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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春，书萍真去了农技站。
天还没亮透，她就把头天晚上烙的馍用布包好，揣进怀里。馍是凉的，硬邦邦的，但能顶饿。又灌了一军用水壶的开水，壶是刘建林当兵时的旧物，绿漆掉得斑斑驳驳。出门前，她对炕上的刘建林说：“我去趟县里，晚点回。”
刘建林半靠在炕头，腿上盖着那条补丁摞补丁的毯子。他最近头疼发作得少了些，但人更沉默了，常常一坐就是半天，看着窗外出神。听见书萍的话，他转过脸，眼睛在晨光里显得浑浊。
“去……哪儿？”
“农技站。问问苹果树的事。”
刘建林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点点头：“路上……当心。”
三十里路，书萍是走着去的。柏油路只通到镇上，剩下的十几里是土路。开春的土路还没干透，踩上去软塌塌的，粘鞋。她走得很快，步子迈得大，像在跟谁较劲。路两边的麦田返青了，绿茸茸的一片，在晨风里泛着细浪。远处，秦岭的轮廓是青灰色的，山顶还积着点残雪，在朝阳下闪着冷冽的光。
到农技站时，已经快中午了。是个不大的院子，两排平房，墙上刷着白灰，写着褪色的标语：“科学种田，亩产过千”。院子里停着几辆自行车，车把上挂着帆布包，是技术员下乡用的。
书萍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理了理头发。头发是用一根黑色橡皮筋扎在脑后的，碎发被汗粘在额头上。她抹了把脸，走进去。
第一个办公室，门开着，里面坐着个年轻人，正埋头看报纸。听见脚步声，抬起头，看见是个农妇，又低下头去。
“同志，”书萍开口，声音有点干，“我想问问……苹果树咋种。”
年轻人头也不抬：“去资料室，那儿有书。”
“书……我看不懂。”书萍说，顿了顿，“我想问问，坡地，石头多，能种不？”
年轻人这才又抬起头，打量她。目光在她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上停了一下，在她手上——那双满是老茧、裂着口子的手上停了一下，然后移开。
“坡地种苹果？开玩笑呢。”他嗤笑一声，“苹果树要水，要肥，要平地。坡地？种了也白种。”
书萍站着没动。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照着她半边脸，能看见细小的灰尘在光柱里飞舞。
“书上说，”她又开口，声音很平，“有的品种耐旱，耐瘠薄。”
年轻人愣了一下，推了推眼镜：“你……还看书？”
“看一点。”
短暂的沉默。年轻人放下报纸，站起来，走到门口，朝走廊那头喊：“老张！老张！这儿有个……同志，问苹果树！”
被叫做老张的是个中年人，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手里端着个搪瓷缸子，缸子上印着红字：“农业学大寨”。他走过来，上下看了看书萍。
“你要种苹果？”
“嗯。坡地，三亩。石头多。”
老张喝了口茶，咂咂嘴：“坡地种苹果，不是不行，但难。得选对品种，秦冠可以试试。还得改土，施底肥，修梯田。投入大，见效慢，你想好了？”
“想好了。”书萍说，从怀里掏出个小本子，是刘建林用过的作业本，翻到空白页，又掏出一截铅笔头，“您说，我记。”
老张又看了她一眼，这次目光里多了点东西。他转身进办公室，拿了本书出来——《北方果树栽培技术》，封皮都磨毛了。
“这个，你先看。看不懂的，再来问。”他把书递给书萍，又补充一句，“押金五块。书不能弄坏，不能弄丢。”
书萍接过书，沉甸甸的。她翻开，里面是密密麻麻的字，还有插图。她小心翼翼地把书抱在怀里，又从贴身口袋里掏出个手绢包，一层层打开，数出五块钱——是她攒了三个月的鸡蛋钱。
“谢谢您。”她说，鞠了个躬。
老张摆摆手：“下回来，带点你地里的土。我看看。”
回去的路，似乎比来时长。
书萍走得很慢，一手抱着书，一手拿着水壶。太阳西斜了，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瘦瘦的，在土路上移动。怀里的书很沉，但心里更沉。老张的话在脑子里打转：改土，施肥，修梯田……哪一样都要钱，要力气。而他们，两样都缺。
路过镇子时，她在供销社门口停了停。橱窗里摆着新到的苹果，红彤彤的，在玻璃后面泛着诱人的光。标签上写着：秦冠苹果，一斤四毛。
四毛。一斤苹果，能换两斤白面。如果她的三亩坡地都种上，五年后，一年能收几千斤……她不敢往下想。
回到家，天已经黑了。屋里点着煤油灯，志丹在灶前烧火，志弘在写作业。刘建林还坐在炕上，保持着早晨的姿势，像一尊泥塑。
“回来了？”他问，声音有些飘。
“嗯。”书萍把书小心地放在桌上，脱了鞋，上炕，盘腿坐在他对面。她的脚磨出了泡，一走就疼，但她没吭声。
她从怀里掏出那个凉透了的馍，掰了一半递给刘建林。刘建林接过，慢慢地嚼。灯光下，他的脸是青灰色的，颧骨高高地凸出来，眼睛陷在深深的眼窝里。
“问到了。”书萍说，咬了一口馍，很硬，得就着水才能咽下去，“能种。但难。”
她把老张的话复述了一遍。说得很慢，很详细，每个字都像在嘴里咀嚼过。刘建林安静地听着，眼睛看着煤油灯跳动的火苗，脸上的表情没什么变化，但书萍看见，他的手，在毯子下，慢慢地握成了拳。
“要多少钱？”他问。
“不知道。但……不少。”书萍喝口水，把最后一口馍咽下去，“我想先试一亩。种五十棵苗。一棵苗，得好几块。”
沉默。只有灶膛里柴火噼啪的响声，和志弘铅笔划过纸面的沙沙声。
“那就试。”刘建林说，声音很轻，但很清晰。
书萍看向他。
“试一亩。”刘建林转过脸，看着她，眼睛在昏暗的灯光里，亮得惊人，“钱，我去借。力，你出。成了，再扩。不成……也就一亩。”
他说得很慢，每个字都像从胸腔里挤出来的，但很稳，很沉。这是出事以来，他第一次，用这种语气说话。不是自怨自艾，不是听天由命，而是思考，是决断。
书萍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点点头。
“好。”
树苗是半个月后拉回来的。
五十棵，捆成两捆，用稻草裹着根。是刘建林托铁柱去市里的苗圃买的，一棵两块五，一共一百二十五块。钱是刘建林去借的——他拄着棍，一家一家地走。村里人看见他，眼神复杂，但听说是要种苹果树，大多还是借了。十块，二十块，最多的一家借了五十，是村东头的李木匠，当年刘向荣救过他的命。
树苗拉回来那天，村里人都来看。五十棵小树苗，蔫头耷脑的，根上还带着土。王寡妇嗑着瓜子，站在人堆里，声音尖利：“哟，还真要种金元宝呢？这破地，能长出个啥？”
没人接话。但目光都盯着那两捆树苗，和站在苗前的书萍。
书萍没理会，蹲下身，解开稻草，仔细检查每棵苗的根。根是好的，白生生的，有须。她按照书上说的，挑了最壮的二十棵，准备先种。剩下的三十棵，用湿土假植在院角，等第一茬活了，再种。
第二天，天不亮，书萍就扛着镢头上了坡地。
修梯田。这是第一步，也是最难的一步。坡地是斜的，水土留不住，必须先修成一层一层的台阶。她一个人，一镢头一镢头地挖，把高处的土刨下来，填到低处。然后垒埂，用挖出来的石头，一块一块地垒，垒成一道矮墙，挡住土。
这是个力气活，也是技术活。埂要垒得结实，不然一场雨就冲垮了。书萍没干过，就照着书上说的，又去问了村里会垒埂的老人。老人姓陈，七十多了，背驼得像张弓，但手上有功夫。他拄着拐棍到地头，看了半天，吐了口痰。
“丫头，你这不行。石头要咬茬，大石垫底，小石填缝。土要夯实，一层土一层水，夯三遍。”
书萍按他说的做。大石头，她一个人搬不动，就用撬棍撬，一点一点地挪。小石头，用手捡，一块一块地码。土夯实，没有夯，就用脚踩，一遍，两遍，三遍。脚踩肿了，手磨破了，但埂一点点垒起来，像一道蜿蜒的、土黄色的长城。
刘建林也来。他干不了重活，就坐在地头，用那只还能动的右手，把小的石块挑出来，堆成一堆。或者用葫芦瓢，从下面的水沟里舀水，一点一点地洒在刚垒好的埂上，让土沉实。
志丹和志弘放学了也来。志丹用铁锨帮妈妈铲土，志弘用小筐抬石头。两个孩子，小脸晒得黑红，手上也磨出了泡，但一声不吭，只是埋头干。
一家四口，在那三亩坡地上，从清晨干到日暮。春天的太阳已经很毒了，晒得人头皮发烫。汗水流进眼睛里，辣得睁不开。背上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结出一圈圈白色的盐渍。
村里人路过，有的摇头，有的撇嘴，也有的，会停下来，看一会儿，然后叹口气，走开。
只有老支书，每天傍晚会来转转，背着手，不说话，只是看。看了几天，他回家扛了把铁锨，也加入了。老爷子六十多了，但力气还在，一锨土甩出去，又高又远。
“叔，不用……”书萍喘着气。
“闭嘴，干你的。”老支书头也不抬。
第一道梯田修好，用了整整十天。十天后，书萍站在地头，看着那一层平整的、被石埂围起来的土地，在夕阳下泛着油亮的光。风吹过，新翻的泥土味扑面而来，腥的，涩的，但充满生机。
她弯下腰，捧起一把土。土是松软的，温热的，在她手心里，沉甸甸的。
“成了。”她说，声音是哑的。
刘建林拄着棍走过来，也看着那片地。看了很久，他慢慢蹲下，用那只还能动的手，也抓起一把土，紧紧握住。
栽树那天，是谷雨。
老张从农技站来了，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个布兜，里面是仪器。他先取了土样，又测了坡度，最后才点头：“能栽了。”
书萍按照书上说的，挖坑。坑要深，要宽，底部要松土。每个坑里，要施底肥——是家里攒了半年的粪，和人尿、草木灰混在一起，沤了又沤，黑乎乎的，冒着热气。
“肥要足，树才长得旺。”老张蹲在坑边，抓了把肥，闻了闻，“嗯，沤得不错。”
书萍一棵一棵地栽。把树苗放进坑里，扶正，填土。填一层，踩实一层，再填。最后浇定根水，水要浇透，直到坑里的水不再往下渗。
二十棵树苗，栽了整整一天。栽完最后一棵，太阳已经落山了。西天一片火烧云，红得惨烈，把整个塬，整个坡地，和那二十棵小小的、挺立的树苗，都染成了血色。
老张站起来，捶了捶腰：“行了。能不能活，看它们的造化了。”
书萍没说话，只是看着那些树苗。瘦瘦的，光秃秃的，在晚风里轻轻摇晃。每一棵，她都系了根红布条——是从旧衣服上撕下来的，在枝头飘着，像一个小小的、倔强的旗帜。
“谢谢您。”她对老张说，深深鞠了一躬。
老张摆摆手，推起自行车：“下个月我再来看看。对了，你地里的麦子，有病虫害了，得打药。”
书萍心里一紧。麦子是她家的口粮，不能出事。
“啥病？”
“看样子是锈病。叶子发黄，有红褐色的粉，是不是？”
书萍点头。她早就注意到了，但不知道是什么病，更不知道咋治。
“去买粉锈宁，按说明打。记住，打药要戴手套，戴口罩，打完要洗手。”老张蹬上车，又回头，“你那本栽培书，看到第几章了？”
“看到病虫害防治了。”书萍老实说，“但……有些字不认识。”
“下次来，我给你标拼音。”老张说完，蹬着车走了，背影在暮色里渐渐模糊。
粉锈宁很贵，一小包就要三块钱。书萍咬了咬牙，买了。又借了邻居的喷雾器，是那种手压式的，铁皮桶，背在背上，沉甸甸的。
打药要在清晨，有露水的时候，药才能粘在叶子上。书萍天不亮就下地，背上喷雾器，一手压气，一手举着喷杆。药水喷出来，形成细细的雾，在晨光里泛着七彩的光。味道刺鼻，呛得人直咳嗽。她戴着破口罩——是刘建林用过的，洗得发白，但挡不住那股化学品的味道。
一亩麦子，打了整整一上午。打完，她浑身都湿透了，不知是汗水还是药水。手被药水烧得发红，起了小泡，火辣辣地疼。但她没停，收拾了家伙，回家做饭。
下午，她又去了地里。这次是去看那些苹果树。二十棵小树，在春风里挺着，有几棵已经冒出了嫩芽，绿绿的，怯生生的。她蹲下来，一棵一棵地检查，看有没有虫子，看土干不干。土干了，她就从下面的水沟里挑水，一担一担地挑上来，浇在树根周围。
挑水是个重活。坡地陡，担着水往上走，一步一滑。扁担压在肩上，磨得生疼。但她咬着牙，一担，两担，三担……直到每棵树的根部都浇透。
晚上，在煤油灯下，她给手上药。手被药水烧得脱了皮，红彤彤的，像煮熟的虾。刘建林看着，不说话，只是把药膏挤在手指上，一点一点给她涂。他的动作很轻，很慢，但手是抖的。
“疼吗？”他问，声音是哑的。
“不疼。”书萍说，看着他低垂的头，花白的头发在灯光下格外刺眼，“树活了。二十棵，都发芽了。”
刘建林抬起头，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很慢、很慢地，点了点头。
第一年，二十棵苹果树，活了十八棵。
死的那两棵，是栽的时候根伤了，书萍挖出来看，根已经烂了。她没扔，把枯死的树苗拿回家，劈了，当柴烧。火很旺，噼啪作响，她盯着那火，看了很久。
活下来的十八棵，长势很好。春天开花，粉白粉白的一树，像落了一场雪。书萍每天都要去看，看花，看叶，看有没有虫子。她按照书上说的，疏花——花太密了，果子长不大，要掐掉一些。她舍不得，但狠着心掐了。又按照老张教的，在树干上刷石灰水，防虫，防冻。
夏天，果子结出来了。小小的，青涩的，藏在叶子下面。书萍数了数，最多的一棵结了二十几个，最少的一棵也有七八个。她像照顾孩子一样照顾这些果子，施肥，浇水，除草。地里的草，她不用锄头，用手拔，怕伤了树根。
麦子也收了。因为打了药，锈病控制住了，亩产有三百来斤，虽然不多，但够一家人吃到来年夏天。打麦那天，村里人都来帮忙。这是规矩，谁家打麦，邻居都来，今天帮你，明天帮我。男人们扬场，女人们装袋，孩子们在麦堆里打滚。金色的麦粒在阳光下飞舞，空气里弥漫着新麦的香气。
王寡妇也来了，不干活，就站在树荫下嗑瓜子，眼睛却时不时瞟向坡地那边。苹果树已经长得有半人高了，枝叶茂盛，绿油油的一片，在黄褐色的坡地上，格外显眼。
“哟，书萍，你那金元宝，还真结出果子了？”她阴阳怪气地说。
书萍正在捆麦秸，头也不抬：“结了。不多，尝尝鲜。”
“能好吃吗？这破地长的。”
“不知道。等熟了，您尝尝。”
王寡妇被噎了一下，撇撇嘴，扭着腰走了。
老支书蹲在麦堆旁，抽着旱烟，看着书萍忙碌的背影，对旁边的人说：“这女子，是个人物。”
秋天，苹果熟了。
不大，但红彤彤的，挂在枝头，像一个个小灯笼。书萍小心翼翼地摘下来，装了半筐。她挑了最大最红的几个，用衣襟擦了擦，递给志丹和志弘。
“尝尝。”
志丹咬了一口，眼睛亮了：“妈，甜！”
志弘也咬了一大口，汁水顺着嘴角流下来：“真甜！比供销社的还甜！”
书萍自己也拿起一个，咬了一口。脆，甜，带着一点恰到好处的酸。汁水在嘴里爆开，顺着喉咙流下去，一直甜到心里。
她看着剩下的苹果，在筐里堆成小山，红艳艳的，在秋日的阳光下，闪着诱人的光。十八棵树，一共摘了一百来斤。她留了二十斤，自家吃，送人。剩下的八十斤，她决定去镇上卖。
第一次卖苹果，书萍起了个大早。苹果用筐装着，盖上干净的布。她挑着担子，步行去镇上。十五里路，担子压在肩上，沉甸甸的，但心里是满的，是实的。
镇上逢集，人很多。书萍在街边找了块空地，放下担子，掀开布。红艳艳的苹果露出来，立刻吸引了目光。
“苹果咋卖？”
“三毛一斤。”书萍说，这是她打听过的价钱，比供销社便宜一毛。
“这么贵？供销社才四毛。”
“您尝尝。”书萍拿起一个，用小刀削了一小块，递给问话的大婶。
大婶接过，放进嘴里，嚼了嚼，眼睛亮了：“嗯，甜！脆生！来二斤！”
有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八十斤苹果，不到一上午就卖完了。书萍数了数钱，二十四块。去掉买树苗、买肥料的成本，净赚了十几块。
十几块，不多。但这是从这片被所有人认为“种不出东西”的坡地上，长出来的钱。是她用汗水，用血泡，用无数个不眠的夜晚，从土地里刨出来的希望。
回家的路上，书萍走得很轻快。秋风很凉，但她的心是热的。路过供销社时，她走进去，用卖苹果的钱，买了一斤五花肉，一包水果糖，还有一本新的笔记本。
晚上，一家人围坐在炕桌前。肉炖了白菜，香喷喷的，热气腾腾。水果糖一人一块，含在嘴里，甜得眯起眼。书萍拿出那本新笔记本，翻开第一页，用钢笔写下：
“一九九五年，苹果树第一年挂果。十八棵，产一百零三斤。卖得二十四元。成本：树苗一百二十五元，肥料三十元，药五元。亏一百三十六元。但树活了，明年会更多。”
她写得很认真，字迹工整，一笔一划。写完了，她把笔记本递给刘建林。
刘建林接过，看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看着她。灯光下，他的眼睛是湿的，但嘴角，是弯的。
“书萍，”他说，声音是哑的，但带着笑，“咱们……成了。”
书萍也笑了，很淡的一个笑，但眼睛亮晶晶的，像蓄满了星光。
窗外，秋风呼啸，吹得窗户纸哗啦哗啦响。但屋里，炉火正旺，锅里炖着肉，孩子们含着糖，笔记本上记着希望。这个曾经破碎的、摇摇欲坠的家，正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重新扎根，生长，像那些苹果树一样，在石缝里，在风沙中，倔强地，开出花，结出果。
而这才只是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