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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5月25日晚8时45分，也就是在宜璋县的大部分居民刚吃罢晚饭，准备看电视的时候。突然，家家户户窗户上的玻璃“嗤嗤”振响，接着，“嘭”的一声巨响，如排山倒海般传来。人们正惊魂未定，又一阵更巨大的爆炸声传来。此时，距市区20公里、地处襄江市宜璋县胡耳乡的东新化工厂二分厂包装车间发生一起TNT爆炸事故，当场死伤十人。
事故发生后，沈红玉接到了当地群众的举报，虽然她已调到了委办当主任，但因为她还兼任着《安全生产报》的编辑部主任，又是记者部主任，就带了一名摄影记者和闻讯赶来的省城一家都市报的二名记者一道，连夜赶赴事发现场进行采访调查。
26日早上7时许，沈红玉和都市报的记者韩建一行抵达襄江市后，立即与正在事故现场进行调查的该市安全生产监管理局局长郑长安取得了联系，请求得到安监部门的协助和帮助。郑局长在电话中则要求记者暂时不要到事发的现场来采访，并说等他回到襄江市里后，再与记者联系。沈红玉和韩建等人就只好在“外围”进行采访了一天。
沈红玉和记者韩建来到宜璋县人民医院，先后采访了胡冰、毛广兵、吕俊峰、龚保军等几名受伤者。
胡冰回忆说，发生事故的工段是203工段，当晚该工段共有14名工人在当班，他是负责外围工作的。事发时，他在事故现场大约60多米远的地方，听到第一声爆炸声后，他马上意识到出事了，就拼命地往外跑，听到第二声爆炸后，他就被强大的冲击波所击倒。
吕俊峰告诉韩建，爆炸时，他正在车间外10米左右，只感觉耳朵“嗡”的一下，身上像被火烧，紧接着他被一股气浪推倒，碎片雨点般落在身上，他赶紧爬起来跑离现场。
沈红玉和韩建又来到当晚在201工段（硝化工段）当班的龚保军面前了解情况，龚保军告诉他们，发生爆炸事故的203工段是他们这个工段的下下个工段。他们工段距离事发地只有200多米远。203工段主要工作任务是负责将烘干好了的炸药制成片剂，然后再进行包装。据龚回忆，当晚发生事故前，他正在看器上的仪表，听到第一声爆炸后，他迅速按下了停止送料到下工序的指令。紧接着又听到了第二声爆炸声，此时，随着爆炸声响，车间所有的灯全部熄灭了。当第三声爆炸声响起的时候，不知什么东西从天上掉了下来，他的头部就受伤了，也就不知道后面的事情了。等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还活着，只是头上缝了7针，还好生命没有危险，好象是做了一场噩梦。
龚保军的妻子潘秀玲也回忆说，当晚事发时，她正在家里看电视，第一声爆炸声很小，她没有听见。她所听到的第一声爆炸，其实是第二声爆炸声，紧接着又听到了更为强烈的爆炸声响。此时，家里的房子颤抖得好历害，窗子的玻璃震掉了好几块，房子也好像要倒了一样。她急忙把正在做作业的小孩从家里拉了出来，跑到外面躲了起来。她刚开始以为是附近谁在放炮炸山，不一会就听到有不少摩托车往工厂里跑，有许多人在大喊：“厂里出事了！”她这才想起自己的丈夫正在厂里值班，就和许多家属一道急忙往厂里跑。途中，不断看见有厂里的消防车和救护车往生产区跑，警笛和警报声，与人们的叫声、喊声和哭声连成一片，顿时，厂里变成了一团糟。
看见沈红玉他们在采访事情发生经过，在医院做保洁工作的女同志听到潘秀玲说起此事时，接过话题说，当天晚上她正在医院里做卫生，听到了两声像放炮一样的声音，随后，医院里的窗子玻璃明显感到了震响，房子也好像颤抖了，像发生了地震一样。
沈红玉和韩建随后又采访了宜春市的部分出租车司机和一些居民后，从居民口中他们纷纷得知听到爆炸声，不仅感受到了房屋在震动，而像这样大的爆炸，几十里远都能听到爆炸声响，其威力应该不小于5级地震。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师傅说，这样大的爆炸发生在一个车间内，简直不可思议。
沈红玉他们感到事情好像不只是爆炸那么简单，人们受伤害的程度也好像不是眼前仅有的这些。为了弄清事故的真相，得到第一手真实的资料，于是她和韩建商议，到该厂进行更细致的明查暗访。
次日下午3时，当沈红玉和记者韩建他们一行几人再次驱车赶到东新化工厂的生活区进行采访时，发现距离事故现场大约1600多米远的一个二层的小办公楼的大门玻璃被震破了，而在旁边的一间小房子里，则放着二块被震破了的破玻璃，他们上前一测摸，足有12毫米厚。望着这些残炸玻璃，沈红玉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儿。韩建从厂里的一位60多岁的老师傅那里听说，这次爆炸非常幸运，因为炸药爆炸的角度是呈45度斜角，大部分炸药都抛向了天空。如果是横向行走的话，炸药的威力引爆附近的TNT炸药仓库，整个地区都将成为一片火海，后果更将不堪设想。
难道人们在此之前对安全问题没有足够的重视么？带着这一问题沈红玉和韩建协商，他们兵分两路，沈红玉小组专门调查安全隐患及措施的采纳等问题，韩建他们小组专门负责采访事故发生的真相问题。
明媚的阳光在和风的吹拂下依然显得那么幽润，白色的玉兰花儿在清新中焕发着风采。尽管日月依然在宁静中泛逸着无尽的色彩，而人们充满向往的心在浓烈的火药味中显得骄躁与不安。
沈红玉的小组在采访一位老职工时了解到，这个工厂从1969年建厂起到这次事故前，还真的没有发生过重大安全事故。尽管没有事故发生，但不等于没有安全隐患问题。而许多安全隐患许多人都能看得见，就是没有人指出来。也尽管每年每季每月的都有安全检查记录，而且记录本上写得满满的，上面也有人签名，可那些记录全都是假的，是专门有人写的，是为了应付领导和检查的。而切切实实的实际工作中，又有谁去检查过？倘若拿出记录本来，找出其中一个人最近所说的话，问他知不知道自己曾说过什么，或者问他知不知道自己车间存在什么安全隐患？几乎没有人能说的出来。这种欺上瞒下，置生命于不顾的工作作风实在难以理解。至于企业的安全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完全是“聋子的耳朵”。干部、职工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的执行上，存在严重的问题。
在谈到对职工进行安全培训和安全教育方面的情况时，一位老同志非常生气。他说，以前，我们在上岗前还要经过专门的技术、安全培训，可如今有个文凭或只懂某个工序，对下一个工艺流程不是很熟悉就可以得到提升，从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外行领导内行的不良局面。可我们做的这一个行当是一个危险的行当，是决不允许任何人出现任何差错的。可以说，发生这起重大安全事故不是偶然的，最根本的一条可能就是职工的安全意识放松，思想麻痹大意的。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其它的原因，比如，因为职工的工资水平很低，比厂领导干部的工资要低10倍左右。这些对职工的思想、情绪也难免受到一些影响。当然，也许还有其它能影响安全生产方面的另外一些原因。
沈红玉就是不明白，技术不过关当领导本身就是安全隐患，但职工工资低人们就应放弃安全，拿自己的生命当赌注？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
韩建负责对所得到的材料进行核实。3月27日早晨7时，他们一行赶到宜璋县人民医院，想找几位受轻伤的东新化工厂的职工询问一些事发时的具体情况。就在他们与受伤者进行交谈之际，该厂来了两位自称是照顾伤员的负责人也不通报姓名，在一一查验了他们的身份后，要求记者与该厂宣传部门取得联系再进行采访。
随后，该同志与该厂宣传部毛部长取得了联系，由于韩建和另外一名记者就在他身边，很清楚地听到了毛部长给他的“指示”：千万不能让记者采访伤者，也不能让记者到工厂来。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对记者说：“根据我们领导的指示，我们不能让你们采访受伤者。”随后，该负责人谢绝了他们的采访，并派人送他们下楼离开医院。
上午9时许，记者韩建拔通了毛部长的手机，要求毛对他们的正常采访给予支持和帮助。毛称该厂是军工企业，以军事机密为由，谢绝记者进入该厂调查和采访。
上午10时，他们雇了一辆出租车前往离宜璋县20公里处的东新化工厂。10时40分，在进入东方化工厂的一条必经之路，一辆车号为F·4009的警车停在路中央，两位身着便装的人正在查验进入工厂的车辆，凡从宜璋县方向前往该厂方向的车辆和行人一律进行检查。他们试图以伤者家属的名义进去，却遭到拒绝。后来他们也几次试图与当地的群众一起进入该厂，均没有成功。当地一位群众忿忿不平地说：“不就是一起爆炸事故吗？有必要做得这么大惊小怪吗？”
中午1时许，他们租了一辆两轮摩托车，绕道70多公里途经雷河、金牛山林场、新集、赵咀、李档、邓冲、钱湾，沿一条羊肠小道，从大山后面的一条避静的山道进入了该厂的生活区。
下午3时20分，他们又来到该厂的生活区内。由于发生事故，厂区内十分安静，许多工人和家属仨仨两两聚集在一起，议论着此前发生的这起爆炸事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师傅指着对面的一个用门板挡着的玻璃大门对他们说：“你看，这里离事故地点1600多米，但强大的冲击波还是把这块12毫米厚的钢花玻璃都震破了，谁相信只死了这么几个人？”
3时45分，沈红玉终于设法“混”进了厂区，和记者韩建爬到对面300米高的山上，想拍摄该厂的全观图，可惜因对面的山遮挡着无法看见，只从山上拍下了该厂生活区的一角。
4时10分，他们来到东新化工厂的大门前，只见该厂厂门紧闭，十几名经警守候在厂前。在离厂门10多米的地方，早已围满了一大群该厂的职工，有的议论谁谁谁死得好惨，有的说谁谁谁炸得连骨头渣子都没有了……
当晚6时，他们再赴医院采访受伤者，可在宜璋县人民医院，凡该厂伤员的每个床前或门前，都有一名该厂派出的人员守护者，见记者前来调查，急忙上前阻止。
在知情人员的带领导下，他们又来到了宜璋县中医院。经查，该院住院部四楼住着一位东新化工厂伤员。可当记者走到四楼楼梯时，又发现有人守护者。
28日早7时，沈红玉随记者韩建一大早再次来到了宜璋县人民医院，当看到203工段当班的班长朱洪涛只是受了一点很轻微的伤后，想找他了解一些情况。可还没问几句话，该厂又一个“负责人”出现在病房，并随即与该厂宣传部毛部长联系，可惜电话关机，该负责人只好以伤者现在不能多讲话为由，把他们请出了病房。
随后，沈红玉和韩建从随身所带的笔记本电脑上网一查，据5月26日的当地媒体报道：昨晚8时50分许，宜璋县东新化工厂发生爆炸，当地消防、公安、武警官兵立即前往救援。据初步统计，事故伤亡人数在10人以上；而当天的另一家报纸报道：昨晚8时30分，宜璋县东新化工厂烘干车间突发爆炸，据初步统计，已有2人死亡，14人重伤，11人轻伤。
5月27日10时32分29秒，又有一家网络媒体报道称：截至昨日下午4时30分，东新化工厂发生爆炸事故共造成4人死亡，30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较重，12人经检查治疗已回家。并在文末特别注明此稿由“市委办信息科发布”。
按照这家网络新闻报道的伤亡人数来计算，在医院里住院治疗的应该有18人。可记者在通过为期3天的调查了解后却发现，截止5月28日晚6时记者离开宜璋县为止，在宜璋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的只有朱洪涛等6名伤员；在宜璋县中医院住院治疗的只有1人；而在地区医院治疗的也只有3名伤势比较严重的伤者。这样算来，至少还有8个人“对不上号”。这8个人哪里去了？难道也神秘地“失踪”了吗?
5月28日晚7时许，本已阴沉着天的宜春市下起了毛毛细雨，天也渐渐黑了下来。韩建再次与郑局长取得联系，郑说他马上从事故现场返回市区，要沈红玉和韩建与该局的邓副局长取得联系。沈红玉迅速拔打邓副局长的手机，可他的手机已转成呼叫转移，打他的小灵通手机也总是无法接通。之后，记者韩建也再次拔打郑局长的电话，得知他正在某酒店吃饭，他们遂又把要采访的目的和要求对他说了一遍，请求得到安监部门的协助和支持。郑便要该局一位姓唐的副局长送来一份情况说明，该说明称：截止5月26日11时30分止，这起事故已死亡2人，失踪2人，伤24人，其中1人尚未脱离危险期，其他人员无生命危险，均在医院接受治疗。文中还说该市主要领导在事故发生后亲临现场，指挥人员全力抢救受伤人员。并组织公安、消防干警及技术专家，对事故现场进行先期处置，防止发生再次爆炸事故。同时，组织警力做好现场保护及失踪人员的搜救工作。通报与网络上报道的内容基本一致，只是伤者人数不同。
沈红玉把“官方”的第一手简单的资料拿到手后，又把要采访的目的和要求对唐副局长说了一遍，请求得到安监部门的协助和支持。可唐副局长说他作不了主，遂与郑长安局长取得联系后，对沈红玉等人说不便于安排，也希望记者不要到工厂去采访。随后，唐副局长便开车走了。
5月29日早8时30分，沈红玉和韩建又与东新化工厂宣传部的毛部长取得联系，可他还是不愿意提供死亡者的名单和受伤者名单。也就是说，该厂还有8个
工人仍然“下落不明”。对此，当地市政府“5·25”事故调查组和宜璋县东新化工厂的领导们却不敢认同，可他们又拿不出新的证据来。
面对如此“复杂”的问题，沈红玉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便打电话向严富春求助。委里对严富春的“处分”外界并不知道，当他得知沈红玉在采访中遭到拒绝的问题，就与那毛部长取得联系，可没有联系上。严富春只得打电话告诉沈红玉：凡事要多动脑筋，不要用自己的主观思维去判断问题。要她“见机行事”，如果实在不行也不能硬闯，凡事都得讲究政策和策略，讲究方式方法，可以先回来后再想别的办法。
随后，又语重心长地对她说：凡事呢，也要想开一点，拒绝采访也没有关系，了解不到事故的真相也没有关系。也许，地方上有地方上的考虑，领导有领导的智慧和领导艺术。作为一个媒体人，要想了解事情的真相，这本无可厚非，可“真相”究竟是什么?多少事故后面的“故事”惊心动魄?这些事故的后面，有多少个生命因为在事故中丧生，而他们的名字却无法被人知晓，甚至连一个能代表他们的数字都没办法让人知道。你说，这事故背后的“故事”又该如何描写，如何报道呢?
听完严富春的一席话，沈红玉惊呆了：原来，事故的背后，还有这么多“故事”，只不过，这样的“故事”太令人伤痛，太令人遗憾了！
坐在回省城的车上，沈红玉心里就在考虑一个问题：如果说生命的存在，是应在祥和的气氛中完美的拥有每一天的话，那么维护这祥和的生命，非得要付出不祥和的代价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