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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是大庆油田发现的第二十五个年头，也是“铁人”王进喜逝世的第十四个春秋。此时的油田，已步入连续高产稳产的第九个年份，庞大的开发网络持续向旷野深处延伸。
在喇嘛甸油田，抽油机的身影愈发常见，它们矗立在原本牧草丰茂或庄稼繁茂的土地上。油田建设的浪潮席卷了这座小镇，使本就以草原为主的喇嘛甸镇耕地面积进一步地锐减。
吴怀民的一连串改革，像一阵强劲的春风，终于吹活了小镇上那四家奄奄一息的厂子。珍珠岩厂、酱菜厂、电器厂……机器重新轰鸣，不再是往日有气无力的喘息。厂区里堆积如山的废料和愁云一同消散，取而代之的是往来运输的车辆和工人们脸上久违的亮光。
工人们的生活眼见着实在地好了起来。以前端着空碗等饭吃的，如今每月领了工资，竟也能割肉打酒，给孩子添件新衣；以往在车间里磨洋工、躲懒散的，如今争着抢活儿干——奖金和工资实实在在挂上了钩，多流一滴汗，家里饭桌就能多一道菜。人们腰板挺直了，言语爽利了，连走路的步子都踏得格外响亮。
然而，一九八四年的喇嘛甸镇，机器的轰鸣终究只是辽阔原野上几处稀疏的声响。举目望去，无边的黑土地依然沉默地孕育着高粱与玉米，成群的牛羊依旧如散落的云朵，在草场上缓缓移动。绝大多数人，他们的悲喜、命运，仍然紧紧系在脚下的土地和蓄养的牲畜身上。工厂里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于整个小镇而言，如同投入湖中的几颗石子，涟漪漾开，却远未改变这面湖水的深邃底色。改革的光芒，率先照亮了工厂的院落，而院墙之外，依然延续着千百年来的春耕秋收、牧歌悠扬。 对于镇上绝大多数的农民和牧民而言，生存的危机与困境依然像头顶那片北方的天空，广阔而沉重。
一九八四年四月的一天，北方的风带着料峭的寒意卷起地面新翻的泥土气息。吴怀民独自一人走出喇嘛甸镇，前往让胡路区公干。一路上，黑土地辽阔而沉默，但地平线上却不断涌现出与这片土地古老节奏格格不入的新景象——高耸的抽油机如同钢铁的丛林，日夜不息地叩击大地，汲取着黑色的血液；远处，新建的厂房和住宅楼拔地而起，脚手架上忙碌的身影仿佛不知疲倦；运输车辆轰鸣着驶过，卷起漫天尘土，一切都沉浸在一种近乎沸腾的建设浪潮里。
这热火朝天的景象，没有让吴怀民感到兴奋，反而像一块巨石压在他的心头。他望着那一个个规律点头的“磕头机”，眼神复杂。他为这种蓬勃的发展感到震撼，但一想到喇嘛甸镇那四家刚刚喘过气来的小厂，以及墙外更多依旧在贫瘠土地上挣扎的农民和牧民，一种深切的无力感便悄然蔓延开来。他的改革，像是给一个久病之人喂下几口参汤，虽见了些起色，却远未能让其真正站立起来，融入眼前这奔涌向前的时代洪流。
办完区里的事务，日头已偏西。他难得有这样一段属于自己的清闲时光，便信步朝附近的儿童公园走去，试图让纷乱的思绪稍作沉淀。公园门口并不喧闹，几株新绿的老杨树在风中沙沙作响。然而，真正让他停住脚步、心神为之震撼的，并非园内的景致，而是公园旁那条延伸向远方的铁路线旁，巍然耸立的一座巨大钻塔。
那钻塔沉默地扎根在大地之上，在午后斜阳的照耀下，塔身泛着冷峻而威严的金属光泽。它那么高大，仿佛要刺破苍穹；又那么坚定，充满了征服自然的力量感。钻塔平台上忙碌的工人身影显得异常渺小，但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精准而充满目的性。
吴怀民就那样静静地站着，仰头凝视着这座代表工业力量的庞然大物。他听得见内燃机的低沉轰鸣，闻得到机油特有的气味，看得见阳光下熠熠生辉的钢架结构。忽然间，一个前所未有的、极其大胆的念头，如同一道强烈的闪电，毫无征兆地劈开了他心中的迷雾和困顿。
“我们……能不能也成立一支农民自己的钻井队？”
这个想法本身所带来的震撼，让他几乎能听到自己心脏剧烈搏动的声音。它不仅仅是一个念头，更像是一股汹涌的思潮，瞬间席卷了他的全部思绪——这思潮关乎他个人价值的再次突破，关乎成千上万农户家庭摆脱贫困的希望，关乎整个喇嘛甸乡镇面貌的彻底革新，甚至，也可能为让胡路区这片沸腾的土地，注入一股来自基层的、更加蓬勃的生机。
他仿佛看到，那钢铁的钻头，即将钻透的，不仅仅是深厚的地层，更是横亘在千百年来面朝黑土背朝天的农民命运面前的那道厚厚的障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