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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九六七年的春天。呼兰河的冰一直到了三月中旬才裂开，比往年晚了将近二十天。冰面裂开的时候没有轰轰烈烈的声响，只是无声地生出许多裂纹，露出底下暗沉的水色。那水流了一个冬天，憋着一股说不清的东西，化开之后流得比往年快，推着碎冰往下游涌去，把两岸还没完全化冻的泥土冲出一道一道的沟壑。
松江屯的冬天。雪化了，但寒意还在。
村口的老榆树还是那棵老榆树。树干粗得一个人抱不过来，树皮龟裂。往年这个时候榆钱已经挂满枝头了，今年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串，黄绿色的，在风里摇摇晃晃的，像是勉强才长出来的。树底下的泥地被踩得烂糟糟的，脚印摞着脚印，有深有浅，通向不同的方向。
变化是慢慢来的。先是公社大院门口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红纸黑字，写的是"把走资派揪出来晒晒太阳"。字迹粗犷，墨汁泼得厉害，"晒晒太阳"三个字被墨洇湿了，变成一团模糊的黑，像一滩干涸的血。贴大字报的人刘长河不认识，听说是县城里来的红卫兵，坐着一辆拖拉机来的，在公社门口站了不到半个时辰，贴完就走了。
紧接着村里也有了。村部的外墙上贴了三张，供销社的墙上贴了两张，学校门口贴了一张。内容大同小异——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号召"革命群众起来造反"。有些话刘长河看不懂，有些字他也不认识，但他认得"批斗"两个字，认得那个斗字，写得特别大，比旁边的字都大一圈。
村里人开始分成了两拨。一拨说"造反有理"，一拨说"不能乱来"。说话的嗓门都比以前大了，走在路上碰见了，打招呼的语气也不像从前那样随随便便的了。
吴德福蹲在自家门槛上抽烟，看见刘长河从门口路过，把他叫住了。吴德福站起来，走到路边，左右看了看，压低声音说："长河，你说这事——"他指了指村部墙上那张大字报——"会不会闹到咱村里来？"
刘长河也看了看那张大字报。风吹过的时候，红纸哗啦哗啦地响，墨字在纸面上扭曲着。他说："已经来了。"
"那咱咋办？"
刘长河没有立刻回答。他看了看村道上走着的几个人——有低头快步走过的，有站在树底下交头接耳的，有站在供销社门口对着大字报指指点点的。他们脸上的表情他读不太懂，但那种气味他能闻出来——像一九五七年反右的时候，像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时候。每次世道要变，空气里就会有这种味儿，说不清楚是什么，但庄稼人鼻子灵，闻得出来。
"咋办？"刘长河把手揣进袖筒里，"该种地种地。"
吴德福看了他一眼，没有追问。他把烟掐了，把烟头往墙根一摁，回身进了屋。门在他身后关上了，不重，但合得严严实实的。
那几天，来刘家的人越来越少了。以前隔三差五有人来找刘长河问农事、借工具、唠闲嗑，这几天几乎没有人来了。倒不是大家不喜欢刘长河了，是都在观望——跟谁走太近了都不踏实，宁可谁也不走。刘长河也理解。他自己也没有出门串门，白天该下地下地，晚上回来吃了饭就上炕。
倒是王桂兰出去了一趟。她去供销社买盐，在门口碰见了几个人，站在那儿说了一会儿话。回来的时候她的脸比出门的时候暗了一些。她把盐放在灶台上，在板凳上坐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继续淘米、生火、做饭。刘长河从院子里进来，看了她一眼，没问。
"长河，"王桂兰在灶台前背对着他，手里的动作没停，"村里人说，铁柱在县里被人贴大字报了。"
刘长河站在灶房门口，手里的锄头没有放下，就那么握着。过了一会儿他说："贴啥了？"
"说他'执行修正主义路线'，说他是'走资派的孝子贤孙'。"王桂兰的声音平平的，没有起伏，像是在报一个跟她无关的菜价，"你明天去趟县里，看看他。"
"嗯。"
夜里，刘长河没有睡踏实。他躺在炕上，听着窗外的风刮过屋檐，把瓦片吹得嗡嗡响。脑子里翻来覆去地转着几个事——大字报上的"斗"字，吴德福蹲在门槛上抽烟的样子，王桂兰背对着他说"你明天去趟县里"时平平的声调。他翻了个身，把被子拉上来盖住肩膀。炕烧得不算热，柴火省着用，屋里温度刚刚够不结冰。红英在旁边的被窝里翻了个身，咳嗽了两声，又安静了。刘建设睡得沉，呼吸均匀。王桂兰面朝着墙，不知道有没有睡着。
他想，明天去看看。
二
第二天一早，刘长河走了二十五里路到了县城。
县城的模样变了。街道两边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红的黄的白的，一层摞一层，风一吹边角哗哗地翻着。供销社的门窗上糊着标语，学校门口的牌子被换了一块，新牌子上写着"呼兰县反修战校"，墨迹还没干透，往下淌了一道黑印。街上的人走路比从前快，目光很少交汇，偶尔相遇也很快移开，像是怕在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什么不该看的东西。
县委大院门口站着两个戴红袖章的年轻人。他们穿着绿军装，腰上扎着武装带，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刘长河走到门口的时候，一个人伸出手拦住了他："找谁？"
"刘铁柱。"
"你是他什么人？"
"他爹。"
那人上下打量了刘长河一番。刘长河穿着一件旧棉袄，脚上是一双沾满干泥的布鞋，袖口磨出了毛边。那人看了几眼，把手收回去，侧了侧身子："进去吧。"
刘长河进了县委大院。院子里比外面安静，但那种安静不是平常的安静，是压着什么东西的安静。他走过院子的时候，看见走廊的柱子旁边靠着一块木板，上面用墨汁写着几个大字，墨迹很浓，像是刚刷上去的。
铁柱的办公室在二楼最里面一间。门半掩着，里面传出翻纸的声音。刘长河在门口站了一下，敲了敲门框。
铁柱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一堆文件，手里的钢笔搁在桌面上，笔帽没盖，笔尖干了一截。他抬起头看见是父亲，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变化，只是放下手里的东西，站起来："爹，你咋来了？"
"来看看你。"
铁柱走过去把门关上，转身给父亲拉了一把椅子。刘长河坐下，铁柱在他对面坐下来。两个人隔着办公桌坐着，桌上堆着纸张、文件、几本翻开了的书，旁边还有一个搪瓷缸，里面的茶已经凉了。
"你脸瘦了。"刘长河说。
铁柱笑了一下："没瘦。"
"瘦了。比上回回来瘦了。"
铁柱没有反驳。他站起来，走到窗边，把窗户推开一条缝，让外面的冷风透进来。他站在窗前，背对着刘长河，肩胛骨在灰布军装下面顶出两个硬朗的棱角。
"爹，"他说，"外面贴的那些东西，你别往心里去。"
"我没往心里去。"刘长河坐在椅子上，看着儿子的后背，"咋回事？"
铁柱沉默了一阵。外面的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把他桌上的几页纸吹得动了动，他伸手摁住了。
"县委现在分了两派。"他说，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清楚，"一派是梁书记那边，说要'把运动引向深入'，把'走资派'揪出来。另一派觉得不能乱来，得稳住生产。"
"你在哪边？"
铁柱转过身来，看着父亲。"我在中间。"他说，"哪边也不完全站。"
"中间？"
"梁书记说我'右倾'，说我不革命。另一派说我'保守'，说我不够激进。"他笑了一下，那笑里有苦涩的意思，"两边都不讨好。"
刘长河看着儿子的脸。那张脸确实瘦了，下巴的线条比以前更硬，眼窝的阴影比以前更深。但眼睛是亮的，跟以前一样。
"那你咋办？"刘长河问。
铁柱走到办公桌前，低头翻了翻那堆文件，抽出一张纸递给他。刘长河接过来，他不识字，但他认得纸上那几个字——"关于加强农村春耕生产的通知"。标题的字体是铅印的，下面的内容密密麻麻的，他看不懂，但他看懂了那几个字的排列。
"我还在管农业。"铁柱说，"不管外面怎么闹，地不能荒。"
刘长河把那张纸折好，还给他。他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走了两步，走到窗边也往外看了看。窗外是县城的屋顶，再远处是呼兰河的堤坝，再远处是灰蒙蒙的天和地连成的一片。
"你小心。"他说。
"我知道。"
"你妈让我告诉你，让给你带句话：'顾好自己。'"
铁柱站在办公桌前，低下头，用手掌抹了一下脸。他抹得很用力，像是要把什么东西从脸上抹掉。然后他抬起头，笑了一下："你跟妈说，我挺好的。让她别担心。"
"嗯。"
刘长河走到门口，手扶着门框，回头看了儿子一眼。铁柱站在办公桌前，一只手撑在桌面，另一只手垂在身侧。
"爹，"铁柱说，"你回去告诉村里人，不管外面闹成什么样，先把地种上。春耕误了，一年都补不回来。"
"嗯。"
刘长河推开门出去了。他走过走廊的时候，看见旁边一间办公室的门开着，里面坐着一个穿干部服的人，正在低头写东西。那人的旁边站着两个戴红袖章的年轻人，一个手里拿着本子，一个手里拿着笔，像是等着那人写完了就要拿走什么。刘长河没有多看，低着头快步走出了院子。
出了县委大院的大门，他在县城的大街上走了一段。街对面有人正在贴新的大字报，红纸刚刷上浆糊，湿漉漉地贴在墙上，边角还没干透，在风里微微卷着。贴大字报的是个年轻人，动作利索，贴完一张又拿下一张，像是这活儿他干得很熟了。
刘长河从他身后走过去，没有停下。他走了很远，走到呼兰河堤坝上的时候，才站住脚，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县城。县城灰扑扑的，屋顶上冒着稀薄的炊烟，远处传来高音喇叭的声音，灌满了整个天空，但是那些字被风吹散了，听不太清楚在喊什么。
他转回身，沿着河堤往松江屯走。呼兰河的水比来时又涨了一些，碎冰已经在暖阳里消融得差不多了，远远地只剩一两块白色的冰块还浮在水面上，跟着水流缓缓地移动，时沉时浮。
三
回到松江屯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
刘长河推开院门的时候，看见院子里站着一个高个子年轻人。那人背对着院门，正弯着腰帮王桂兰搬柴火。王桂兰站在灶房门口，手里攥着围裙角，看见刘长河推门进来，朝他使了一个眼色。
那年轻人听见门响直起腰来，转过身。是韩子健。
他比上次见的时候又高了一些，肩膀更宽了，脸上那点少年气褪了不少，下巴的棱角变得分明起来。他穿着一件半旧的蓝布中山装，领口扣得严严实实，没有戴红袖章。他看见刘长河，叫了一声："刘叔。"
"子健？"刘长河走过去，"你咋回来了？"
韩子健把手里最后一根柴火码好，拍了拍手上的灰。他的脸色不太好，颧骨底下有两道暗青色的印痕，像是好几夜没睡好。
"学校停课了。"他说，"红卫兵把校长关起来了。我来跟您说一声。"他顿了顿，"我叔父从北安农场回来了。"
刘长河愣了一下。韩子健的大伯韩少文，是韩万发的长子，韩少鹏的胞哥。当年土改时因成分牵连被送去劳改，这一走就是十几年。
"回来了？"
"嗯。北安农场被'革命群众'接管了，说原来的农场干部是'走资派'，把人都赶走了。我叔父没有事，但也没地方待了。他昨天回了村。"
刘长河沉默了一会儿。韩少文回村，意味着松江屯又多了一个"有历史问题"的人。而韩子健的父亲韩少鹏，至今仍在台湾——这件事村里人都知道，只是平时不提。在这种时候，提起来就是一把刀。
"他现在在哪儿？"
"在村东头原来那个老房子里。"韩子健的声音低了下去，"我帮他收拾了一下。能住。"
刘长河看了他一会儿。韩子健站在柴堆旁边，晚风从院子里穿过去，把他中山装的衣摆吹起来又放下。他的目光落在自己手背上，那双手的指节因为用力搬柴火而微微泛红。
"你叔父回来，"刘长河说，"村里人知道了？"
"应该知道了。今天下午我收拾房子的时候，有人在墙头看了好几眼。"
"你听着，不管谁问，你只管说'我叔父是下放回来的'。别多说，也别辩解。"
韩子健点了点头。他站在暮色里，嘴唇抿着，像是还有话没说出口。过了好一会儿，他才低声说了一句："刘叔，有人让我写公开信……跟我爹划清界限。"
刘长河看着他。韩子健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抬头，声音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很轻。
"谁让你写的？"
"县里来的人。说'台湾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巢穴，你父亲是反革命分子，你必须表明立场'。"
"你咋说的？"
韩子健抬起头来。他的眼睛里有一样东西，像一个背了很久的重物在肩上换了换位置，换完了还在那儿。
"我没写。"他说，"我不写。"
"你不写，他们会——"
"他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韩子健打断了他，随即又觉得自己嗓门大了，缓了缓语气，"刘叔，那是我爹。他走的时候我才四岁，我根本不记得他长什么样。我妈一个人把我带大，我叔父在农场十几年。我没做过对不起任何人的事。我不写。"
刘长河没有再说话。他转身进了灶房，从灶台上端了一碗玉米糊糊出来——是王桂兰刚熬的，还烫手。他把碗递到韩子健面前，碗沿的热气扑在两个人之间的空气里。
"吃了再走。"
韩子健看着那碗糊糊，喉结上下动了一下。他接过碗，没有立刻喝，两只手捧着碗沿，让热气扑在脸上。碗沿烫，他把碗在手里转了转，等那温度从烫变成温，才低下头，慢慢喝了一口。
"刘叔，"他喝完半碗，把碗放下，"我爹在台湾这件事，会不会连累到我叔父？"
刘长河没有立刻回答。他蹲下来，在柴堆旁边的木墩子上坐定，也示意韩子健蹲下。两个人蹲在暮色里，中间隔着那只半空的碗。
"会。"刘长河说，"但你叔父回来的消息已经传开了。躲是躲不掉的。"
"那我咋办？"
刘长河想了想。天边最后一丝光正在暗下去，院子里的人和物都开始变成轮廓。他想了想，说："你该干啥干啥。地里的活该干干，屋里的饭该吃吃。不写就是不写。他们问，你就说'我不认识我爹'。"
"我不认识我爹。"韩子健把这个句子重复了一遍，像是在嘴里嚼它的分量。
"对。"
韩子健蹲在柴堆旁边，把剩下的半碗糊糊喝完了，把碗还给刘长河。他站起来，拍了拍裤腿上的灰。他的肩膀在夜色里显得比白天更宽了。
"刘叔，"他走了两步又停下来，"您自个儿也小心。"
"我没事。"刘长河说。
韩子健走了。他的脚步声在院子外面渐渐远了，拐过老榆树，没了。刘长河站在院子里，手里捏着那只空碗，碗沿还残留着韩子健手掌心的温度。他站了一会儿，把碗端回灶房，放在灶台上。
王桂兰正在灶台前切菜，头也没回："子健走了？"
"走了。"
"他那个爹的事……"
"他在台湾。"刘长河说，"子健说他不写公开信。"
王桂兰的刀在案板上停了一瞬，然后继续切。切完了她把菜拢进碗里，转过身来看着刘长河。灶膛的火光照着她的脸，那些皱纹在光线里像河流的支脉一样铺开着。
"不写是对的。"她说，"写了他一辈子抬不起头。"
刘长河在灶房门槛上坐下来，背靠着门框，看着院子里越来越浓的夜色。远处的村道上有人打着手电筒经过，光柱在黑暗中晃了一下，又灭了。
韩子健走在回家的路上。村道两边的庄稼已经长起来了，高过人腰，风一吹叶子哗哗地响。他走到自家老房子门口，推开门。屋里点着一盏油灯，灯芯很短，火苗只有豆大一点，照着一个佝偻的背影坐在炕沿上。
"叔父。"韩子健叫了一声。
韩少文慢慢转过头来。他五十多了，脸瘦得颧骨高耸，眼窝深陷，头发花白，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褂子。他看见韩子健，嘴角动了一下，想笑，没笑出来。
"回来了？"
"嗯。"
"吃了？"
"吃了。在刘叔家吃的。"
韩少文点了点头。他转过头去继续看着油灯的火苗，像是要从那一小团光亮里看出什么路来。韩子健走到他对面坐下，叔侄俩隔着油灯坐着，灯焰在两个人之间轻轻跳动。
"子健，"韩少文开口了，声音沙哑，"今天我回来的时候，村里有人告诉我，说县里来的人找你写公开信。"
"嗯。"
"你写了？"
"没写。"
韩少文沉默了很久。他的目光从油灯上移开，落在韩子健的脸上。那张年轻的脸在油灯的光里半明半暗，下巴上刚长出细细的绒毛，眼睛黑亮亮的。
"你做得对。"他说，"你爹当年走的时候，我跟他吵了一架。我说你走你的，我不走。他走了，我留下来了。"他停顿了一下，"我替他受了这些年。你替他写公开信，不值。"
韩子健坐在对面，把这句话接住了。他没有接话，只是把他叔父面前那碗已经凉了的水端起来，去灶房重新续了热的，端回来放在他手边。
"大伯，你先歇着。"
韩少文端起热水喝了一口，没有再说话。油灯的火苗跳了一下，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土墙上，一高一矮，交叠在一起。
四
松江屯的派性斗争是从公社开始的。
公社书记被撤了职，新来的是一个年轻人，姓马，红卫兵出身，戴一副黑框眼镜，说话嗓门不大但每个字都带着一股不容商量的劲儿。他一上任就召开"革命群众大会"，要求各村成立"造反派组织"。不成立的，就是"保皇派"。
松江屯原本没有派。一个村的人低头不见抬头见，谁跟谁都沾亲带故，吴德福的儿媳妇是李木匠的外甥女，李木匠的堂弟在村小教书，村小教书的那个老师是刘长河的表侄媳妇。可是新来的马书记说，没有派就是最大的问题，派是"革命的标志"，没有派说明"革命不彻底"。
于是一个派就长出来了。
先是村小的几个年轻老师凑在一起，贴了一张大字报，说原大队干部"执行了错误路线"，号召村里人"起来造反"。吴德福的小儿子第一个签了名，接着是李木匠的徒弟，接着是供销社的两个年轻人。他们在村部外面立了一面墙，把大字报贴上去，红纸黑字，底下的签名一个一个地往上加。
刘长河没有签名。也没有人去问他。但村里人知道他在观望，知道他不是"我们这边的"。供销社的人开始不那么热情地跟他打招呼了，吴德福碰见他还是叫"长河"，但叫完之后眼神会飞快地移开一下，像是在确认周围有没有人看见。
有一天晚上，村小的陈老师来了。陈老师以前在村小教书，后来被调到公社当了文书，现在又回到了村里——他是新成立的"松江屯革命造反队"的负责人。他敲开刘家院门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手里拎着一盏马灯，灯光把他的脸照得一半亮一半暗。
"刘队长，"陈老师说，他在门口站着，没有进来，"我代表松江屯革命造反队来跟您谈个事。"
刘长河站在院子里："你讲。"
"我们准备在下周召开一次批斗大会，批斗原大队的'走资派'。您是老队长，我们希望您能在会上表个态。"陈老师的声音不高，但语速比从前快了，"我们相信您站稳了立场。"
刘长河站在煤油灯光照不到的暗处，过了片刻，他开口了："谁是走资派？"
陈老师说："等会开了您就知道了。"
"我不认识的人，我咋表态？"
陈老师沉默了一下。马灯的光在他脸上晃了一下，他的表情从客气变成了一种更硬的东西，但他还是保持着嘴角那个不自然的弧度："刘队长，您也是老同志了。组织上对您是信任的，希望您不要让大家失望。"
"我不懂你们那些事。"刘长河说，"我只懂种地。"
陈老师在门口站了很久。他手里的马灯被风吹得晃了一下，火苗跳了跳，在院墙上投出一长一短两个影子。他把马灯提稳了，最后说了一句："那您再想想。过两天我再来。"
他转身走了。刘长河站在院子里听着他走远的脚步声，脚步踩在冻硬的泥地上，比来的时候重了一些。王桂兰从灶房出来，手里还攥着面瓢，看着院门口的方向，又看了看刘长河。她一句话也没说，进了灶房，继续揉面。
刘长河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月光从云缝里漏下来，把他投在地上的影子拉得瘦长。他走到老榆树底下，伸手摸了摸树干——粗糙的树皮，夜里的露水已经凝在树皮表面了，手指按上去，湿了一片。
过了两天，陈老师又来了。这一次他没有站在门口，直接进了院子。他身后还跟着两个人，刘长河认得——一个是供销社的年轻人，另一个是吴德福的小儿子。三个人站在院子中央，陈老师的手里没有拿马灯了，背着手站在那里。
"刘队长，"陈老师这一次没有叫"您"，声音也硬了一些，"我们之前跟您谈的事，您考虑好了吗？"
"我考虑好了。"刘长河说，"我不懂你们说的那些。我是种地的，不是搞运动的。"
陈老师的脸色变了。他身后那两个人往前走了一步，刘长河站在院子里看着他们，没有后退。他身后的大门开着，王桂兰站在门槛里面，手里捏着一把菜刀，刀面在月光下泛着冷光。她的嘴唇抿着，没有出声。
"刘长河同志，"陈老师的语速慢了，每个字都咬得很重，"你的态度，让我们很失望。"
"失望就失望吧。"刘长河说。
陈老师带着那两个人走了。他们走出去之后，院门没有关，风从门洞里灌进来，把院子里晾着的几件衣裳吹得晃动起来。王桂兰从门槛后面走出来，走到刘长河身边，手里的菜刀还攥着，没有放下。
"长河，"她的声音有些发抖，但每一个字都是稳的，"他们会怎么样？"
刘长河没有回答。他把王桂兰手里的菜刀接过去，放回灶台上。然后他回到院子里，把那几件被风吹歪的衣裳重新理了理，把晾衣绳上的衣角一一拉平。做完这些，他站在院子中央说："该干啥干啥。"
五
批斗大会定在四月的第一个星期六。
村部外面的空地上搭了一个台子。台子不高，用木板临时拼的，腿脚不太稳，人走上去的时候会咯吱咯吱响。台子后面挂了一面横幅，红布白字，写着"松江屯革命群众批斗大会"。字是陈老师亲手写的，笔迹端正工整，看得出是练过的。
村里的大喇叭从早上就开始喊了。先是喊"全体社员到村部集合"，又喊了一遍"革命群众要积极参与"，后来又喊了一遍"不来的，后果自负"。喊话的声音在村庄上空来回震荡着，惊起一群麻雀扑棱棱地飞过屋顶。
刘长河没有去。他在河滩地里翻地。今年春耕比往年难——化肥断供了，公社也不统一调配了，各村的农具得自己想办法。他从早上天没亮就出了门，一直干到日头升到头顶，锄头在硬土上一锹一锹地翻开，潮润的黑土从冻硬的地皮下翻上来，在太阳底下泛着湿润的光。他翻地的动作跟往年没有什么两样——稳，慢，每一锹都踏踏实实地踩下去。
王桂兰来了河滩地。她走得不快，手里端着一只粗碗，里面盛了两块玉米饼子和一碗菜汤。她走到地头，把碗放在田埂上，直起腰来看了看村部方向。那边的喇叭还在喊着什么，隔着两里地，听不太清了。
"长河，"她说，"他们开了。"
刘长河停下锄头，拄着锄把站直了，也往村部方向看了一眼。那边的树梢上空有一团灰蒙蒙的尘土，像是很多人站在那里把地皮踩起来。他说："开了就开了。"
"你不去，他们会不会——"
"不会。"刘长河说，"我去不去，他们都要开。去了也是开，不去也是开。"
王桂兰没有再说什么。她在田埂上坐下来，把碗往刘长河那边推了推。刘长河放下锄头走过来，蹲在田埂上拿起饼子吃。饼子是凉的，他掰了一块放进嘴里慢慢嚼，嚼完咽下去，又掰一块。
"你回去看着红英。"他说。
"建设看着呢。"
"那你也回去。别在这儿坐着。"
王桂兰没有动。她坐在田埂上，两只手交叠放在膝盖上，头微微低着。春天的阳光照在她身上，把她那件蓝布褂子晒得微微发烫。她坐了一会儿，说："我不回去。我在这儿陪你。"
刘长河没有再赶她。他把饼子吃完了，把碗里的菜汤也喝完了，站起来扛起锄头又下了地。王桂兰就坐在田埂上，看着他一锹一锹地翻地，看着他背后的棉袄被汗水洇湿了一片，看着翻出来的黑土在阳光下冒着淡淡的潮气。
村部的批斗大会开了一个多时辰。后来刘长河听说，那天被批斗的是原来的大队长和会计，罪名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他们被押上台，挂了大牌子，弯着腰低着头，让底下的人喊口号。围观的人站满了空地，有人跟着喊，有人没有出声，有人站在人群后面看了一阵就悄悄走了。
陈老师在台上讲了话，说"斗争还没有结束"，说"革命要深入"，说"有些人还在观望"。他讲话的时候目光扫过台下，像是在找什么人。没有找到。他收回目光，继续讲下去。
散会之后，村里安静了。那种安静跟以前的安静不一样——以前是傍晚收工之后的安静，是炊烟升起、鸡鸭归笼的安静。现在的安静是门关上了、窗户关上了、人坐在屋里不出声的安静。整个村庄像是把嘴闭上了。
六
批斗大会后的第三天，铁柱回了一趟松江屯。
他从县委骑车回来，灰布军装的领子竖着，脸上没有什么表情。进了院门他把自行车支在墙根，没有直接进屋，先蹲在院子里的水缸旁边舀了一瓢水，咕咚咕咚地喝了半瓢。喝完了他站起来，抹了一下嘴角，对刘长河说："爹，我回来了。"
刘长河正在院子里修一把坏了的犁。他抬起头看了看铁柱的脸——脸色发青，眼窝深陷，嘴唇干裂起皮。
"你咋了？"刘长河问。
"没咋。"铁柱在水缸沿上坐下，"这几天没睡好。"
刘长河放下手里的工具，走到他旁边坐下来。父子俩并排坐在水缸沿上，中间隔着半个拳头的距离。院子里很安静，灶房里传出王桂兰切菜的声音——笃笃笃，节奏比平时快一些，像是手里有什么东西一直在催促她。
"县委现在什么情况？"刘长河问。
铁柱沉默了一会儿。"梁书记带着一派人，已经把县委机关控制了。他们开除了三个人的党籍。"他抬起头，声音低了一度，"我还在。但他们开始查我的档案了。"
"查你啥？"
"查我'签假报告'的事。"铁柱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没有什么起伏，像是在说一件跟他无关的事情。但他放在膝盖上的那只手，指头攥了一下。
刘长河没有说话。他看着院子里的老榆树，树梢上已经长出了新叶，嫩绿嫩绿的，在春天的风里摇摆着。今年的榆钱几乎没有结，那些嫩叶挂在那里显得有些寂寥。
"你咋想的？"刘长河过了一会儿才问。
铁柱把手张开又攥上，攥上又张开。他说："我没做错的事，我不认。我那年签的报告是假的，可那是上面压下来的。我现在的工作，每一件都是真的。"
"你跟他们说这些，他们听不？"
"不听。"
"那你咋办？"
铁柱沉默了很久。水缸里的水面映着一小块天空，灰蓝色的，安静地待在那一方小小的水面上。他忽然站起来，走到院子中央，背对着刘长河，看着灶房的屋顶。王桂兰的切菜声还在响着，从一个节拍变成另一个节拍，但一直没有停下。
"爹，"他说，"我要是被停职了，我回来种地。"
刘长河坐在水缸沿上没有动。他看着儿子站在院子中央的背影——肩膀比年轻的时候宽了一些，但脊背不像从前那么直了，微微往前倾着。
"种地也能活。"刘长河说。
铁柱转过身来看着他。"爹，你就不怕我回来——连累你们？"
刘长河站起来，走到他面前。父子俩面对面站着，中间隔着不到一步的距离。他伸手在铁柱的肩膀上拍了一下，很轻的一下："你是我儿子。你回来，咱家就多一张嘴吃饭。"
铁柱的眼眶红了。他没有让那红变成别的什么，只是用力眨了一下眼睛，把那股涌上来的东西压了回去。他低下头，过了好一会儿才重新抬起来，声音有点哑："爹，我记住了。"
那天下午铁柱没有走。他脱了外套，换上父亲的一件旧褂子，去河滩地里翻了一个下午的地。他翻地的动作跟他父亲一样——稳，慢，每一锹都踏踏实实地踩下去。黑土在他的锄刃下一行一行地翻开，翻出了去年秋天埋进去的豆秆碎片，还有几根蚯蚓在土块里扭动着身子，被阳光晒了一下又钻回去了。
红英在田埂上坐着，离地头不远不近。她穿着一件改小的碎花褂子，脚上套着一双纳底布鞋，坐得端端正正。她已经不像冬天那样动不动就咳嗽了，春天的风把她的头发吹得有些乱，她时不时用手背拢一拢。
"爹，"她问铁柱，"你今天不走了？"
铁柱停下锄头，用手背抹了一下额头上的汗："不走了。今晚在家住。"
"那明天呢？"
"明天也不走。"
"后天呢？"
"后天再说。"铁柱朝她笑了一下，"你看着我把这块地翻完。翻完了，秋天就能长东西了。"
红英点了点头，坐在田埂上继续看父亲翻地。春天的太阳照在她的后背上，暖洋洋的。她把那些翻起来的土块一粒一粒地捡起来看，把最大的那块举起来对着太阳照，投下来的影子遮住了她的脸。她没见过蚯蚓以前的样子，今天她看了很久，把那几根扭动的粉红色蚯蚓一个一个指出来给铁柱看。
"爹，它在挖洞。"
"嗯。"
"它挖洞干啥？"
"透气。让土松一点。"
"那我也帮它透气。"红英蹲下来，伸出手，用一根手指头捅了捅那块新翻的土，土很软，手指轻轻一按就进去了。她捅出一个小洞，把洞旁边的土块捏碎了，又捅了一个。
铁柱看着女儿蹲在田埂边上的背影，小小的。他翻地的动作比刚才轻了一些，锄刃落在土里的时候声音不那么响了。
七
那段日子，村里能感觉到的东西分成了两层。
表面一层是喇叭里的口号、墙上的大字报、村部院子里开会时喊出来的声音。那些声音响在白天，响在人多的地方，声响很大，但落不到人心里去。下面一层是各家各户关上门之后的东西——灶膛里的火、炕上的热气、碗里的饭、孩子的作业本。那一层不出声，但一直在。
刘长河的生活跟往年差不多。天不亮起来，下地，翻土，播种，施肥，除草。他在地里的时间比往年更长，像是要把那些听不见的东西全部都埋进土里，让土替他们收着。王桂兰把家里的菜窖重新整了整，多晒了一批干菜，又把去年收的土豆翻了一遍，挑出发芽的，切成块，埋在院子墙根底下。她说："多存一点，心里踏实。"
红英的身体慢慢好了。春天来了之后，她不再隔三差五地咳嗽了，小脸上开始有了血色。她跟着刘建设去村头玩，刘建设蹲在老榆树底下抠土，她也蹲在旁边抠。她抠土的动作慢，小心翼翼的，把土块放在掌心里翻来覆去地看。
"哥，土是黑的。"
"嗯。黑土。"
"为啥是黑的？"
"因为有肥。"刘建设想了想怎么给她解释，"肥就是烂叶子、烂草根这些东西。它们烂在土里，土就变黑了。变黑了就能长东西。"
红英把掌心里的土凑到鼻子前面闻了闻："那它的味儿就是烂叶子的味儿？"
"差不多。"
红英低下头，把那撮土慢慢地倒回地上，拍了拍手，站起来又跑回院子里去了。她跑进灶房，对王桂兰说："奶奶，土是香的。"
王桂兰正在切菜，听了这话手里的刀停了一下："土咋会是香的？"
"就是香的。"红英认真地重复了一遍，"你闻。"
王桂兰没有闻。但她看着红英跑进来时微微泛红的脸颊和亮晶晶的眼睛，嘴角没有忍住，弯了一下。
五月里的一天，刘建设放学回来没有像往常一样跑进院子。他在门口站了一下，书包带子勒在肩膀上，脸色不太对。他走进堂屋，把书包放在炕沿上，闷声不响地站了一会儿。
"咋了？"王桂兰问他。
"学校不上课了。"刘建设说，"老师说，要'复课闹革命'，但是今天去学校，门锁着。同学们在门口等了一上午，没有人来开门。"
王桂兰手里的勺子顿了一下，又继续搅锅："那你明天还去不？"
"老师说等通知。"
"那就等通知。先把作业写了。"
"没有作业。"刘建设说，"老师上回布置的作业都没人收了。大家都不交作业了。"
王桂兰放下勺子，转过身来看着他。刘建设站在堂屋中央，书包带子还勒在肩膀上，像是忘了放下来。他的个头又蹿了一些，脖子变长了，肩膀也在往外展。下巴上还没有长出胡茬，但颧骨的形状已经能看出是铁柱年轻时的轮廓了。
"建设，"王桂兰说，"不管学校里上不上课，你自己的功课不能丢。你子健哥给你的那本书还在不在？"
"在。"
"晚上拿出来看。看不懂的字问你爷爷，他不认识的字就来问我。"
"嗯。"
刘建设把书包从肩上卸下来，抱在怀里。他没有立刻去放书包，而是抱着它站了一会儿，像是在感受那个重量。那个重量比平时轻了——因为老师布置的作业本、练习册、作文本，全都没人收了，他不确定哪些还要写，哪些可以不用写了。
那天晚上，刘建设把韩子健送给他的那本《自然》课本翻了出来，在煤油灯下翻开看。书页已经有点卷边了，有的地方有韩子健用钢笔划的横线，旁边还写着几个小字批注。他看到第四十七页，讲的是土壤的构成。上面写着："黑土富含腐殖质，在我国东北平原分布广泛，是重要的农业土壤资源。"
他看了看那行字，又看了看旁边韩子健写的批注——"我家的土就是黑土。"那几个字写得小小的，挤在页边空白处，笔画有些潦草。
他合上书，从炕桌上拿起自己的作文本翻到最后一页，上面是他以前写的作文。那篇作文的题目叫"我的家"，最后一句写的是"今年过年，我爹就要回来了"。他看着那几个字，铅笔写的，字迹歪歪扭扭的。他用手指头摸了摸那几个字，然后把作文本合上，放回书包里。
窗外有人在喊口号。声音从村部那边传过来的，远远的，听不清喊的什么，只有"打倒"两个字穿透了夜晚的空气，清晰地撞在窗户纸上。刘建设听了那两个字，没有动，继续把书包带子绕了两圈，系好，放在炕梢。
八
红英在灶房里帮王桂兰烧火。她坐在灶膛前的小板凳上，手里攥着一根烧火棍，学着王桂兰的样子往灶膛里添柴。她添柴的动作还不太熟练，有时候柴火塞歪了，要从灶膛里抽出来重新塞，灶灰扑出来落在她的袖口上。
"奶奶，"她问，"为啥这几天晚上总有人喊？"
王桂兰正在揉面，手在面团上来回推着。她想了想怎么回答，说："他们有事要说。"
"说啥？"
"说一些……他们觉得重要的事。"
"那他们为啥那么大声？"
王桂兰没有立刻回答。她把面团翻了一个面，继续揉，揉到面团表面光洁了，才说："因为大声才能让更多人听见。"
红英想了一会儿："那他们说的那些事，为啥不白天说？"
"白天说了白天要干活。"
"哦。"红英把那根烧火棍靠着灶台放好，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那他们喊完了，是不是就没事了？"
王桂兰的手在面团上停了一瞬，然后继续揉。她说："嗯。喊完了就没事了。"
红英点了点头，走出灶房去院子里找刘建设。她蹲在刘建设旁边，看他用一根树枝在泥地上画字。他画了一个"土"字，又在旁边画了一个"地"字。
"哥，这是啥？"
"这是'土'，这是'地'。"
"它们是啥意思？"
"土是我们脚底下踩的。地是我们种东西的地方。"刘建设放下树枝，用脚尖把地上的字抹平了，"你看，它们连在一起，就是'土地'。"
红英蹲在他旁边，把"土"字和"地"字在地上又画了一遍。画完了她站起来看了看，又蹲下去，用手指头把两个字的笔划描了一遍。描完了她仰起头来说："哥，你教我认字。"
刘建设看着她。妹妹的脸在傍晚的余晖里被染成淡淡的金色。他想了想，从口袋里掏出一截铅笔头——是韩子健上次回来给他的，笔杆短得只剩一截，用废纸卷了一圈才握得住。他在泥地上重新写了"土地"两个字，然后把铅笔递给红英。
红英接过铅笔，握笔的姿势有些吃力，铅笔头在她的小手里显得很大，指头抵着纸卷的边沿，磨得有些发红。她学着哥哥的样子，在泥地上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土"字，又画了一个更歪的"地"字。画完了她直起腰看了看，不满意，又描了一遍。
"红英，"刘建设说，"你的字写得不太好看。"
"那咋办？"
"多写。多写了就好看了。"
红英点了点头，把铅笔头攥在手心里，继续在泥地上写字。她的手指头握着那截裹了纸的铅笔，写一个字动一下，写一个字动一下。后来她把"土地"两个字写满了脚边那一片泥地，大的小的，歪的正的，叠在一起像一张被反复涂改的纸。
刘建设看着妹妹写满了一地"土地"，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说："别写了，该吃饭了。奶奶在做饭了。"
红英把最后一笔描完，站起来，把铅笔头还给刘建设。她回屋之前又低头看了一眼地上那些歪歪扭扭的字——"土地"两个字大大小小地挤在一起，像是好几个人同时说出了同一个词。
"哥，"她说，"咱们家的地，是不是比别人的黑？"
刘建设想了想："嗯。咱们家的地在河滩，河水冲了这么多年，土肥。"
"那咱们家的地，是不是长得东西也比别人多？"
"不一定。"刘建设说，"地肥不肥是一回事，种得好不好是另一回事。"
红英听不太懂这句话的意思，但她把这句话记住了，放在心里，等以后想明白了再拿出来。
九
六月里，铁柱又被停职了一次。
这一次是县里来的通知，说"在运动中立场不坚定，需要停职反省"。铁柱接到通知的时候在办公室坐着，他把那张通知纸翻来覆去看了两遍，然后把纸折好，放进了抽屉里。他没有争辩，没有找任何人谈话，收拾了自己桌上的几本书和笔记本，装进一个布包里，对同办公室的老赵说："我回去住几天。"
老赵看着他收拾东西的背影，低声说了一句："铁柱，要不你找梁书记谈谈？"
"不谈了。"铁柱把布包的带子往肩上一甩，"谈不出结果。"
他骑车回松江屯。这一路他骑得不快，堤坝两边的玉米已经长到一人高了，绿油油的叶子在风里哗哗地响，像在翻一本很厚的书。他路过河滩那块地的时候停下来，看见地里的庄稼长势不错，豆苗齐整整的，垄沟也干净，是父亲打理过的样子。
他到家的时候，刘长河正在院子里喂鸡。看见铁柱推着自行车进来，他放下手里的谷糠，没有问"你咋回来了"，只是说："把车放好。吃饭了。"
"嗯。"
那天晚饭，饭桌上谁也没有提起停职的事。铁柱扒拉着碗里的饭，把最后一口吃完，把碗放在桌上，说："爹，我这次回来多住几天。"
"住。"刘长河说，"你那张炕我都给你留着。"
红英坐在秀兰旁边，把碗里最后几粒米一颗一颗地拣起来放进嘴里。她看了看铁柱，又看了看爷爷，说："爹住几天？"
"住到你们开学。"铁柱说。
"那要住很久。"
"嗯。"
红英不知道"开学"什么时候会来。她只知道爹回来了，屋子里的灯光比平时亮一些，她可以坐在爹的腿上看他翻书，可以让他背着她从院子里走到灶房再走回来。这些事情她在过去几年做过很多次，每次做的时候都觉得是一件寻常的事，可今晚再做的时候，她隐约感觉不一样了。
晚上，秀兰也回来了，她也受到铁柱的牵连。
十
韩子健再次来到刘家的时候，是七月中旬。
他比以前又瘦了一些，面颊的轮廓像被削过。但他走路的姿势跟以前一样——腰板直，步子快，每一步都踩得稳当。他进了院门，在院子里站定，先叫了一声"刘叔"，又叫了一声"婶子"。
"子健？"刘长河从灶房出来，看见是他，嘴角松开了一点，"吃饭了没？"
"吃了。"韩子健说，"我来跟您说个事。"
刘长河搬了两个板凳放在院子里，一个给他，一个自己坐了。韩子健在板凳上坐下来，两只手搁在膝盖上，手指交叉着。
"刘叔，"他说，"县里的人来村里找过我了。"
"找你干啥？"
"让我参加'革命宣传队'。他们说我是中学生，识字，有文化，应该站出来。"韩子健的声音不高，每个字都平稳地落在空气里，"他们说，要是我参加，我爹的事可以'从轻考虑'。"
刘长河没有立刻说话。他看着院子里的老榆树，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在韩子健的肩头上投出斑斑点点的光。
"你咋想的？"刘长河问。
韩子健沉默了一会儿。他的手指交叉着，拇指互相绕着圈。绕了几圈之后他停下来，抬头看着刘长河："我没去。"
"为啥？"
"我不信他们。"韩子健说，"他们嘴上说得好听，但我见过他们在学校里怎么整人。把我校长关起来的人就是他们。我不能去。"
刘长河看着他。这个坐在板凳上的年轻人，肩已经比他宽了，手指因为干农活而变得粗壮，指节上的皮肤裂着细小的口子。
"你要想好，"刘长河说，"你不去，他们可能会找你麻烦。"
"我知道。"韩子健说，"我大伯也说，让我别去。"
"你大伯咋说的？"
韩子健低下头，看着自己交叉的手指。他的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他说，有些事不能开头。开了头就回不来了。"
刘长河没有接话。他坐在板凳上，看着院子里的光影。夏天的午后很长，蝉鸣从老榆树上穿下来。
"子健，"他说，"你大伯说得对。"
韩子健抬起头看着他。他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但他坐着的那条板凳上，他握在一起的两只手慢慢松开了，分开了放在自己的膝盖上。嘴角抿着，眼睛看着面前那片被太阳晒得微微发白的泥地。
十一
七月末的一天，县里来了一辆吉普车。
车停在村口老榆树底下，下来两个穿干部服的人，一个戴眼镜，一个没戴。他们手里拿着一摞文件，问了路，直接找到了韩子健家的老房子。
韩子健正在院子里劈柴。他听见敲门声，放下斧头去开门。门外的两个人站在门槛外面，戴眼镜的那个先开了口："你是韩子健？"
"是我。"
"我们是县革命委员会派来的。"那人从文件袋里抽出一张纸，"关于你父亲韩少鹏的问题，组织上希望你表明态度。"
韩子健站在门槛里面，看着那张纸。纸上印着铅字，最上面一行是一个大标题，他认出了"划清界限"四个字。
"我不写。"他说。
戴眼镜的那人皱了皱眉："韩子健同志，你要考虑清楚。你父亲是国民党残匪，现在仍在台湾负隅顽抗。你作为他的儿子，有义务表明立场。这是组织对你的信任和挽救。"
"我不认识我爹。"韩子健说，"他走的时候我四岁。我连他长什么样都不记得。"
"不认识更得写。你不写，别人会怎么看你？会觉得你立场不坚定，甚至怀疑你跟你父亲有联系。"
韩子健站在门槛上，没有让开。他身后是那间破旧的老房子，灶房的烟囱正冒着细细的烟，是他叔父在烧水。他回头看了一眼，转回来，声音不高不低："我大伯在农场待了十几年，是我把他接回来的。我从小在这个村里长大，是刘叔和村里人把我养大的。我爹的事，我不知道。我不写。"
戴眼镜的人跟旁边那个人对视了一眼。不戴眼镜的那个人往前迈了一步，声音比刚才重了一些："韩子健，你要是坚持不写，后果你自负。"
"什么后果？"
"你大伯的成分问题，我们可以重新审查。"
韩子健没有回答。他站在门槛上，双手垂在身体两侧，手指微微蜷了一下，又松开了。他沉默了很久，久到门口的两个人都有些不耐烦了。
然后他开口了："我大伯在农场十几年，没犯过事。他回来是政策允许的。你们要是重新审查，那就审。他不怕，我也不怕。"
戴眼镜的人盯着他看了一会儿，把那张纸收回文件袋里。他临走前说了一句话："韩子健，你记住你今天说的话。"
"我记住了。"韩子健说。
吉普车开走了。村口老榆树底下被车轮碾出了一道深辙，辙印里积了一小摊泥水，映着灰白色的天空。韩子健站在院门口，看着那辆车一直开出了村道，拐上了河堤，远了，成了一个灰点，看不见了。
他转身回到院子里，捡起那把斧头，继续劈柴。斧头落下去，木柴裂开的声音在安静的院子里格外清脆，一声接一声。
韩少文从灶房出来，站在门口看着侄子的背影。他看着他把那堆柴劈完，又码好，又去挑水，又把院子的地扫了一遍。他把所有的活都干完了，放下扫帚，站在院子中央，背对着他的大伯，肩膀微微起伏着。
"子健。"韩少文叫了一声。
韩子健没有转过来，但他的肩膀不再起伏了。他站在那里，仰着头看着天。天灰沉沉的，没有云，没有太阳。他看了一会儿，低下头，转过身来。
"大伯，"他说，"我没事。"
韩少文看着他，过了很久，说："我知道。"
那天晚上，韩子健去了一趟刘家。他到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刘长河正在院子里收晾了一天的衣裳。韩子健站在院门口，叫了一声刘叔。
刘长河看见他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件刚收下来的衣裳，没放下来，走过去，说："进来。"
韩子健走进来，在院子里的木墩子上坐下。他在那里坐了一会儿，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坐在那里。
"今天县里来人了？"刘长河问。
"来了。"
"找你写公开信？"
"嗯。"
刘长河把那件衣裳叠好，放在旁边的石台上，也在另一个木墩子上坐下来。两个人隔着几步远，各自坐着。
"你没写？"
"没写。"
"他们说啥了？"
"说要重新审查我大伯。"
刘长河停了一下："你怕不？"
韩子健没有立刻回答。他坐在那个木墩子上，两只手搁在膝盖上，月光把他的侧脸照得清晰分明。
"怕。"他说，"但是不写。"
刘长河没有再说什么。他从口袋里摸出烟袋，装了一锅烟，划火点上，吸了一口。烟雾在月光里散成一层薄薄的纱。他吸完了这一锅，把烟灰在鞋底上磕了磕，站起来，走到韩子健面前，把手放在他肩膀上，放了一会儿。
"回去睡吧，"他说，"明天还有活。"
"嗯。"
韩子健站起来走了。刘长河站在院子里看着他走出院门，身影被老榆树的树干遮了一下，又从另一边出现了，然后消失在了夜色里。
王桂兰从灶房出来，在刘长河身边站定，顺着他的目光看了看院门外面。
"子健那孩子……"她说。
"没事。"刘长河说，"扛得住。"
十二
铁柱在村里住了一个多月。他没有闲着，白天跟刘长河下地，晚上在煤油灯下看一本从县里带回来的农技书。那本书的封面上印着"农业技术手册"，页角已经卷了，有几页被人折过角，又翻平了。他在灯下看那些关于播种密度、施肥方法和病虫害防治的段落，用钢笔在笔记本上断断续续地记一些要点。
刘建设有时候坐在他旁边，看他记笔记的样子。他把笔记本摊在炕桌上，煤油灯的火苗把他的影子投在土墙上，跟着火苗的跳动一摇一摆。铁柱写字的时候不抬头，笔尖在纸上游走，有时停下来想一想，把前面写的一句话划掉重写。
"爹，你在写啥？"
"记一些种地的办法。"
"种地还要记？爷爷种地不记。"
"爷爷不用记，他种了大半辈子。我学得晚，得多记。"
刘建设看着他写："那你记完给我看看？"
"好。"
铁柱把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写了一个日期——"1967年7月22日"。然后他合上笔记本，侧过身子看着刘建设。煤油灯的火苗在他脸上跳动，把两个人之间的空气变成了一团温热的橙黄色。
"建设，"他说，"不管学校开不开课，你的书不要落下。等你爹我忙完这一阵，我来教你。"
"你忙完这一阵是啥时候？"
铁柱想了想："等秋天。秋天收了粮，我就有空了。"
"嗯。"刘建设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刘建设睡着之后，铁柱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月亮很大，圆圆的，把整个院子照得清清楚楚。老榆树的影子铺在地上，一半在月光里，一半在屋檐的阴影里。他坐在院子里的一块石头上，看着那棵老榆树，想起小时候父亲带着他在树下等天亮的样子。
身后传来脚步声。周秀兰端着一碗热水走过来，把碗放在他旁边的石台上。她没有说话，在他旁边的另一块石头上坐下来，两个人并排坐着，看着院子里那棵被月光照亮的树。
"秀兰，"铁柱说，"让你担心了。"
周秀兰没有说话。她伸手在铁柱放在膝盖的手背上拍了拍。
"你睡吧。"她说。
"睡不着。"
"睡不着就坐着。坐够了就睡了。"周秀兰说完这一句，没有起身，跟他一起坐在月光里。
院墙外面，不知道谁家的灯还亮着，隔着几堵墙透过来一点极淡的光。村子的夜里很静，偶尔有狗叫几声，又停了。远处呼兰河的水声听不见，但铁柱知道它在流，在月光底下无声地朝着松花江的方向走，一刻不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