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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富春是一位爱好文学的有志青年，从小就立志长大了要当一名作家。自参加工作以来，每天利用业余时间创作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用他的话说是学着“写东西”。那时候，由于刚开始“爬格子”，常常收到退稿信，当时严富春的妻子艳梅就常常取笑他道：“莫熬灯油了，电费换不回来不说，还要'倒贴’8分钱的邮票。”严富春就笑着给她讲某外国作家写了十多年的文字，床下堆满了退稿，一篇也没有发表过，穷得连买邮票的钱都没有了，他发誓要烧掉所有退稿。后来，他那贤惠的妻子就给他筹到了一笔款，将稿件寄了出去，并说“就这一次了，如果再没有消息，那就只有听上帝的安排了。”可这次却收到了清样，从此他床下的废纸都变成了铅字。妻子艳梅就挖苦他说：“如此说来，我应该学学外国的妻子，为未来的大作家作点贡献哟！” 后来，严富春偶有几篇短文见诸报刊，用艳梅的话说：“刚刚够个电费和烟钱！”
严富春大学毕业后，又在滨江继续深造读了三年硕士研究生。期间，在努力寻找了陈双全仍无消息后，这才在父母的一再催促下，经单位一个同事撮合后，与一个名叫艳梅的女子匆忙结了婚。当时的艳梅的户口随她母亲在乡下，她在城里没有正式的工作单位，只能靠做临时工补贴家用。可让严富春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个女人，与严富春一起生活了近十多年之后，居然到最后成为了自己政治生涯的绊脚石。由此可见，结婚是人生之中的一件大事，千万要谨慎，万不可草率了事。
严富春的妻子艳梅反对他写作，其理由有三：一是严富春把业余时间用在写作上，很少有时间做家务；二是严富春没有用他“聪明的脑袋”去捞外块；三是严富春写稿影响她的休息并很少陪她，这对于结婚才三年多的艳梅来说，是一个沉痛的打击。有一天，俩人不知为何事争吵，惹得“河东狮吼”，艳梅一气之下把严富春写给父亲的一部著作——写了长达五年的长篇侦破小说《蓝盾魂》撕了个粉碎。“母老虎”发威后，可怜的严富春只有在夜深人静之时，将艳梅撕的碎片捡起来，用透明胶一点一点地粘贴拼凑起来。
从此以后，严富春的“写作”（如果能称其为写作的话）更是小心翼翼，唯恐弄出响声来惊醒她。可无情的残酷又一次击碎了严富春的心，有一天艳梅又因为一点芝麻大的小事同严富春争吵后，竟然撬开严富春的抽屉，取出严富春花了十五天心血拼凑起来的手稿，来了个彻底了断——用打火机将这部长达36万字的小说付之一炬。这一天是1992年5月25日。用严富春的话说，这一把火，把他们结婚几年来的感情彻底烧光了。
1992年的中秋节夜晚，为庆祝滨江市首届杂技节开幕，滨江市在重建后刚刚开放迎宾的颧鹊楼前燃放焰火，严富春一家三口也挤在人群中看热闹。看着看着就发现不对头了，原本就是“人山人海”的人群，你推我搡，前拥后挤，很是不得安然。忽然，严富春“诗性”大发，“灵感”来了，不由自主地吟出两句：“看不真莫急，请问前头高见者；站得稳便罢，须留余地后来人。”遂拿起当时还比较“稀奇”的手提电话打给滨江日报“杂感热线”的值班编辑，然后与艳梅打起“赌”来：“如果明天早上报纸上发表了我刚才写的这两句话，你以后不再干涉我写作如何？”艳梅心想，你这也太能吹了吧?睁大眼睛死活不信：“报社能有这么快？这么晚了你能保证明天能登出来，除非报社是你家里人开的差不多！”
严富春没有给她讲“报纸是夜晚诞生的”道理，只是问她：“如果明天早上登出来，从此以后你不再干涉我写作如何？”
原以为艳梅还会讨价还价，可她却满口答应下来：“好，一言为定！”
第二天，严富春拿着报纸找到艳梅，她二话没说，就放了严富春的“假”。从此，严富春便开始走上了新闻和文学写作的道路。
在严富春从事文字工作的那些年里，除了单位的宣传之外，他还利用业余时间，采写了大量的新闻稿件，有弘扬主旋律的头条新闻；也有针砭时弊的批评报道；还有“想到就说”的新闻评论、随笔和杂文。在1999年以后，严富春又拿起照相机，将他的思想和精神都装进取镜框内。由于他的视角新颖，新闻翔实，而且内容鲜活，很快，报纸上便有了他的一幅幅“新闻摄影”作品。
按说，严富春的家庭生活还是过得有声有色的，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却让这个曾经幸福的家庭蒙上了阴影：一天夜晚，严富春回家了很长时间也没看到艳梅回来，平常这时她早已在家织毛线衣了。放心不下妻子的他便骑车去岳父家找，那时候，严富春因为专心搞创作，为了不影响女儿的学习，便将女儿放在岳父家。可富春在岳父家里发现，除女儿在做作业外，根本没看到妻子的人影，问家人都不知上哪去了。严富春急忙跑到她做临时工的单位去打听，门卫告诉他早已下班。那时，严富春的家里还未安装电话，严富春怕与艳梅在回家的路上“错”过，就又骑车往家赶，可等他赶到家里时，家门上仍是“铁将军把门”。严富春只得又骑车找遍了在滨江市的所有亲戚朋友家。
凌晨3点，严富春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家，想等她的妻子回来，可仍然没有下落。他急得不行，等不到天亮，他又骑车到岳父家中，仍然没有看到艳梅的影子，只看到她妹妹艳芳搂着自己的女儿在床上共酣。
好不容易熬到早上8点钟，严富春急忙跑到艳梅上班的地方把她截住，问她昨晚的下落，她竟答昨晚加班晚了，在娘家睡了一晚。严富春当时揭穿了她的弥天大谎，追问她昨晚的去处。艳梅一会答在同学家，一会又说在朋友家。当严富春拿出她所说的朋友们写的一张张字条时，艳梅自知再也难瞒天过海，只得讲了她同本单位一名大学生偷情苟合的事情。严富春便要她带自己去看看，被逼得没法的艳梅，只得领严富春去了她们租住的一间小屋。一进门，严富春就看到了窗台前挂着的几件水渍未干的女人内衣——那正是严富春熟悉的。
按常理，严富春是没法忍受这一“现实生活”的，可当时严富春姐姐的女儿因为父母离异造成精神紊乱，已成为严重的精神病患者。这一年严富春的女儿九岁，而严富春的外甥女发病的那一年正好也是九岁。为了能使女儿能健康快乐地成长，严富春决定仍和艳梅保持着“名义上的夫妻”，忍气吞声地过着日子。可艳梅却不甘寂寞，干脆抛下了这个家，单独一人去了深圳打工。
1998年10月的一天，艳梅突然从深圳回来，百般讨好严富春，使得他们的关系又缓和了一段时间。到了春节期间，艳梅突然对严富春说她怀孕了，并称要生下这个孩子。严富春大吃一惊，会不会超生？按照当时严富春家的情况，艳梅当时还是农村户口，严富春急忙到街道办事处咨询，工作人员查询了《计划生育管理条例》后告诉他，女方为农村户口的“半边户”，如果第一胎是女孩的话，允许在第一个孩子5岁后，再生育一个。
严富春一听这个消息高兴极了，心想父亲果然没有欺骗自己，还真有这样的“好事”！正巧家里三弟兄，还都未曾养育儿子，同样有着“守旧”的封建思想的严富春，突然想起了父亲临终前的遗愿：“你一定要给我生二个孙子，不然，我死也不冥目啊！”
血，一下子就又涌上严富春的心头，他把心一横：也罢，生一个儿子传宗接代！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改革开放”的大潮，在神州大地迅速掀起一股股“金浪”，各地掀起了“学深圳特区”的高潮。严富春所在的荆楚省属于中部地区，也是“发展中”地区，随着“市场经济”这个“新名词”不断在人们头脑中“灌输”，当时就有人就说，现在都在实行“市场经济”了，过去“计划经济”取消了，我们“经计委”是不是也要取消啊？更多的人就不用耽心，有几个人还说：“经计委是党和政府的经济'杠杆’部门，是政府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你还耽心你这'铁饭碗’没了？你放心，政府是不会扔下我们不管的！”
经计委主任这时早已换了，原先的主任因为是“省委常委”，又有严富春给他“整”出来的许多“政绩”，后来被提拔为省委副书记。走时也把严富春带走了，当了他的秘书。可好景不长，一年多以后，这位副书记后来又调到另外一个省任副书记，代省长，而这个城市离严富春的家实在是太远了。况且，当时严富春的父亲正在病重期间，母亲的身体也不好，父亲身边不可能没有人照顾。这位副书记也是一位孝子，再加上领导离任也不见得都会把秘书带走的。眼见严富春家庭这种情况，也就只好说：自古以来“忠”、“孝”不能两全，“百善孝为先”，你还是先照顾好二老吧，毕竟他们吃了太多的苦。
严富春就又回到了经计委，还是在宣传处，只不过领导将他的级别提拔为正处级而已。
新任的“经计委”主任，比先前的“味”要差多了：一是头上没有了过去那个让人羡慕的“省委常委”的“头衔”，二是级别也降了下来，只是一个“正厅级”干部，三是经过“改革”，把“经计委”分割成“经济委员会”和“计划委员会”二个“摊子”。现在的“经委”只是过去的“经济管理”的一个“摊子”，权力比原先小多了。而现在的“计划委员会”，虽然也只是原先的“计划管理”的一“摊子”，但却要比“经委”要“牛皮”得多，因为现在是“计划经济”时代了。人们仅从这两个单位分配的车辆和人员配制上就可以看出孰重孰轻：人员分配：经委：680人，计委：1430人；车辆：经委：30台，计委：92台。而且，计委从这“白宫”里搬了出去，在市区一条繁华的大马路上盖了一幢非常气派的高楼，十二层，每个科室有宽敞的办公室，那边一个处长的办公室都比这边经委主任“一把手”的房间还要大，还要“阔气”，而且人家的办公室里面还装上了空调。相比之下，在“白宫”里面“留守”的人，却逊色多了。
严富春自然被分到了计委那边，还是宣传处长。不久，各地掀起了一股“学深圳特区”的高潮，“计委”这边是改革后的第一批“生力军”，理所当然要“先行一步”。作领导的一听有“公款旅游”的好机会，当然愿意“身先士卒”、“身体力行”了：这等好事，当然要支持！
听说是省长亲自带队出行，计委主任就只带了几个重要处室的“一把手”们来到了深圳特区“考察”起来，学习沿着经济特区“先进经验”。为了今后能好好“宣传”考察成绩，自然，宣传处长严富春也成了考察团的成员之一。由于这次考察团是全省各地市负责人和省直单位的负责人及其主要部门的负责人，人数比较多，有100多人呢，规模可谓空前绝后。考虑到“影响”问题，他们没有乘坐飞机过去，而是乘坐了滨江至深圳的95次特快列车，包了整整四个软卧车厢，一个高级软卧给省长和直属单位的领导，另三个软卧车厢给各单位（部门）的处级干部乘坐。一路上只听到欢歌笑语，好不热闹。考察的“成果”除了报纸，电视上吹嘘的之外，还有就是每个单位的“应付款”账上，多了将近二十万元的“考察费”和一大摞根本不能报销的“白纸条”。
这次“考察”，严富春最大的“收获”是遇到了在农村插队时的知青沈红玉。严富春在从餐车吃完饭后回到自己车厢的途中，被沈红玉看到了。当时沈红玉正要到餐车来就餐，看到有一个人与她擦肩而过，酷似当年下乡时的少年严富春，她一时还吃不准，因为她当年离开同丰大队时，严富春才十六岁，如今他已是二十六岁了，整整十年过去了，但严富春的“脸相”还是没有变，只是人已经比先前白了许多。沈红玉当时就有些犹豫，可后来又想，既然见到了就喊一声吧，管他呢，如果是他，他自然会答应，如果不是他，他就连头也不会回。所以当严富春已经走过沈红玉的身边好几米远了，她还是叫了他一声：“严富春！”
严富春一听车上有人叫他，回头循声望去，看到餐车前硬卧车厢门口有人向他招手，再一细看，居然发现是沈红玉，他十分惊喜，就过来和她打招呼：“你好！红玉姐！”
沈红玉忙握住严富春伸过来的手说：“你好！富春！”
于是俩人就在她的车厢中攀谈起来。刚开始说话时，由于双方十年没有见面，情绪都比较激动，沈红玉对面的一个中年男人用一种奇异的眼光看着他们，沈红玉就让严富春和这个人换一下，那人一听说是软卧车厢，高兴地和严富春换了车牌子，笑着拎了他的行李走了。
沈红玉说，她现在也是从事宣传工作，她在一家中央媒体当记者，为了照顾家人留在了省城滨江的记者站。一听说是“同行”，俩人的话语自然就又多了起来。除了谈宣传工作之外，他们谈分别后各自的变化，谈其他知青的情况。沈红玉就告诉严富春，刘兰馨现在很可怜，她的病好了以后，就到了民政局办的一家劳保企业工作，如今的日子过得不怎么好；谢寒剑没有和许茉莉结婚，他找了个大学同学，一个北京姑娘，在北京安了家，听说现在是一个教授；许茉莉上了“工农兵大学”后，通过关系进了省政府的一个机关里，先做了几年的打字员，后来转干了，现在好象是个副处级干部，就数她“混”得最好；黄鹏飞一直没有他的消息，我曾到民政和公安部门查了二次，但最终也没有查到他的下落。其他的知青回城后，因为没有“后门”可走，好的进了汽车公司卖票，差的到了环卫部门扫大街。这些人有好多都下岗了，靠每个月二百多元钱的生活费维持生活。
严富春就问，那你呢？你现在的情况？和谁结婚了？小孩多大了？谁知，沈红玉一听这话，眼泪就“刷”地一下子像断了线的珍珠掉了下来。经过交谈得知，由于沈红玉一直思念着张家良，多年后都没有走出这段“阴影”，以致于后来她谈了几个朋友，都因为自己处处把张家良来与他们作“比较”，结果是“园里选花，越选越差”。还有的因为其他原因分了手，她到现在还是孤身一人。说到伤心处，不免眼内红红的一阵难受。
末了，沈红玉就对严富春说：“哎，都怪自己太高傲，总把张家良作为自己的择偶标准，可是，这社会上有几个人能有张家良那样的才华？”说罢，把脸朝严富春看了一下说：“当然，除了你之外！你是我最佩服的人，你在我心目中的印象在张家良之上！”
其实，沈红玉当时说这话的时候，她并没有想那么多。她佩服严富春是事实，但她却不知道的是，严富春这些年来也一直还记得她。严富春到机关上班后，曾找过以前的知青，但找了几次没有找到，也就灰心了。这次，老天爷让他和沈红玉见面了，俩人说话的话题就多了许多。
在双方进行了自我“介绍”后，沈红玉也得知了严富春现在已经和老婆艳梅分居了三年了，现在正在打“离婚战”。而经过与沈红玉一整夜的长谈，严富春这才知道沈红玉的一些“秘密”，她的许多疼心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