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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大山第一次咳出血，是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七号。
那天他记得很清楚。井队打完一口定向井，正在做完井测试。他在钻台底下蹲了一下午，排查一个渗漏点，冷得手脚发木，却没查出个名堂来。收工时他从井架下钻出来，站在寒风里灌了一气凉水，嗓子眼一痒，咳了一口痰吐在雪地上。
痰里有血丝。
他低头看了几秒。暮色临近，井场的探照灯还没亮，雪地泛着灰蓝色。那几缕血丝在雪里慢慢洇开，颜色从鲜红变成暗红，最后凝成一小片褐色的冰。
他把脚伸过去，用鞋底蹭了几下，把雪地蹭平了。
副队长老秦从值班房探出头：“老赵，还不走？”
“走。”他说。
那天晚上他没回自己家。井队离家属区三十多里地，来回折腾费油，他常年睡在队部那张咯吱咯吱响的行军床上。睡前他对着洗手池又咳了一阵，这回痰里没血。他把嘴里的铁锈味漱干净，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
镜子有道裂纹，从左上角斜劈下来，把他的脸分成两半。他看见一个黑瘦的男人，颧骨比年轻时高了，鬓角有几根白发，眼袋明显。
四十三岁。他心想，还早。
他把这事压下了，像压井喷时往防喷器里注重晶石粉——先堵住，再想别的。
接下来半个月没再咳血。他几乎以为自己记错了。那口痰，兴许是牙龈出血，兴许是凉水激的，兴许什么都不是。
十二月，咳血又来了。
这回不是血丝，是一口。那天他带队处理井口冻堵，蒸汽呲了四个小时，浑身棉袄湿透，结了一层冰壳子。回值班房烤炉子时，胸腔里一阵腥甜，他赶紧扯过一团棉纱捂住嘴。
棉纱上开出一朵指甲盖大的红花。
他把棉纱团成球，扔进炉膛。火舌一卷，滋啦一声，连烟带灰蹿上烟道。老秦端着热茶进来，什么也没看见。
“你这阵子瘦了，”老秦把茶缸子搁桌上，“嫂子没说啥？”
“她忙。”赵大山接过茶缸，热气扑在脸上，“高硫管线那个项目，天天熬到下半夜。”
老秦叹了口气。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
那晚赵大山没睡着。炉膛里的火早就熄了，他睁眼瞪着屋顶那道黑黢黢的檩条，数自己的心跳。咚，咚，咚。一下比一下重，像钻机叩进岩层。
他想起林雪上个月回家拿换季衣服，他正好轮休，在家待了不到二十四小时。夜里她照例在灯下画图纸，他照例在一边坐着，把磨破的工服翻出来缝。他不大会使针，手指头粗，扎得满是指眼。她画完一张图，抬头看见他举着针在灯下皱眉的样子，嘴角动了动。
“明天我缝。”她说。
“缝完了，”他把最后两针收好，线头用牙咬断，“就这点活儿。”
她接过工服，摸了摸补丁。针脚歪歪扭扭，但缝得很结实，揪都揪不开。
“大山，”她说，“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
他愣了一下。这是她第一次主动问他身体。
“没。”他说，“好着呢。”
她没追问，把工服叠好，放回他枕边。
赵大山躺在床上，反复想着这个对话。他确定自己当时没露馅。她只是随口一问，像问“明天冷不冷”一样寻常。可她那一眼——从图纸上抬起头的那个瞬间，看他的那一眼——他怎么也忘不掉。那眼神里没有怀疑，只有一种很轻、很淡的担忧。
他把这眼神和那口吐在棉纱上的血，一起埋进心底同一个角落。
那年冬天格外冷。
赵大山从井队回来，发现林雪的灰围巾落在队部值班室了。她来开技术会时围过，走时匆忙，忘在椅背上。
他把围巾叠好，装进工服内袋。
本来想第二天就给她送去。结果井队出了卡钻事故，他在钻台上守了七十三个小时。等事故处理完，围巾已经在内袋里焐了整整一周。
他把围巾掏出来，摊在桌上。灰羊毛呢，边缘磨起了细密的毛球，右下角有一小块烫焦的痕迹——那是焊花飞溅时烧的，她没舍得扔，用同色线细细缝补过。
他看了很久。然后他把围巾叠好，没有还。
他把它收进自己床头那个铁皮柜里，压在几件换洗工服下面。
每次打开柜门，他都看见那个灰扑扑的角。他伸手进去摸了摸，又关上。
他没告诉她。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还。他只知道每次摸到那块柔软的羊毛呢，就能想起她围它时的样子——下巴半埋在围巾里，鼻尖冻得微红，说话时呵出一小团白气。
****
1982年开春，赵大山在井队值夜班。睡不着，他爬起来，借着值班室的台灯，把那块围巾从头到尾摸了一遍。从边缘到中心，从完好的毛呢到那块缝补过的焦痕。
他的指尖粗糙，刮起好几根细绒。他把它们捻成一小撮，夹进笔记本里。
后来他买了一条新围巾。驼色的，纯羊毛，商店售货员说是上海货，全市就进了三条。他排了两个小时队，花掉半个月工资。
买回来那天晚上，他把新围巾放进铁皮柜，把那块旧围巾取出来，摊在膝上。新旧两条，并排放着。
新围巾绒密色匀，触手柔软，包装纸上还印着淡淡的樟木香。
旧围巾灰扑扑的，毛球丛生，烫疤刺眼。
他把新围巾叠好，重新塞回包装袋，放进柜子最底层。
旧围巾叠好，放回工服内袋，贴着心口。
他没送出去。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买了，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送。
他只是每天把那块旧围巾带在身上，像带一个不必言明的秘密。
三月，赵大山在锁骨下方摸到了那个硬块。
那天洗澡。基地的公共澡堂热气蒸腾，他站在喷头下冲了二十分钟，搓掉身上的油泥。擦干时手指无意划过左胸，在锁骨和第一根肋骨之间，触到一粒黄豆大的凸起。
他停下来，用力摁了摁。不疼，也不滑动。
他低头看。那里皮肤颜色正常，看不出任何异样。他把手指移开，再摸，还在。
他又摁了几下。摁得很用力，指甲边缘掐出红印。他想把它摁碎，像摁掉一粒卡在手心里的砂子。
它没碎。
那天洗完澡，他在更衣室的长凳上坐了很久。别人都走了，水汽渐渐散尽，铁皮柜门一扇扇关上，发出空旷的回响。他一个人坐着，光着上身，手里攥着那条拧干了的毛巾。
他想起林雪的父亲。那个钢厂的老劳模，死于废钢里夹带的未爆弹片。他没见过那人，但林雪讲过。讲的时候语气很平，像说别人的事，只是焊枪握得比平时紧。
“我爸，”她说，“肚子上开了这么大个口子，送到医院还在跟大夫说，弹片是哪批废钢里带进来的，得查，不然还要出事。”
她用手比划了一下，大概一拃长。
“他死的时候，手里攥着工作日志。最后一页写了一半，墨水被血洇开了。”
赵大山把毛巾展开，蒙在脸上。毛巾湿冷，可他觉不出凉。
四月，那个硬块长到了蚕豆大。
他不再用手指摁，改成用手掌根，隔着工服也能摸到轮廓。它不疼，只是硬。
他开始留意自己的咳嗽。夜里咳得多，白天还好，只是喉咙老发痒。有回队里开技术会，他忍不住咳了一串，咳得很厉害，所有人停下来看他。
“老赵，开春支气管又犯了吧？”指导员递过茶杯。
“嗯。”他灌了口水，把涌上来的腥甜压回去，“老毛病。”
他不敢照镜子了。不是因为瘦，是因为眼神。镜子里那个人看他的眼神越来越陌生，像在打量一个即将出发远行、却不知道归期的人。
五月，晓月回家过周末。
这孩子越长越高，已经到他肩膀了。话还是少，吃饭时低着头，一粒一粒数米。赵大山给她夹菜，她说“饱了”，放下筷子进了自己屋。
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屋里没开灯，借着走廊的光，他看见女儿坐在床边，背对着门，肩膀一耸一耸。
他轻轻关上门。
夜里，林雪加班没回来。他坐在客厅那张旧沙发上，灯也没开，就这么坐着。十点多，晓月从屋里出来，去厨房倒水。回来时在黑暗里绊了一下，他伸手扶住她。
“爸？”晓月没开灯，就着窗外路灯的光看他，“你咋不睡？”
“睡不着。”他说。
晓月在他旁边坐下。沙发弹簧咯吱响了一声。
父女俩并肩坐着，谁也不说话。窗外偶尔有拉油车驶过，柴油机的突突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
“爸，”晓月忽然开口，“你是不是有啥事瞒着？”
赵大山沉默了很久。
“没啥事。”他说，“就是……最近队里活多，累点。”
晓月没再问。她把手轻轻搭在他手背上。
她的手很小，很软，热乎乎的。
赵大山握了握这只手，没敢用力。
那天夜里，他做了一个梦。
梦里他在打井，钻头下到三千米深处，地层坚硬，进尺极慢。他握着刹把，手心里全是汗。忽然井口喷出一股黑浆，不是原油，是稠得化不开的血。他拼命关防喷器，关不住，血越喷越高，溅了他一身一脸。他低头看自己的手，手背上的血管全部爆开，血从每一道皱纹里渗出来。
他惊醒了。
枕头湿了一片。不是汗，是眼泪。
他很久没哭过了。上一次哭是十五年前，转业离开部队那天。他把军装叠好放进樟木箱，一个人蹲在空营房里，哭得像个丢了路的孩子。
这一回，他不知道自己在哭什么。
六月，硬块长到了鸽子蛋大。
他开始失眠。不是睡不着，是不敢睡。每次躺下，心跳声就变得格外响，咚，咚，咚。
他怕闭上眼睛，怕那个血井的梦。
有回值夜班，他靠在行军床上假寐，老秦进来送报表，看见他脸色，吓了一跳。
“老赵，你照照镜子，你脸蜡黄。”
“熬夜熬的。”他说。
“明天你歇一天，我顶班。”
“不用。”
老秦盯着他看了半晌，没再说话。走之前把门带上，关得很轻，怕惊醒什么似的。
那晚赵大山对着窗户站了很久。玻璃上映着一张脸，颧骨高耸，眼窝深陷。他认不出自己了。
他把手伸进工服，隔着薄薄的背心，摸到锁骨下那个坚硬的核。它又长大了，摁下去，像摁在一块焊接过的钢板上。
焊道已经冷却，永远不会变形。
****
赵大山决定去哈尔滨检查，是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九号。
那天井队完钻，下一口井位还没定，有三天间隙。他跟指导员说回家倒伏，实际上坐长途汽车去了哈尔滨。
他没告诉林雪。她正在庆秦线管道工地，忙得脚不沾地。他也没告诉队里任何人。一个人，背个黄挎包，装着换洗衣服和二百块钱，坐了大半天车。
省医院呼吸科，挂号，候诊，拍胸片。走廊里全是人，咳嗽声此起彼伏，痰盂满了又倒，倒了又满。他坐在长椅上，挨着一个裹头巾的老太太，老太太一直在擤鼻涕，擤得鼻子通红。
轮到他时，下午四点半。
医生是个戴眼镜的中年人，问诊，叩诊，看片子，前后不过十分钟。然后放下听诊器，摘下眼镜，用棉球擦镜片。
“家属来了吗？”
赵大山攥紧挎包带。
“没。我一个人。”
医生看了他一眼，那眼神不是同情，不是惋惜，是一种公事公办之下、压得很低的为难。
“左肺门占位，纵隔淋巴结也有肿大，”医生把片子举到观片灯前，用铅笔尖点着那团模糊的白影，“这个位置，这个大小，你心里要有个数。”
“是癌？”
医生没正面回答。“住院吧，再做几项检查，看看有没有远处转移。”
“要住多久？”
“先住两周。”
赵大山低下头，盯着自己那双沾着油泥的工鞋。鞋头磨破了，林雪上个月刚给补过，针脚细密，像一道道微型焊缝。
“大夫，”他说，“我回去安排一下工作，再来住院。”
医生看了他几秒，把病假条和住院通知单一起推过来。
“尽快。”
他走出医院时，天已经黑了。哈尔滨的夏夜凉快，街上到处都是乘凉的人。老头们摇着蒲扇下象棋，年轻男女并肩压马路，小孩举着冰棍跑来跑去。
他在火车站候了一夜。
凌晨三点，候车室人少了，他把黄挎包当枕头，躺在那条磨得起毛的人造革长椅上。天花板的日光灯有一盏坏了，忽明忽暗地闪，像一颗疲惫的心脏。
他睡不着。从挎包里摸出那张住院通知单，借着头顶时明时灭的光，把每个字又看了一遍。
“赵大山，男，43岁，拟诊：左肺癌。”
他把通知单叠成指甲大的方块，塞进工服左胸口袋。那里有一份入党志愿书复印件，是1972年转业时带来的，边角已经磨毛了，字迹还很清楚。
两份纸，一薄一厚，贴着他的心跳。
清晨，他坐第一班长途车回大庆。
车窗外是望不到边的玉米地，绿油油的，风吹过时翻起层层波浪。他把额头抵在冰凉的车窗玻璃上，看着这片他生活了十二年的土地。
他还不想离开。
回队以后，他把那张住院通知单锁进铁盒子，再没打开过。
他开始更频繁地咳嗽。白天还能压住，夜里压不住，咳得整张行军床都在抖。他怕吵醒隔壁值班的同事，用被子蒙着头，把咳声闷在胸膛里。
每咳一次，胸腔里就有一股腥甜涌上来。
随之而来的是体重开始往下掉。皮带往里收了两个扣眼，裤子挂在胯骨上，老往下秃噜。他用一根旧电线拧成圈，系在腰里。
林雪回家那周，他特意多吃了一碗饭。她看他，他就笑，说自己最近胃口好。
她信了。或者假装信了。
八月初，井队接到新任务，去采油七厂打一口调整井。那是高产区块，任务重，工期紧。指导员点名让赵大山带队。
“老赵，这口井交给别人我不放心。”
“我去。”他说。
老秦拦他：“你这阵子脸色不对，歇歇吧。”
“歇啥，”他把安全帽扣头上，“歇了谁替？”
他没告诉任何人自己身体的事。只是每天凌晨四点起床，对着洗手池咳一盆血痰。他用凉水漱口，把毛巾浸湿，敷在烫热的眼睑上。镜子里那张脸一天天凹下去，颧骨一天天高起来。
他不去看镜子。
中旬，井打到了关键层位。那天起钻换钻头，他在井口站了六个小时，水米没打牙。收工时腿软了，扶住井架才没摔倒。
“赵队！”小张跑过来扶他。
“没事，”他推开那双手，“低血糖，吃块糖就好。”
他口袋里真有糖。林雪上次送换洗衣物时塞的，三块大白兔。他揣了两个月，糖纸都焐软了，一直没舍得吃。
他剥开一块，放进嘴里。奶味很浓，甜得嗓子发紧。他慢慢含着，等它化完。
那天夜里，他破天荒没咳嗽。不知是糖起了作用，还是身体已经习惯了这道持续的钝痛。
他躺着，听隔壁老秦均匀的鼾声，听远处井架灯火通明的嗡鸣，听风把沙土扬在窗玻璃上的沙沙声。
他想，这口井打完，就去住院。
可是井打完了，又来了一口。
吉普车把他送到家属区路口，他说不用送，自己走进去。他走得很慢，不是虚弱，是想把进家门前这几步路拉长一些。
钥匙捅进锁孔时，他听见屋里有动静。推开门，六岁的星火正蹲在炉子边，举着一根铁钩子捅炉膛。火星飞溅出来，落在孩子光着的脚背上。
“烫着没！”他三步跨过去，把儿子拎起来。
星火愣愣地看着他，好像没认出这个瘦了一圈、颧骨凸出来的人是他爸。炉火映在孩子的瞳仁里，跳了两跳。
“爸，”星火说，“你咋瘦了？”
赵大山没回答。他把儿子放下来，蹲下身子，捧起那只被火星烫了的脚。脚背上有个米粒大的红点，没起泡。他用拇指轻轻揉了揉。
“穿鞋。”他说。
“鞋搁暖气片上烤呢，早晨弄湿了。”
赵大山站起来，去门边够了一双棉拖鞋，蹲下给儿子套上。动作笨拙，系鞋带时手指有些抖。
星火低头看着他后脑勺新冒出来的白发。孩子没问，但孩子什么都懂。
那天晚上，林雪没回来。她在车间赶一个紧急抢修的方案，托人捎话，说可能要通宵。赵大山让星火吃了饭、写完作业、洗了脚，看着他钻进被窝。孩子躺下，眼睛还睁着。
“爸，”星火在被窝里说，“我妈啥时候回来？”
“忙完就回来。”
“她总忙。”孩子说，语气不是抱怨，是陈述。
赵大山在床边坐了一会儿。他伸手掖了掖被角。
“你妈焊的东西，”他说，“能让几千里外的城市亮起来，能让火车跑起来，能让咱们屋里这炉子烧着。”他顿了顿，“她忙，是因为有太多地方要亮。”
星火没说话，但眼睛眨了一下。
“爸，”过了很久，孩子又开口，“你那块表呢？”
赵大山从怀里掏出来，放在枕边。表盘玻璃那道发丝细的裂纹，在台灯光下闪着微弱的亮。
“你睡醒就能看见。”他说。
星火闭上眼。呼吸渐渐均匀。
赵大山坐在黑暗里，听着儿子的呼吸，听着窗外风的嘶吼，。他从来没觉得这些声音这么清晰。
半夜，他从工服口袋里摸出那张诊断书，就着走廊的声控灯展开，从头到尾又读了一遍。
“小细胞肺癌。纵隔淋巴结转移。建议立即住院治疗。”
他把诊断书叠回去，放回口袋。然后从衣柜最底层摸出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那是他从前线转后勤时带回来的，装过钻头、装过零件，现在空着。
他把铁盒子放在桌上，看了很久。
他不知道这个盒子里应该装什么。他只知道，有些东西得先收拾好。
****
九月，晓月开始读高一。
她继承了生母的一双长腿和沉默寡言的脾性，也继承了赵大山那副认准了事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倔骨头。学校里，她是那种不惹事、也不合群的学生。成绩中上，从不举手发言，下了课就坐在座位上翻书，翻什么不要紧，主要是把自己藏在一页一页纸后面。
林雪进门那年，晓月五岁。她对这个继母有过漫长的抵触期——不是激烈的对抗，是日复一日的疏远。她不叫妈，不主动说话，不碰林雪给她买的任何东西。那些衣服、头绳、文具，原封不动放在她床头，像陈列在博物馆玻璃柜里的展品。
林雪从不追问，也不强迫。她只是每天早晨在晓月床头放一杯温开水，晚上放一碗热牛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风雨无阻。杯子空了，她就再添满；碗没动，她就端走，第二天换新的。
这种对峙持续了三百多天。直到某个冬天的早晨，晓月醒来，发现床头那杯水旁边多了一小盒蛤蜊油。她的小指生了冻疮，肿得像胡萝卜，夜里痒得睡不着。她从没跟任何人说过。
那天放学，她路过车间，远远看见林雪蹲在工棚外头，就着冷水洗工服。零下二十几度，水刺骨，她的手指冻得通红，关节处裂开几道血口子，正往外渗血。
晓月站了很久。然后她走过去，蹲下来，把那双布满烫疤和老茧的手从冰水里拉出来，攥在自己掌心里。
她没说话。林雪也没说话。
记得去年五月，晓月回家过周末。晚饭时，她忽然开口：
“林姨，我想学理科。”
林雪夹菜的筷子顿了一下。
“理科好。”她说，“想好学什么吗？”
晓月没回答。她把碗里的米饭拨来拨去，一粒一粒数着。
赵大山看看女儿，又看看妻子，低下头喝粥。他知道有些话只能她们自己说。
“我想学医。”晓月说。声音很轻，像怕惊醒什么。
林雪放下筷子。
“为什么？”
晓月抬起头，直直地看向她。那双眼睛里有十五岁少女的清澈，也有过早成熟的人才有的沉静。
“因为，”她说，“有些病发现的时候，就晚了。”
空气静下来。窗外是五月的黄昏，风把杨树叶子吹得沙沙响。
林雪没有说话。她看着女儿，看着这个从不叫她妈妈、却在每个周末把洗净叠好的工服放在她床头的女孩。她看见女孩眼睑下细小的血管，看见她抿紧的唇角微微颤抖，看见她攥着筷子的手指节节泛白。
她想说“对不起”。说出口的却是：“医学院不好考。”
“我知道。”
“要念很多年。”
“我知道。”
“当医生很累。”
“我不怕累。”
林雪沉默了很久。她伸手，把女儿耳畔一缕散落的碎发别到耳后。动作很轻，像怕碰坏什么易碎的东西。
“那你就考。”她说，“考上了，我去送你。”
晓月低下头。一粒米饭掉在桌面上，她用指尖把它捻起来，放进嘴里。
那天晚上，赵大山去井队值夜班。林雪在灯下整理图纸，听见女儿房间的门开了。晓月穿着睡衣站在走廊里，手里攥着一个信封。
“林姨，”她说，“这是上回月考的奖状。”
她把信封放在茶几上，转身回了屋，关上门。
林雪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三好学生奖状，边缘压得很平整。背面用钢笔写着一行小字：
“给我妈。”
林雪把那四个字看了很久。灯下，她的眼睛亮晶晶的，但始终没有落下来。
第二天早晨，晓月床头的水杯旁边，多了一张压在玻璃板下的奖状。那是赵大山和林雪年轻时的合影，穿着工服，站得笔直，中间隔着一个人的距离。
奖状放在相框右下角，像一片新贴上去的、闪着光的焊皮。
那年夏天，大庆热得邪乎。
八月底的夜晚，一丝风也没有。杨树叶子耷拉着。屋里热得待不住，赵大山把竹凉席铺在地上，光着膀子躺着，蒲扇搭在肚子上，一下一下摇。
林雪加班回来，已经快十一点。她推开门，一股热浪扑面而来。屋里没开灯，借着窗外探照灯的光，她看见他躺在地上，胸膛微微起伏。
“咋睡地下？”她走过去，蹲下身子。
“凉快。”他睁开眼，冲她咧嘴笑了笑，“上来躺会儿？”
她没说话，起身去洗了把脸。回来时，她挨着他躺下，凉席被她的体温熨过，微微发烫。
两个人并排躺着，中间隔着一拳的距离。
远处传来抽油机的闷响，咣当，咣当，像巨大的钟摆，一下一下，敲在这个闷热的夜晚。
“林雪。”他忽然开口。
“嗯。”
“今儿个老秦说，他老婆给他缝了双鞋垫，上面绣着‘平安’俩字。”
她没接话。
“我说，我老婆不会绣字，只会焊铁。”
她侧过脸，看他。
他瘦了，颧骨比从前高，眼窝比从前深。可那眼神还是亮的，像井架顶端的示航灯。
“你想说啥？”她问。
他翻过身，面对着她。凉席被压得咯吱响。
“我想说，”他顿了顿，“你会焊铁，就够了。”
她的手被他握住。他的手心很烫，有老茧，粗糙得像砂纸。她把手指插进他指缝，十指交扣。
“大山。”她叫他的名字，声音很轻。
“嗯。”
“你手咋这么烫？”
他没回答。他只是把她拉近了些。
两个人的身体贴在一起，汗水交融，分不清是谁的。她闻到他身上淡淡的烟草味，还有一股她说不清的味道——像是机油，又像是阳光晒过的棉布。
他把头埋在她颈窝里，呼吸很重。
“林雪，”他的声音闷闷的，“我这一辈子，就求过两件事。”
“哪两件？”
“头一件，是能娶个自己看得上的女人。”
她没说话。
“第二件，”他的嘴唇贴着她的脖子，滚烫，“是能跟她过到老。”
她的手摸上他的后背。那背上有一道长长的疤，是1975年卡钻事故时留下的。她用指尖轻轻划过那道疤，像焊枪走过一道已经冷却的焊缝。
“过得到。”她说。
他抬起头，看她的眼睛。
那眼睛里有一些他说不清的东西——像是水光，又像是火苗。
他把嘴唇印在她眼皮上。
那一晚，凉席被两个人压得发烫。风扇呼呼吹着，把他们身上的热气吹散，又聚拢。
后来她枕着他胳膊睡着了。他没睡，睁着眼，看着她睡着的样子。她的眉头微微皱着，焊工的眉头总是皱着，怕弧光伤眼。
他用手指轻轻抚平那道眉间的竖纹。
“过得到。”他学着她的语气，自己跟自己说。
他把她往怀里拢了拢，闭上眼。
****
整个夏天，赵大山都在井队。
他拒绝调去后勤的清闲岗位，坚持要打完正在钻的那口探井。副队长跟他拍桌子：“你不要命了？”他把安全帽扣在头上，说：“这口井见油，我再去住院。见不着，我不走。”
没人拦得住他。
井队的人都知道赵队长的脾气。那年处理卡钻事故，他三天三夜没合眼，最后是自己爬进钻台下拆零件的。别人要替他，他说“这井谁打的谁收尾”。那口井后来成了采油区的稳产骨干井。
现在，同样的倔劲用在了自己命上。
林雪不劝他。她只是每周去井队送一次换洗衣物。工服叠得整整齐齐，领口磨破的地方用细密的针脚补好了。她不进去，把包裹交给门卫，转身就走。
赵大山收到包裹，打开，从衣服夹层里摸出一个小纸包。打开，是三块大白兔奶糖。
他没舍得吃，揣在工服内袋里，贴着心口。糖纸捂热了，软了，他还是没舍得吃。
秋天，星火读一年级。
这孩子跟姐姐不一样。晓月沉默得像冬天的冻土，星火却像夏天的野草，压不住、掐不断，给点阳光就疯长。他话多，问题多，脑袋里装着一万个“为什么”。老师在上面讲课，他在底下拆钢笔，拆完装不上，把墨水弄了一手。他被罚站，站了一节课，下课接着问：“老师，钢笔为什么能写字？”
赵大山对这个儿子，常常不知道怎么办。他想教他打井、教他修机器、教他一个男人该怎么站着活。可这孩子喜欢的是书本、是图画、是他看不懂的那些数字和符号。
只有一件事，爷俩是通的。
那块怀表。
赵大山把表给了星火之后，孩子每天上弦，雷打不动。早晨六点半上弦，晚上九点上弦。秒针一下一下走，像井架游梁周而复始的起落。
有天晚上，赵大山从井队回来，发现星火趴在桌上睡着了，脸枕着胳膊，嘴角流着口水。台灯亮着，怀表搁在灯座旁边，表盘正对着孩子的脸。
他在桌边站了很久。孩子睡得很沉，呼吸均匀，手指还搭在表链上。
他轻轻把表链从孩子指间抽出来，放在枕边。然后把儿子抱到床上，脱了鞋，盖上被。
动作很轻，像搬运一件价值连城的易碎品。
星火翻了个身，梦里喊了一声：“爸——”
赵大山顿了一下。他站在床边，看着儿子在睡梦中舒展的眉眼，忽然想起这孩子刚出生时的样子。七个月早产，不到五斤，浑身皱巴巴红通通的，像只剥了皮的猫崽。护士抱给他看，他不敢接，怕一碰就碎了。
他伸出那双握了二十年刹把、能徒手拧开锈死螺栓的大手，用这辈子最轻柔的力道，把那个皱巴巴的小东西托在掌心里。
那一刻，他发誓这辈子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他。
现在他可能要失言了。
那晚，他没睡觉，在星火床边坐到天亮。窗外是油田永不熄灭的灯火，远远近近。他数着那些灯火，想起自己打过的四十七口井。每一口井见油那天，他都站在井口，让原油喷在身上脸上，腥臭黏腻，但那是大地的血，热的。
他以为自己的血也足够热，能烧很久。
他把手按在左胸，隔着工服摸到那个硬块。它又长大了，摁下去。
天快亮时，他伏在桌上，用星火作业本的背面写了几行字。
写完，叠起来，塞进铁盒子。
他没告诉任何人。
1982年的秋天来得很早。
九月刚过半，大庆就落了一场早霜。杨树叶还没来得及黄透，就被冻成铁锈色，挂在枝头干巴巴地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