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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院的课程排得密，白日里听了许多高论，晚间便不免要寻一二同窗消食散步，说些闲话。王鑫利与我常结伴而行，两人沿着校外的林荫道，漫无目的地走。
王鑫利是湖南人，湘音颇重，初时我需凝神细听，后来竟也惯了。他说话时总带着一种悠远的调子，仿佛不是从喉咙里出来，而是自胸腔深处幽幽地荡出来似的。我们常常谈文学，谈故乡，谈些不着边际的幻想，渐渐地竟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
一日傍晚，我们照例散步，不知怎么便说起了雷锋。王鑫利眼睛忽地亮了一下，告诉我望城便是他的家乡，亦是雷锋的故乡。他说这话时，语气里有一种复杂的骄傲，既像是夸耀，又像是叹息。
“小时候，雷锋像是无处不在。”王鑫利说，眼睛望着远处渐渐沉下去的夕阳，“墙上刷着他的标语，课堂上讲着他的故事，大人们开口闭口都是‘向雷锋同志学习’。可现在——”他顿了一顿，摇了摇头，“现在没有人提了，大家都忙着挣钱，忙着生活，谁还记得雷锋呢？人心变了。”
我没有接话。我知道他并非真要讨论世风日下，只是借这个话头，抒发胸中一些积郁。湖南人似乎多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忧患，即使在最欢畅时，也常会忽然沉默下来，眼神飘向某个看不见的远方。
果然，不过片刻，王鑫利的话头便转了向。他忽然说起湘西，说起沈从文，说起一个湘西姑娘。
“她就像是沈从文笔下的小翠，”王鑫利的声音忽然变得极轻，仿佛怕惊扰了什么，“眼睛亮得像沱江里的水，笑起来时，嘴角有两个极浅的梨涡。”他说他们曾在凤凰古城的青石板上走过无数遍，她总爱穿一袭蓝印花布的裙子，走在前面，裙摆扫过石板缝里钻出来的青草。
我听他叙述，不觉已置身于那座边城。仿佛看见吊脚楼倒映在江水中，看见渡船的老船夫抽着旱烟，看见一个穿蓝印花布裙子的姑娘站在石阶上，回头嫣然一笑。
“后来呢？”我忍不住问。
王鑫利苦笑一声：“哪有那么多后来。她家里早已给她定了亲，是个做茶叶生意的。我离开湘西前一夜，我们约在虹桥下见面。那晚的月亮很大很圆，照得沱江银亮银亮的。她说等我回来，可是......”他停顿了很久，久到我以为故事就这样结束了，他才接着说：“人等着等着，就变了。她嫁人了，我也离开了湖南。”
路灯忽然亮了，将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王鑫利的脸在灯光下半明半暗，我看不清他的表情，只听见他轻轻哼起一支曲子，调子古怪而哀婉。
“这是她教我的土家山歌，”他解释道，“歌词大意是：月亮出来亮汪汪，想起我的阿哥在深山...”他哼了几句，忽然停住了，自嘲地笑了笑：“后面的记不清了。”
我们沉默地走了一段路。王鑫利忽然又开口，这次说的是沈从文。他说起小时候读《边城》，并不能完全理解那种哀愁，直到自己经历了离别，才明白沈从文笔下那些沉默的深情。
“沈从文先生最懂湘西，也最懂湘西人。”王鑫利说，语气里满是敬仰，“他笔下的人物，无论是渡船女还是妓女，都有一种淳朴的高贵。湘西人就是这样，看起来粗糙，内里却藏着最细腻的情感。”
那个晚上，我们走了很远的路。王鑫利说了许多关于湘西的事——那里的山如何青，水如何绿，人们如何相信万物有灵。他说起赶尸的传说，说起傩戏的面具，说起姑娘们绣花时的情歌。我静静地听着，仿佛跟随他的叙述，游历了一遍那片神秘的土地。
回到宿舍楼前，王鑫利忽然站定，很认真地对我说：“谢谢你愿意听我说这些。在鲁院能遇到一个可以说话的人，不容易。”
我拍拍他的肩，不知该说什么好。其实该说感谢的是我，他让我看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世界，感受到了另一种人生。
临别时，王鑫利忽然笑了，这次是真正开朗的笑：“有机会你一定要来湘西看看，我带你喝最地道的米酒，听最原生态的山歌。当然，”他眨眨眼，“已经没有小翠一样的姑娘等我了，但湘西还在，沱江还在流。”
我点头答应。看着他上楼的背影，我忽然明白，友谊或许就是这样——不只是共享当下的欢愉，更是愿意走进对方记忆的深处，理解那些塑造了他的土地与人民、过往与伤痕。
鲁院的夜灯温和地亮着，楼里传来隐约的读书声。我知道，在这无数的声音中，有一个来自湖南望城的声音，已经成为了我在鲁院日子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那段关于湘西的往事，那个小翠一样的姑娘，以及长眠在故乡土地上的雷锋和漂泊在文学史中的沈从文，都通过王鑫利的叙述，成为了我们友谊的一部分，再也分割不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