懵懵懂懂地来到北京已有月余,鲁院的银杏叶正绿得发亮,而我对自己究竟要什么仍不甚了了。文学这条路走得对吗?即便对了,又能走多远?这些问题常在夜深人静时爬上心头,搅得人难以安眠。
那日课表上赫然印着“汪曾祺”三字时,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是那个写《受戒》、写《大淖记事》的汪曾祺!是那个把高邮咸鸭蛋写得令人垂涎的汪曾祺!算起来他还是我老乡,我是南通人,他是高邮人,同属苏北水乡,笔下都带着运河的气息。
上课前半小时,教室里已座无虚席。同学们个个正襟危坐,仿佛迎接一场神圣的仪式。我也早早占了前排位置,将准备了许久的问题在笔记本上写了又划,划了又写。
汪老师准时来了。他推门而入的姿态平常得令人惊讶——没有前呼后拥,没有隆重介绍,就那样简简单单地走进来,像邻居老伯串门般自然。他穿一件半旧灰色中山装,领口微微敞着,脚上一双黑布鞋,鞋边沾了些许尘土。
“同学们好。”他开口,声音温和,带着明显的江淮口音。
教室里静得能听见窗外落叶的声音。
汪老师没带讲稿,只捧着一只白瓷茶杯,杯身已有几处茶渍。他讲小说语言,讲如何用最平常的字眼写出最不平常的意味。他说写作如揉面,功夫全在手上,不在嘴上。他说高邮咸鸭蛋的“咸”字用得好,是因为先有了蛋黄的“油”和“红”,这“咸”才落到实处。
“写文章要懂得留白,好比做菜要掌握火候。火候不到,生;火候过了,烂。”他说着,自己先笑起来,眼角的皱纹聚成温暖的扇形。
两小时的课转眼即逝。汪老师讲得从容,我们听得入神,竟无人察觉时光流逝。下课铃响时,大家才如梦初醒,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汪老师微微颔首,端起那只白瓷杯,呷了口茶,又从原路出去了。
我坐在原地,久久不能平静。内心涌动着上前与汪老师说话的冲动,又怯于周围拥挤的人群。待回过神来,汪老师已不见踪影。
人有三急,我匆匆赶往厕所。鲁院的厕所是老式结构,白瓷砖贴了半墙,绿色漆涂了下半截,便池一字排开,毫无遮拦。
正当我对着便池发呆时,旁边来了个人。
我侧目一看,心跳骤停——是汪老师!
他自然极了,一如任何普通老人。那一刻的汪老师,哪里有一丝文坛泰斗的风范,分明就是个从乡下来的和蔼老人,脸上还带着讲课后的些许疲惫。
小便声哗哗作响,我紧张得不知所措。脑中闪过万千念头:要不要打招呼?什么时候打招呼?怎么打招呼?说我是您的忠实读者?说我们都是江苏人?说我喜欢您的所有作品?
正在胡思乱想间,汪老师已经完事,整理衣衫。我慌忙跟着完成,几乎是跌撞着追上去。
“汪、汪老师!”声音出口,竟有些嘶哑。
老人转过身来,脸上并无讶异之色,仿佛在厕所里被年轻人叫住是常有的事。
“您好您好。”他说,眼神温和。
我激动得语无伦次:“汪老师,我特别喜欢您的作品,今天能听您讲课真是太荣幸了...”
汪老师微微一笑,伸出手来。我急忙握住,那手温暖而粗糙,完全不像拿笔杆的,倒像是常做农活的手。
“你是哪里人?”汪老师问,乡音未改。
“南通人,汪老师!和您算是老乡呢!”
“好地方,好地方。”汪老师连连点头,“南通临江靠海,物产丰饶。我记得狼山的芋头格外香甜。”
我惊讶于汪老师对南通的了解,心中暖流涌动。原来大作家也记得这些琐碎的物产美食。
厕所门口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默契地移到走廊窗前。春日的阳光透过玻璃,在汪老师花白的头发上跳跃。
“在鲁院学习还习惯吗?”汪老师问,像长辈关心子侄。
“习惯,就是...有时候会迷茫。”不知哪来的勇气,我竟向这位初次见面的文学大师吐露心声,“不知道选择文学这条路对不对,也不知道能走多远。”
汪老师凝视窗外片刻,转回头时眼中有了更深的笑意。
“小伙子,我跟你讲个道理。”他说,“做人要像面团。”
我怔住了,等待下文。
“面团可粗可细,可长可短,”汪老师比划着,“摊开来能做煎饼,团起来可做汤圆,遇硬物则可包裹。写作也是如此,不能太硬,硬了容易折;也不能太软,软了立不住。要能屈能伸,能包容万物,又能保持本味。”
他说话不急不缓,每个字都落在实处,就像他的文章,平淡中见真味。
“可是,怎么才能成为这样的‘面团’呢?”我追问。
“生活,”汪老师简洁地说,“埋头生活,抬头写作。别老想着要成为什么‘家’,先成为一个人,一个真正的人。”
走廊那头有人来找汪老师了。他拍拍我的肩膀,像是鼓励,又像是告别。
“记住,文章如人,人如面团。”这是他临走前说的最后一句话。
我站在原地,看着汪老师远去的背影,忽然觉得心中的迷茫消散了许多。那个困扰我许久的问题——文学之路能否走下去——有了新的答案。重要的不是能走多远,而是以何种姿态行走。
后来每当我写作遇到瓶颈,总会想起那个春日的午后,想起厕所里的偶然相遇,想起汪老师关于面团的比喻。这比喻看似简单,实则包含了一个写作者应有的姿态:柔软而不失筋骨,包容而不失自我,能适应各种形式而不改本质。
多年后,我读到汪老师的一篇散文,里面写道:“作家应该有三个仓库:直接材料的仓库,间接材料的仓库,和语言技巧的仓库。”忽然明白,那天他教我的,正是如何做好第一个仓库的管理员——做一个扎根于生活本身的收集者。
那次偶遇之后,我再没有机会近距离接触汪曾祺老师。但每当在文学道路上感到彷徨时,总会想起那位如面团般的老人,想起他那双温暖粗糙的手,和那口浓重的苏北乡音。
人生如面团,写作亦如面团。百变而不失其本质,柔软而自有筋骨。
这就是汪老师在那次偶遇中,教给我的关于写作、也关于人生的最简单也最深刻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