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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院的日子，像是一锅温水，慢慢地煮着我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蛤蟆。起初跳进来时，尚觉得暖融融的舒服，久而久之，便觉察出那温度的威胁来了——虽不致死，却也使人昏昏欲睡，神思倦怠。
除我与襄樊的张秀外，其余四位同学皆已成家。然而婚姻之于他们，倒像是件穿旧了的外套，虽时时披在身上，却未必暖和。江西的管春雷常在夜谈时摸出一张全家福，照片上的妻子笑得极是灿烂，两个孩子也虎头虎脑的可爱。然而他每每看罢，总要长叹一声，将照片塞回皮夹的最里层去。
“家里又来信了，”他常这么说，“孩子的学费，老屋的修缮，样样都要钱。”
文学能换来钱么？我们面面相觑，各自在心底盘算着。湖南的王鑫利已经出了两本诗集，却常常连一包好烟也买不起，只好抽着最劣质的烟卷，在吞云吐雾中构想他的第三本集子。
“写了这许多年，稿费加起来不够买半平米的房。”小王苦笑道，烟雾从他的鼻孔中钻出来，像是替他呼出了胸中的郁结。
我们六人便常聚在宿舍后的那棵老槐树下，各自诉说自己的迷茫。理想是有的，而且不小；信念也是有的，而且不弱。只是这理想与信念，一旦撞在现实的硬墙上，便不免要迸出些裂痕来。
河南的郝茂辉已经三十有五，原是县中学的语文教员，抛下妻儿来此求学。“家里都道我疯了，”他说，“可是不来又怎样？一辈子教那些自己也不信的课文，骗孩子们说文学有多么美好？”
然而来了之后，老郝反倒更加困惑。文学的路径千条万条，却不知哪一条能通向罗马。写传统些的，编辑嫌太旧；写先锋些的，又怕读者看不懂。写深了，人说你故作高深；写浅了，人笑你毫无内涵。这其中的分寸拿捏，竟比在县中学应付领导还要难上几分。
张秀是我们中最为沉默的一个，襄樊的水土给了他姑娘一样白皙的皮肤和温婉的性情，却也给了他一副重担。他是家中长子，底下还有三个弟妹，全指望着他出息了能拉拔一把。
“我常想，我是不是太自私了？”一天夜里，他忽然对我说，“家里那样困难，我却在这里风花雪月。”
我不知如何回答。我自己何尝不迷茫？来自小城的我，背负着父母的期望，乡亲的目光，仿佛若是不能成名成家，便是天大的罪过。然而成名成家又谈何容易？文学这条路上挤满了人，有的有背景，有的有天分，有的二者兼而有之。如我这般两手空空的，除了一腔热血，还能拿出什么来呢？
我们常常讨论文学的意义，讨论到后来，却总是不了了之。阿宝说文学是匕首，是投枪，要刺破社会的虚伪；王鑫利却说文学是安慰剂，是避风港，让人们在残酷现实中得以喘息。
“无论是什么，总得先填饱肚子。”管春雷总是最实际的一个，“我女儿下学期的学费还没着落呢。”
于是我们便又陷入沉默。是啊，理想不能当饭吃，信念也无法交房租。当我们高谈阔论文学的意义时，房东正在门外等着收这个月的房钱。
鲁院的老师自然是极好的，各有各的能耐，各有各的见解。但他们说的那些成功之路，于我们似乎总是隔了一层。他们提及的机遇、人脉，于我们这些外地来的学子，何尝不是镜花水月？
“还是要写，”阿宝最后总这么说，“不写，就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于是我们继续写，在迷茫中写，在困惑中写，在经济的窘迫和家庭的负担中写。老管写他的乡村教师，老王写他的湖南老家，郝茂辉写他的河南信阳，阿宝继续写他的草原，张秀写他的襄樊故事，我写我的小城往事。我们写得认真，却也写得惶恐，不知道这些文字最终会飘向何方，会有谁读，读了又会有什么反响。
有时我会想，文学这条路，或许本就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地。它只是一条让我们不断前行的道路，沿途或有风景，或有荆棘，而行走本身，就是全部的意义。
然而这样的想法，在现实的压力面前，又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那天下午，张秀接到家里的电报，说是父亲病重，要他速回。他躲在槐树下哭了一场，我们远远站着，不知如何安慰。
“我要回去了，”他红着眼睛说，“也许就不回来了。”
我们默然。回去意味着放弃，意味着向现实妥协。可是不回去呢？背负着不孝的罪名，在这条看不到尽头的路上继续挣扎？
最终张秀还是走了，带着他的迷茫和我们的祝福。剩下的我们五人站在车站，看着火车喷着白烟远去，仿佛看到了自己某种可能的未来。
回到鲁院，我们发现槐树下不知被谁刻了一行小字：“文学能当饭吃吗？”
没有人知道答案，也许答案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尽管迷茫，尽管困惑，我们仍然选择了继续。继续写，继续思考，继续在这条看不到尽头的路上走下去。
因为除了文学，我们一无所有；而有了文学，我们却又仿佛拥有了一切。
这种矛盾，这种迷茫，或许正是我们这一代文学追梦人的真实写照。前路漫长而曲折，但我们依然会选择前行，哪怕只是为了在某个陌生的读者心中，激起一丝丝的共鸣。
那天晚上，我梦见自己变成了一棵树，根须深入泥土，枝叶伸向天空。既踏实，又向往着高处。醒来后，我忽然觉得，迷茫也许不是什么坏事。
至少它证明，我们还在思考，还在追寻，还没有被现实完全驯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