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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像黄浦江的水，看着波澜不兴，实则一刻不停地流走了。
转眼，书萍和刘建林在上海住了一年多。日历从2014年翻到2015年，又从2015年翻到2016年。时间在城市里过得快，快得没有痕迹——没有春耕秋收的节点，没有苹果花开花落的标记，只有空调从制冷跳到制热，衣柜里的衣服从薄换到厚，又换回薄。
书萍学会了在城市里生存。
她知道几点去菜场最新鲜，知道哪家超市的鸡蛋便宜，知道哪个APP买菜能送上门。她习惯了用手机支付，习惯了坐地铁——虽然只敢坐那固定的几站，去固定的几个地方：超市、菜场、社区医院。她甚至能用简单的上海话跟摊主讨价还价：“便宜点呀，老主顾了。”
但学会生存，不等于学会生活。
生活是有根的。而她的根，不在这里。
小区里有很多像她这样的老人。来自天南地北，被儿女接到上海。他们聚在花园里，晒太阳，聊天，带孩子。说的都是普通话，但口音五花八门：东北的豪爽，四川的泼辣，江苏的绵软。聊的内容也差不多：儿女的工作，孙辈的学习，哪里的菜便宜，哪种保健品有效。
书萍试着融入。她坐在长椅上，听他们聊天。有人说儿子在陆家嘴上班，年薪百万。有人说女儿嫁得好，亲家是大学教授。有人说孙子考上了重点小学，光赞助费就二十万。
“你家志弘呢？”有人问书萍。
“在张江，搞电脑的。”书萍说。
“张江好啊，高科技。我儿子也在那儿，天天加班，钱是多，就是不着家。”另一个老太太接话，“你媳妇呢？做啥的？”
“在银行。”书萍说。
“银行好，稳定。我媳妇也在银行，桂圆，累是累点，但福利好。”
书萍点点头，不再说话。她不知道“桂圆”是什么，也不好意思问。她只是听着，偶尔附和地笑一笑。但她的笑是浮在脸上的，不达眼底。她心里想的，是北塬的苹果该疏果了，是合作社的冷库该检修了，是王寡妇上次说，今年春天有倒春寒，花冻掉不少。
她想说这些，但张了张嘴，又咽回去了。她知道，这里没人听得懂。苹果疏果？冷库检修？倒春寒？这些词，离他们太远了。他们的世界是股票、房价、补习班、出国旅游。
有一次，一个老太太说起老家拆迁，分了三套房。“这辈子值了，给孩子减轻多少负担！”
书萍脱口而出：“那地呢？地没了，以后吃啥？”
话一出口，大家都愣住了。半晌，有人笑起来：“哎呀，现在谁还种地啊？买着吃多方便！拆迁了好，住楼房，干净。”
书萍也笑了笑，没再争辩。但她心里有个声音在说：地没了，根就没了。住再高的楼，也是飘着的。
她越来越沉默。大多数时候，她只是坐着，看花园里的花。花园打理得很好，四季有花。春天是玉兰和樱花，夏天是月季和栀子，秋天是桂花和菊花，冬天是腊梅。花是物业种的，园丁定期修剪、浇水、施肥，开得整整齐齐，漂漂亮亮。
但书萍总觉得，这些花没有灵魂。它们不靠自己挣命，不经历风吹雨打，不担心干旱虫害。它们只是被种在那里，按时开花，按时凋谢，完成一种装饰的使命。
不像她地里的野花。荠菜开小白花，苦苦菜开小黄花，蒲公英开小绒球。它们从石缝里钻出来，从田埂上冒出来，不讲究姿态，不讲究颜色，但活得泼辣，活得理直气壮。
她开始避开人群，选择在清晨或傍晚，别人吃饭、带孩子的时段，独自在花园里散步。清晨有露水，傍晚有凉风，人少，安静。她可以慢慢地走，细细地看。
看蚂蚁搬家，看蜗牛爬行，看一片叶子从枝头落下。这些微小的、缓慢的、被城市忽略的生命迹象，让她感到一种熟悉的平静。
她也认识了一个“同类”。
是个老爷子，姓陈，浙江人。儿子是做外贸的，常年在国外，把他接来上海。他比书萍大几岁，背有些驼，但精神很好。他不爱扎堆聊天，总是一个人，拿个小马扎，坐在小区最角落的一棵香樟树下，一坐就是半天。
书萍第一次见他，他正蹲在地上，用一根树枝，专注地扒拉着什么。她走过去看，是在看蚂蚁。
“你看，”老爷子没抬头，指着地上，“这只蚂蚁，搬的米粒比它身体还大。但它不肯放弃，一点一点挪。已经挪了十分钟了，从那儿，挪到这儿。”他用树枝划了一条线，也就一尺长。
书萍蹲下来，也看。那只蚂蚁确实执着，米粒掉了，捡起来，继续搬。路上有石子，绕过去。有沟，爬过去。
“它在回家。”老爷子说，“家里有等着吃饭的。再重，再难，也得搬回去。”
书萍心里一动。她看着那只蚂蚁，忽然想起了很多年前，她背着沉重的化肥，走在陡峭的坡地上。汗流进眼睛，蛰得生疼，腿像灌了铅，但不敢停。家里有等着吃饭的爹，有等着钱上学的弟弟妹妹。
“人有时候，不如蚂蚁。”老爷子叹口气，站起来，拍拍腿上的土，“蚂蚁知道自己要干啥，该干啥。人活到我这岁数，反倒不知道了。”
书萍也站起来。两人对视了一眼，没说话，但好像什么都说了。
后来，他们常在那个角落“偶遇”。不多说话，有时点点头，有时一起看会儿蚂蚁，看会儿云。陈老爷子偶尔会带点自家做的小点心，桂花糕，或者酒酿饼，分给书萍。书萍也会从阳台摘点小葱、香菜，洗干净，用塑料袋装着，带给他。
“自己种的？”老爷子闻了闻，“香，是老家带来的种子吧？”
“您怎么知道？”
“这味儿不一样。”老爷子眯起眼，“城里的菜，水滋滋的，没魂。你这菜，有魂。”
书萍笑了。这是她来上海后，第一次有人懂她的菜。
有一天，陈老爷子没来。第二天也没来。书萍问了物业，才知道老爷子住院了。脑梗，送得及时，没大事，但得休养。
书萍想去看他，但不知道医院在哪儿，也不知道病房号。她问物业要了他儿子的电话，打过去，是个很客气但很疲惫的声音：“谢谢阿姨关心，我爸稳定了。您别跑了，医院远，您不熟悉。等他出院，再来看他。”
书萍挂了电话，心里空落落的。她想起老支书，想起合作社那些老伙计。在村里，谁家有人生病，不用招呼，一村子人都知道。这家送鸡蛋，那家送挂面，坐在炕头，说说话，宽宽心。人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
在这里，生病是关起门来的事。邻居不知道，知道了，也最多在微信上问一句，或者托物业带个果篮。那种推门就进、上炕就坐的热乎气，没了。
刘建林的状态，比书萍更糟。
他的腿，在上海的医院看了专家，做了更详细的检查。结论和县医院差不多：神经损伤，不可逆。康复训练只能维持，不可能恢复。专家开了更贵的药，安排了更先进的理疗仪。但效果，微乎其微。
他变得越来越沉默，越来越不爱动。除了每周两次被志弘推着去医院做康复，他几乎不出门。大部分时间，他坐在落地窗前那把特制的椅子上，看着窗外。
看什么？书萍问过他。
“看鸟。”他说。
小区花园里有鸟，麻雀，白头鹎，偶尔有喜鹊。它们停在树上，地上，叽叽喳喳，跳来跳去。刘建林能看一整天。
书萍知道，他不是在看鸟。他是在看那些鸟的翅膀。看它们能飞，能跳，能去任何想去的地方。而他自己，被禁锢在这把椅子上，禁锢在这二十八层的高空里。
有一次，书萍推他下楼晒太阳。在花园里，一只麻雀蹦蹦跳跳，离他们很近。刘建林忽然伸出手，想去抓。麻雀“扑棱”一下飞走了，落在不远处的枝头，歪着头，好奇地看着他。
刘建林的手停在半空，很久，才慢慢放下。他什么也没说，但书萍看见，他的眼圈红了。
那天晚上，书萍帮他洗脚。他的脚，因为常年不活动，有些浮肿，皮肤苍白，没有血色。书萍仔细地搓着，按摩着，像对待婴儿。
“萍啊，”刘建林忽然开口，声音沙哑，“我想回北塬。”
书萍的手顿了顿，没抬头：“回去干啥？这儿看病方便。”
“方便有啥用？”刘建林说，“治不好。在这儿，我像个废人。回去，我还能在院子里坐坐，看看天，看看地。在这儿，我只能看天，地都看不全。”
书萍没说话，继续搓脚。水有点凉了，她添了点热水。
“我知道，志弘孝顺，想让我们享福。”刘建林继续说，“可这福，我享不来。这儿啥都好，就是……心里空。空得发慌。”
书萍擦干他的脚，涂上润肤霜。他的脚冰凉，像怎么也捂不热。
“等开春吧。”书萍说，声音很轻，“开春了，我推你出去，多走走。听说江边有公园，大，有树，有风。”
刘建林“嗯”了一声，不再说话。但书萍知道，他没被说服。他的心，早就飞回北塬了。飞回那个有风、有土、有苹果树香味的院子里了。
志弘很忙，越来越忙。他升职了，管的人多了，责任大了，回家越来越晚。有时书萍睡了，他才回来。有时书萍醒了，他已经走了。母子俩见面，多在周末，但周末他也常抱着电脑，电话一个接一个。
苏晴更忙。她升了支行副行长，应酬多，出差多。家里常常是书萍和刘建林两个人，守着偌大的房子，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书萍努力把日子填满。她报名了社区老年大学的书法班，一周一次。老师是退休的中学老师，很和气，教他们握笔，运腕，写横平竖直。书萍学得很认真，但她的手，握惯了锄头，拿惯了剪刀，拿起细细的毛笔，总是不听使唤。写出来的字，笨拙，僵硬，没有灵气。
有一次，老师让大家写“福”字。其他老人都写得圆润饱满，喜气洋洋。书萍写的“福”，左边“示”字旁像根棍子，右边“畐”字歪歪扭扭，像个站不稳的人。
老师看了，笑着说：“李阿姨，您这字，有风骨。”
书萍知道老师在安慰她。她看着自己写的“福”，忽然想起父亲的字。父亲没上过几天学，但字写得好，有力，有劲，像他的人。他最爱写“人”字，一撇一捺，顶天立地。
她放下笔，没再继续。她知道，有些东西，是学不来的。就像这片土地长不出苹果树，她的手里，也写不出那种圆润的、讨喜的“福”。
她也试过跳广场舞。花园里每天晚上都有一群老太太跳舞，音乐震天响，动作整齐划一。书萍站在队伍最后，跟着比划。但她手脚不协调，总是慢半拍。别人往左，她往右。别人抬手，她踢腿。跳了几次，她就不去了。不是怕人笑话，是觉得没意思。那舞蹈，那音乐，热闹是热闹，但进不到心里去。
她最自在的时候，还是在阳台上，侍弄她的那些菜。
阳台成了她的王国。花盆从几个发展到几十个，从窗台摆到角落，郁郁葱葱一片。除了葱蒜辣椒，她还种了小番茄、黄瓜、生菜，甚至尝试种了一棵矮化的苹果树苗——是托王寡妇从北塬寄来的枝条，她试着嫁接的，居然活了。虽然只有一尺高，但抽了新芽，绿莹莹的，看着就让人欢喜。
她给每一盆植物都起了名字。那盆长势最好的小葱叫“大壮”，那盆总招虫子的生菜叫“娇气”，那棵苹果树苗，她叫它“北北”。
刘建林是她的“军师”。他坐在轮椅上，指挥她浇水、施肥、捉虫、剪枝。他眼睛毒，哪片叶子黄了，哪根茎细了，他一眼就能看出来。
“水多了，根要烂。”
“这盆缺肥，叶尖发黄。”
“有蚜虫了，用烟丝水喷。”
书萍就照他说的做。两人配合默契，像当年在果园里。不同的是，那时刘建林是主力，她是帮手。现在，她是主力，他是军师。
小小的阳台，成了他们在上海最踏实的角落。这里，泥土是真的，生长是真的，收获是真的。掐一把小葱，打两个鸡蛋，炒一盘金黄的葱炒蛋。摘两根黄瓜，拍碎了，蒜泥醋汁一拌，就是一道爽口凉菜。虽然只有一点点，但吃到嘴里，是家乡的味道，是活着的味道。
变故发生在2016年春天。
先是陈老爷子去世了。脑梗复发，没抢救过来。书萍知道消息时，老爷子已经火化了。他儿子回来处理丧事，匆匆忙忙，在小区里碰到书萍，也只是点点头，说了句“谢谢关心”，就擦肩而过。
书萍站在那棵香樟树下，站了很久。树下空荡荡的，小马扎不见了，只有落叶。蚂蚁还在搬东西，忙忙碌碌，不知道那个常来看它们的老人，已经不在了。
她想起老爷子说的话：“人有时候，不如蚂蚁。”
是啊，蚂蚁搬完米粒，能回家。人呢？从哪里来，回哪里去？陈老爷子回了浙江，还是永远留在了上海这个他始终不熟悉的地方？
书萍不知道。她只觉得心里堵得慌，像压了块石头。
紧接着，刘建林出事了。
那天天气很好，阳光明媚。书萍推他去江边公园散步。公园很大，沿江而建，柳树发了新芽，嫩绿嫩绿的。江上有船，鸣着汽笛。很多人在散步，跑步，放风筝。
刘建林心情似乎好了些，指着江面上的海鸥，让书萍看。书萍推着他，沿着步道慢慢走。走到一处下坡，轮椅的刹车大概没锁死，也可能是因为坡陡，忽然往前滑去。
书萍惊叫一声，用力拉住扶手，但轮椅太重，惯性太大，她脚下一绊，摔倒在地。轮椅继续往前滑，速度越来越快，直冲向步道边的栏杆。
“建林！”书萍魂飞魄散，爬起来去追。
就在这时，一个正在跑步的年轻人冲过来，一把抓住了轮椅扶手，用力往后拽。轮椅在离栏杆不到半米的地方，硬生生停住了。
书萍扑到轮椅前，脸色煞白：“建林！你没事吧？啊？”
刘建林坐在轮椅里，脸也白了，但还算镇定。他摇摇头，想说什么，张了张嘴，却没发出声音。他的手紧紧抓着扶手，指节泛白。
那个年轻人喘着粗气：“阿姨，没事了，没事了。您看看，叔叔有没有伤着？”
书萍颤抖着手，检查刘建林的身上。还好，只是虚惊一场，没磕着碰着。但刘建林的眼神，让书萍心里一沉。那是一种死灰般的、毫无生气的眼神。刚才的惊恐过去后，剩下的只有深深的、无边无际的疲惫和……屈辱。
“谢谢，谢谢你小伙子。”书萍连连道谢。
年轻人摆摆手：“没事，应该的。阿姨，这段路坡陡，您小心点。要不我帮您推上去？”
“不用不用，我们自己能行。”书萍忙说。
年轻人又叮嘱了几句，才继续跑步离开。
书萍惊魂未定，推着轮椅，走到一处平坦的长椅边停下。她蹲在刘建林面前，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冰凉，还在微微发抖。
“没事了，啊，没事了。”书萍的声音也发颤。
刘建林看着她，看了很久，然后慢慢转过头，看着滚滚的江水。江风吹起他花白的头发，他脸上的皱纹，像干涸的土地，沟壑纵横。
“萍啊，”他开口，声音嘶哑得像破风箱，“咱们回家吧。”
“好，好，回家。”书萍连忙点头。
“我说的是，”刘建林转过头，看着她，一字一句地说，“回北塬的家。”
书萍愣住了。
“刚才，轮椅冲下去的时候，我在想，”刘建林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可怕，“要是就这么冲进江里，淹死了，也好。死了，骨灰还能顺水漂，漂到哪算哪。总比……总比困在这椅子上，困在这高楼里，困在这别人的地方，强。”
“你胡说啥！”书萍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不许胡说！”
“我没胡说。”刘建林笑了笑，那笑容比哭还难看，“萍，这一年多，我过得是啥日子，你清楚。我就是个累赘。你的累赘，志弘的累赘。在这儿，我出不了门，下不了楼，看个天，还得隔着这层玻璃。”他拍了拍轮椅扶手，“刚才那一下，我想明白了。我刘建林，就是死，也想死在自己家里。死在我那院子里，死在苹果树底下。不能死在这儿，死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
书萍哭得说不出话，只是死死抓着他的手，好像一松手，他就会消失。
“我知道，志弘孝顺，想让我们过好日子。”刘建林的声音低下去，带着一种近乎哀求的意味，“可这日子，对我来说，不是好日子。萍，我求你了，跟志弘说说，让他送我回去。我回去了，你还能在这儿陪他。我一个人回去就行，让铁柱，或者谁，时不时去看看我就行。我不想……不想连累你们了。”
“你闭嘴！”书萍猛地站起来，眼泪还挂在脸上，但声音斩钉截铁，“刘建林，我告诉你，你想都别想！你在哪儿，我在哪儿！北塬是家，上海就不是家了？志弘的家，不就是咱的家？”
“可这儿不是我的家！”刘建林也提高了声音，因为激动，脸涨红了，“我在这，喘气都不顺畅！我憋得慌！憋了两年了！我受够了！”
“那你就憋着！”书萍吼回去，“我陪你一起憋！要回一起回，要留一起留！你想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门都没有！”
两人瞪着对方，像两只愤怒的、绝望的困兽。江风呼呼地吹，吹干了书萍脸上的泪，也吹乱了刘建林花白的头发。
半晌，刘建林先泄了气。他低下头，肩膀垮下来，像个被戳破的气球。
“萍……我对不住你。”他声音哽咽，“对不住你，也对不住志弘。我这个爹，没用……”
“别说这些。”书萍蹲下来，用袖子胡乱擦了擦脸，也擦了擦他的脸，“没用的话，说了干啥。走，回家。回咱家。”
她站起来，绕到后面，推起轮椅。这一次，她检查了刹车，确认锁死了，才慢慢往前推。
夕阳西下，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轮椅的影子，人的影子，交织在一起，分不清彼此。
回家的路上，两人都没说话。但一种无声的默契，在空气中流动。有些东西，在刚才的争吵和眼泪中，破碎了。也有些东西，在破碎之后，重新凝固，变得更加坚硬。
那天晚上，书萍给志丹打了电话。没提白天的事，只是闲聊。聊着聊着，她问：“丹丹，你爸当年那院子，那几间老房，还空着呢吧？”
“空着呢。”志丹说，“咋了，妈？”
“没事，就问问。”书萍顿了顿，“钥匙……还在你那儿？”
“在啊。妈，你想回去看看？”
“嗯，有点想。”书萍的声音很轻，“你爸……也想。”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志丹的声音变得小心翼翼：“妈，是不是……在上海住不惯？我哥他……对你们不好？”
“没有，你哥好着呢。”书萍连忙说，“就是……就是想家了。人老了，就想老家。”
“那……等暑假，我带妞妞回去看看你们？或者，你们回来住段时间？”
“再说吧。”书萍说，“你忙你的，别操心我们。”
挂了电话，书萍走到阳台。夜幕降临，城市的灯光次第亮起，璀璨如星河。但那星光太密，太亮，让人看不见真正的星星。
她蹲下来，摸了摸那棵叫“北北”的苹果树苗。树苗又长高了一点，叶子在夜风中轻轻颤动。
“北北，”她轻声说，像是说给树苗听，也像是说给自己听，“你想家不？”
树苗不会回答。只有夜风，穿过高楼之间的缝隙，发出呜呜的声音，像是遥远的故乡，传来的叹息。
书萍抬起头，望向西北方向。虽然什么也看不见，但她知道，在那个方向，千里之外，是她的北塬，她的苹果园，她的根。
根在那里，人却在这里。中间隔着千山万水，隔着高楼大厦，隔着说不清、道不明的牵绊与无奈。
但根就是根。只要根还在，无论飘到哪里，心里总有一块地方，是实的，是热的，是能长出东西来的。
她拿起喷壶，给“北北”浇了水。水滴落在叶子上，滚来滚去，像泪，也像星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