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扈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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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
2026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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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土地三部曲•生根》连载

第一十三章 刘长河的抉择

一九五九年的夏天,松江屯的高粱比往年矮了半尺。

庄稼人看地,一看苗,二看色,三看穗。苗是五月出的,稀稀拉拉的,东一撮西一撮,盖不住地皮。色是六月变的,本该是油汪汪的墨绿,却泛着一种黄不黄灰不灰的蔫色。到了七月该抽穗的时候,穗子迟迟不出来,出来了也比往年短一截,瘪瘪的,捏在手里轻飘飘的,没有分量。

刘长河蹲在地头,捏了一穗高粱,在手心里搓了搓。籽粒少,颜色浅,皮壳薄,搓出来没有几颗饱满的。他把籽粒吹掉皮壳丢进嘴里嚼了嚼,涩的,没有甜味。他又捏了一穗,搓了,嚼了,还是涩的。他把第三穗搓完,把手心里的空壳子扬了,站起来,沿着地垄慢慢地走。地垄上的土干裂了,裂缝像一张张张开的嘴,朝着天,干巴巴地等着什么。那些裂缝宽的地方能伸进去一根手指,窄的地方像细密的蛛网,从地垄的这一边一直延伸到那一边,把整块地割成了无数碎片。刘长河蹲下来,把手掌按在裂缝旁边,掌心贴着干裂的土面。土是热的,烫手的,像一块被太阳烧了一整天的铁皮。他抬起头,天上一丝云都没有,蓝得发白,白得刺眼。太阳悬在正当中,毒辣辣的,把整片大地晒得冒烟。地底下的水分被抽干了,连蛐蛐都不叫了,只有一种嗡嗡的热气声。

他走了一圈回到地头,王桂兰正在那里等他。她怀里抱着孩子——刘红英,刚满一岁,裹着一件改小的碎花棉布褂子,小脸瘦瘦的,下巴尖尖的,一双眼睛却黑亮黑亮的,在她奶奶怀里转来转去地看。红英是铁柱和秀兰的闺女,一九五八年底生的,比建设小五岁。秀兰身子弱,又刚生了建设没几年,红英生下来就比别的孩子小一圈。王桂兰把她接过来带了大半年,寸步不离,走到哪里都抱着。

王桂兰把红英往怀里拢了拢,腾出一只手攥着一把枯黄的高粱叶子,那叶子卷了边,像被火燎过一样,轻轻一碰就碎。她看着刘长河的脸,那张脸上什么都没有,就是比平时更绷了些,颧骨下面的肉薄了,嘴唇干得起了一层白皮,嘴角边上起了两个火泡。她的手在围裙上来回地搓,搓来搓去,搓出了一道道皱褶。

"咋样?"她问。

"不咋样。"刘长河说,把手里的空穗子扔在地上,"今年怕是要歉收。"

"歉多少?"

"少说四成。"

"四成……"王桂兰低声重复了一遍,把怀里的红英往上颠了颠。孩子的小手抓住了她胸前的衣襟,攥得紧紧的。她又问:"那咱家那几亩呢?"

"也差不多。河滩那片地盐碱翻上来了,怕是连四成都没有。"

王桂兰没有接话。红英在她怀里扭了一下,伸出一只小手想去够刘长河扔在地上的高粱穗子。王桂兰把她的小手按了回去,攥在掌心里。孩子的指尖凉凉的,薄薄的指甲盖像一小片透明的贝壳,她攥住了又松开,伸出去指着地里的方向,嘴里发出"呀呀"的声音。

"回家吧,"王桂兰说,"饭好了。红英饿了。饭是粥,稀的。我往里头多加了两瓢水。"

刘长河看了她一眼,又看了看她怀里的孩子。红英正歪着头看他,眼睛眨巴眨巴的,嘴角挂着一道口水印子,亮晶晶的。他伸手用拇指把她嘴角的口水擦了,拇指太大,几乎占了她半张脸。红英没躲,反而咧开嘴笑了一下,露出四颗小米牙,白白的小小的,像四粒刚发芽的豆子。刘长河的嘴角动了动,想笑,又没笑出来。他把手收回来,转过身沿着地垄往家走。王桂兰抱着孩子跟在后面,红英从她肩头上探出小脑袋来,看着地里那些干巴巴的高粱秆,嘴里发出呀呀的声音。

那年夏天雨水少。地里从六月到七月只下了两场雨,每一场都不大。第一场在六月中旬,乌云堆了大半天,雷声轰轰地响了一阵。可雨落下来就变成了几滴,地皮都没湿透。第二场在七月初,比第一场大一些,下了小半个时辰,把表层的土润湿了半指深。刘长河站在地里,看着那点雨水渗下去,又看着太阳出来把剩下的水汽蒸干。前后不过一个多时辰,地又干了。他蹲在地头,用手挖了一把土——上面一截是湿的,捏在手里闻一闻,有一股雨后的腥气;下面一截还是干的,白花花的,一捏就散。他把土放在地上,站起来,看着天。天又蓝了,蓝得像是从来没有下过雨。

河滩那片地盐碱反得厉害。往年那片地春天翻耕的时候,黑土是油亮亮的,攥在手里能捏出油来。今年不一样了。刘长河蹲在河滩边上,抠了一把土放在手心里,土是灰白色的,表面结了一层薄薄的盐霜。他把土凑到鼻子前面闻了闻——有一股涩涩的咸味,像眼泪干了以后留下来的味道。他用手指碾了碾那些盐霜,碎末掉下来,落在他的手心里,白花花的。他把土放下了。他站直了,看着面前那片地,盐碱已经蔓延到地中间了,高粱秆稀稀拉拉地立在白花花的土面上,矮小得像一群垂着头的孩子。

他每天天不亮就下地,挑水浇那些最旱的苗。井在村西头,离河滩地将近半里路。他挑了满满一担水,从井台走到地头,脚步稳,不洒不泼。可到了地头,那一担水浇下去,只够润湿一小片地皮。他又回头去挑,再浇,再回头,再挑。肩膀上的扁担印磨在旧棉袄上,把布面磨得发亮。担水桶的铁钩子勾着桶沿,来回晃荡,发出吱呀吱呀的响。他一天挑十几担,晚上脱衣裳的时候,扁担压过的那一块肩膀又红又肿,棉布粘在了破皮的肉上。王桂兰端了一碗热水过来,用湿布给他敷,布揭开的时候皮肉连着布丝,他皱着眉,一声不吭,只是把脸侧过去。

红英坐在炕梢的褥子上,手里攥着那一小块磨得光滑的木头疙瘩——那是刘长河给她削的玩具,一只圆头圆脑的小鸟,翅膀磨得发亮。她看着刘长河的肩膀,小脸上没有表情,但眼睛盯着那块破皮的地方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把手里的木头小鸟举起来,朝他的方向递了递,嘴里含含糊糊地叫了一声:"爷……"

刘长河偏过头来看着她。红英还举着那只木头小鸟,小胳膊伸得直直的。他伸手接过来,那只小鸟的木头已经被孩子的掌心磨得温温的,带着她手心的潮气。他把小鸟攥在手里,冲她点了点头。红英就笑了,这一次笑出了声,咯咯的。她笑的时候嘴咧开,露出那四颗小米牙,上排的门牙已经松了一颗,她一笑就歪歪地翘起来。

王桂兰把湿布端走了,换了一块干净的来。她一边给刘长河换药,一边说:"你一个人挑,挑到明年也浇不完。"

刘长河说:"浇一垄是一垄。能多收一把是一把。"

"咱那几垄地,你浇了也白浇。别把自个儿搭进去。"

刘长河没有接话。红英又从褥子上爬起来,扶着炕沿摇摇晃晃地走到他身边,小胖手按在他膝盖上,仰着小脸看他。他空着的那只手伸过去,拢住她的小手。

八月底,县里来了干部,下乡调查旱情。

带队的是个中年人,姓马,脸晒得黑红黑红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眼镜腿用白胶布缠过,左腿缠得厚一些,右腿薄一些。他穿一件半旧的白衬衫,袖子卷到胳膊肘,露出晒成两截色的手臂——上面是白的,下面是黑的,中间有一道明显的分界线。他挎着一个军绿色的布挎包,布面已经洗得发白了,扣带上磨出了毛边。他走路步子快,说话语速也快,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赶着他往前走。

刘长河陪着他走了大半个松江屯的地。他们走过高粱地、玉米地、黄豆地,又去了河滩那片盐碱地。每走一块,马干部就蹲下来抠一把土,捏一捏,看颜色,闻味道。他抠土的动作很熟练,拇指和食指一掐就取一小块,放在掌心里碾碎,然后凑到鼻子前面闻。刘长河在旁边看着,觉得这个动作熟悉——他自己也是这么看地的。马干部站起来的时候拍了拍手上的土,在裤子上蹭了两下,掏出本子开始记。他写字快,笔尖在本子上刷刷地划。

"刘队长,"他记完了,抬头看刘长河,"今年产量你们估了多少?"

刘长河蹲在对面,两只手搁在膝盖上,太阳从头顶照下来。他看着面前那片发黄的高粱地——秸秆细得像筷子,穗子短得像手指头,一片一片地垂着头,像一排打了败仗的兵。秋风吹过来,穗子轻轻晃荡着,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在低声说话。

"比去年减四成。"他说。

马干部拿笔在本子上点了一下,没有立刻写。他推了推眼镜,看着刘长河:"你说的四成,有把握?"

"有。"

"你估算仔细了?"

"每一块地我都走过了。每一垄我都数过了。"刘长河的声音不高,但平平的,不飘,"去年收了多少,我心里有数。今年长成啥样,我也心里有数。四成,只多不少。"

马干部合上本子。他没有马上说话,把本子夹在腋下,从裤兜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递给刘长河。刘长河摆摆手,马干部自己点上,吸了一口。烟雾在空气里散开,被风吹走了,什么也没留下。他抽烟的时候眯着眼睛,看着远处那片地,像是在看什么很远的东西。

"刘队长,"马干部开口了,声音低了一些,"你是老队长了,我实话跟你说——今年全省都旱,产量往下掉的不止你们一个村。县里报数字的时候,有些村……"他停了一下,烟在手指间夹着,烟灰掉了一截在地上,"报得偏高。"

刘长河没接话。

"你晓得不?"

"不晓得。"

马干部看了他一眼。那一眼里有话,但没说出来。他把烟又吸了一口,吐出来,烟雾在两个人之间飘散,刘长河隔着那层薄薄的烟看着他。

"你报四成,县里往上报的时候可能还要再砍一刀。你晓得不?"马干部又说了一句,语气里带着一点提醒的意思,又像是试探。

"砍一刀?"

"上面调粮是按报上去的产量来的。你报得低,上面调走的就少。调走的少了,留下来的就多。"马干部弹了弹烟灰,"但上面总的盘子就那么些,你这里少交,别的地方就要多交。别的地方……"他没说完,把烟叼进嘴里,吸了最后一口,在鞋底上摁灭了。

刘长河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他站直了,看着马干部,说:"我的地里就长了这么多。你让我多报,我没有东西交。"

马干部把烟头捡起来,装进挎包侧面的小口袋里。他看着刘长河,看了几秒钟,然后把本子重新掏出来,翻了翻,用笔在某一页的边上写了几笔。他写的时候笔尖用力,把纸面划出一道浅浅的印痕。

"行。"他说,"我就照你说的报。"

他把本子装回去,拉好挎包的扣带,伸出手来跟刘长河握了一下。他的手劲不大,但握得实在。刘长河握着他的手的时候,感觉到他的掌心里有一层厚茧——跟他自己的一样,是握锄头握出来的。

"刘队长,"马干部说,"你是实在人。实在人有时候吃亏。但实在人……夜里睡得着觉。"

他转身走了。他的背影在田埂上越走越远,白衬衫在太阳下面一晃一晃的,最后拐过村口的老榆树,看不见了。刘长河还站在地头,看着那棵老榆树的方向。风又起来了,吹着他棉袄的下摆,一下一下地拍着他的腿。他站在那里,把马干部最后那句话在心里翻来覆去地嚼——"夜里睡得着觉"。他想起自己已经有好几个晚上没有睡好觉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听着风从门缝里钻进来呜呜地响,脑子里转着各种念头,转了一夜也转不出个结果来。

他转过身往回走,走到自家院门口的时候,看见王桂兰抱着红英站在院子里的枣树下。红英手里攥着一片捡来的杨树叶,正专注地看着叶子上的纹路,小眉头微微皱着。太阳透过枣树的叶子,在她的小脸上投下斑斑驳驳的光影。她抬起头看见刘长河,举起手里的叶子晃了晃,嘴里含糊不清地叫了一声。风把枣树叶子吹得簌簌响,一片半黄半绿的叶子掉下来,落在红英的肩头上。她歪着头看了看那片叶子,没有去拿,任它歇在那儿,像一只停下来的小蝴蝶。

刘长河走过去,蹲下来,把她手心里的叶子拿起来看了看,又还给她。红英接过去,重新攥在手里,像攥着一件宝贝。

"爸,"王桂兰说,"马干部走了?"

"走了。"

"他咋说?"

"按我说的报。"

王桂兰没有再说。红英在她怀里扭了扭身子,把叶子凑到嘴边想咬,王桂兰赶紧把她的手按住了:"不能吃,脏。"红英扁了扁嘴,但没有哭,又把叶子举起来对着太阳看。

刘长河站起来,看着那个举着叶子对着太阳的小人儿,阳光把叶子照得半透明,透过叶子映在她脸上,像一层薄薄的金纱。她眯着眼睛,小嘴微微张着,像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他看着她,站着看了很久,然后转身进了屋。屋里比外面凉一些,有一股旧木头和粮食混在一起的气味。他在灶台前的板凳上坐下来,两只手搁在膝盖上,看着灶膛里还没有点火的灰烬。他看了很久,把马干部那句话又翻出来嚼了一遍:"实在人夜里睡得着觉。"

他夜里睡得着吗?他不知道。

九月中旬开始收割。

收割那天刘长河天没亮就起来了。他站在院门口看了看天色——东边的天还是黑的,只有一线灰白。露水重,打湿了他的鞋面和裤脚,他低头看了看,鞋头上沾着一层细细的草籽,黑黑的一粒一粒的。他去了地里,站在地头等天亮。天慢慢亮起来的时候,高粱地一片一片地从黑暗里浮现出来,秸秆还是那些秸秆,穗子还是那些穗子,瘪瘪的,垂着头,像一排犯了错的人等着发落。太阳从东边升起来,照在那些穗子上,把干黄的皮壳照成了浅金色,远远看去倒也不难看,像是给那些矮了半截的高粱披了一层薄薄的金粉。可走近了一看,壳还是壳,籽粒还是那些稀稀拉拉的籽粒,那层金色只是光,不是实诚的粮食。

刘长河弯下腰,拿起镰刀。他割下第一把高粱的时候,刀口很顺,秸秆瘦,一碰就断。他把那把高粱放在地上,又割第二把,第三把。身后传来镰刀碰秸秆的声音——村里的人也来了,大家都低头割着,没有人说话。只有镰刀声,沙沙,沙沙,像是大地上唯一的语言。偶尔有人咳嗽一声,那咳嗽声也是压着的,低低的,像怕惊动了谁。

割完高粱,接下来是打场。村部的场院里,几匹瘦马拉着石碾子一圈一圈地转。碾子压在铺开的高粱穗子上,发出咔咔的声响,像有人在咀嚼着什么硬的东西。刘长河蹲在场院边上看了一圈,石碾子碾过去,许多穗子还是瘪的——碾碎了皮壳,里面还是没有籽粒。他用扫帚把碾过的穗子扫到一边,又铺上新的。一上午下来,扬起来的碎壳子糊了他一脸,眼睫毛上都是灰尘。

收下来的高粱装进麻袋里,瘪瘪的,不压秤。村部的场院里,麻袋一字排开,瘦得像一排饿瘪了肚皮的人。刘长河蹲在麻袋旁边,一袋一袋地翻看,手指伸进袋口掏一把出来,搓一搓,吹一吹,放进嘴里嚼一嚼。每一把都差不多——籽粒小,颜色浅,嚼不出甜味。他看了很久,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碎屑,对管仓库的老赵头说:"封了,等上面来调。"

老赵头走过来,蹲下摸了摸那几排麻袋。他的手在麻袋面上来回摩挲着,像是在摸一件不该这么瘦的东西。他抬起头看了看刘长河,嘴唇动了一下,想说句什么,没说出口。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转身走了,走路的步子比平时慢,像是脚底下生了根,每一步都要费力气才能拔出来。

十月初,县里的调粮车来了。一辆解放牌卡车,车斗里空空的,颠颠簸簸地开进村口。马干部坐在副驾驶座上,这一次他穿的是一件深蓝色干部服,扣子扣到脖子根,左胸口袋里别着一支钢笔。他跳下车,跟刘长河握了握手,没有再寒暄,直接让人过秤、装车、记账。

刘长河站在旁边看着。麻袋一袋一袋地被扛上车,扛袋子的人步子比往年稳——麻袋轻,扛着不费劲。装车的年轻人跳上车斗,接过底下的麻袋码好,码了一层又一层。袋子摞起来的时候显出了一个大问题——到了往年一半的高度就码完了,剩下的车斗空荡荡的,铁皮车底在太阳底下反着光。那个年轻人跳下来,往车斗里看了看,又看了看刘长河,没说话。他蹲下来,在车斗沿上坐着,低着头看自己的鞋尖。马干部也看见了。他站在车边,手里拿着调粮单,看着车斗里那个空荡荡的半截空间,站了好一会儿。他收回视线,把调粮单递给刘长河。刘长河拿着那页纸看了半天。他不识字,但认得上面那个数字——比往年少了一千二百斤。那个数字他用眼睛描了一遍,一笔一划的,像是要用目光把每个数字都认一遍。

马干部说:"刘队长,那我走了。你们自己省着点吃。"

"嗯。"

"有困难,往上反映。"

"嗯。"

马干部上车前又回头看了刘长河一眼。他站在车门边,一只手扶着门框,另一只手冲刘长河摆了摆,幅度不大,像是冲熟人打了个招呼。然后他钻进了驾驶室,关上门。卡车发动了,排气管里喷出一股黑烟,车斗下面的铁皮震得哐当哐当响。那辆车在土路上颠颠簸簸地变小,最后缩成一个黑点,拐过堤坝,看不见了。

刘长河站在村口,看着车消失的方向。扬起来的黄土落了他一身,他没有拍,就那么站着。风又吹起来了,把他身上的土吹走了一层,又落下新的一层。他转过身,往村里走。村道两旁的人家都关着门,烟囱里冒出来的烟细细的,风一吹就散了,像是从来没有冒出来过。

他走到自家院门口,还没来得及推门,就听见院子里传来红英的哭声。他推开门,看见王桂兰正蹲在灶房门口,手里端着一只小碗,碗里的粥已经凉了,面上结了一层薄薄的膜。红英坐在门槛上,小脸涨得通红,眼泪一串一串地往下掉,嘴角还挂着一道没擦干净的粥渍,她的那根松了的门牙在她哭的时候翘得更高了。

"不吃,"王桂兰的声音低低的,带着一股说不出的疲惫,"怎么喂都不吃。"

刘长河走过去,蹲在红英面前。孩子看见他,哭声低了一些,但还是抽抽搭搭的,小胸脯一鼓一鼓的。他伸手把她脸上的泪擦了,那脸小,他一只手就能拢住。红英的嘴扁着,眼泪还是不停地从眼角滚出来。她哭了太久,眼睑肿了,红红的,像两个小桃子。

刘长河把碗接过来,用小勺舀了半勺粥,吹了吹,送到红英嘴边。红英看了看他,张开嘴,含住勺尖,把那半勺粥咽下去了。咽下去之后,她的眼泪又下来了,但这一次没有哭出声,只是眼泪默默地往下淌,淌到嘴角,她伸出小舌头舔了一下。

刘长河又舀了一勺。她又咽了。一勺,又一勺。半碗粥喂完了,红英的眼泪也干了。她打了个小小的嗝,把头靠在刘长河的膝盖上,小手攥着他的棉袄下摆,眼睛半睁半闭的,像是困了。刘长河没有动,让她靠着。她的呼吸渐渐地匀了,嘴角还挂着一点粥渍,干了一小片。刘长河用拇指把那片粥渍轻轻擦了,她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像是笑了一下,又像是没有。

王桂兰蹲在旁边,看着他们爷孙俩,眼角的皱纹里藏着一层湿漉漉的光。她伸手把碗接过去,站起来进了灶房。灶房里传来她轻轻放碗的声音——碗底碰到灶台,细细的一声,像是怕惊动了什么。

冬天来了。松江屯的冬天本来就长,一九五九年的冬天比哪一年都长。呼兰河在十一月底就封了,冰面比往年厚,冻得又硬又光。风从松花江那边刮过来,把河堤上的枯草吹得贴着地皮趴着,怎么也抬不起头来。村子里的树都光秃秃的,枝条在风里抖着。老榆树在村口站着,树皮上的裂缝比往年更深了,一条一条的,像是被风刀刻上去的。

缺粮是从十二月开始的。村里的粮食按人口定量分发,每天每人八两——这是刘长河跟大队会计核了好几遍定下来的数。八两,粗粮,去了壳磨成面,能捏两个拳头大的窝头,或者熬一碗稀得见底的粥。大人吃两个窝头一天三顿,都不够塞牙缝的;小孩更惨,分到的更少,饿得直哭。有些人开始在粥里掺野菜、树皮、玉米芯磨成的粉,喝下去肚子胀,但不顶饿。

发粮的那天,村部的院子排了长长的队。人们挎着篮子、端着盆、揣着布袋,缩着脖子跺着脚,等着叫名字。刘长河坐在院子里的方桌后面,旁边是会计,面前是一本账册和一把秤。秤杆上的刻度他看了几十年了,可最近他看的时候总觉得那些刻度在变——八两的秤砣挂上去,秤杆应该平了,可那袋面倒进去,秤杆还是往上翘,轻得压不下去。

轮到了谁,他就看账册上的数字,再称粮,再记一笔。他的手冻得发僵,捏秤砣的时候指头不太听使唤,要攥两下才能握紧。

轮到吴德福的时候,他拿了布袋上来。刘长河称了八两高粱面,倒进他的布袋里。吴德福看着那薄薄的一层铺在袋底,眼皮跳了一下,什么也没说。他把袋口扎紧,提起来走了。走了两步又回头,看了刘长河一眼。刘长河低下头,继续叫下一个。他低头的时候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的,比其他声音都响。

轮到韩孙氏的时候,她带着韩子建一起来的。韩子建十五岁,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眼窝凹下去两个坑。他站在他娘身后,踮着脚往桌上瞅,想看看那八两面有多少。刘长河称好了粮,把面倒进韩孙氏的布袋里。那袋子也是瘦瘦的,面倒在底上薄薄一层。

刘长河看了韩子建一眼,又看了看韩孙氏浮肿的小腿——裤腿绷得紧紧的,皮肤透过布料显出半透明的颜色。她站在那里,一只手撑着韩子建的肩膀,手指攥着他棉袄的肩线,攥得指节发白。她的手也在肿,指关节粗了一圈。刘长河的手在秤杆上停了一下,然后从自己面前那堆粮里又舀了半碗,倒进韩孙氏的布袋里。动作很快,快得像是随手碰了一下。会计看见了,但没说话。刘长河把账册翻了一页,纸页哗啦响了一声,像是替他说了句什么。

当天晚上回到家,王桂兰盛饭的时候觉得碗里的粥比平时稀了些。玉米面糊糊像一碗清汤,筷子搅起来只见几粒米沉在碗底。她看了看刘长河,他低着头喝粥,喝得慢,一口一口的,没有什么表情。她把自己碗里那几粒米拨到他碗里,说:"你多吃点。"

"我有。"他把那几粒米拨回去,"你自己吃。"

红英坐在炕梢的褥子上,面前也放着一只小碗,碗里的粥比大人的稠一些——是王桂兰特意用纱布滤过一遍的,把粗渣滓去了,留下细一点的米糊。红英自己用手捧着碗沿,小口小口地喝,喝得很慢,像一只小动物在舔水面上浮着的东西。她喝了几口,抬起头,嘴角糊了一圈粥。王桂兰伸手给她擦了,她歪了歪头,把嘴角另一边也凑过去,等着擦。

刘长河看着这一幕,喉头动了一下。他把自己碗里剩下的几口粥倒进红英的碗里,红英低头看了看碗里多出来的粥,又抬头看了看爷爷,咧开嘴笑了一下。那笑里缺了一颗门牙,牙床子上冒出一个白白的小尖,像土里刚拱出来的嫩芽。

王桂兰看见了,没说话。她把围裙攥了攥,低下头喝自己那碗清汤似的粥。她喝的时候喉咙里发出轻轻的声音,咕咚,咕咚,像是要把什么一起咽下去。刘长河把空碗放在桌上,站起来走到灶房门口,背对着里面,站了很久。他站的位置正对着院子里的老枣树,光秃秃的枝丫在月光下像一把把细细的叉子。他伸手摸了摸门框,门框上的漆已经剥落了,露出底下灰白的木头。木头的纹路在他手指底下一条一条的,他摸着那些纹路,像在摸一个人的掌纹。

十二月中旬,村西头的周小毛家出了事。小毛的爹叫周老铁,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媳妇生了三个孩子,小毛是最小的。那天晚上周老铁来敲刘长河的门,敲门声又急又乱,像是用拳头在砸。刘长河开了门,周老铁站在门口,棉袄扣子没扣,露着里面单薄的褂子,脸色蜡黄蜡黄的,嘴唇上一层干皮,说话的时候那层皮裂开了一道小口子,渗出一丝血。

"刘队长,"他嘴唇哆嗦着,"小毛——小毛不吃了。"

刘长河披上棉袄跟他走。周家只有两间土房,屋里的火灭了,冷得像冰窖。小毛躺在炕上,三岁的小人儿缩在被子底下,脸瘦得只剩两个眼睛。他娘坐在旁边,两只手在膝盖上搓来搓去,搓得指头发白。那孩子眼睛还睁着,黑亮亮的,看着天棚上的报纸,嘴唇微微翕动,像是在念着什么看不见的字。炕沿上放着一只小碗,碗里的粥已经结了冰碴,冰碴的尖在煤油灯的光里亮了一下又暗下去。

刘长河在炕沿上坐下了。他把手伸进被子里摸了摸小毛的脚——凉的,像一块冰。他又摸了摸孩子的额头,额头也是凉的。小毛的眼睛转过来看了看他,嘴唇动了一下,叫了一声"刘叔",声音细得像一根丝线,风一吹就断了。孩子的手指从被子里伸出来,搭在他的手背上,轻轻地搭着,像是没有什么力气了。

"小毛,"刘长河说,"你想吃啥?"

孩子看着他,眼睛眨了一下,嘴角动了动,像是想笑又没力气。他说:"粥……"

"你等着。"

刘长河站起来。他站起来的时候腿有点软,扶着炕沿稳了一下才站直。他走出周家的时候,脚底下有些发飘,像踩在棉花上。冬夜的风刮过来,他把棉袄的领子竖了竖,快步往家走。路上的雪被踩实了,月光照在雪面上泛着蓝幽幽的白。他的影子在雪地上拖得很长,黑黑的一条,一直跟着他。

回到家,王桂兰正在灯下缝一件补丁衣服,看见他进来,手里的针停了一下。她的手指上缠着一根线,线头在灯光下微微晃着。

"小毛不好了。"他说。

王桂兰放下针,站起来。她看了看柜子上面那半袋高粱面——那是他们自己留着吃的最后一点了,省着能再撑半个月。她什么也没说,从柜子里把面袋拿出来,倒了约莫两碗的样子,用一块粗布包了,递给刘长河。她的手指碰到他的手背的时候,他感觉到她的手指凉凉的,指腹上有一层新磨出来的薄茧。

"拿去吧。"她说。

刘长河接过布包,没有立刻走。他站在那里,看着王桂兰。她也看着他。两个人隔着煤油灯的光对视了一小会儿,谁也没有说话。灯芯跳了一下,把两个人的影子在墙上晃了晃。他看见她眼角有一道细细的泪痕,在灯光下反着光,亮亮的。他转身出去了。

他把面送到周家,周老铁接过那包面的时候,手抖得差点没拿住。他蹲在灶台前生火,火光亮起来的时候,他的脸上有两道湿痕,不知道是汗还是别的。灶膛里的火噼噼啪啪地响着,红色的火光把他的脸映得忽明忽暗。刘长河没有等他烧好粥,转身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看见小毛的眼睛还睁着,看着灶台的方向,嘴唇微微动着,像是在等着什么东西。

那一夜刘长河回到家,没有上炕。他在堂屋的板凳上坐了一夜,面朝着门的方向。他的两只手搁在膝盖上,指头微微蜷着,像是握着什么看不见的东西。窗外风吹了一夜,呜呜的,像有谁在远处哭。他坐了一整夜,煤油灯没有点,黑暗把他裹得严严实实的,只有他的眼睛在黑暗里睁着,看着门的方向,像是在等着什么人推门进来。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周老铁来敲门了。他站在门口,手里攥着那块包过面的粗布,布的边角还沾着没有洗掉的粥渍。他低着头,半天才说了一句:"刘队长,小毛走了。"

刘长河站起来,站在门口。他看见周老铁把粗布叠好,塞进了自己怀里,然后转过身走了。他走了两步又停下来,背对着刘长河,肩膀微微耸动了一下。

"周老铁,"刘长河叫了一声。

周老铁没有回头。他摆了摆手,继续走了。他的背影在晨雾里越来越淡,像墨水在水里化开一样,最后只剩一个灰色的影子,拐过村口的弯道,看不见了。刘长河站在门口,冬天的风从门缝里灌进来,吹着他一夜没合的眼睛。他的眼睛干涩涩的,眨一下都疼。他把门关上,慢慢地蹲下来,蹲在门背后,额头抵着门板。门板冰凉粗糙,额头顶在上面硌得生疼,他没有动。

他蹲了很久。直到王桂兰从里屋出来,在他旁边站了一会儿,伸手搭在他肩膀上。她没有说话,只是把手放在那里,像一块温热的石头压着他。他没有动,她也只是站着。红英从屋里摇摇晃晃地走出来,光着脚站在冰凉的地上,小脚趾冻得通红。她看见爷爷蹲在门背后,也走过去,蹲在他旁边。她把自己的木头小鸟放在他脚边的地上,然后安安静静地蹲在那里,小手指头抠着地上的灰,一圈一圈地画着什么东西。刘长河侧过头看着她,看见她画了一个小小的圈,圈里面又画了一个更小的圈。她画完了,抬起头看了看他,伸出一根小手指,在那个中心点了一下,像是要把什么东西放进去。

韩孙氏的腿先肿了。一开始是脚踝,用手指一按一个坑,按下去半天弹不回来。然后是小腿、大腿,整个人像是泡发了的木料,皮肤撑得透明发亮,绷得紧紧的,用力一按就留下一个白印子,过好久才慢慢变回来。她的脸也肿了,眼皮肿得只剩一条缝,看东西的时候要使劲把眼皮撑开才能露出一点眼珠。她的声音也变了,哑哑的,像是嗓子里塞了一团棉花。

王桂兰去看她,回来的时候眼眶红红的,坐在灶台前的板凳上半天没动。红英在她怀里坐着,小手摸她的脸,摸到眼角湿湿的,她把手缩回来看了看指尖上的水,又抬头看了看王桂兰的脸。

"奶奶?"孩子叫了一声,声音软软的。

王桂兰把她往怀里拢了拢,下巴抵在她头顶上。"没事,"她说,"奶奶没事。"

刘长河从堂屋走进来,站在她们身后。他看着王桂兰怀里那颗小脑袋,虎头帽的耳朵有一只耷拉下来了——红英戴着建设的旧帽子,大了一号,一只耳朵总是往下掉。他伸手把那只虎耳朵扶正了,红英仰起头看了看他,又低下头,小手从王桂兰的围裙口袋里摸出那块磨得光滑的木头小鸟——就是那一只——攥在掌心里,像是攥着一件能让人安心的小东西。

"她那个腿,"王桂兰的声音从红英头顶上透过来,闷闷的,"摁下去一个坑,半天起不来。人家说那是饿的。没有营养了,身上的肉就化了水。她的手指头也肿了,肿得连针都捏不住。昨天她想给建设补一下棉袄的袖子,针拿起来了,线穿不进去。她把针举到灯底下穿,穿了半天没穿进去,眼泪就下来了。"

"嗯。"刘长河说。

"我给她送了一碗玉米面。她接过去的时候手在抖,碗差点掉地上。建设在旁边扶住了,那孩子说'妈,我来端'。他就蹲在他娘炕头,拿一块破布蘸了水给他娘擦脸。她肿得眼皮都睁不开了,他就一直擦,一直擦,擦了一整个下午。那块布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他换了好几盆水。"

刘长河没有说话。他的手在裤缝上蹭了一下,又蹭了一下。

"你想想办法。那孩子才十一岁。"

"明天我去趟镇上,"他开口了,"看能不能弄点东西。"

第二天天没亮他就出了门。走到门口的时候,红英醒了,扶着炕沿摇摇晃晃地走到灶房门口。她光着脚,踩在冰凉的地上,小脚趾冻得发红。她站在那儿,看着刘长河披上棉袄,系好腰带,把挎包甩到肩上,含含糊糊地叫了一声"爷——"。刘长河回头看了她一眼,说:"爷爷去镇上,回来给你带糖。"

红英眼睛亮了一下,伸出一根小手指:"糖——"

刘长河蹲下来,伸出小拇指跟她勾了一下。

他站起来,推门出去了。走了二十里路到镇上,风从河面上刮过来,像刀子削脸。他的手揣在棉袄袖筒里,手指冻得发木,脚趾在鞋里互相搓了搓,没有温度。河堤上的风最大,他把身子侧过来走,让后背迎着风,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到镇上的时候太阳才刚冒头,供销社门口已经排了长队——人们挎着篮子、拎着面袋,冻得缩着脖子跺着脚,等着开门。刘长河排在后面,前面大约有四十多个人。他站在人群里,不往前挤也不跟人搭话,只是站着等着。站了将近一个时辰才到了柜台前。柜台里面的售货员是个年轻女人,脸色苍白,嘴唇干裂着,两只眼睛下面有两道深深的青印。她看了一眼刘长河,头也不抬地说:"没货了。明天早点来。"

"没了?"

"没了。都卖完了。你明天再来吧。"

刘长河站在柜台前面没有动。他的两只手按在柜台边沿上,手指攥着木板边。他站了几秒钟,说:"我走了二十里路来的。"

她看了他几秒钟,又低下头翻了翻抽屉,从里面摸出一个纸包,打开看了看,又合上。

"就剩这一包小米了,一斤多点。你要不要?"

"要。"

她把纸包推过来。刘长河接的时候,手在微微发抖,不知道是冻的还是别的。他把纸包揣进怀里,又掏了掏口袋,把剩下的那点钱都摸出来,数了数,递过去。那姑娘收了钱,又从抽屉底下摸出两小块硬糖,用一张旧报纸角包了递给他。

"给孩子带回去吧。"她说。

刘长河接过来,看了她一眼。她没看他,已经低下头去翻别的抽屉了。他把那包糖揣进怀里,挨着小米旁边。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那姑娘还在柜台后面翻东西,瘦削的背影,肩膀的骨头透过干部服顶出来,像两个小小的尖。

他走出供销社,在门口站了站。外面的风还是冷的,但胸口那一小块地方是热的。他伸手隔着棉袄按了按那包糖,转身快步往回走了。一路上他把步子迈得又急又稳,二十里的路,他走了一个半时辰。

推开院门的时候,红英正蹲在灶房门口玩那只木头小鸟,听见门响抬起头,看见他进来。

刘长河蹲下来,从怀里掏出那个旧报纸角包着的小包,打开,里面是两粒硬糖,用花花绿绿的糖纸裹着,在冬天的日光下泛着微微的光。红英看着那两粒糖,小嘴张开了,眼睛亮得像两颗刚擦过的星星。她的新门牙已经冒出来了。

"糖。"刘长河说。

红英伸出小手,小心翼翼地拿了一粒,放在掌心里,翻过来倒过去地看,又凑到鼻子前面闻了闻,然后把糖纸剥开,把里面淡黄色的糖块放进嘴里。她眯起眼睛,小腮帮鼓起一个小小的包,一动一动的。她含了半天舍不得咬,就那么含着,嘴角慢慢淌下一道透明的口水。

王桂兰从灶房走出来,看见这一幕,眼圈又红了。她没说话,转身回了灶房,用袖子飞快地擦了一下脸。刘长河蹲在那儿,看着红英含糖的样子,看着她眯起来的眼睛和鼓起来的小腮帮,看着她手指上沾着的糖纸碎屑。他伸手把她嘴角的口水擦了,她偏过头来冲他笑了一下。

腊月里,最冷的那几天,村里开始死人。

第一个是吴德福的儿子。吴德福的儿子叫吴满仓,四十一岁,壮得像头牛。他浮肿了半个月,先是腿,后是肚子,最后整个人鼓起来,皮肤绷得发亮,像一面敲不响的鼓。有一回刘长河路过他家门口,看见满仓蹲在院子里劈柴,斧头举起来落下去的时候,整个人晃了一下,差点栽倒。他站稳了,又抡了一斧头。那斧头落下去歪了,柴没劈开,斧刃砍在地上,溅了一地火星。满仓低头看着那堆没有劈开的柴,慢慢地蹲下去,用两只手撑着地面,喘了好一会儿。他站起来的时候腿在打颤,扶着墙走回屋里去了。

消息传到刘长河耳朵里的时候,他正在粮库门口站着。报信的是隔壁的刘大烟袋,气喘吁吁地跑过来,说:"刘队长,吴德福家的满仓——没了。"那话说到"没了"两个字的时候,声音一下低了下去,像是被风掐住了。

刘长河站在粮库门口,脚底下是冻硬的泥地,手里的账本还翻着。他站在那儿,身体动了一下,像要往前走,又没有动。过了很久,他点了点头:"我去看看。"

他走到吴德福家门口,院子里已经站了几个人,都低着头,不说话。吴德福蹲在灶房门口,佝偻着背,两只手抱在膝盖上,头低着看不见脸。他媳妇在屋里哭,哭声闷闷的,像什么东西被捂住了嘴,时断时续,有时候半天听不见一声,忽然又爆发出来,撕心裂肺的。

吴德福听见脚步声抬起头,看见是刘长河。他的脸瘦脱了形,颧骨像两座山包一样突出来,眼睛陷在深深的眼窝里。他的嘴唇哆嗦着,下巴上有一道干了的泪痕,在煤油灯的光里发亮。

"刘队长……"他的声音很嘶哑。

刘长河走过去,在他旁边蹲下来。两个人蹲在灶房门口,中间隔着一道门框的阴影。北风从院子里刮过来,把门框上的旧对联吹得哗啦哗啦响。那对联是去年春节贴的,红纸褪成了粉白色,上面的字已经看不清了,只剩下模糊的墨迹。地上有一根被踩断的柴火棍,断口处露出白茬。

"粮就那么多,"刘长河开口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一分一分匀开的,谁多一口,别人就少一口。"

吴德福的肩膀猛地一抽。他抬起头来看着刘长河,眼睛里面全是血丝。他嘴唇抖了半天,半天才说了一句:"我晓得的。我晓得的……"他低下头,把脸埋进手心里。肩膀一耸一耸的,没有发出声音,但整个人在抖。他埋着脸的指缝里渗出一滴泪,沿着手背滑下来,落在膝盖上,在裤子上洇成一个深色的圆点。

刘长河站起来,往屋外走。走到院子门口,他扶着门框停了一步。身后传来吴德福压抑的呜咽声,闷在手掌心里断断续续的。他没有回头,迈过门槛,走了出去。

走到村道上的时候,他停下来,靠在一棵光秃秃的杨树树干上。冬天的树干冰凉粗糙,硌着他的后背。他仰起头,天上没有星星,一片漆黑。他站了很久,直到后背冻得发麻了才直起身来。他往前走了两步,又停下来,蹲在路边,把额头抵在膝盖上。蹲了好一会儿才站起来继续走。他走的时候步子很慢,每一步都踩稳了才迈下一步,像在冰面上走路一样。

回到家,红英已经睡了。王桂兰把她放在炕梢,盖着一床小被子,只露出半张脸,嘴角还微微翘着,像是含着什么美梦。刘长河站在炕沿边看了一会儿,看了好久,才把她的被子拢好,转身走出去。他在灶房门口的板凳上坐下来,面朝着院子,月光从云缝里漏下来。他坐在那里,影子拖在地上,黑黑的一团,一动不动的。

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韩孙氏走了。

王桂兰从韩孙氏家回来的时候,红英正坐在灶房门槛上玩那只木头小鸟。她看见奶奶走进来,眼睛红红的,手里空空的,没有端粥碗,于是站起来拽了拽她的围裙下摆。

"奶奶?"她叫了一声。

王桂兰低头看着她,蹲下来,把她抱起来。红英的小手摸她的脸,摸到了眼角湿湿的,她把手缩回来看了看,又伸过去帮王桂兰擦了擦。王桂兰把她抱在怀里,脸埋在她小小的肩膀上,肩膀一抖一抖的,没有出声。红英安静地让她抱着,小手轻轻拍着王桂兰的后背,一下,又一下,像她哭的时候王桂兰拍她那样。

刘长河从堂屋走进来,看见这一幕,在门口站住了。王桂兰怀里那颗小脑袋偏过来看见他,伸出手朝他招了招。他走过去,蹲下来,把王桂兰和红英一起拢进怀里。三个人在灶房门口蹲着,紧紧挨着。灶膛里的火已经快灭了,暗红的光从灶口漏出来,在三个人的脚边铺了薄薄的一层。

过了很久,王桂兰抬起头,用袖子擦了擦脸,声音哑哑的:"她走了。"

"嗯。"

"子建……他坐在他娘旁边,把那只碗摆在炕沿上。碗里还有一口粥,他没喝。他说他娘喝了这口就不会饿了。他摸着她的手说,妈,你喝呀,你喝了就不肿了。她没应。"

刘长河没有说话。他松开胳膊,站起来,走到灶台前。灶台上的碗还摞着,他拿了一只干净的碗,盛了半碗粥,用一块布盖了,端在手里。粥还是热的,碗沿烫着他的手心。

"我去看看子建。"他说。

他走到韩孙氏家,推开门。屋里冷得像冰窖,灶膛里的火早就灭了,只剩一堆白灰,灰面上还留着昨天烧柴的印子,一根根柴火烧过之后的样子还在。韩子建坐在炕沿上,两只脚悬空着够不着地,手里捧着那只碗,碗里的粥已经结了一层冰碴。冰碴的尖是透明的,在从门缝里漏进来的光中微微反着亮。他看见刘长河进来,抬起头,脸上没有哭,但眼圈是青的,嘴唇裂了两道口子,其中一道已经结了黑红色的痂。他穿着他娘最后给他补好的那件棉袄,袖口的针脚是新的,线头还没剪干净。

"子建,"刘长河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来。他把那碗热粥放在炕桌上,换下了孩子手里那碗结了冰的,"先把这个喝了。"

韩子建看着那碗冒热气的粥,没有动。他的目光从粥碗上移开,落在炕上——他娘躺在那里,被子盖到胸口,脸上蒙了一块白布。白布底下,脸的轮廓还能看出来——高高的颧骨,瘦削的下巴,比活着的时候又瘦了一圈。

子建伸手隔着白布摸了摸他娘的脸。他从额头摸到下巴,慢慢地、仔仔细细地摸了一遍,像是在把她的脸的形状记在手心里。他摸完了,把白布的一个角轻轻拉平,盖住了露出来的一缕头发。

"刘叔,"他说,声音小小的, "我妈走了,我以后住哪儿?"

刘长河沉默了一会儿,把一只手放在他头顶上。孩子的头发细细软软的,好多天没有洗了,黏在一起。他摸了一会儿,说:"先住我那儿。"

子建抬头看着他,眼睛里有湿的东西在转,但始终没有掉下来。他吸了一下鼻子,把目光转回那碗粥上,端起碗,小口小口地喝了起来。他喝得很慢,每一口都含在嘴里含了很久才咽下去,像是在品什么特别的味道。他喝完了,把空碗放在炕桌上,碗底碰在桌面上发出轻轻的一声磕响。

"走吧,"刘长河说,"跟我回家。"

他牵起子建的手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子建回头看了一眼炕上那个蒙着白布的人影。他没有说话,转回头,跟着刘长河走进了冬天的风里。风迎面刮过来,把他的棉袄吹得紧紧贴在身上,显出一副细细的骨架。

他们走回刘家院子的时候,红英正站在灶房门口等着。她看见刘长河牵着一个比她高很多的孩子走进来,歪着头看了看,然后举起手里的木头小鸟朝他晃了晃,像是打招呼。子建不认识红英,脚步慢了一下,刘长河轻轻拉了拉他的手:"这是妹妹。红英。"

子建看了看那个举着木头小鸟的小女孩,嘴唇动了动,说:"妹妹。"声音很低。红英歪着头又看了他一眼,然后把木头小鸟朝他递了递,像是要送给他。子建没有接,她就把小鸟放在门槛上,退了一步,指了指小鸟,又指了指他。那只木头小鸟立在门槛的木头上,被风吹得微微晃了一下,稳住了。

王桂兰从灶房出来,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走过来蹲在子建面前。她没有说话,只是伸手帮他把歪了的衣领正了正,把他棉袄最上面的那颗扣子扣好。那颗扣子线松了,她捏着扣子转了两圈,又按了按。建设低着头看着她的手,忽然说:"婶子,我妈走了。"

王桂兰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把那颗扣子扣好。她站起来,牵起子建的手,把他带进灶房,让他坐在灶台旁边的板凳上,锅里的热水冒着白气。她舀了一盆热水,把一块毛巾浸进去拧干了,递给子建:"擦擦脸。"

子建接过来,把毛巾贴在脸上,捂了很久才拿下来。毛巾盖过的地方红了,其他地方还是青白的。他的眼圈是青的,眼眶底下凹进去两个坑。他把毛巾还回去的时候,王桂兰接住了,她的手覆在他的手上停了一下。

那天晚上,子建住在了刘家东屋的炕梢,红英睡在中间,刘长河和王桂兰睡在靠墙的一头。煤油灯吹熄之后,屋子里黑黑的。红英翻了个身,把小手搭在子建的胳膊上,子建没有动,就那么躺着,睁着眼睛看着黑漆漆的天花板。过了很久,他的呼吸才慢慢匀了。红英的小手在他胳膊上搭着,安安静静地歇在那里。刘长河翻了个身,面朝着墙,闭上眼睛。那些名字又浮上来了——吴满仓、韩孙氏、周小毛、刘周氏、赵卫国、李素珍、王大力。七个名字像七块石头,压着他喘不过气。他在黑暗中睁着眼睛,看着前面什么也看不见的墙,看着墙上那道裂缝的方向。那道裂缝在黑暗里看不见,但他知道它在,从墙角一直延伸到窗户底下。

腊月二十八,刘长河去吴德福家送了一小袋高粱面。王桂兰用家里的粗布缝了一个小口袋,装了大约七八斤面,让刘长河送过去。那面是他们自己口粮里省出来的,她算过了,省了这一袋,他们自家最后那一个月每天要再减半碗。她没跟刘长河说,他知道,也没问。

刘长河走到吴德福家门口,看见门上还贴着那张白纸——那是满仓走了之后贴的,已经褪了色,卷了边,风一吹哗啦哗啦响。他敲了敲门,门开了,吴德福站在门里面。他的棉袄还是那件,肩膀上那块灰布补丁还在,针脚还是歪歪扭扭的。他瘦得颧骨耸着,眼窝凹着,嘴唇干裂,但精神还好。他的两只手垂在身侧,手指上有新鲜的劈柴划痕,一道一道的红印子。

刘长河把面袋放在堂屋的桌上。那袋面搁在桌上,把桌上的灰尘压出一个方方正正的印子。桌角有一张空碗,碗底还剩着几粒干硬的米,被灰尘盖了薄薄一层。

吴德福看着那袋面,半天没说话。他看着那袋面的眼神很复杂,像是在辨认一件他认识又不太认识的东西。他的嘴唇抿着又松开,松开了又抿着,反复了好几次。

"刘队长,"他终于开口了,"这面,你从哪匀出来的?"

刘长河说:"家里吃的。"

吴德福看着那袋面,又看了看刘长河的脸。刘长河的脸也瘦了,颧骨下面的肉薄了一层,下巴上灰白的胡茬长得比往年密,嘴唇上也有好几道裂口,有的已经结痂了,有的还在渗着细细的血丝。他看了很久,嘴唇哆嗦了一下,说了一句:"你也没多吃啊。"

"够吃。"

"你够吃个屁。"吴德福的声音突然高了一下,又低回去了。他站在那儿,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手指微微蜷着,像想攥住什么东西又没力气。他看着那袋面,忽然转过身去,面朝着墙。他的肩膀抖了一下,又抖了一下。抖了一会儿,他说了一句什么,背对着刘长河,声音很低,很低,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

"老吴?"刘长河问,"你说啥?"

吴德福没有回头。他面朝着墙,肩膀一耸一耸的,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我说……你这人,笨。笨得我没办法恨你。"他的声音哽咽了,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你要是自私一点,多给自己留一口,我就能恨你。恨你了我就能好受一点。可你不。你笨。"

他面朝的那面墙上挂着一张褪了色的年画,画上的娃娃胖胖的,怀里抱着一条鲤鱼,颜色已经淡得只剩下粉色的轮廓了。吴德福的后背对着那张年画,肩膀还在抖。

刘长河站在堂屋里,看着他的后背。那件旧棉袄的肩膀上,灰布补丁还是那块灰布补丁。他想说什么,嘴唇动了动,没有说出来。他转身推门走了。门在他身后合上,发出一声细细的吱呀。他踩着雪往家走,雪在脚下咯吱咯吱地响,一下一下的,像是有人在数着他的步子。身后传来一声低低的、压抑的哭声,被门板隔住了。他还是没有回头。

那一天剩下的时间里,刘长河没有去粮库,没有去看地,没有去任何地方。他回到家里,坐在灶台前的板凳上,面朝着灶膛。灶膛里的火已经灭了,灰烬还是温的,有一股木头烧过之后的焦香。他坐了很久,久到外面的天色从灰白变成了墨灰,从墨灰变成了漆黑。他把一只手伸进灶膛里摸了摸灰烬,温温的,像面粉一样从指缝里漏下去。

十一

开江那天,刘长河站在河堤上看。冰排撞击的声音震着他的耳膜,冷风扑在脸上,刀子似的。他站了很长时间,看着那些冰排顺流而下,一块一块的,撞碎了又合拢,合拢了又撞碎。它们往东边去,往松花江的方向,一直流到看不见的地方。有一块很大的冰排从上游漂下来,上面站着两只水鸟,黑色的,缩着脖子,随着冰排的起伏一上一下的。冰排转过一个弯,两只鸟张开翅膀飞走了,冰排继续往下游漂。

他站在那儿,手插在棉袄兜里,手指碰到了一块东西——是那只木头小鸟,不知道什么时候红英又塞进了他口袋里。他掏出来看了看,鸟肚子上的那道痕还在,太阳光从云缝里漏下来,照在小鸟的翅膀上,木头被照成了浅金色。他把小鸟又放回口袋里,贴着那页记着名字的纸曾经放过的位置。那页纸已经不在了,但那个位置还记得,他的手指按上去的时候,感觉那个地方还是温的。

他转过身,往村子的方向走。堤坝上的雪已经化了大半,露出来的土路是黑褐色的,被太阳一晒,冒着细细的白气。他走了几步,在路中间蹲下来,用手抠了一块湿润的土,放在掌心里,闻了闻。土的味道是腥的,带着融雪的水汽和草根腐烂的酸,还有一丝说不清的甜。他把土攥了攥,土团不散,黏在一起,表明地气上来了。他站起来,把那块土放在路边一个显眼的位置

春耕开始的时候,刘长河带着全村人在河滩那片地上种了高粱。行距比往年宽了些,每一行他都要蹲下去把土块捏碎再用手掌抹平。韩子建跟在他后面,手里攥着一把高粱种子,一粒一粒地往他刨开的沟里丢。他干得很认真,每一粒种子都放得端端正正的,像是怕它们歪了长不出来。他丢完一粒就用手指把土轻轻拨过来盖住,再用手掌按一下。他按土的动作跟刘长河一模一样——先抹平,再轻拍两下。

红英被王桂兰抱着来看过一回。王桂兰站在田埂上,红英从她怀里探出身子,看着地里那些弯腰劳作的人,看着刘长河蹲在地里把一块土捏碎了又抹平。她看了很久,忽然从口袋里掏出那只木头小鸟,攥在手里举起来,朝着刘长河的方向晃了晃。

刘长河直起腰,看见田埂上那个小小的身影。孩子的虎头帽歪了,一只手举着一只木头小鸟,在太阳底下晃来晃去。他也抬起手挥了一下,幅度不大,但红英看见了。她把小鸟攥回怀里,笑了。

韩子建放完了最后一粒种子,站起来走过来,站在刘长河旁边。他比去年高了一点,但还是瘦,下巴尖尖的。他学着刘长河的样子蹲下来,抠了一块土放在手心里捏了捏,又凑到鼻子前面闻了闻。

"刘叔,"他说,"今年能长好不?"

刘长河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那片地。新翻的黑土在太阳底下冒着细细的白气,像大地在轻轻呼吸。一行一行的土垄整整齐齐地排列着,每一粒种子都被土盖得好好的,在暗处等着。他又看了看田埂上红英抱着小鸟晃来晃去的身影,还有王桂兰站在孩子身后把手搭在她小肩膀上的轮廓。他收回目光,把手里的土块放下,拍了拍手上的碎泥。

"能。"他说。

地翻完了。种子下完了。刘长河直起腰来,把那把镐头靠在田埂上,回头看了看那片地。整整齐齐的,一行一行的,新土翻出来油亮亮的,在太阳底下冒着细细的白气。

韩子建站在他身后,手里还攥着一把剩下的种子。他走过去,把那把种子小心地倒回种袋里,把袋口系好,然后站到刘长河身边。两个人并肩站着,面前是一排一排新翻的土垄。远处,王桂兰抱着红英从田埂上走下来,红英的手里攥着一小把从田埂边上采的野草芽。那些草芽的根部还带着一小截白生生的根须,沾着湿润的泥土。

风从松花江那边吹过来,暖了。黑土的气味被风卷起来,灌进每一个人的鼻子里,腥腥的、还有一丝说不清的甜。刘长河深吸了一口气,又慢慢地呼出来,看着那口气在春天的阳光里散成看不见的白汽。

红英跑过来了,手里举着那撮野草芽,跑到他面前,仰起脸,把那撮嫩绿的小草递到他眼前。

"爷,"她说,"给你。"

他接过来,握在掌心里,草芽带着泥土的潮气和刚刚活过来的生命的气息。他低头看着手心里那撮嫩绿,又看了看面前仰着脸等他夸奖的孩子,然后蹲下来,把她拢进怀里,一只手按着她的后脑勺,让她的小脑袋靠在他的肩窝里。她身上有一股晒过太阳的棉花的味道,淡淡的、暖烘烘的。她的手从他肩膀后面绕过来,小手指勾着他的棉袄领子,勾得紧紧的。

他抱着她,站起来,面向那片新翻的土地。太阳照在脊背上,已经开始有了暖意。他抱着红英站在那儿,身后是韩子建,旁边是王桂兰。四个人并排站在田埂上,面前是一片刚刚播种完的黑土地,一排一排的,整整齐齐的,在春天的光里安静地等待着什么。风从远方来,又往远方去,带走了一些东西,也带来了另一些东西。

红英在他怀里扭了扭身子,伸出一只手,指着远处的呼兰河。河面上的冰还没有完全化尽,残留的几块碎冰浮在水面上。那些碎冰正在变薄,变碎,变成一根一根亮闪闪的冰线,渐渐融进河水里,流走了。

地翻完了。春天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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