。
“有些话，我得说在前头。”刘向荣继续说，目光直视着她，“第一，我是县长，但也是党员。党的规矩，不搞特殊化，不占公家便宜。建林的工作，你的工作，都要靠自己，不要指望我。”
“第二，这个家，不搞封建迷信，不摆酒席，不收彩礼。你们今天就算结婚了。以后的日子，要靠你们自己过。”
“第三，”他顿了顿，目光转向刘建林，又转回来，“夫妻过日子，要互相扶持，共同进步。有什么困难，可以跟我说，但不能搞歪门邪道。记住了？”
最后三个字，是问句，但语气不容置疑。
书萍抬起头，迎上他的目光：“记住了。”
刘向荣又看了她几秒，然后站起身：“行了。我还有会，你们自己收拾收拾。”
他走到门口，又回头，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个东西，放在桌上。
是一本《毛泽东选集》，红塑料皮，边角已经磨白了。
“这个，给你们。”他说完，推门出去了。
院子里，铁柱他们也散了。拖拉机突突突地开走，留下两道深深的车辙，很快又被新雪覆盖。
只剩下两个人。
屋里静得能听见炉子里煤块轻微的噼啪声。书萍还坐着，刘建林还站着。空气里有一种陌生的、紧绷的东西，在缓缓流动。
“那个……”刘建林终于开口，推了推眼镜，“你饿不饿？我去食堂打饭。”
“不用。”书萍站起来，打开手里的红布包。里面是两张烙饼，还温着。“我带了。”
她把饼掰开，递一半给刘建林。他接过去，咬了一口，慢慢嚼。
饼是母亲烙的，放了很多油，很香。但两人吃得都很慢，像在完成某种仪式。
吃完，刘建林去洗饭盒。书萍开始打量这个“家”。确实很简陋，但收拾得干净。桌子擦得发亮，地上没有灰尘，连窗玻璃都擦得透亮。她走到里屋，掀开布帘。
一张双人床，铺着新被褥，大红的被面，绣着鸳鸯——虽然是机器绣的，针脚有些粗糙。一个衣柜，漆成深红色，有些地方掉了漆。一张书桌，上面整整齐齐摆着一摞书，最上面是高中课本。
她走到书桌前。桌上有个玻璃板，下面压着几张照片。有刘建林高中毕业时的合影，有刘向荣年轻时穿军装的照片，还有一张……是剪报。
她俯身看。是《陕西青年报》的一角，已经泛黄。上面有两篇文章，一篇是《渭水夜渡》，作者刘建林。一篇是《塬上春早》，作者李书萍。
两篇文章并排贴在一起，边缘已经起毛，看得出经常被人摩挲。
书萍直起身，听见刘建林在身后说：“我贴的。”
她没回头，只是看着那两篇并排的文章。一个写夜渡渭水，一个写塬上春早。一个在晚上，一个在清晨。一个在水，一个在土。
“挺好的。”她说。
新婚之夜，很静。
两人并排躺在床上，中间隔着一个人的距离。被褥是新的，有股樟脑丸的味道。屋外，风在呜咽，卷着雪粒打在窗户上，沙沙响。
书萍睁着眼，看黑暗中的屋顶。和娘家不一样，这里的屋顶是水泥的，平整，冰冷。她能听见身边人的呼吸，很轻，很克制，像是在控制。
“你冷吗？”刘建林忽然问。
“不冷。”
“炉子不太旺，明天我去领点好煤。”
“嗯。”
又是沉默。但这次沉默里，有什么东西在松动。
“你今天……怕不怕？”刘建林又问，声音在黑暗里显得有些飘。
“怕什么？”
“我爸。他说话……比较直。”
书萍想了想：“他说得对。日子要靠自己过。”
旁边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刘建林翻了个身，面对她。黑暗中，她能感觉到他的目光。
“书萍。”他第一次叫她的名字，不是“你”，不是“李书萍同志”，是“书萍”。“我会对你好的。”
话说得很笨拙，很生硬，但很认真。
书萍没说话。她看着黑暗，想起白天母亲塞给她的红布包，想起父亲佝偻的背，想起拖拉机后视镜里越来越小的家，想起刘向荣那双锥子似的眼睛，想起桌上那本《毛泽东选集》，想起玻璃板下那两篇并排的文章。
然后她说：“我也会的。”
第二天，雪停了。
书萍起得很早。炉子快灭了，她添了煤，把炉灰掏干净。水缸里的水结了层薄冰，她用葫芦瓢敲开，舀水洗脸。水很冷，激得她打了个哆嗦。
刘建林也起来了，在院子里扫雪。扫帚划过地面的声音，沙沙的，很有节奏。书萍透过窗玻璃看他。他扫得很认真，从门口开始，一寸一寸，扫出一条干净的路。他的动作不熟练，但很用力，额头上很快冒出汗珠，在冷空气里化成白气。
扫完雪，他进来说：“我去食堂打早饭。”
“我跟你一起去。”
食堂不远，就在宿舍区东头。是个大平房，门口挂着厚厚的棉帘子。掀帘进去，一股混杂着馒头、稀饭和廉价咸菜的味道扑面而来。屋里摆着十几张方桌，已经坐了不少人。有穿中山装的干部，有穿工装的工人，都端着搪瓷缸子，呼噜呼噜喝着稀饭。
看见他们进来，声音低了一瞬，无数道目光投过来，打量着，评估着。书萍能听见低低的议论：
“这就是刘县长家的新媳妇？”
“听说是农村的……”
“长得倒挺俊。”
“俊有什么用，没工作……”
书萍挺直背，跟着刘建林去打饭窗口。早饭很简单：玉米糊糊，黑面馒头，一碟咸菜丝。打饭的是个胖胖的中年女人，看见刘建林，咧嘴笑：“建林，这就是新媳妇？真水灵！”
刘建林嗯了一声，脸有点红。
女人舀了满满两碗糊糊，又往馒头筐里挑了两个大的：“多吃点！新媳妇，以后常来啊！”
找了个角落坐下。糊糊很烫，书萍小口小口地喝。味道很淡，没什么滋味。但很暖和，从喉咙一路暖到胃里。
“王婶人好。”刘建林低声说，“以前在我爸手下工作过。”
书萍点点头，没说话。她能感觉到那些目光还黏在背上，像麦芒，扎人。
正吃着，门口帘子一掀，刘向荣进来了。他穿着那身旧军装，手里端着个铝饭盒。看见他们，他走过来，在对面坐下。
“爸。”刘建林叫了一声。
“嗯。”刘向荣打开饭盒，里面是和他俩一样的糊糊馒头。他吃得很慢，一口馒头一口糊糊，咀嚼得很认真。
“今天有什么打算？”他问，没看谁，但显然是问两个人。
刘建林看了书萍一眼：“我想……带书萍在县城转转。”
“转什么？”刘向荣抬起头，目光扫过两人，“日子是过出来的，不是转出来的。想好转行做什么了吗？”
刘建林噎住了。书萍放下筷子，看着刘向荣：“爸，我们商量过了。先去东关看看，听说那边能摆摊。”
刘向荣的目光落在她脸上，停了停：“摆摊？卖什么？”
“卖早饭。”书萍的声音很平静，“糊辣汤，肉夹馍。我会做。”
这是她和刘建林昨晚商量的。躺在床上，黑暗中，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把未来勾勒出个模糊的轮廓。刘建林说他有个同学在屠宰场，能弄到便宜的肉。书萍说她跟母亲学过做糊辣汤，味道不比国营饭店的差。
刘向荣没说话，低头继续喝糊糊。喝完了，他把饭盒盖上，站起来。
“要干，就好好干。”他说，“别偷奸耍滑，别短斤少两。还有，别打我的旗号。”
说完，他端着饭盒走了。腰杆挺得笔直，步子迈得很大。
刘建林舒了口气，擦了擦额头的汗。
书萍却看着刘向荣的背影，直到他消失在棉帘子后面。这个老人，说话硬，规矩大，但不知怎的，她并不讨厌他。也许因为他真实，不装，不绕弯子。也许因为，他和她父亲是同一类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在这个时代里，努力保持着某种干净。
吃完饭，两人真去了东关。那是县城最热闹的地方，一条不长的街，两边都是铺面：国营饭店、供销社、理发店、裁缝铺……街边还有些零散的摊子，卖菜的，修鞋的，补锅的。
他们在街口站了一会儿，观察。早上七八点，正是上班的时候，人很多，自行车铃声响成一片。国营饭店门口排着长队，人们搓着手，跺着脚，不时朝店里张望。
“看见没？”刘建林低声说，“国营饭店就那点东西，还死贵。一碗糊辣汤一毛五，肉夹馍两毛，还得要粮票。咱们要是做，便宜点，不要粮票，肯定有人买。”
书萍点点头。她注意到，街角有个空档，正好能支个摊子。旁边是个修自行车的，老师傅正蹲在地上补胎，面前摆着个煤炉子，炉子上坐着水壶，噗噗冒着白气。
“去问问。”她说。
修车师傅姓赵，很和气。听说他们想在这儿摆摊，摆摆手：“摆呗！这儿没人管，只要别挡道就行。炉子？我有俩，借你们一个。煤？我这儿有，先用着。”
一切顺利得有些不真实。回去的路上，刘建林很兴奋，步子都轻快了。
“书萍，咱们肯定能行！”他推了推眼镜，镜片后的眼睛亮晶晶的，“我算过了，一斤肉能做二十个肉夹馍，一个卖一毛五，净赚一毛。糊辣汤一碗成本不到五分，卖一毛。一天卖五十个馍，五十碗汤，就是十二块五！一个月就是三百七十五！比我在化肥厂当临时工强多了！”
他说得很快，脸因为兴奋而泛红。书萍安静地听着，心里也在盘算。但她想得更细：肉从哪里进，面从哪里买，调料配比，炉子火候，下雨了怎么办，刮风了怎么办……
回到宿舍，两人就开始准备。刘建林去找他那个屠宰场的同学，书萍去粮站买面。粮站的人听说她要买五十斤面，多看了她两眼：“有粮票吗？”
“有。”书萍掏出早就准备好的粮票——那是母亲塞给她的，全家省了半年省出来的。
面很沉，五十斤，扛在肩上，压得她走路有些晃。但她一步一步，走得很稳。路上，有人指指点点，她装作没看见。
回到宿舍，刘建林也回来了，手里拎着一块猪肉，肥瘦相间，看着很新鲜。
“我同学给的，内部价，比市面上便宜两毛。”他有些得意。
书萍检查了肉，点点头：“挺好。”
下午，两人忙开了。和面，剁肉，熬汤。小小的屋子里，很快弥漫开面粉的香味，肉的香味，还有各种调料混合在一起的、复杂的香气。
书萍系着围裙，袖子挽到手肘，露出两截白皙的小臂。她揉面的动作很熟练，这是从小跟母亲学的。面要和得软硬适中，要醒够时间，烙出来的馍才外酥里嫩。肉要剁得细，但不能太碎，要有嚼头。汤要熬得久，骨头里的精华都要熬出来，最后勾芡，要稠而不腻。
刘建林在一旁打下手，递东西，看火，不时推推眼镜，惊叹：“书萍，你真是干什么像什么。”
书萍没说话，专注着手里的活。额头上出了细汗，她用手背擦了擦，在脸上留下一道白印子。刘建林看见了，想笑，又忍住，只是目光在她脸上多停了几秒。
傍晚，第一锅馍出锅了。白胖胖的，散发着麦香。书萍掰开一个，递给刘建林：“尝尝。”
刘建林接过去，咬了一大口，烫得直吸气，但眼睛亮了：“好吃！真好吃！”
书萍自己也尝了一口。确实不错，外皮酥脆，里面松软，是她想要的口感。
汤也熬好了，盛在铁锅里，咕嘟咕嘟冒着泡。书萍舀了一勺，吹凉，尝了尝。咸淡适中，胡椒味够劲，喝了浑身暖。
“成了。”她说。
刘建林看着她，忽然笑了。不是平时那种拘谨的笑，是真正的、舒展的笑，露出一口白牙。
“书萍，”他说，“咱们肯定能行。”
窗外，天已经黑了。远处传来零星的鞭炮声——快过年了。屋里，炉火正旺，汤锅咕嘟，新烙的馍在案板上冒着热气。这个简陋的、十五平米的家，第一次有了温度。
书萍看着跳跃的炉火，想起母亲塞给她的那个红布包，想起父亲佝偻的背，想起刘向荣那双锥子似的眼睛，想起麦场上那个戴眼镜的、和她讨论《红与黑》的青年。
她忽然觉得，这条路，也许真的能走下去。
夜深了。两人收拾完，洗了手，面对面坐在桌边。桌上摊着一张纸，刘建林在算账：面粉多少钱，肉多少钱，煤多少钱，调料多少钱……铅笔在纸上划出沙沙的声音。
书萍静静听着，不时补充一句。她的目光偶尔飘向窗外，雪又开始下了，细细密密的，在路灯的光晕里旋转，落下。
算完账，刘建林抬起头，推了推眼镜：“书萍，明天……”
“明天我去。”书萍接过话，“你再去弄点肉，顺便看看能不能弄点骨头，熬汤用。”
“好。”
短暂的沉默。炉子里的煤块啪地响了一声。
“书萍，”刘建林又开口，声音有些迟疑，“你……后悔吗？”
书萍看向他。灯光下，他的脸显得很年轻，眼镜片后的眼睛清澈，带着一点点不安，一点点期待。
“不后悔。”她说，声音很轻，但很清晰。
刘建林笑了，这次是如释重负的笑。他伸出手，握住她的手。他的手心有些湿，是汗，但很暖。
“我也是。”他说。
窗外，雪下得更大了。纷纷扬扬的，要把整个世界都覆盖。但屋里很暖，炉火正旺，新的一天，就在这漫天大雪中，静静地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