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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九六九年的春天比往年冷。
松花江三月下旬就开了江，冰排撞击的声响在夜里能传出去好几里地。但开江之后又倒春寒，连着刮了七天北风，把刚冒出来的柳芽冻回去了大半。呼兰河的水面上漂着一层薄冰，被风吹着往下游走，撞在桥墩上又碎开，碎成无数细小的白点。
一九六九年，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进入了第三个年头。红卫兵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但政治空气并没有松弛下来。"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正在从城市向乡村全面铺开。各地相继成立"革命委员会"，取代了原有的党政机构。县里的革命委员会下设"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简称"清办"，任务是排查所有"历史不清"、"成分不对"、"思想反动"的人员。赵春梅的父亲——父亲赵文远，哈尔滨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一九五七年被定为"右派"，又戴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正在某地劳改。母亲被下放到农村教书。赵春梅的"黑五类子女"身份坐实了。
松江屯的知青点是在一九六八年成立的，来了五个哈尔滨的年轻人，住进了村东头那排老旧的砖房里。其中赵春梅是唯一一个"出身不好"的。
村里人对知青的态度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们是"毛主席派来的知识青年"，有政治光环；另一方面，他们终究是外来的人，跟村里隔着东西。赵春梅的情况更复杂一些——她的"黑五类子女"标签让她在村里几乎抬不起头来。有人同情她，但不敢靠近；有人厌恶她，明目张胆地躲开；更多的人对她无感，只是把她当成一个干活不太利索的外乡丫头。
但这一年春天，有些事情在悄悄改变。
中央在年初发出了"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强调"革命和生产两不误"。县里的革委会在传达文件的时候说了一句被很多人记住的话："不能让阶级敌人破坏农业生产。"这句话的弦外之音是：生产还是要抓的，地不能荒。于是那些被批斗过、被靠边站的生产队长们，又被悄悄叫回去"指导生产"了。没有人正式给他们恢复职务，但地里的活需要他们。刘长河就是其中之一。
刘长河在三年前被打成"走资派"之后，一直处于被"监督劳动"的状态。但今年开春，大队的革委会主任悄悄找了他一次，说："老刘，河滩那几百亩地，今年还是你安排吧。你懂这个。"刘长河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只是第二天扛着锄头下了地。没有人正式宣布他"复职"，但村里人看见他在地头弯腰锄草的样子，就知道松江屯的春耕还是他在管。
铁柱那边也在变化。他和秀兰又到县农场劳动了将近半年，每天跟着农工下地，跟土地重新建立了一种朴素而踏实的关系。去年冬天，县革委会分管农业的副主任找他谈了一次话，说："老刘，你这段时间在农场表现不错。县里农业这一块，还是需要你。"铁柱没有立刻答应回县委，他说："我先把手头的活干完。"那天他下工回到宿舍，在灯下给家里写了一封信——是这半年多来他写的第一封长信。信里说：我在这边挺好的，地里的活我熟。春天到了，我也想家了。这封信在四月初到了松江屯。
但真正让松江屯议论纷纷的，是两件事。一件是刘建设退出红卫兵。另一件是赵春梅和刘建设走得越来越近。
二
赵春梅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不一样"的？
大概是刚到松江屯的第一个秋天。那时候她才十七岁，梳着两条辫子，穿着一件半新的列宁装，跟着大卡车从哈尔滨来到呼兰。卡车在村口停下，她跳下车厢，看见满村的人站在路边看着他们——看新来的知青。有人在人群里小声说："那个最瘦的，就是赵春梅吧？她爹是反革命。"那声音不大，但像一根针，扎进她的耳朵里就再也没有拔出来。
从那以后，她学乖了。她不跟人争，不跟人抢，食堂打饭排最后，干活挑最重的。别人休息的时候她还在干，别人说话的时候她沉默。她把自己的存在压缩到最小，像一只把自己缩进壳里的蜗牛，以为壳够硬就能挡住一切。可是没有用。她走在路上还是有人会绕开她走，她蹲在河边洗衣服还是有人会站起来换地方。那些无声的回避比骂人更让人难受——至少骂人的声音你听得见，回避的声音你听不见，但你知道它在。
孙晓梅是知青点里唯一一个不躲她的人。她们睡在一铺炕上。孙晓梅在哈尔滨的家离赵春梅家只隔三条街，两个人小时候不认识，到了松江屯才熟起来。孙晓梅知道赵春梅的底细。
"春梅，"有一天孙晓梅在灯下补袜子的时候说，"你别老闷着。你越闷他们越觉得你心里有鬼。"
"我没什么鬼。"
"我知道。可是你知道吗，他们就觉得——"孙晓梅用针尖指了指外面，"你不说话，他们就替你把话说了。说出来的都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
赵春梅在黑暗里躺了很久。她想，孙晓梅说得对。可她不知道该怎么"不闷着"。她已经习惯了低着头走路，习惯了不让人看见她的脸，习惯了在任何场合站在最后面。她像一棵被种在阴影里的草，没有阳光也能活，只是活得不像草的样子。
三
一九六九年春耕开始的时候，赵春梅已经在松江屯待了整整一个冬天。
冬天的知青点是难熬的。炕烧不热，夜里经常被冻醒，醒了之后裹紧被子等着下一阵睡意漫上来。饭菜翻来覆去就是那几样——白菜汤、萝卜汤、白菜萝卜汤。有一回断了菜，连吃了五天咸菜疙瘩，咸菜吃完了喝酱油水，酱油水喝完了就喝盐水。有人开始浮肿，两条腿按下去一个坑，半天回不来。孙晓梅的腿肿了一个月，走路的时候裤腿绷得紧紧的，她说“我感觉自己在踩海绵”。赵春梅还好，她本来就瘦，没有肿，但她的嘴唇常年干裂，裂口子上结了血痂，冬天里总也不好。
一九六九年春天，县里传达了中央关于“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强调“革命和生产两不误”。松江屯的大队革委会接到通知后开了个会，决定今年的春耕提前半个月开始。四月初就要下地翻耕了。黑土地冬天冻了一季，春天地表化了一层，底下还冻着，翻地的时候锄头下去“嘎嘣”一声响，像是砸在石头上。翻出来的土块大得像篮球，要拿锄背一一敲碎，敲得手腕发麻。
赵春梅分到的活是跟着男劳力去河滩地翻土。她拿着锄头站在地头上，日头还没升起来，天边只有一线灰白。面前是几百亩黑土地，褐黑色，冻得硬邦邦的，远处还有几片没化净的残雪，像大地上错落的几块白疤。她弯下腰，把锄头举起来，落下去。锄刃切入土层，崩出一小块冻土，溅起的土星子打在她的小腿上。她咬了一下后槽牙，又举起来，又落下去。
旁边干活的是吴德福。他瞥了她一眼，锄头稳，一垄到底，腰弯得跟弓似的，锄刃划出一道笔直的沟。“你使力不对，”他头也不抬地说，“锄把往上抬一寸，腰少弯两寸，省劲。”赵春梅愣了一下。这是吴德福第一次主动跟她说话。她按照他的说法调整了一下姿势，锄头再落下去的时候果然利索了一些。
“谢吴叔。”
吴德福没吱声，闷头往前锄。锄了一垄，到了地头直起腰来的时候，他用搭在脖子上的毛巾擦了一把汗，背对着她说了一句话，声音不高不低的，像是在自言自语：“种地这事，出身好坏都长一个茬。”
赵春梅的锄头在半空停了那么两秒。她看着面前那片被翻开的黑土，土块被敲碎后呈现出一种深褐的颜色，在晨光里泛着微微的潮气——那是底下还没化透的冻土的气息，凉丝丝的，带着草根腐熟的涩味。她重新举起锄头，落下去。这一次锄刃多嵌进去两指深。
翻地、敲土、清秸秆。一连干了七天，她的手掌上磨出了新的水泡，水泡破了又长，最后成了茧子。第七天收工的时候她站在地头，两只手攥着锄把，已经感觉不到疼了。手心里厚厚的一层硬皮，像是套了一副看不见的手套。
那天傍晚收工时，她跟着大队伍往回走，经过河堤边上那排柳树。柳条比前几天绿了一些，从暗红变成了浅绿，芽苞已经顶破了表皮，露出里面嫩黄的叶芯，细得像针尖。她停下来看了一会儿，伸手捏了一颗芽苞，在指腹间碾碎了，一股青涩的汁液气味散开，涩中带苦。她把手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那个味道留在她的指腹上，跟翻出来的黑土混在一起，全是春天的味道。
四
四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大队的喇叭突然响了。
喇叭挂在村口的老榆树上，平时很少响。偶尔响起来不是传达文件就是通知开会。这一次喇叭里传出来的声音很严肃，像有人把嗓子绷紧了在念一份重要材料。声音说："全体社员注意，明天上午八点，在大队部召开批斗大会。批斗对象，赵春梅——"
后面还有几行字，赵春梅没有听清。她当时正在知青点的院子里劈柴，斧头举到半空，听见自己的名字从喇叭里传出来的时候，斧头在头顶停了两秒。她慢慢放下斧头，把劈了一半的木柴从木墩上拿下来，放在旁边的柴堆里。她的动作跟平时没什么两样。
但她的手在抖。
孙晓梅从屋里跑出来，站在她面前，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她伸手抓住赵春梅的手臂，指头用了力气，像是怕她跑掉似的。"春梅，"她说，"你别去。"
赵春梅把斧头靠在墙根，解下围裙叠好放在窗台上。她的声音很平静，像在说一件跟她无关的事："喇叭都播了。不去也不行。"
"那——我们陪你。"
"你别去。"赵春梅说，"你别掺和。"
那天晚上赵春梅没怎么说话。她把自己铺位上的被褥叠得整整齐齐，把枕头拍松了又按实了，把炕沿抹了一遍又一遍。她一直在找事情做，手不停地在动，没有一刻停下来。孙晓梅坐在炕梢看着她，好几次想说点什么，看见她的背影就咽回去了。
马胜利从屋外探出头来，看了她一会儿，又缩回去了。他什么也没说，但那天晚上他把自己床头那张哈尔滨中央大街的明信片翻了个面，背面朝外。
五
第二天上午八点，大队部前面的空地上站了五六十个人。
天是阴的，云层很厚很低，压得人喘不上气来。空地前面摆了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只铁皮喇叭和一瓶红墨水。桌子后面站着三个人——公社革委会派来的一个年轻干部，大队革委会主任，还有一个女红卫兵。女红卫兵二十出头，梳着两条齐肩的短辫，手里拿着一卷纸，纸的边角已经卷起来了。
赵春梅被带上来的时候，人群安静了一瞬。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列宁装，袖子挽到小臂，露出一截细瘦的手腕。头发在脑后扎成一根短辫，没有戴帽子。她的脸色有些白。她站在桌子前面，面朝着人群，嘴唇微微抿着，没有看任何人。
女红卫兵清了清嗓子，把那卷纸展开，开始念。
念的内容很程式化——"赵春梅，女，现年十七岁，哈尔滨人。其父赵文远，哈尔滨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一九五七年被定为"右派"，又戴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正在某地劳改。母亲被下放到农村教书。赵春梅本人到松江屯后，不积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生活作风有问题，与走资派刘长河之孙刘建设关系暧昧，破坏革命纪律——"
赵春梅抬起了头。"我没有。"她说。
她的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场地上每个人都听见了。女红卫兵愣了一下，低头看了看手里的纸，又抬起头看着她："你再说一遍？"
"我说我没有。"赵春梅的声音比刚才更稳了一些，"我给刘建设洗衣服是因为他——他帮我打水，帮我劈柴。我们什么都没有。"
底下有人开始小声议论。女红卫兵看了大队革委会主任一眼，主任微微点了一下头。女红卫兵把纸卷了卷拿在手里，走到赵春梅面前，很近，近到她呼出来的气能扑到赵春梅脸上。"你知不知道你是什么出身？你配跟他有什么？"
赵春梅的嘴唇动了一下。她看着面前那张年轻的脸，看着那双眼睛里某种说不清的东西。她说："我不配。所以你不用操心。"
女红卫兵愣了一下。那句话说得很轻。
"低头！"她喊了一声。
赵春梅没有低头。
一只手按住了她的后脑勺，往下按。赵春梅的脖子弯了下去，弯到一半停住了——她在抵抗。那只看似细弱的手腕在用力，颈部的肌肉绷成了一条线。女红卫兵又加了一份力道，才把她完全按下去。赵春梅的脸朝着地面，鼻尖几乎碰到了地上的尘土。那个姿势维持了很久，久到她的肩膀开始微微发抖。
有人开始喊口号。声音从桌子前面响起来，越来越多，越来越齐——"打倒黑五类子女赵春梅！""赵春梅不投降就让她灭亡！"口号声像一面墙一样压过来，赵春梅被按着弯着腰站在那面墙下面。
女红卫兵松开了手。赵春梅慢慢直起腰来。她直得很慢。她的左脸颊上多了一道印子——是刚才被按住的时候蹭到桌子角磕出来的。
"交代你的问题！"有人喊。
赵春梅站在那里，目光落在人群的某个位置。她不认识那个人，但她认出了他脸上的表情——既兴奋又恐惧，既想要参与又怕被卷入。她又看向另一个人——吴德福，蹲在人群最后面的墙根底下，两只手揣在袖子里，低着头没有看她。她看见了，又移开了。
"我没什么问题。"她说。
底下又一阵骚动。女红卫兵走到她面前，举起手——那只手举到半空的时候，人群里忽然响起一个声音。
"住手。"
人群往两边分开。刘建设从后面挤了过来。他的棉袄扣子只扣了中间两颗，敞着怀，露出里面的灰布单衣。他的脸涨得通红，两只手攥着拳头。他冲到桌子前面，站到赵春梅旁边，肩膀微微往前倾着。
"不许打人。"他说。声音哑了。
女红卫兵的手停在半空。她看着刘建设，嘴角弯了一下——"刘建设，你让开。"
"我不让。"
"你以为你是谁？你是走资派的孙子！你要是再挡，我们连你一起批！"
刘建设的下巴微微抬着，没有回答。他的身形还很单薄，灰布单衣被风吹得贴在胸口上，能看见肋骨微微凸起的轮廓。他没有让开。
底下有人开始议论——"那是刘长河的孙子吧？""他退了红卫兵，就是因为她吧？""这孩子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刘建设听见了那些话，他没有回头。
赵春梅伸手去拉他的袖子："建设，你走——"
她的手被他挡开了。很轻，但很坚决。"我不走。"
就在这时，人群外面传来了一个声音。不高。
"让开。"
人群往两边分了分。王桂兰从分开的人缝里走进来。她穿着一件蓝布褂子，围着那条洗得发白的围裙，围裙的带子在腰间系了一个松松的结，后背上有一块颜色不一样的补丁。她的鬓角的白发在阴天的光线里格外显眼。她端着一只粗瓷碗，碗口冒着白汽——是一碗红糖水。
她走得很慢，但每一步都踩在正中间。她穿过人群，走到桌子前面，先看了一眼赵春梅脸上的那道红印子，又看了一眼刘建设敞开的衣领和攥紧的拳头。她把红糖水碗放在桌子边沿上，然后转过来，面朝着那些戴红袖章的人。
"谁要打她？"她问。
没人回答。女红卫兵的手已经放下来了。王桂兰的目光从她脸上扫过去，扫过桌子后面那三个人，扫过底下的人群。"她是我儿媳妇。"王桂兰说。
全场安静。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有人低下头。有人把目光移开了。
"谁再打她，我跟谁拼命。"
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不高。日光被云层压着，只有薄薄的一层透下来，照在她的脸上。她系着围裙。但她的眼睛是坚毅的。
女红卫兵看着她，嘴唇动了几下，像是想说什么但找不到词。她看了一眼大队革委会主任，主任正低着头翻他面前的本子，没有看她。她又看了一眼公社来的那个年轻干部，干部把目光移开了。
王桂兰端起那碗红糖水，转身走到赵春梅面前。"喝了。"她说。
赵春梅的嘴唇在抖。她的两只手还垂在身体两侧，手指收紧了又张开，像是在找什么东西可以抓住。王桂兰把碗递到她手边，传过来一股淡淡的甜味儿。
"喝了。甜的。"
赵春梅的右手慢慢抬起来，接住了那只碗。她的指尖碰到粗瓷碗沿的时候还在微微发颤，五根手指像是被冻僵了但依然尽力收拢。她把碗沿凑到嘴边，抿了一口。红糖水还是温的，甜味在舌尖上化开，顺着喉咙流下去。她又喝了一口。那一口沿着食道流下去，在胃里化开一团暖意。
她端着那碗红糖水站在批斗台上，面前是散了半圈的人群，身后是刘建设和王桂兰。碗里的红糖水还在微微晃动着，在阴沉的日光下泛着温润的光。她的手指不再发抖了。
王桂兰伸手，把她额前散下来的一缕头发别到耳朵后面。动作很轻，像在安顿一个刚回家的孩子。然后她转过身，面对着人群——没有再说一句话，就那么站了一会儿，然后拉了一下赵春梅的手腕，说："走。回家。"
她拉着赵春梅的手往外走。刘建设跟在后面。人群像潮水一样往两边退开，让出一条路来。三个人从那群人中穿过去，经过吴德福面前的时候，吴德福抬起头来，嘴唇动了动，没出声。经过刘大烟袋面前的时候，刘大烟袋把脸侧了过去。经过一群妇女面前的时候，有两个低下了头。
赵春梅被王桂兰牵着手走过村道。她看着面前那个蓝布褂子的背影，围裙的带子在腰间松松地系着，后背上那块补丁的针脚密密的，一路都在她前面走着，没有放开她的手。
六
进了刘家院子的门，王桂兰才松开她的手。
"你在院子里坐会儿。"王桂兰说。她走进灶房，过了一会儿端了一盆热水出来，又拿了一条干净的毛巾。"洗把脸。"
赵春梅蹲在院子里，把毛巾浸进热水里。水烫，热气扑在脸上，她拧干毛巾，慢慢擦了一遍脸。毛巾的热气把她的眼眶熏得发酸，她没有让那股酸漫出来，把毛巾叠好放在盆沿上，站起来。
红英从灶房门口探出头来，看见是她，跑了过来。她仰着头看了看赵春梅的脸，伸出手指头碰了碰她脸上的那道红印子。"姐姐你疼不疼？"
"不疼了。"
红英的小嘴噘起来，对着她的脸吹了一口气。"我给你吹吹，吹吹就不疼了。"赵春梅的鼻头猛地一酸。她蹲下来，把红英搂进怀里，脸埋在她的小肩膀上。红英的小手拍着她的后背，一下一下的，又轻又稳。
王桂兰站在灶房门口，手里还搭着那条毛巾，没有进来，就那么站在门框边上。刘建设蹲在院子角落的柴堆旁边，低着头，没有看她们。他的肩膀微微耸着，像在抑制着什么。过了好一会儿，他从柴堆旁边站起来，走到赵春梅面前，蹲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那颗崩掉的扣子，他已经擦干净了。
"缝上吧。"他说。
赵春梅从他手里接过扣子，攥在掌心里。"嗯。"
赵春梅坐在炕沿上，膝盖上摊着那件蓝布棉袄。针穿过去，线拉出来，她缝得很慢，有一针穿错了一个孔，又退回来重新穿。刘建设蹲在门槛边看着她缝。
他蹲着。膝盖往前伸着，两只手搁在膝盖上，手指头互相绕着圈。他的目光落在她的手上——那根针穿进布面又从布面穿出来，带着线，线在煤油灯的光里泛着一层暗暗的亮。
他不知道自己看了多久。他只知道她的手指头很细，指甲剪得短短的，指腹上有两道浅浅的勒痕，是干粗活的留下的印子。她每缝一针，手指就微微动一下，那种动法是他没见过的——跟干农活的时候不一样，跟劈柴挑水的时候也不一样。
她缝完最后一针，咬断线，抬起头来。他还没来得及把目光收回去，两个人的视线在煤油灯的光里撞上了。他看见她的眼睛——黑亮亮的，比灯光还亮。他张了一下嘴，想说“缝完了”，但没说出声来。他的膝盖往前挪了一点点——也许是想站起来，也许不是。他的膝盖碰到了她的鞋尖。
碰到了。她没有缩回去。他的膝盖搁在她的鞋尖上，隔着薄薄的布鞋面，隔着那层布鞋面里面她的脚趾头。他感觉到了她脚趾的弧度——就那么一个瞬间，像潮水漫上脚背又退下去。他的膝盖缩回去了。她没有说话，低头把针线收进笸箩里。她的手有点抖，把线轴放进去的时候放歪了，又拿起来重新放了一遍。
“缝好了。”她说。
他站起来，接过那件棉袄。他把棉袄接过去的时候，手指碰到了她的手背——不是故意的，是他伸手的时候她的手指正好伸过来拿针线笸箩。两个人在同一秒碰上了。接触只有半秒钟。他把棉袄攥在手里，转身走进里屋了。
赵春梅坐在炕沿上，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背。她把手背翻过来贴在另一只手掌心里，捂了一会儿，才松开。
王桂兰从灶房进来，看见红英睡着了，伸手接过去，抱到里屋的炕上放下，给她盖好被子，掖了掖被角。她出来的时候看见赵春梅还坐在炕沿上，手里捏着那件缝好扣子的衣裳，低着头在看。
"春梅，"王桂兰在她旁边坐下来，"你以后晚上来吃饭。"
赵春梅抬起头。
"白天你该干活干活。晚上来吃，一个人省得做饭。"王桂兰的声音平平的，没有商量，像在安排一件已经定了的事。
赵春梅的鼻头又酸了一下。这一次她没有忍。她把那件衣裳抱在怀里，低下头，眼泪掉在灰蓝色的布面上，湿了一小片，比周围的颜色深一些。
王桂兰没有看她。她伸手把煤油灯的灯芯拨了拨，火苗跳了一下，亮了。"明天早上我给你做点粥。红英爱喝粥，你陪她一块儿喝。"
赵春梅点了点头。她低下头，把眼泪擦在袖口上，吸了吸鼻子。
七
知青点那间大屋里，那天晚上有一场安静的对话。
赵春梅坐在炕沿上，面前放着一碗凉水，没有喝。孙晓梅坐在她旁边，膝盖上摊着那本《青春之歌》，但没有在看，只是把手指放在书页上，指腹下面压着一段翻了一半的文字。马胜利坐在门口的条凳上，两只手拢在膝盖中间，偶尔抬头看一眼，又低下去。
“今天的事，有人传出去了。”孙晓梅说，“传得比春耕还快。”
赵春梅看着那碗凉水，水面上映出窗户纸透进来的最后一点光。她没有说话。
马胜利开口了：“我家以前有个邻居，成分也不好。整条胡同都不理她家。后来有一回她病了，烧了三天，她家孩子敲了三天的门，邻居才有人端了一碗粥过去。那时候我就想，一碗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那一碗粥，她后来记了二十年。”他看着赵春梅的方向，但没有看她，目光落在门口的地面上。“那碗粥跟红糖水……是一回事。”
孙晓梅把手从书页上拿开，放在赵春梅的手背上。她的手比赵春梅的暖一些，指腹压着她微凉的指节：“你听见没有？你以后别一个人去河边了。我跟你一块儿去。”她又加了一句，声音低低的，像是在说给自己听，“明天春耕下地，我也跟你一组。你让我翻垄我就翻垄，你让我点种我就点种。”
赵春梅没有回答，但她把手翻过来，手心朝上，接住了孙晓梅的手。两个人就这么并排坐着，谁也没有再说话。窗户纸外面已经完全黑下来了。
第二天一早，赵春梅照常去下地。
春耕已经到了点种的阶段。河滩那片地翻完了，敲碎了土块，现在要开始下种了。她跟孙晓梅分在一个组，两个人一人挎一只柳条筐，里面装着泡好的玉米种子。她们弯着腰，走在地垄沟里，每隔一拃半的距离，蹲下去，手指戳一个浅坑，放进两粒玉米粒，然后用脚拨土盖上。一个动作连着一个动作，来回往复。
日头升到头顶的时候，赵春梅的腰已经酸得直不起来了。她蹲在地头歇一口气，伸手从筐里抓了一把种子放在手心里看——玉米粒是金黄色的，饱满，泛着一层油润的亮光。她捏了一粒放在嘴里咬了一下，硬硬的，有一股生玉米特有的青涩甜味儿。她把那粒种子吐出来，重新放回筐里。
“种地就是这样，”吴德福从旁边走过去，扛着锄头，步子不紧不慢的，“你伺候它半年，它伺候你一家。”
赵春梅看着他走远的背影，把那句话在心里过了一遍。然后她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把筐重新挎上肩膀，弯下腰继续点种。
五月初，地里所有的种子都下了土。接下来就是等雨。
松江屯的春天在五月里真正化开了。呼兰河的冰早就碎了，河水涨了，从上游带来的泥沙把河滩淤成了新的洼地，里面漾着浅水，反射着日光。柳树的叶子长全了，不再是嫩芽，而是完整的叶片，边缘整齐，在风里翻转着深浅不同的绿。老榆树也全绿了，树冠遮出一大片阴凉，树荫落在村道上。
赵春梅有一天傍晚从地里回来，走在河堤上。堤坝两边的草已经长到膝盖高了，风一吹就伏下去一片，再抬起来，像一整片绿色的浪。她的脚步踩在草地上，软软的，草叶扫过她的小腿，很痒。她走了一段停下来，转身往村子的方向看。老榆树的树冠在夕阳里镀了一层金边，炊烟从各家的烟囱里升起来，被晚风微微吹歪了，又自己找回了方向。那些烟升到半空中就不再直了，被风吹散了，稀了，跟暮光融在一起，远远的，像是村子在呼吸。
她看了很久。风把她的头发吹乱了，她没去拢。
她想起王桂兰说的“走，回家”。又想起刘建设站在桌子前面说的“不许打人”。想起孙晓梅把半个饼子包在手帕里递给她。想起张老倔说的“出身好坏都长一个茬”。
她把手里的草帽摘下来，拎在手里，沿着河堤一步一步地往回走。前面的路在黄昏里模糊了边界，但她知道它通向哪里——通向那棵老榆树，通向那些冒烟的烟囱，通向她现在可以称作“家”的地方。
八
那件事之后的几天，村里很安静。
没有人再提批斗会的事。女红卫兵第二天就回公社去了，再也没有来过。大队革委会主任见了王桂兰绕着走，见了刘长河低着头。村里的空气像一场大雨洗过之后那样，干干净净的。
韩子健有一天晚上来刘家送东西——晒的萝卜干。他坐在堂屋里跟刘长河说了一会儿话。他说："刘叔，您知道不，赵老四这几天见了我，也不提工分的事了。"
"他咋了？"
"不知道。"韩子健说，"我估摸着是那天的批斗会，他也去了。他回来之后一直没怎么说话。"
刘长河没有接话。他坐在炕沿上抽旱烟，烟雾在煤油灯的光里慢慢散开。吴德福后来又来了一次。他站在院门口，叫了一声"桂兰嫂子"，王桂兰出来问他啥事，他说"没啥，就是过来看看"。他站了一会儿，看见赵春梅从灶房出来，冲她点了点头，点得很轻，然后转身走了。
赵春梅看着他的背影——那个佝偻着腰的背影在村道上越走越远，走得很慢，像是每一步都在犹豫要不要回头。她想起批斗会上他蹲在墙根底下低着头的样子，忽然觉得那天的"低头"跟"回避"不是一回事，低头只是不把自己暴露在风口上，而"回避"是再也不会看过来。这两种东西不一样，她想。
孙晓梅来知青点门口等她。赵春梅从刘家吃完饭出来的时候，孙晓梅正蹲在墙根底下，手里捏着一根狗尾巴草，有一下没一下地抽着地面，草茎断了又换一根。"你来了，"孙晓梅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我等你。"
两个人沿着村道走回知青点。走了一段路，孙晓梅忽然说："春梅，你知道吗，那天的事，有人在传了。"
"传啥？"
"传王桂兰说的那句话——'她是我儿媳妇'。传到外村去了。有人说刘家胆子大，有人说刘家这是要跟革命路线对抗。也有人说——"孙晓梅停了一下，"也有人说王桂兰是对的。"
赵春梅的脚步慢了一拍："我……"
"你别说了。"孙晓梅打断她，"你什么都不用说。你该干什么干什么。粥该喝喝，活儿该干干。"她伸手在赵春梅肩膀上轻轻拍了一下，像拍掉一粒灰尘那样轻。
赵春梅看着她，在月光里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她点了点头，推开知青点的门进去了。马胜利今天没有在他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坐在门口的条凳上等着。看见赵春梅进来，他站起来，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
"春梅，"他说，"我明天帮你挑水。"
"不用，我自己能——"
"我来挑。"他打断她，"你那肩膀——"
他没有说下去。赵春梅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肩膀，不知道他在看什么。她抬起头，想说什么，马胜利已经转身走出屋了。
赵春梅躺在炕上，面朝墙。隔壁男屋已经安静了，马胜利的鼾声从墙那边传过来，声音沉闷又有节奏。她没有睡意。黑暗里她睁着眼睛看着面前的土墙，墙皮上有一道裂缝，白天用报纸糊住了，夜里报纸被风吹得微微翕动着，簌簌作响。
她把手从被子里伸出来，放在枕头上。手指微微蜷着。她想起今天在河堤上他停住脚步的样子——他的喉结动了一下，像咽了一口什么。她的手指轻轻蜷了一下，又伸开，像在握什么东西，又松开了。
她想起灶房门口那一碰——肩胛骨顶在他胸口，他吸了一口气缩进去。那块被碰过的地方现在还能感觉到一点暖意。黑暗里她把被角往上拉了拉，盖住了下巴。她想起他递棉袄的时候手指碰到她的手背，他的手是热的。
她翻了一个身平躺着。眼睛睁着看着天花板。天花板在黑暗里看不清轮廓，但她知道它的形状——横梁、檩条、糊在檩条上的旧报纸，报纸边角卷起来。
她想着他叫“春梅姐”时尾音低下去的样子。想着他耳朵红得样子。想着他蹲在门槛边看她缝扣子，目光落在她的手指上一动不动。
他们都十六岁。她在心里把这个数字翻来覆去掂量了两遍——他自己也是十六岁，跟她自己的一样。
她把那只被他碰过的手缩回被窝里，贴在自己胸口。掌心是凉的，指尖是凉的，但她记得他的手指碰到她手背时的那一瞬间——那一小片温度。
她闭上眼睛。风把窗户纸吹得簌簌响。
九
那年的春天以一场暴雨告终。
五月中旬的时候，连着下了三天大雨。呼兰河的水涨到了堤坝的边沿，浑浊的水面上漂着断树枝和枯草，快一些地流过桥洞。松江屯的麦田被淹了半边，刘长河带着几个老农在雨停之后去地里排涝，裤腿卷到膝盖，在泥水里走了整整一天。水退了之后那些麦子还没死，歪歪斜斜地立着。
铁柱从农场写了一封信回来——这一次是寄给赵春梅的。信很短，就几行字。他说：春梅，听说了你的事。你在我家，就好好待着。我妈说的那句话，我认。铁柱。
赵春梅把那张信纸折好，夹进枕头底下那本《毛泽东选集》的扉页里。她把书放在枕头下面，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摸一下。那本书的封面是红色的，书脊已经被翻松了，隔着厚纸，能感觉到信纸硬硬的边角贴在手心里，有东西垫着。
韩子健的记工员工作，在那次批斗会之后反而顺利了一些。赵老四再也没有来找他闹过，那天的账目他核对无误后去赵老四家当面跟他解释了，赵老四没说好也没说不好，但第二天上工的时候跟韩子健点了下头。韩子健在灯下记完最后一笔账的时候，合上本子，在封面上写了一个小小的日期——"1969年5月18日"。他知道今天没有白过。
知青点内部也在悄悄变化。孙晓梅开始每天跟赵春梅一起去河边洗衣服，两个人蹲在下游，上游那几个妇女再也不换地方了，但也没有人说话。马胜利第二天真的去帮赵春梅挑水了，挑了满满两桶，放在知青点门口就走了，没有等她出来说谢谢。其他知青看赵春梅的眼神也有了一些细微的变化——说不上是亲近，但至少不再回避了。有一天傍晚，另一个知青把一碗热粥放在赵春梅的铺位旁边，说："我妈寄来的大米，你尝尝。"赵春梅没有说谢谢，但那晚她把粥喝得干干净净，碗底舔得发亮，一粒米都没有剩下。她放下碗的时候，碗沿上还留着一点点温，是碗壁里的余温还没有散尽。
红英在这个春天里恢复得格外好。她的个子窜了一截，能绕着院子跑一整圈不停了。有一天赵春梅去刘家，红英在院子里追一只芦花鸡，两条小短腿蹬蹬蹬地跑着，笑声脆得像打碎的玻璃珠子在地上跳。她跑了一圈回来扑到赵春梅腿上，仰着头喊"姐姐你看我跑得快不快"，赵春梅蹲下来，把她跑歪了的围巾正了正。围巾是她织的那条灰绿色的，红英整个春天都戴在身上，睡觉都不摘。
王桂兰站在灶房门口看着她们，手里的淘米水还在往下滴。她看了一会儿，低头继续淘米。水的哗哗声从她指缝间流出来，落入盆里，又响又清亮。
赵春梅从刘家吃完饭回去，刘建设送她走到知青点门口。他们在河堤那排柳树底下停了一会儿。
柳条已经长全了，密密的，垂下来，把两个人罩在一片薄薄的荫影里。河水在堤坝下面流着，水面上映着傍晚的余光，一道一道的。
刘建设走在她左边，隔着一只手臂的距离。他没有说话。赵春梅也没有说话。两个人就这么沿着河堤走着，鞋踩在堤坝的草地上，软软的。
走到那排柳树底下，赵春梅停住了。“我到了。”她说。知青点的院墙就在前面二十步远的地方。刘建设也停住了。两个人站了一会儿，中间还是隔着那只手臂的距离。柳树的枝条在晚风里拂着，偶尔有一根垂到她肩上，又滑下去了。他看着那根柳条滑下去，喉咙动了一下，像是咽了一口什么。
“春梅姐，”他说，“你明天还来吃饭不？”
她听出他叫“春梅姐”的时候，尾音比平时低了一些，像是在那个“姐”字上犹豫了一下才叫出来的。她侧过头看他——他的侧脸被晚霞照着，颧骨上有一层薄薄的金色，下巴上还没冒出胡茬，干干净净的，跟他的年纪一样。她看着他喉结的位置——微微凸起一小块，随着他咽口水动了一下。
“来。”她说。
他没有再说话。但她看见他的肩膀松了一点点。
她转身往知青点院子走。走了几步，背后的晚风从河面上吹过来，吹得她脖子后面凉凉的。她忽然觉得背后有人在看自己。她没回头。但她放慢了脚步。
她不知道的是，他站在那里看她走远，一直看到她的背影消失在院门里面，才转过身往回走。他往回走的步子比来的时候快了，嘴唇抿得紧紧的。走了几步，他停下来，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耳朵——烫的。他用力搓了一下耳朵，像要搓掉什么东西，然后继续往前走。
柳树叶子在晚风里翻着面，发出细碎的沙沙声，像一群人在很远的地方低声说着什么。河水还在流，亮亮的，往东边去了。
十
六月一号那天，全村放了一天假。
大队的喇叭响了一整天，播的是革命歌曲和文件。没有人组织什么活动，但村里的气氛比平时松快了一些。孩子们在村道上奔跑，老人们坐在墙根下晒太阳。刘长河坐在院子里的木墩上，手里捏着一截柴火，没有添进灶膛，就在手里翻来覆去地转着。
赵春梅那天早上在刘家喝的粥。粥是大碴子粥，王桂兰在粥里放了几粒红枣。红英坐在她旁边，自己捧着碗喝粥，喝得嘴边一圈黄。赵春梅吃完粥之后帮王桂兰收了碗，又帮刘建设把院子扫了一遍，把散落在墙角的几根断柴捡起来码好。
"春梅，"刘建设从屋里出来，手里拿着一本书——是韩子健给他的那本《农业基础知识》，他已经看完了。"这本书你看不看？"
赵春梅接过书，翻开扉页。书页上有刘建设用铅笔画的线——在"土壤改良"那一章，他划了好几道，旁边还写了一个小字："盐碱"。她的目光停在那个字上，停了很久。
"我看。"她把书合上，抱在怀里。
快到中午的时候，村道上有人喊了一声："铁柱回来了！"
赵春梅抬起头。她看见村口的老榆树底下，一个穿着灰布衣裳的人推着一辆自行车正往这边走。他瘦了一些，脸晒黑了，两颊的轮廓比一年前硬了一些。但推车的动作跟以前一样——左手扶着车把，右手搭在车座后面。
铁柱走到院门口的时候，刘建设已经跑出来了。他站在铁柱面前，叫了一声"爹"，声音不大，嗓子有点紧。铁柱看着他——比自己矮半个头，宽肩膀，下巴上已经开始冒细绒绒毛，在日光里泛着一层淡金色的光。他伸手按了一下刘建设的头顶，手掌贴上去的时候停了一下，像是在量那高度。
"长了。"他说。
刘建设笑了一下。
红英从灶房跑出来，看见铁柱，站住了。她穿着一件小花褂子，围巾还戴在脖子上。她歪着头看了看他，像是在确认这个人是不是她记忆里的那个人。然后她跑过去，两只小胳膊抱住他的腿，脸贴在他膝盖上。
铁柱弯腰把她抱起来。红英搂着他的脖子，闷闷地说了一句："爹，你瘦了。"
铁柱没有回答。他把红英往上托了托，让她坐得更稳，然后推着自行车进了院子。
刘长河站在灶房门口，看着铁柱走进来。父子俩隔着四五步的距离站了一会儿。刘长河没有说"回来了"，铁柱也没有说"我回来了"。他们就那么看着对方，目光在日光里碰了一下，又分开了。
铁柱把自行车支在柴堆旁边，抱着红英走到父亲面前。他叫了一声："爹。"刘长河点了点头，伸手把红英从他怀里接过去。红英换了一个人抱，自然而然地靠上刘长河的肩窝，跟刚才搂着铁柱一样稳当。
王桂兰端着菜从灶房出来。土豆炖白菜，少油，但热气腾腾的。她把菜放在院子里的木桌上，抬头看了一眼铁柱。"洗手吃饭。"她说。
赵春梅站在院子边上，手里还抱着那本《农业基础知识》。铁柱看见了她。
"春梅，"他说，"这阵子，辛苦你了。"
赵春梅想说什么，嘴唇动了动，没有说出来。她低下头，用手摸着书脊上那个被刘建设翻卷了的书角。
铁柱没有再说什么。他转身走到井台边，压了一桶水，哗啦哗啦地洗了手，甩了甩，在裤子上抹了一把，然后在木桌旁边坐下来。
一家人围坐在院子里的木桌边吃饭。日光透过老榆树的叶子漏下来，在桌面上洒了一桌大大小小的光斑。红英坐在铁柱的腿上，用小勺子舀菜汤喝。刘建设坐在刘长河旁边，低着头扒饭。王桂兰给每个人添了粥。赵春梅坐在刘建设旁边，手里端着碗，没有立刻喝，低头看着碗里粥面上自己的倒影在慢慢晃动。
院子里安安静静的，只有筷子碰碗沿的声音、红英喝汤的吸溜声、风吹过老榆树叶子的沙沙声。这些声音都不大，放在一起就成了这顿饭的全部背景。
铁柱扒了两口饭，停下来，看了看桌上的人——父亲、母亲、儿子、女儿、还有赵春梅。他看了一圈，什么也没有说，低下头继续扒饭。这一年在农场上，他吃过很多顿饭。地头的干粮是凉的，食堂的菜汤是清的，没有谁坐在他对面。现在他坐在家里了。
老榆树的叶子在风里沙沙地响着，偶尔有一片被风卷下来，落在饭桌上，落在碗沿边。铁柱把那片叶子捡起来，放在手心里看了看，又放在桌子边沿上。日光落在饭桌上，那些大大小小的光斑在他们之间慢慢移动着，像是地底下有什么东西，正在用最慢的速度，一寸一寸地往上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