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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之间，严富春就这样在“白宫”里“老老实实”地干了一年。次年三月，省里要组织一次全省范围内的“二五普法”知识电视大赛。由团省委“牵头”，省法制办“主办”，省总工会“出面协调”。当时，机关团委就宣传说这是一个给单位和自己扬名的好机会，号召全体青年都积极报名参加。本来，严富春是不准备参加这次比赛的，因为自己的父亲身体很不好，又住了医院，而且向家属下发了“病危通知书”，他怕自己分心，请组织上原谅。领导见状也不好多说什么，毕竟“百善孝为先”，就批准了严富春的请求。
可有一次，严富春因为生病住院，单位工会的领导就过来探望。正好那天严富春的父亲坐着轮椅，让母亲推着过来探望儿子，遂向领导过问了儿子在单位里的工作情况。得知单位搞二五普法知识竞赛，正需要年青人参加时，严富春的父亲就鼓励他要积极参加，他拉着儿子的手，语重心长地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你一定要好好“把握”。不要管我，这里有医生和护士，再说还有你妈呢，你就放心大胆地去吧！
得到了父亲的鼓舞后，第二天，严富春就去找团委书记说，我还是参加一个吧，试试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团委书记一听，当然高兴说，是啊，你是刚分来不久的大学生，而且是唯一的研究生，你都不报名参加，谁还敢报名参加啊?！
想不到，在单位进行“初选”时，严富春以总分286分的高分的优异成绩，排在整个机关的所有参加“初选”的名单的最前列。严富春一下子就进入了机关领导层的视线里。机关里的人就说，不错啊，严富春，你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斯斯文文的样子，抢答起来说话比律师还厉害！真的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机关团委理所当然就把严富春和另外二个人，作为本单位的三个“种子”选手，由团委书记亲自带队，让他们几个脱产复习半个多月，准备参加一个月后举行的全省电视大赛。“功夫不负有心人”，结果，严富春在全省十七个地、市、三十六个直属单位、大型国有企业组成的87支代表队中，严富春所代表的省经计委代表队，一路过五关斩六将，从十六强成功晋级为“八强”，又从“八强”晋级为“四强”，最后杀进决赛，夺得了个冠军，喜得坐在主席台前的省委常委、省经计委主任直拍巴掌，一连叫了几声“好！好！好！”
得了“冠军”，捧了奖杯回来，自然要受到经计委主任的亲自接见。当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省经济计划委员会主任是“高配”，由省委常委兼任的。再加之书记省长经常找他商量工作，所以他大多数在省政府那边办公，而且政府那边还有他专门的办公室。因为领导会议多，平时也不怎么到经计委办公的，这恐怕也就是为什么之前首脑机关走了，但守大门的警卫不搬走的原故吧——他是省委常委啊！
当团委书记，工会主席和法制办主任带着严富春三个人来到经计委主任宽大的办公室时，经计委主任握着严富春的手说：“小严啊，看不出来啊！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看你其貌不扬，嘴上的功夫了得啊！不知你的文笔如何啊？”
这时，团委书记不失时机地凑上来说：“领导，他可了不得啊，在《滨江日报》和《滨江晚报》上经常有他的大作呢！”于是，主任就让严富春拿几篇发表过的稿子给他看。经计委主任以前就是一个“笔杆子”，他也是靠一支笔“写”出来的，因此，他对有“才”的人特别赏识。当严富春把前几天刚收到的一篇题为《送温暖》的散文给主任看时，主任笑得合不拢嘴。为何？原来，几个月前，省里下面一个地级市的郊区发生了一起雪崩的自然灾害事件，农民生活相当困难，省经计委就组成调查小分队深入田间地头，查民情，访民意，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了群众之中。严富春把它写成一篇散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而巧的是，当时带队的就是经计委主任。更让主任高兴的是，严富春在文章中人物的处理也比较“到位”，虽然没有点主任的全名，但说出了他的姓；在地名上的处理也很巧妙，乡村的名字为实名，城市的名字用拼音代替。
“哦，还真看不出来啊，你还是文武双全的'多面手’啊！好，年青人，好好干！”见面后，主任又和严富春拉起了家常。当得知严富春的爷爷及父亲都为党的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作出特殊贡献的英雄后，这位也是在抗战期间参加工作，并上过战场杀过日本鬼子的钢铁战士，听到了严富春父亲在平反过程序中，遇到不平等的遭遇与待遇后，竟然惊人得目瞪口呆：天下还有这样荒唐的事情?当场表示这件事情，他一定要抽时间过问一下，请有关领导重新调查处理。末了还拍了桌子，大有“不落实此事不罢休”的阵势。
之后，经计委主任自然对严富春的看法，又加深了几分好感。接着，他又把分管宣传的副书记和人事处长，以及党政办主任等叫来说：“我看严富春这小伙子不错，能文能武，把他放在综合处计划科可惜了，我的意思是把他调到党政办搞宣传去，先做个宣传干事，按副科级别享受待遇，分管对外宣传工作，如果他真的有出息的话，到时再考察他。你们看如何？”
主任发了话，谁还能有意见？何况主任早就定了“调子”，按照“副科级”的待遇来安排。党政办主任本来想说，处里有好几个没有“提干”呢，他们不闹哄哄啊？可看到主任的“态度明确，立场坚定”，他也就没有什么话可说了，只说了句：“好，我按领导的指示办！”
党政办有个分管宣传的处长姓廉，当时四十来岁，瘦高瘦高的。廉处长身体很不好，胃被切除了三分之二，还患有其他一些严重的慢性疾病，经常一边住院一边上班。后来曾经有人写匿名信诬告廉处长喜欢找小姐、每天喝得醉薰薰的，廉处长听了以后淡然一笑：“说我找小姐，喝醉酒，那实在是抬举我了，我倒是真的想喝醉一回看看，但我也得有这个身体呀。”
应当说，廉处长是在严富春见过的干部中还算是很不错的——至少根据严富春的观察是如此。廉处长家住得比较远，于是主任专门配给他一部小轿车。但是他不坐，每天坚持挤公共汽车，结果有一次下车时摔骨折了腿，三个多月才好。另外也不喜欢收礼，当然，宣传部门是个“清水衙门”，不比人事处，也没有人来送礼，他从不洗“桑拿”、搞“保健按摩”之类当时正“时髦”的新名堂。但是严富春觉得他还是比较正直的，至少，他没有在外面“胡搞”，像综合一处的胡处长就因为“包二奶”，玩“心跳”，结果把自己“玩”进了监狱。
比赛后第三天，严富春就得到了党政办报到了，廉处长执行上级的指示也不含糊，他知道一把手对严富春有“好感”，当然，当他看到《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那篇散文后，也就知道了主任的“良苦用心”：他想让严富春给他当“吹鼓手”，给他弄点“政绩”，他好继续“往上走”。于是，廉处长给严富春单独一间办公室，房间的配置不亚于任何一个正科长：五抽屉的大桌，长短沙发，落地台扇（当时还没有空调），还有一个三开门的大书柜。
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后，严富春一心扑在工作上，经常深入到各基层单位，采写了大量的新闻作品。于是，关于经计委工作的新闻频频在新闻媒体上“露脸”：报纸上有照片、文字，电视里有图像，电台里有声音。仅3年时间，中央、省级的新闻媒体先后刊（播）发反映省经计委系数“两个文明建设”的新成就和大胆改革、勇于创新，真抓实干，努力拼搏的重大贡献的各类新闻稿件637篇（幅）。
当然，作为一个刚参加工作不久的热血青年，而且是一名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的青年，他在采写单位新闻的同时，自然要接触到社会的方方面面，针对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问题，严富春也总是拿起自己的笔或者相机，把一些反映方方面面问题的稿件，也发表在省市的报刊上，有些居然还得到了省市领导的高度重视，甚至是开会研究对策或是出台一项地方政策的出台。更有甚者，有时他的一篇报道，还能影响到一项国策。
1993年初，滨江市街头应运而生出一种新的营运交通工具——三轮摩托车，当地人习惯称之为“边三轮”。这些“边三轮”在滨江市的大街小巷到处“捅漏子”——横行霸道、妨碍交通、殴打乘客、强抢恶要、违章驾驶，事故频生。有关部门虽投入了一定的力量进行管理，但收效甚微。尤其是那些“边三轮”的驾驶员掌握了执法人员行动的规律后，居然设法“对付”交警和管理人员：“你上岗来我下班，你下班后我上岗；你去吃饭我来闹，你去睡觉我起床。”那时候，严富春每天要跑好多地方，除了一辆自行车外，没有其他的交通工具，路途近时就骑自行车，路程远的，自然是要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了。
严富春针对这些现象，他在街头巷尾进行认真观察、采访后及时撰写了《祸害无比的“边三轮”》的通讯特稿，先后在《滨江晚报》和《滨江日报》上刊发，引起了滨江市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并作出批示，从而促使滨江市公安交管部门彻底整治“边三轮”的具体措施和方案出台。不久，滨江市各城区交通事故大大降低，治安案件大大减少，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民以食为天”！当滨江市街头流动快餐业日渐红火时，严富春又经过观察后发现这类小商小贩不仅占道经营，而且所售的食品不卫生，食品安全得不到保障。为此，他又及时采写了《只图荷包饱饱，不顾食客健康，街头快餐游击队该整治了》的消息，在《滨江晚报》头版头条上刊出后，还撰写了评论《要抓好“天”字号大事》。从此，引发了滨江市一场轰轰烈烈的“早餐革命”，推动了滨江市“放心早餐”工程建设。这篇报道获1994年度《滨江晚报》好新闻一等奖，也获得了优秀通讯员的奖励。从此，严富春更是一发不可收，反映各种题材的报道，又相继出现在省市媒体当中。
当时，滨市市有一家结核病医院，在这家医院里，饮水分为三种：医生喝的是瓶装纯净水；护士喝的是过滤水；而病人喝的则是直接从东湖里面抽上来的，不符合饮用标准的污染水。严富春是在到这家医院看望病人时发现这一奇怪现象的。强烈的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告诉他，这样的事情，他必须管，也必须把这件事情报道出来。随后，他在经过调查发现，除这家医院之外，附近还有近二万人在饮用这种水质不好，受过严重污染的水。于是，严富春连夜写下了新闻调查报道《怅饮东湖水》，只是由于当时发表的时候，署上一个名“寒剑”。报社编辑老师感到这个笔名的“痕迹”太重，遂将其改成了“韩建”。
次日《滨江日报》在重要版面上刊出，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几天后，政府有关部门就拿出了整改方案，并答复尽快解决。可报社也对这个问题抓住不放，又派出记者协助严富春进行采访，其后续报道《近两万人怅饮东湖水》刊发后，其影响力和作用，最后连严富春自己也没有想到，因为报道了该市结核病院“水厂”多年久拖未决的经过，居然又引起了省市领导的高度重视，时任滨江市市委书记的罗清泉看了报道后拍案而起，大发雷霆：“一个医院的小水厂，居然久拖了十几年不能解决，这政府有关单位'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看来是非整治不可了！”其后，罗清泉先后担任了荆楚省省长和省委书记。期间，他一直把政府工作人员的办事效率当作政府工作的一件大事来抓，至到后来“治庸风暴”在荆楚省及全国各地推广施行。
党和政府再三重申，用公车迎亲嫁娶要严肃处理，但有些人就是“胆子粗”，敢把车子开出来招摇街头。每逢节假日或“吉祥日”，滨江市街头就能见到一队队迎亲的公车车队招摇过市。它们或被蒙上车牌，或贴上喜庆的字样，还有的用彩带遮挡，更有甚者什么也不顾，直接亮出车牌，披红挂绿，招摇街头。严富春是个正义的青年，见到这样的现象自然非常气愤，便用相机先后拍下了一组组“迎亲公车”的镜头。先后《滨江日报》和《滨江晚报》先后以《“公车迎亲”歪风何时止》在要闻版重要位置刊出，又惊动了滨江市主要领导的重视，从此《滨江市公车管理规定》出台，老百姓拍手叫好！
那个时候，“城乡结合部”大都是一些城市里的“城中村”，也就是那些“三管三不管”的“插花地带”。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其地理位置特殊所决定。严富春生活在省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经济还不是很发达，但改革的浪潮已经“波及”到了这里。由于在这里居住的是村民，而不是居民，故相对环境卫生、社会治安相对城区要差一些。尤其是“乱搭乱盖”这一块，那是非常普遍的。当时，柴林头是滨江市江南区、洪山区与青山区相交的一个“城中村”。这里原有滨江国棉二厂的职工宿舍五栋，当地居民介绍，1980年他们搬迁到此时，每栋楼房之间都留有十多米的消防通道和居民出入口。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这里“乱搭乱盖”的现象也逾演逾烈。五栋楼房的居民被四十多户横七竖八的违章建筑所包围，许多房顶上的垃圾成堆，散发着阵阵恶臭。夏天蚊蝇满天飞，冬天老鼠到处跑，令人难以驻足，楼上的居民更是不忍开窗，居民苦不堪言。
听到群众的反映后，严富春就实地到现场进行调查采访。那时居民的住房条件严重不足，严富春了解到，这些违章建筑大都是附近的居民和村民搭建的，有的当厨房用，有的做杂物间，更有甚者高价出租给他人经商做生意。许多下水道被堵住了，地上经常污水横流，而且还把消防通道也给堵死了，一旦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居民们曾向当地街道反映，可由于这里居住的有江南区、红山区和青山区的居民和村民，也给管理带来了许多困难，迟迟未见“动静”。居民们反映，希望有关部门认真行动起来，尽快拆除这些扰民的违章建筑。
采访结束后，严富春以《乱搭乱盖出脏乱，违章建筑留隐患》为主标题，以“二百多户居民急盼铲除违建筑”为副题，迅速写成消息，分别给《滨江日报》、《滨江晚报》和《滨江晨报》三家报社发送了稿件，次日（3月8日），《滨江晚报》在第二版《社会新闻》中以“头条”刊出；《滨江日报》则以《“三不管”地带违章现象严重》为引题，以《和平大道柴林头一带乱糟糟》为主题，在显著位置加以报道（详见3月9日《滨江日报》二版）；而《滨江晨报》更是以《二百多户居民急盼铲除违建筑》作为单一标题刊发新闻，在滨江市引起强烈反响。稿件见报后，江南区区委、区政府十分重视，第二天派出工作组直驻该地调查走访，并责成杨园街办事处限期处理，当月全部拆除。杨园街办事处主任亲自到现场办公，先后派出近百人次对四十多户违章建筑的户主反复宣传教育、做思想工作。由于工作细致认真，这四十多户居民没有与城管人员“扯皮拉筋”，至3月30日下午5时，柴林头一带最后一处违章建筑拆除。当地居民拍手称快，一位七十多岁的居民说：“真想不到，报上一条消息这么快就解决问题了，现在我们屋前屋后敞亮多了，也干净多了！”当然，报社也有回音，次日，《滨江晚报》在第一版的《回音壁》栏目中，以《舆论监督有力》为引题，以《柴林头违章建筑拆除了》为主题，将事情的处理经过详细报道了。
当然，不是所有“曝光”了的稿件，都会在短时间内得到“尽快处理”的，也有曝光了几年后才得到解决的。同样是和平大道，在杨园铁四院俱乐部到杨园公共汽车站这一路段，在这短短的300多米的距离之间，居有各种违章建筑60多处：在杨园车站站牌边，有一个名为“宜家装饰材料商店”，占据了整个非机动车道近60米的路面；沿车站东行80多米，有一处长满杂草的变压器房，被当地居民称之为“土碉堡”，也占据了大半个非机动车道；沿车站西行约150米，从杨园儿童医院到铁四院俱乐部，在这段约100多米长的路段中，共有各种门面、店铺60多家，占据了整个非机动车道的路面。
据当时严富春的调查了解，和平大道杨园段是1995年开始扩建的，当时考虑到诸多原因，将非机动车道将原来的4米扩至10多米，以确保行车安全。可不知为什么原因，这些违章建筑居然霸占了非机动车道近四年之久，以至于马路“扩修”到这里便“卡壳”了。除此之外的其他马路业已修通，唯独剩下这几百米的路段没有修通，看上去有如一块大疮疤。既影响交通安全，又影响整条马路的畅通、美观和整洁。而且，正是因为这些密密麻麻的违章建筑占据了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行人和非机动车道只好被“逼”到机动车道上去“抢道”行走或行驶，一遇上下班高峰，经常发生堵塞和交通事故，给附近的居民出行造成了极大的不便。
于是，严富春将此情此景以《一个“土碉堡”、二处钉子户、绵延三百米、占道四年多》为引题，以《和平大道拓宽延伸何其难》为主题，于当年4月12日在《滨江晚报》第二版《社会新闻》栏中以显著位置刊出。不料，这篇报道宛如石沉大海一般，几年后杳无音信。至到多年后，严富春以记者的身份在参加一个会议时，与时任江南区委书记杨向玲和区委常委、宣传部长的吕值友谈及此事时，杨向玲这才赶到杨园召开现场会，最后才将这段恼人的路段彻底修通，让和平大道成为连接洪山和青山的这条路段，变成“通途”，群众无不拍手称赞。
有一次，严富春随领导去咸宁市走访，途经107国道纸坊段时，发现路面上到处坑坑洼洼不说，交通还十分拥堵，许多小车一不小心就掉进坑里“起”不来。因来后以《补路修路路难走，陷车堵车车难行》为题，分别在《荆楚日报》和《滨江日报》上刊发后，又引起了当时的省市两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后来直接引出了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在我国建设高速公路的提案和议案。接着，荆楚省第一条高速公路，京珠高速（北京至珠海）荆楚段工程项目便在省经计委获批，不到三年就建设完成。严富春由此也获得了领导的表扬。
除了这些大点的事件影响深远、传播快捷外，还有一些“豆腐块”的文章，因为涉及到人民群众的一些生活问题，同样也让政府出台政策，帮助解决。当时，政府刚开始发行社会福利彩票，有关单位为了博得群众的眼球，便在一些菜市场或闹市中心的广场上，搭建巨大的舞台，把小轿车、摩托车、自行车、洗衣机、冰箱等奖品都搬到舞台上，现场又用震耳欲聋的高音喇叭在不停地高声吆喝，吵得附近学校都无法上课，上夜班在家里休息的居民也不得安宁。而那些被居民刮出来扔在地上的彩票，更是遍地都是，既影响卫生也影响市容。严富春一则《给福利彩票销售进一言》的“豆腐块”文章《加强街头售券点的管理》，建议将这些行为纳入政府管理的范围，将销售点搬进店铺来经营即可。很快，这一建议又被政府采纳，没多久，全市全省乃至全国范围内，所有社会福利彩票包括后来的体彩销售，全部都移至室内店铺销售，而且还要在当地政府进行申请报批，并申领相关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