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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至中期，我国的发票管理还不够规范，那时候不管到任何一座城市，都不难发现街头贩卖假发票和制造假证件者的踪迹。严富春意外地发现这个问题后，马上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单位领导及相关媒体，之后，便有了国家税务局出台的有关发票管理的相关规定和一系列措施的出台。情况是这样发生的—— 1994年5月的一天，因严富春经常要到邮局去取报社给他汇来的稿费，也就很自然地要常到自己单位辖区的某邮局去取汇款。去的次数多了，也就发现了一些问题：那个时候，税务部门还没有开始施行有“水印”的防伪发票，于是，便有人“趁机”开始在人流密集的火车站、商场、邮局附近，兜售一些假发票。这一天，当严富春匆匆从邮局中取出汇款后出来，一神神秘秘的中年妇女便凑到他面前问道：“要不要发票？可以报销的！”并随手掏出一叠票据递了过来让他过目。严富春顺手接过来一看，里面除了有火车票、汽车票外，还有不少铁路、邮局、宾馆、商店使用的各类收据、发票，不禁大吃一惊。 严富春是何时等人?一是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二是他身为国家公务人员，而且是从事经济与计划管理方面工作的干部，他第一时间就“嗅”到了这其中的重大问题。具有敏锐的观察和思考能力的他，马上作出判断：自己又遇到“新闻”了！ 于是，他便不露声色地问：“这个怎么卖?” 对方警惕地看了一下四周流动的人群，悄声对他说：“这里说话不方便，你跟我来！” 说罢，就把他带到一处偏僻的地方，准备与他“谈价钱”。为了弄清楚他们非法交易的真相和事情来龙去脉，严富春也决定“豁出去了”。于是，佯装购买的样子，便问起了价格。对方告诉他：“发票3元钱一张，车票及铁路、邮政内部收据，每100元票面收费10元。” 严富春本还想问其他一些情况，旁边另一负责“放风”的妇女，见他“光问不买”，怀疑他可能是“便衣”，便没好气地给了他一个“不友好”的脸色，偷偷地拉开了那名妇女，俩人便溜之大吉。 回家后，严富春便将整个事情的原委梳理了一下后，便又到其他几个人流量比较多的地方去实地“侦察”了一番，发现这样的事情普遍存在，便决定“深入虎穴摸敌情”。 又过了几天，严富春又去邮局取汇款，境遇同样如此。这次他留了个“心眼”，想欲弄几张票据回去鉴别真伪。于是，他指着其中一妇女手中的发票说：“你们这些都是过时了的，有没有今年的新增值税发票？” 对方一听，高兴地说：“有！有！” 严富春就问价钱是多少，对方回答说：“每张30元。” 说罢，急忙掏出了一张盖有“滨江市金属公司财务专用章”印戳的“荆楚省增值税专用发票”。严富春接过之后，便随手揣进了口袋里，接着佯装掏钱的样子，把手伸进上衣外套的口袋里，从里面掏出报社发给他的《通讯员证》时亮给他们看。那个卖者一看，见势不妙，哪还敢收钱，急忙逃之夭夭。 那时，严富春还不是一名记者，因为是优秀通讯员，为了方便他们采访，报社就给他们发了一个《通讯员证》，以备不时之需，不想，在这里派上了用场。 等严富春将这张发票送到当地税务局一鉴定，果然该发票为伪造的（那时的真发票上面有水印纹），而且连发票上面盖的“滨江市金属公司财务专用章”的印戳也是假的。 随后，严富春便向《滨江日报》进行了举报。报社对他反映的情况非常重视，派出了一名记者和一名实习生与他一道，再赴火车站进行暗访。 7月22日，严富春和《滨江日报》记者李利民、实习生何源一道，特意来到位于火车站站前地区综合治理办公室的门口，严富春和记者三人，假称是从北京来的生意人，向一位中年妇女询问假发票的情况。 这名中年妇女回答说，你们想要什么样的发票就有什么样的发票。的士票、火车票、餐饮票、住宿票、什么都有，而且带“水印”的也有。开价是6元钱一本。 这是，严富春注意到，这个站前地区综合治理办公室的门口，居然还有工作人员，他们看到这些情况居然视而不见。更为稀奇的是，在火车站广场的中央，在一块醒目的宣传牌上面写着：禁止倒卖假发票的违法行为，欢迎举报。举报电话：88071217，落款是“江南区地税局”。严富春和记者就反复拨打这个电话，可结果都是占线。 随后，他们便来到了该区地税局，征管科的一位负责同志解释说，“88071217”的这部电话已经改为电脑询问台，用于鉴别发票的真伪。若是真发票，还可以参加摇奖，若是假发票，自然要进行举报了。当然，举报定额假发票，经查实可获奖励200元。而新的举报电话刚还没有定下来，不过马上就会由市里开会统一进行公布。 据这位负责同志介绍说，针对倒卖假发票活动猖獗的情况，餐饮娱乐行业已经改成了定额发票，的士发票也改成了白色的防伪纸，这种防伪纸具有双重防伪功能：一是用肉眼看水印纹，对着光可以看到菱形的水印，中间有“SW”的字样（“税务”汉语拼音的首字母）；二是机器辨真伪，在荧光验钞机下，监制章和号码会显示出橘红色的荧光。 随后，他们几人同税务局的同志一道，又来到了火车站站前综合办，据一位负责人说，对于这些倒卖假发票的流动小贩，他们曾多次集中整治过，也曾查获了一些制假售假的贩子，但这些倒卖假发票的多为流动人口，而且他们的反侦查能力很强，一有“风吹草动”便作鸟兽散，线索也很快中断，源头很难查。 而税务部门则表示，目前对付假发票的主要办法是，加强内部管理、举报工作和社会专项检查治理，严格把握住报销环节。一经发现，要认真查处并给予重罚。 随后，严富春以《打击贩卖假发的不法分子》的题，在《滨江日报》上发表，向社会呼吁：发票是财务收支的法定凭证，也是会计核算的原始凭据和税务部门稽查的重要依据。一些不法分子运用非法手段印制销售假发票，扰乱金融秩序、破坏市场经济、败坏社会风气，也给那些偷税漏税和贪污盗窃的不法之徒提供了“钻营”的空子，希望有关部门能够严加查处。后来，严富春发现，他每次途经“南大门”火车站的时候，发现经过“治理整顿”后，这个里倒卖假发票的活动仍然十分猖獗，且这些非法交易，就在那些管理者的“眼皮底下”发生。随后，《滨江日报》又组织了几次跟踪采访，其中《“南大门”假发票为何难禁》，此稿刊发后，引起有关单位的高度重视，后来相继出台了发票管理的相关法律和法规。 这件事情发生后，严富春就开始特别关注比较有代表性、而且是普遍性的社会问题。 那时候，从农村刮起一股以修族谱、建祠堂为名的歪风，而且其势不断扩大，已经开始从农村蔓延到了城市。当时，严富春家里突然闯进了几位从老家来的“不速之客”，告知村里要修建宗族祠堂，而且还要“续家谱”，并声称是奉了族长之命来收费的。当时严富春不仅已经结婚，而且还生了一个女儿，来人就告知说，“千金”也能写进族谱内。严富春因家庭经济困难，而且对农村现在搞的这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并不赞同，便对此事并没有表示支持。来人见反复“开导”与“劝说”不成，且严富春仍然还是“执迷不悟”，竟干脆懒在他家不走了。这一下倒把严富春“整怕”了，赶也不能赶，骂也不能骂，自己不能上班不说，还得买酒买菜大肉大鱼好好款待他们。他们甚至还以干部的等级划分，规定“地师级”、“县处级”、“正科副科”等不同的级别，交纳600-1600元不等的费用。严富春看看他们那大有“不达到目的不罢休”的架式，只好筹钱交了他们规定金额后这才了事。末了，严富春以《乡村摊派进城来》为题，呼吁社会各界给予重视，刹刹此歪风。 当时，每到春节前后，全国各地的许多地方都会出现有一大批能“挑牙虫”的队伍，这些“能人巧匠”，有的吹嘘自己有祖传的秘方，有的称自己是世代医家，还有的竟然大言不惭把自己说成是“社会名流”。其实，这些人并非是什么了不起的“社会名医”，而且一群彻头彻尾的江湖骗子，他们所到之处只有一个目的——骗人钱财。 某日，严富春在解放路遇到这样一个中年妇女，她正在给一个穿金戴银者在“挑牙虫”。只见她手里装模作样地拿着一根看上去很精致的细小的木棍，在那“患者”口中拨来拨去，不一会儿，果然从那“患者”口中“挑”出几条白色的“小虫”出来。然后，那骗子便对那穿金戴银的妇女说：“你看到了吗？我都给你挑了出来了！” 严富春后来通过查阅资料了解到，在湖北荆州某地有一种奇花异草，结出的草籽颗粒微小，晒干后更是肉眼难见。但它却遇水能够膨胀，成为缝衣针大小的白色“小虫”。骗子在行骗前，事先将那小木棍钻出两个细小的孔，将那肉眼难见的草籽装入其内。当他们在开始“行医”的时候，便用装有草籽的那根小木棍在“患者”的口中的拨来拨去，那小木棍里的草籽便落到了牙床上了。这些遇水即可膨胀的细小的微粒，在牙床上经口水一泡，便出现了类似于一条条的“虫子”。然后，骗子再伺机将其一条条的“虫”子“挑”出来给“患”者过目，以此来骗取钱财。严富春就以《谨防江湖骗子》来告诫人们，希望读者诸君看到类似的情况要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他还在文中仔细地把骗子行骗的方法和伎俩进行了描绘，提防市民不要上当：且不说骗子们所玩的“把戏”不够高明，就是他们在操作上也耍了许多骗人的“花招”：首先，他拿出那个小木棍在“患者”面前，让其仔细看过，的确没有任何东西，好让人放心；其次，骗子就在给人“治疗”的时候，趁你张口的时候，马上将木棍“调头”，把先前握在自己手里、装有草籽的那一头调到前头，伸进“患者”的口里。这样一来，就“神不知鬼不觉”地从你的口中挑出了为数不多的小“牙虫”来。 末了，文中还例举了街头曾经出现过的类似骗人的伎俩，比如：下象棋“残局”的、玩扑克牌猜“花姑娘”的、易拉罐“中奖”的、地上掉“钱”的，还有假装回家无路费找你讨钱的等等各式各样的行骗方法，应引起人们的注意。并还列举了街头另外两种骗人的“把戏”，与易拉罐“中奖”如出一辙，只是由于这易拉罐“中奖”已经被许多人“识破”，故骗子们又在此基础上“与时俱进”，改换成了另一种方法：购物中奖。 当时，严富春有一个朋友曾“有幸”遇到过这样的“把戏”，便高兴地给他打电话“报喜”说，她中了大奖了！严富春还真以为她买了彩票中了奖呢，一问才得知她是在地上捡到了一个人“掉”在地上的东西，里面有四张“开心购物，幸运有您”的刮奖卡，等她将那“刮奖区”刮开时，发现这四张“刮奖卡”中，其中一张标有“四颗星”，核对“刮奖卡”背面的《奖票说明》得知，她中的是“二等奖”，“奖品”是23.8万元（支票一张）。 严富春一听，便赶紧让她把这份“刮奖卡”送到他面前，以分辩真伪。等严富春拿到手后，这才发现，这份印刷精美的“刮奖卡”一共是四连张，正面标有“雅庭机电为了回馈客户，回赠客户特此举办大型公益福利抽奖活动”的字样，中间是“开心购物、幸运有您”八个金色的大字，在红色的底色的衬托下，十分有诱惑力。下面则是主办该活动的单位名称和地址。右下角才是“刮奖区”和“密码区”。 富春在这张“刮奖卡”背面的《奖票说明》上，看到了这样的《奖励说明》：一等奖1名，宝马汽车一辆（价值58万元），后面相应的标示是“五颗星”；二等奖5名，23.8万元（支票一张），后面相对应的是“四颗星”；三等奖50名，平板电脑一部（价值4500元），后面相对应的是“三颗星”；四等奖300名，自行车一辆（价值300元），后面相对应的“二颗星”；五等奖1000名，纪念品一份（价值100元），后面相对应的是“一颗星”。然后是“兑奖热线”和传真电话。 且不说，这种骗的的把戏与那“易拉罐中奖”的方法如出一辙，单就是那《奖票说明》上的第一条，就让严富春对此产生了怀疑：“凡参与活动者，即视为了解并同意遵守本奖票的相关规则。”至于什么样的《规则》，上面没有说清楚。而更让人觉得“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是，在这张“刮奖卡”背面的右下角，有这样一行说明：“此活动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随后，严富春指着这印在背面最上面的“奖票说明”对那朋友说：“这是一个典型的骗子，不信你试试？” 那朋友死活不信，她从口袋里又掏出一张标有“滨江雅庭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出库单”递给严富春过目。富春接过来一看，这是一张用普通白打印纸打印出来的《出库单》，上面注明购买电瓶（HY9AB）198只、HY12AH型电瓶170只、HT7N型电瓶300只、J0628型车载空气净化器135只、车载空气票250只，总价值为22.775万元。出库者为“李琳”，复核者为“吴超”。上面还盖有“滨江雅庭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和“奖票已领”的红色印章。在这张“单据”的“备注”栏里，还有这样一行字：“金额满5万元以上，可享受抽奖活动。”看完这张“精心炮制”的《出库单》，严富春问她：“你买过这些东西？” 她摇了摇头说：“这张单子是夹在那个《刮奖卡》里面的。” 这下，严富春更有理由判断这是一个大大的陷阱了。于是，便对她说：“这样，你如果不信我的话，你马上按照上面的电话，给他们打过去，看看他们怎么说？” 于是，朋友便按照富春的吩咐，给这个名为“滨江雅庭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打去了电话，对方告诉她，先奖中奖奖票、本人的联系方式和身份证正反两面复印在一张纸上后，传真到该公司。严富春为了让她“死心”，便将一个没有什么“背景”的人的身份证传真到该公司去，第二天，那个公司给她回话说，让她给公司提供一个银行账号，到时公司好给她汇款。严富春就让她用她本人自己的身份证开了一个新账户，然后给那公司传真了过去。结果，第二天，他们回复说，她提供的账号与其身份证不相符。 朋友问严富春：“他们怎么知道我用了别人的身份证件？” 严富春没有回答她的问题，而是反问她说：“请问天上有没有掉馅饼的好事情？”她想了一下后，这才明白过来说：“天上是不可能掉馅饼的，要掉恐怕掉的也是陷阱！” 那个时候，不管是坐公共汽车，还在坐轮船火车，严富春几乎都能找到新闻。 某日，严富春坐轮渡过江去江北那边办事，他从江南岸边的中华路码头登上轮渡后，发现有一乘客靠在轮船上的油桶在抽烟，那个时候的轮渡大都是燃烧柴油的，尽管较之汽油要差点，但终究是易燃易爆品，他急忙上前制止后，感觉到可能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应该给那些“瘾君子”们提个醒，于是，他便写了题为《抽香烟靠油桶危及全船》发表在次日的《滨江晚报》上；又一日，他从鲇鱼套铁路货站边过一个铁路道口，当时有一列货车正好通过，在栏杆放下来的那十几秒钟，居然有人“胆子大”，也不顾即将驶过来的列车，居然用手抬起即将落下的栏杆的一头，不顾道口管理人员的劝阻，在火车即将到来的一瞬间，强行钻了过去，令周围的过往群众惊人得出一身冷汗。严富春马上意识到，这样危险的事情，必须要“广而告之”于是，他又以《过道口听规劝，切莫随意越栏杆》为题，呼吁过往人群注意安全；某日，又一日，严富春乘坐一辆33路公共汽车，发现这条线路因为是跑郊区线路的，而且因发车时间的间距较长而出现管理混乱的现象，乘客见到车辆到站后，蜂涌而上你推我搡，也催生了许多安全隐患。于是，便以《33路公汽管理混乱，持月票职工乘车难》为题，在《荆楚日报》上发表，呼吁有关单位加强管理；又一日，严富春坐公共汽车，发现车上有一些残缺不全的座椅，由于车辆在行驶途中，几个乘客坐下时，座椅一歪，身体一偏，几人差点摔倒。于是，他又以《公汽上残缺不全的座椅应及时维修》为题，在《荆楚日报》上发表，编辑同志在《舆论监督》专栏的头条发表时，还特意加了《多为群众办好事》的编者按。 不光如此，严富春就连“走路”、与家人逛街，甚至女儿穿的裙子，都能写出“新闻”来。某日，严富春在路上走得好好看，突然发现有人在赐修建好还未通车的高架桥上横穿马路，来往车辆穿梭一般，险象环生。于是写下了《桥上横穿马路，危险》一文；有一天晚上因天热，与家人一起逛街，发现街上有些西瓜摊主不顾市容卫生，将一些西瓜皮就直接扔在马路上，因是夜间加之路灯比较昏暗，不少市民就不幸睬上了这些“地雷”。于是，严富春便以《摊主缺德，地雷坑人》为题，呼唤市民增强公德意识；某日路过某郊区，发现有一屠宰场不仅在清晨不断扰民，而且路上污水横流，过往行人无从下足。又以《屠宰场清晨扰民，马路边污水横流》为题，呼吁有关部门加强管理；某日经过一小区，发现一煤气施工单位因维修管道，挖出的泥渣在马路上堆了长约七十米，可施工完后却又不复填，影响居民出行。严富春便以《泥渣占道，居民难行》为题，呼吁有关部门尽快处理；某小区因为楼层高水压低，住在九楼的居民无水可用，一群老太太们只得着水桶到一楼来接水，然后拎到九楼上去。严富春得知情况后，又写了《下楼讨水，苦了居民》，呼吁有关部门多关心群众，多为群众做好事。甚至连他女儿新买的一条“公主裙”因质量问题，没穿几天变成了“鱼网”，也被他写成了《公主裙变鱼网》的新闻，呼吁有关单位加大“打假”力度，杜绝“水货”产品。更为好笑的是，严富春因为女儿在晚饭时因看动画片而影响就餐，还特意写信到报社，希望电视台把动画片的播放时间调整一下，错过晚餐的时间，以确保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至于《孩子不愿上学也有心理障碍》《纠正儿童的退缩行为，培养子的合群心理》《问题出现在孩子书房里》《满足孩子的求知欲》《我和女儿下象棋》《建立女儿档案》《你会道歉吗?》等诸如此类的获奖文章，都是一些探索教育子女的方式方法，原本是他抛砖引玉、举一反三，与老师和家长们共同研究的，文章发表后，居然得到社会各界的称赞。 当然，凡事都是一分为二的。发现有问题的事情要对群众提醒，对学雷锋做好事或者结做得比较好的一些事情，严富春也是吝笔墨给予表扬的。某日，严富春家中电饭煲坏了，妻子让他拿到街上去修理，走到友谊商店时，正好有一个电器维修的小摊位，他请师傅帮他修理好后，就掏出钱来要给他，结果被师傅拒收，理由是“这点小事，举手之劳，免费！”严富春写了《学雷锋做好事免费维修》，发表在《滨江日报》上；又一日，某企业因为将单位大门改了方向，门牌号码也随之而改变，却给邮政投递工作带来了不便，许多报刊和信件也不能正常接收。严富春获悉后，就对邮局领导提了意见，结果领导非常重视，而且作风深入入，专程登门来听取意见，该单位报刊和信件投递也恢复正常。严富春就又以《登门听意见， 邮局领导作风深入》为题加以表扬。 这样，严富春除了在工作中所发表的稿件外，他采写的社会新闻，也越来越多。从小到一、二百字的小“豆腐块”文章到二、三千字的新闻特稿，一年下来能发表四五十篇，这还不算他“有感而发”写的那些“一事一议”的新闻评论或针砭时弊的杂文。于是乎，严富春就在单位上出了“名”，在各家报社里也出了“名”，而且各家媒体也将他评为写稿投稿积极的“优秀通讯员”，当然，也有不少优秀佳作，分别被评为一二三等奖。 不久，严富春就入了党，先是宣传科长，后来又当了刚成立的宣传处副处长。用廉处长的话说，是严富春走了“狗屎运”。 宣传处的成立，是响应当时的政府机构改革，为加强党的方针政的宣传和领导，从党政办脱离开来后成立的一个处室。处长上调为副主任后，主任有意留下正处长空缺，让严富春做常务副处长，主持宣传处的日常工作，实际上就是他“说了算”。在当时，一般处里只有副处长，没有“常务”一说，不知他为何想出这样的名词，可能是受“常委”的影响吧。 当时，社会上流传这样一句话：“跟着组织部，天天有进步；跟着宣传部，天天犯错误。”可这句话安在经计委就不合适了，严富春从进党政办宣传科开始就走了“仕运”，只有五年的时间，就从副科级提到了副处级，而这对于一个干部来说，往往要十年或十五年甚至更长才能“熬”到他这个份上。因此，当听到有人说“跟着宣传部，天天犯错误。”时，有的人就会说，什么啊，你看人家严富春仅有五年时间，就从副科到了副处，人家管组织的干部处的老刘，二十年的党龄，副处也有六年多了，可如今还不是个副处？我看啊，这话要改成“跟着宣传部，天天有进步；跟着组织部，也能不挪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