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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年初春，我提着一口褪了色的皮箱，站在北京站前广场上，茫然四顾。箱子里除了几件换洗衣裳外，便是塞得满满的书和稿纸，重得很，勒得手指头现出深红的印痕。
车站钟楼俯瞰着如蚁的人流，响着沉钝的钟声。这声音自半空压下来，竟使我有些惶惑。先前在县城，我也曾听过钟声，却无这般威严气象。广场上人声嘈杂，各色人等穿梭往来，有高声叫卖的小贩，有匆匆赶路的行人，亦有如我一般张皇四顾的乡下人。他们的面容上刻着各样的故事，而我则不过是这汪洋人海中的一滴罢了。
鲁迅文学院的通知书揣在内兜，已被汗水濡湿了边角。我时不时伸手去摸，生怕它生了翅膀飞去。录取通知是半月前到的，当时我正在田里帮父亲干农活，邮差在田埂上喊我的名字，我将工具往泥里一插，赤脚就奔过去。拆信时手指有些发抖，掌上的泥浆从指缝间簌簌落下。父亲不识字，只蹲在一旁抽烟，待我念完，他沉默半晌，忽然起身拍了拍裤腿：“去吧，家里有我。”
此刻站在北京的土地上，想起父亲那句话，心里便涌起一股热流，却又混杂着难以言说的忐忑。
寻到公交站牌，仰头看了半天，那些地名于我全然陌生。问路时憋出一口蹩脚的普通话，那人睨我一眼，随手一指，便匆匆离去。我道了谢，声音却淹没在车流声中。
公交车内拥挤得很，各种气味混杂一处：汗味、汽油味、不知谁拎着的煎饼果子的味道。我紧紧护着皮箱，在人群中东倒西歪。窗外楼宇渐高，街市愈繁，看得我眼花缭乱。偶尔瞥见玻璃窗上自己的倒影：黑瘦的脸庞，不合身的的确良衬衫，头发被风吹得乱蓬蓬的——活脱脱一个乡下小子。
到站时已是午后。鲁迅文学院的铁门并不十分气派，却自有一种肃穆。门卫室的老头儿正在打盹，听得我敲门，掀起眼皮打量一番。
“干啥的？”
我忙掏出通知书。他接过去，从抽屉里摸出老花镜戴上，仔细看了，脸色便和缓许多。
“新生啊，进去吧。沿着这条路直走，左手边第二栋楼就是报到的地方。”
校园里绿树成荫，颇是幽静。几个学生模样的青年边走边谈笑，说的都是文学创作之事，诸如“叙事结构”“意象营造”之类。我放慢脚步，想多听几句，他们却转入另一条小径去了。
报到手续倒不繁琐。负责登记的是个戴眼镜的姑娘，说话轻声细语，每办完一项便冲我微微一笑。我颇不自在，只低头盯着自己的鞋尖——那双母亲纳的千层底布鞋，鞋帮上还沾着家乡的黄土。
宿舍在二楼西头，四人一间。我去时已有两人到了，一个躺在床上看书，另一个正往墙上贴画。看书的那个见我进来，略一点头便又埋首书中；贴画的则热情得多，跳下床来帮我安置行李。
“我叫阿宝，内蒙古来的。”他自我介绍道，又指指上床，“李伟，小说派。”
我慌忙说自己叫王建军，刚从江苏来，话出口便后悔没说得文雅些。阿宝却不在意，笑着拍拍我的肩：
“好得很！咱们屋这就齐了，还差一个老陈，听说是个评论家，明天到。”
安顿停当，我坐在床沿发呆。木质床板硬邦邦的，一动便吱呀作响。窗外可见一株老槐树，枝叶茂密，几只麻雀在其间跳跃啁啾。忽然想起家乡此刻，该是炊烟四起的时候了，母亲必是坐在灶前烧火，父亲则蹲在门槛上抽旱烟。他们此刻可曾想起在京的儿子？
傍晚时分，阿宝邀我去食堂吃饭。我们穿过一片小树林，暮色渐浓，路灯倏地亮了，惊起几只宿鸟。食堂里人声鼎沸，各地口音交杂。我打了份炒白菜和馒头，花了五毛钱，颇觉肉痛——在家乡，这些钱够买三斤米了。
阿宝边吃边谈一些北京的文坛轶事，哪个作家又出了新作，哪个刊物发了重磅文章。我默默听着，插不上话，只觉得自已读过的书实在太少，见识浅薄得可怜。
饭后漫步校园，不知不觉到了图书馆。灯火通明，许多学生埋首书案。我扒在窗外观望片刻，忽然生出一种奇异的感觉：那浩如烟海的书籍中，或许将来也会有一本，署着我的名字？
回到宿舍，取出日记本，想记下这第一日的见闻。笔尖在纸上悬了许久，竟不知从何写起。最后只歪歪扭扭地写了一行：
“三月十二日，到北京。很大，很吵，很想家。”
熄灯后躺在床上，久久不能成眠。上铺的阿宝翻了个身，床架又吱呀作响。
“睡不着？”他忽然低声问。
“嗯。”
“我也想家。”他轻轻说，“内蒙古的草原这时候该打草了。”
我们便都不说话了。窗外有月光渗入，在天花板上投下模糊的光影。远处似有火车鸣笛声，悠长而苍凉，不知是来自北京站，还是我恍惚中的想象。
在这半明半昧的夜里，我忽然明确地意识到：旧的生活已经结束，新的日子正在开始。前路如何，尚未可知，但必定与文学相关，与这座巨大的城市相关。
朦胧中，我仿佛看见自己伏案写作的身影，看见文字如溪流般自笔端涌出，汇入文学的汪洋大海。而此刻，我只是一个刚刚靠岸的舟子，面对着浩瀚水面，既惶恐，又期待。
最后也不知是何时睡去的，只记得入睡前，默默将那份通知书又摸了一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