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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和祖母因为不喜欢我父母，有一段时期，对我和弟弟这两个孙子也都不搭理了，可住在下文魁朝门的外祖母家却是我们快乐的港湾。母亲天天做农活，外祖母就照看着我们。
从巷口右侧的过道出去，走下那道高坎，过水圳，沿圳堤北走约五十步，从左手往下拐，就到了下文魁朝门的后院了。途中要经过一截断砖与石块砌的园墙，上面爬满了薜荔。记得那年冬天，大雪数日，汝溪姨母家的三表哥来外祖母家拜年，也来我家玩了半日，再一起去外祖母家吃夜饭路过这里的时候，他从墙头抓起一大把雪塞到嘴里嚼得咯吱咯吱响。
“啊，过瘾，真过瘾！”他砸吧着嘴说，一扬手，就将一个小雪球朝远处结了冰的水田里扔去，砸在冰面上，雪屑登时向四周溅射开去。
但他不常来。我和弟弟则经常跑到外祖母家去，和四舅家的表兄弟们玩。
外祖父秋生公去世的时候，我母亲才十八岁，还没和我父亲成婚呢。我自然是没见过他。听母亲讲过，外祖父颇具侠义心肠，常周济贫弱，好打不平。汝溪三表哥袁共华写过一篇《秋生公传》，开篇即这样评价外祖父：“一介布衣，却怀侠骨，一生烟火里挣生活，风骨里藏赤诚。”
据三表哥说，外祖父自幼喜欢舞枪弄棒，跟着族里的武把式学会了一些拳脚功夫，手里常攥一根长长的旱烟杆，作为防身武器。外祖父拳脚里练出一身胆识与正气，平素嫉恶如仇，最见不惯恃强凌弱的事：东家小子遭欺，他拦下滋事的后生讲道理；西家寡母被侮，他登门替人讨公道，是邻里口中“肯为旁人出头”的硬汉子。除了这份热肠，他更念乡情，村头的桥板朽了，他扛着木料去修；邻村老人无依，他送些米面接济，地方上的善事，常有他的身影。
外祖父年轻时，为讨生活，邀三五同乡远赴贵州贩牛。崎山陡水，走得脚底板磨出血泡来。夜里则裹着粗布衣裳睡在牛棚边，怕牛群受惊，也怕贼人惦记。“归乡后，贩牛的营生却不抵日常开支，他便干起杀猪的营生，凌晨四更便起床，磨刀霍霍，一刀子下去干净利落，挣来的钱，一分分都攒起来贴补家用。”
三表哥也未见过外祖父，这些记录大抵是听他母亲——也就是我的二姨母说的，加上作为外孙写外祖父的传记，自然怀有“为长者讳”的孝道思想，行文多少有些溢美之词吧。实际情形如何呢？听我母亲说，这般风里雨里贩牛挣来的钱，外祖父却不省着点用，拿去屠桌铺剁回一大块猪肉来，吩咐外祖母：“他娘，宰一只鹅，一起拌米粉蒸了打平伙。”鹅是自己家里养的，与猪肉拌米粉一起蒸了几大钵，一声吆喝招来同去贩牛的伙计们围一桌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谓之“打平伙”。外祖父平生最喜米粉肉下酒，且蛮有讲究：要手掌大一块的切好，拌了米粉蒸熟蒸熟，用筷子拦腰夹起，两头一悬一悬的，送到嘴边一口咬个对叉，吃得嘴角流油，方甚满意。若是偶尔未蒸熟透，他便骂：“这猪都还在叫呢！”
外祖父待人是这样豪阔，然而家中因子女甚多，日子却过得十分清苦。发妻诞下三男一女后不幸早逝，遂续弦堂姨妹，又添二男四女；十个子女绕膝，是旁人羡的福气，但一大家子开支嚼用的重担，却让他喘不过气来。
外祖父家教甚严，常告诫子女站要有站相，坐要有坐相，吃饭要有吃饭的相；更教子女要心存家国大义，他常说“家是小的国，国是大的家，有国才有家”。这份刻进骨子里的家风，十个子女无不恪守。五个儿子前面四人皆从军报国，长子贵安率先应征，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员奔赴抗美援朝战场，冰天雪地里拼杀，凭一身硬气立下战功；四子龙安亦不输兄长，战斗于西沙海战前线，在波涛汹涌的南海之上保家卫国，同样斩获战功。每次收到儿子们立功的喜报，他总把它贴在堂屋正墙，摸了又摸，嘴上只说“该做的，该做的”，眼里却满是藏不住的骄傲。
在那个“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特殊年代，旁人都躲着不敢搞副业，外祖父却因几个儿子接连入伍，一直是军属，没人敢管，便在屋旁河滩边圈起竹栏养鸭，在屋后坡地放羊，起早贪黑，不得片刻闲暇。最磨人的是打豆腐，天还没亮，他便领着家人推磨，磨盘转得吱呀响，黄豆磨成浆，点卤、压模，白花花的豆腐块刚成型，还带着温热，便让次女——我二姨母——挑着担子去卖。
外祖父一辈子都在跟穷日子较劲，习武的一身气力，全耗在了养家糊口的琐碎里：贩牛的山路、杀猪的案板、磨豆腐的磨盘、放羊的坡地，处处洒有他的汗水。却也因儿子们的报国之举，让清贫的日子多了几分荣光。只是他终究没能等来享福的日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辞世，仅过花甲。一生侠骨，半世苦拼，没歇过一日，没享过半点清福。子女们忆起他，只记得他笔直的脊梁。
我打记事起，听长辈们谈起这样一位外祖父，觉得他是一个豪阔、勤劳、坦荡、粗犷而有侠气的人，很是敬服。遗憾的是，他连画像都未留下一张。我只见到了晚年的外祖母。关于她的记忆，大都是在夏秋。
一个夏日的午后，外祖母坐门口厅堂同院里的思瞻老母、杰强老母闲话去寺庙尼庵烧香的事，我一旁倚着厅柱石墩听，四舅家叫“白毛”的狗趴在地上打呼噜。
“庙里的干净，真叫人看着舒服，连茅坑板都扫得干干净净的，捡得盐子呷。”
“敢情，那些和尚尼姑除了敬菩萨，没别的事可做了，就打扫得勤了。”
这时，白毛突然跳将起来向天井冲去，“汪汪”的叫着。抬眼看时，一个老婆婆拄着拐杖打朝门口来了，见白毛这么凶，忙站住，惊恐地瞪着它，不知所措。
“白毛，莫叫，回来！”我喝住白毛。
白毛这才往回走，嘴鼻里犹狺狺有声。
老婆婆来到厅堂，问：
“三位老伙计，抽牌吗？看看晚来运气。”
外祖母她们三位老母都笑道：
“都这把年纪了，还抽什么牌，要抽也只看谁先死，怎么个死法。”
这样说笑了一会，终究经不住那位老婆婆的软磨，都各抽了一手牌，又都说笑了一回，付了钱。临走时，老婆婆忽瞅着我说道：
“这位小哥好面相，刚才你帮我喝住了狗，老婆子让你一手牌，看看前程。”
“这个……”我有些迟疑，看看老婆婆，又看看她手里那把能预示人的命运的牌，不知如何是好。
外祖母她们几个却极力撺掇我抽一手，说反正不要钱。
就这样，我漫不经心地抽了三张牌，递给老婆婆讲解。她接过牌去，展开看时，连说：“好牌好牌！我就说小哥好面相啊！”
上面说些什么呢？那老婆婆的解说我半懂不懂，至今只依稀记得什么“福星”啊“文星”啊，其余什么的统忘却了。
然而外祖母她们几个很是替我高兴。我却一派天真，不以为意。心想，这大概是那位老婆婆为了感谢我而编的吉利话吧。
秋日中元节，供奉完先人，外祖母就把供品分给我和表兄弟们，这是一份小小的快乐。
“这是祖宗享用过的东西呢，吃了像养狗崽一样健健康康地长大！”外祖母说。
至于在外祖母家最有趣的，要数在枣子熟了的时节，爬上树去摘枣子吃。后来我读师范的时候，写过一篇关于这段记忆的短文，题为《枣》。
外婆的菜园里，有两株枣树。靠东墙那株，枣子很多，只是有些小，也不怎么甜；那株靠西墙的枣树，没有北墙那株高大，枣子却一颗颗有鸡蛋那么大，还布满了淡红的裂痕，嚼在嘴里，清甜！外婆叫它“鸡蛋枣”。每年到了五六月间，夏日的阳光有些晃眼，枣子挂满枝头，在叶子间闪闪烁烁地眨着眼。
但外婆从不让我爬上去摘，因为用石头垒起的园墙只有三尺来高，她便自己颤巍巍地站上去，一手扶着龟背似的树干，一手举起一根泛着红的细长竹竿打枣子，我便在树下不停地边捡边吃。直到衣袋裤袋再也装不下了，才腮帮子一鼓一鼓地嚷：
“外婆，莫打了，装不下啦。”
她这才罢手，慢慢下来，拄着竹竿不停咳嗽着，喘着气。
表兄弟们爬上树去摘着吃，她是从不管的。看着他们坐在树枝上悠哉悠哉地边摘边吃，还要吆喝着：
“南风呀，嗬——嗬！北风呀，嗬——嗬！”
我羡慕极了。外婆见了，却只是笑骂：
“猴子崽，吵得飞，可要好生，莫掉了下来。”
这让我很不服。外婆说：“他们会爬树，你会么？你啊，活像你爷老子，是读书的料。莫学他们，我要告诉你娘的。”
“我要告诉你娘的”是她唬我的绝招，因为我母亲是极严厉的，一旦晓得我爬了树，非把我打个半死不可。
然而有一次，在表兄弟们的怂恿下，我费好大劲偷偷爬上了枣树，胆战心惊地在枝丫上坐好，一边摘枣子吃，一边也“南风呀、北风呀”地正吆喝得起劲呢，外婆却闻声赶来了，颠着小脚，一面冲我喊：
“快下来！不要命了！快下来！”
我吓坏了，赶紧顺着树干滑下来。脚刚落地，就被她一把抓住，气得发抖：
“走，告诉你娘去！要是摔了手脚，何得了！”
我吓得哭了：
“不要告诉妈妈，不要告诉妈妈。”
外婆不干，我就地一躺打起滚来。她这才说不告状了，但叮嘱我：以后不可再这样了。
从此，经常由她站在三尺高的园墙上，用那根泛着红的细竹竿打枣子，我就捡。即使后来我能爬上屋后的那株参天的桑葚树了，她也不肯，说不信，依旧她打，我捡。这样一直到我读小学六年级那年春天她故去。
这使我开始懂得了寂寞和悲哀。
此后，枣子一年又一年压弯了枝丫，我却不去摘一粒。家里也有时候买些枣子来，我也不吃。我孩子气地想：我只吃外婆打的枣子；然而她再也不能给我打枣子了，永远；那我就不要吃枣子了吧，永远。
这篇短文登在《中师报》上。那时候，我尝试着给《中师报》投过几次稿，承蒙编辑老师的好意，在上面发表了几篇文章。至今我还记得那位编辑老师的名字：萧也。登了我文章的那几期报纸，我原本是收藏了的，但后来被人借去弄丢了。这篇《枣》的手稿，一直同师范时代的文稿、日记一起，锁在我的书柜里。这么多年来未曾去翻过。如今再来看这篇少时的旧作，感觉写得很是潦草，有些地方连我自己都辨认不清了，大概这只是草稿的缘故吧，因为誊写稿我寄给报社了。眼下将它几乎原原本本抄在这里，实在看不清的地方，仅根据前后的文意补写几处词句，尽量保持当年写作时的原始状态，不作别的修改。这么做，是因为可以将它看作是我童年时代的一段写生，唤醒了我对外祖母的记忆，虽然多少有些少年的感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