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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九六八年的夏天。
五月还没过完，呼兰河堤坝上的杨树就已经长齐了叶子，绿得发黑发亮，风一吹整排树都哗哗地响。松江屯村口的老榆树也绿透了，树冠蓬蓬地撑开，把下面那张褪了色的大字报遮住了大半——"走资派刘长河"几个字被日晒雨淋洗得只剩淡淡的轮廓，有些地方已经烂穿了洞，阳光从那些洞里漏下来，在地上投出几个亮晶晶的圆点。
刘长河每天从树下走过，步子跟以前一样稳。他的"走资派"帽子没有摘。批斗会的间隔从一周一次变成半月一次，又变成偶尔被叫去站一站。他站在台上的时候照样不说话，不低头，也不看台下的人。站完了，从台上下来，扛着锄头往地里走。有人喊他"刘走资"，他不应声。有人当面啐唾沫，他绕开走。该下地下地，该翻地翻地。锄头扛在肩上，步子从没有乱过。
生产队的工作在混乱中缓慢地恢复。没有人正式让他管，但到了春耕秋收的时候，总有人来问："刘队长，坡上那三亩，种早熟还是晚熟？"刘长河蹲在地头，捏一把土，在手心里捻了捻，又放在鼻子底下闻一闻，然后才说话："早熟。坡上蓄不住水，晚熟赶上秋旱就完了。"问话的人听了，回去照着种。后来大家慢慢形成了一个习惯——地里拿不准的事，还是去问刘长河。他蹲在田埂上捻土的那个样子，跟"走资派"三个字完全扯不上关系。他像一棵被风吹歪了又自己站直的树，没有人给他扶正，但也没有人把他连根拔起来。
吴德福有时候跟在他身后走，两个人隔着两步的距离，一个走一个跟，不说话。到了地头，刘长河蹲下来看墒情，吴德福也蹲下来。刘长河说"这块地该追肥了"，吴德福就记下来。刘长河说"垄沟太浅，得再翻一遍"，吴德福就回去安排人。有一天吴德福蹲在地头，看着刘长河翻土，忽然说了一句："长河，村里人——大多数人——心里都明白。你那些批斗，是错批的。"刘长河手里的锄头没有停，落下去又提起来，翻起一块黑褐色的土。等他把那一垄翻完了，直起腰来，用手背擦了擦额头的汗。"明白不明白的，地不认那个。地认种子。"吴德福蹲在那儿，看着刘长河弯下腰继续翻地的背影，没有再说下去。他蹲了很久，久到膝盖酸了才站起来，拍了拍土，走了。
韩子健高中毕业了。一九六六年夏天他考上了县里的高中，通知书都发了，白纸黑字印着"录取通知书"几个字，盖着学校的大红印章。可是学校在一九六六年秋天停了课。韩子健在村里等了一年，又等了一年，一九六八年春天的时候他终于明白，那间教室不会重新坐满了。他背上行李回了村。回来那天他走过河滩地，刘长河正蹲在地头用小锄头松土。韩子健把行李放在田埂上，在刘长河旁边蹲下来，蹲了很长时间，两只手搭在膝盖上，手指微微蜷着，像在攥着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刘叔。"他叫了一声。
"嗯。"
"学校不开课了。"他的声音不高，"我高中……没念完。"
刘长河放下小锄头，从口袋里掏出烟袋，装了一锅烟，划火点上。他吸了一口，把烟雾吐在风里，看着烟雾被风吹散成一条细细的线，然后才开口。"通知书还在不？"
"在。我大伯收在箱子底了。"
"那就算念过了。"刘长河说，"通知书是学校发的，学校承认你。地也承认你。"他拿起小锄头继续松土。韩子健蹲在田埂上，看着那把锄头在土里起落，锄刃切入土层的声响闷而实在，像在说一句什么话，说了很多遍。他站起来，把行李往肩上一扛："刘叔，我明天来上工。"
韩子健的记工员是村民推的。村里识字的人不多，能写会算的更少。生产队需要一个记工分的人，有人提名他，说"子健念过书，字写得好，账也算得清"，没有反对的。他白天跟着下地干活，晚上在煤油灯下记工分，把每个社员的出工天数、干活种类、工分折算一笔一笔记在一个牛皮纸封面的本子上。那个本子是他在县里供销社花一毛二分钱买的，封面上用钢笔写着"松江屯生产队工分册（一九六八）"，字迹工整，横平竖直。
每天收工之后，他坐在刘家灶房的小板凳上，把工分本翻开，念给刘长河听。刘长河不认字，但韩子健念的时候他会放下手里的活，靠在门框上听着。煤油灯的火苗在他俩之间跳着。韩子健念"吴德福，玉米地锄草，两天整，工分十六"。刘长河点点头。韩子健念"刘长河，河滩地翻土，一天半，工分十二"——念到这一条的时候他的声音低了一些。刘长河在黑暗里停顿了一下说："你不用记我。"韩子健说："你干了活，就该记。"刘长河没有再说什么。那些工分后来谁也没有拿去兑粮食，但它被记着，工整地写在牛皮纸本子上，一页一页的。
六月里，铁柱回了村，是被下放的。
县里的"运动"越搞越大，他这个分管农业的副书记被扣上了"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帽子，职务撤了，下放到松江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人事关系从县里迁到了大队，吃住都在村里。他回来那天是傍晚，一个人从县城走的，走了二十里路，进村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肩上扛着一个铺盖卷，手里拎着一个旧皮箱，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干部服，胸口的口袋里还别着一支钢笔。那支钢笔后来他取下来放进炕桌抽屉里了。
刘长河在院子里收衣裳。听见院门响了，他直起腰来，看见铁柱站在门口。没有自行车，没有吉普车，只有一个人，一个铺盖卷，一个旧皮箱。铁柱站在暮色里，他的轮廓被最后一点天光勾出一条灰线。刘长河把收下来的衣裳搭在手臂上，走到铁柱面前，伸手接过他肩上的铺盖卷。铺盖卷不重，棉花压薄了，像一块被反复捶过的旧布。
"回来了？"
"回来了。"
"进屋吧。饭还有。"
铁柱"嗯"了一声，跟着父亲进了屋。他没有解释自己为什么被下放，没有说下一步的打算。他只是把皮箱放在炕梢，在炕沿上坐下，接过王桂兰递过来的粥碗。他低头喝了一口，暖意从喉咙往下走，走到胃里，散开。王桂兰坐在他对面，看了他好一会儿。她的目光在他的颧骨、下巴、眼角慢慢地移过去。她说："县里食堂没盐？"
铁柱抬起头，夹了一筷子咸菜放进粥里。"有盐。没有妈做的咸菜。"
王桂兰站起来去了灶台，过了一会儿端了一碟子酱菜放在他面前——腌萝卜条，切得薄薄的，淋了一点香油。铁柱夹了一块，慢慢嚼着。
秀兰是一个星期后回来的。她把县里能带的东西打了三个包袱，用绳子系紧，搭了一辆顺路的牛车到了村口。红英坐在包袱上面，十岁多了，比去年长高了一些，但还是偏瘦，手腕细得像一截柳枝。牛车停稳了她自己往车沿上爬，爬了两下没爬上去，被秀兰从后面托了一把才站住。她踮着脚跳下来，踉跄了一步，往前冲了两步，被一个人接住了。她仰头一看，是铁柱——他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牛车旁边，两条胳膊伸着。红英看见是他，愣了一小下，然后两只小手攥住了他胸前的衣襟，攥得很紧。
秀兰把包袱一件一件搬下来，铁柱放下红英走过去接。包袱沉，系着死扣。他解了两个没解开，秀兰蹲下来用手指甲挑了一下，扣子开了。她把包袱递给他，两个人的手指碰了一下，都是凉的。秀兰站起来，把被风吹散的头发拢到耳后，说："红英的药我带了。她咳嗽好了。走之前去卫生院看过了，大夫说她底子还是薄。"
铁柱接过包袱说："回来慢慢养。"
一家人在松江屯重新聚齐。北屋住刘长河和王桂兰，东屋住铁柱、秀兰和红英，刘建设从县城中学的宿舍搬回家住，西屋收拾出来给他。屋子有些挤，但每天晚饭的时候炕桌上坐满了人，热气腾腾的。红英坐在秀兰和铁柱中间，自己拿勺子喝粥，下巴上沾了一圈粥糊。王桂兰坐在对面看着她，没有像以前那样急着去擦，她坐在那儿看着红英自己拿起搭在碗沿上的手帕，笨拙地擦了一下嘴角，擦完嘴角又擦了擦鼻子。王桂兰看着这个动作，什么也没说，端起自己的粥碗喝了一口。
铁柱在生产队里分到了活——跟着社员一起下地干活。他锄地、挑水、收麦子、翻地，干的活跟别人一样，工分也跟别人一样。第一天手上磨出了三个水泡，第二天变成五个，第三天破了两个，他撕了块布条缠上继续干。刘长河有一次路过他干活的那块地，没有走近，站在地头看了一会儿。铁柱弯着腰锄草，太阳从他背后照过来，把他的影子投在前面那片没锄完的草上。他的动作笨拙但认真，每一锄都落在该落的地方。刘长河看了一会儿，转身走了。第二天早上，铁柱在柴堆旁边看见一副旧手套，手指头的地方磨破了，但掌心还厚实。他试了试，正好。他戴着那副手套干了一整天的活。傍晚收工的时候，他坐在田埂上把手套摘下来，对着夕阳看——掌心那层厚实的布上印着他手心的形状。他抬头看了一眼远处，父亲正在河滩地那头弯腰拾掇什么。他没有走过去，把手套叠好，塞进口袋里。
韩子健跟铁柱一起干活的时候多。两个人在地里隔着一垄地，一个锄草一个培土，锄头落地的节奏差不多。有一回歇晌的时候，两个人坐在田埂上啃干饼子，铁柱问他："子健，你高中没上完，遗憾不？"韩子健把嘴里的饼子咽下去，拍了拍手上的碎屑，说："遗憾。但是干完一天活，晚上把账记清楚了，那页纸上的字整整齐齐的，也就没那么遗憾了。"铁柱看了他一眼，"那就把地种好。把账记好。别的，先不管。"
韩子健点点头，把那块饼子最后一口塞进嘴里。
二
一九六八年春天，省里开始大规模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口号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城里十六岁以上的初高中生，一批一批地往农村送。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公社的土路上，到处都能看见穿着绿军装的年轻人。他们背着铺盖卷，拎着洗脸盆和网兜，有的在笑，有的在哭，有的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车厢里挤满了人，行李架上塞着语录本和旧皮箱。车窗外的田野从城市的灰色慢慢变成农村的绿色，越开越慢，最后停在一个从没听说过名字的站点，站牌上的油漆已经剥落了，看不清字。他们跳下车，站在陌生的土地上，风从四面八方吹过来，带着牛粪和干草的气味。没有人告诉他们，自己会在这里待多久。
呼兰县分到了大约一百多个知青，松江屯分到了五个。第一批是四月份来的。一辆解放牌卡车沿着村道颠簸着开进来，车斗里坐着五个年轻人，四个男的，一个女的。卡车经过村口的时候扬起一大片黄尘，车斗里的人被颠得前仰后合，有人扶着车帮才稳住。车在村口停下来，他们从车斗里跳下来——动作笨拙，有几个落地的时候踉跄了一下，有一个男生跳下来的时候踩到一块石头，脚踝崴了一下，龇着牙揉了半天。
地上扬起的灰尘扑了他们一身。一个胖一点的男生拍着裤腿，又拍上衣，怎么也拍不干净，索性不拍了。另一个男生蹲在地上解开行李，从里面掏出一双半新的胶鞋换上，把脚上的皮鞋塞回网兜里——皮鞋的鞋底还贴着标签，像是刚买没穿过。戴眼镜的男生蹲在路边，从挎包里掏出一个本子，翻到新的一页，抬头看了看四周，低头写了两行字，又抬头看了看，又低头写了几笔。还有一个男生背着行李站在老榆树底下，仰头看树冠看了很久，像是在数叶子，又像是没在看任何具体的东西，只是需要一个可以放目光的远方。
唯一的女知青站在人群最后面。她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扎着两条短辫子，辫梢齐肩，头发微微泛黄，在午后的太阳底下带着一层浅金色的光泽。背着一个军绿色的挎包，旧藤条箱和一卷薄被放在脚边。她站在那儿，没有拍土，没有换鞋，没有仰头看树。她只是站着，两只手绞着挎包的带子。她的目光从村道的土路移到远处呼兰河堤坝上那排杨树，又移回来，落在自己鞋面上。那双鞋是黑布鞋，鞋头上干干净净的，没有土。
现任生产队长吴德福来领人。他穿着那双沾满泥巴的胶鞋走到卡车前面，双手叉腰，粗粗地扫了他们一眼。"你们住村西头那排仓房。男的住西边两间，女的住东边一间。明天早上七点，到村口集合，跟着上工。今天先安顿。"
五个知青跟着吴德福往村西头走。赵春梅走在最后面，她的藤条箱有些沉，换了好几次手。走到刘家院门口的时候，她朝那扇半掩的木板门看了一眼，目光很短，扫过去就收了回来。院子里没有人，只有灶房的烟囱正冒着白烟，白烟细细的，在风里被扯成一条长长的带子。她只看了一眼就低下头继续走了。
刘建设那天正好从学校回家过周末。他从村道那头走过来，远远看见一辆卡车停在村口，一群人正往村里走。他在路边停下脚步，让了让。他的目光从那些人的脸上一一掠过——胖男生、戴眼镜的男生、仰头看树的男生——最后落在最后面那个穿蓝布褂子的身影上。她没有看他。她侧着头看向河堤的方向，阳光从杨树叶子缝隙里漏下来，落在她肩膀上，明晃晃的。她的睫毛很长，微微垂着。她的右手拎着那只旧藤条箱，左手放在身前，五个手指头安安静静地垂着。牛车从她身边过去了。刘建设站在原地，看着那个穿蓝布褂子的身影走远。她走到拐弯的地方，侧了一下头，把被风吹到脸上的一缕头发拢到耳后，手指在阳光下白得反了一下光。然后她拐过土墙，看不见了。
傍晚，王桂兰在灶房剁酸菜，刀声笃笃笃的，像在跟案板说话。"村西头来了个女知青，住进那间破仓房了。那屋里潮得很，墙根都长霉了，一个姑娘家咋住？"
刘建设坐在炕沿上翻一本旧课本，翻了两页没翻动，又翻回第一页。"她一个人住？"他问。
"嗯，就她一个女的。剩下四个男的住大队部。"
刘建设把书又翻了一页："那屋子——"
"漏雨。"王桂兰把菜刀放下，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我下午路过看了一眼，屋顶的油毡纸都烂了，窗户也没有玻璃，钉了一块塑料布。这要是下一场大雨，屋里能养鱼。"
刘建设没有再问。他把书合上放在膝头，坐了一会儿，站起来去灶房帮王桂兰倒洗菜水。倒水的时候他看见窗台上放着半块干饼子，拿起来咬了一口，又放回去了。
晚饭的时候他吃得很慢，碗里的粥凉了才喝完。他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胸口窝着，说不上来是什么。
三
赵春梅到村里的第三天，有人举报她是"黑五类子女"。
举报信不知道是谁写的——有人说是邻村的知青，有人说是本村的人，也有人说是上面来人调查时她自己的材料被翻了出来。说法有好几种，但没有一个被证实过。无论如何，消息传得很快。
红卫兵从县里下来核实情况。来的人刘建设认识——是"井冈山战斗队"的两个人，一个姓孙一个姓钱，跟他同校，比他高一届。姓孙的戴着一副蓝框眼镜，镜腿上缠着白胶布，手里拿着一卷文件夹。姓钱的短头发，精瘦，下巴上有一颗痣，走路的时候微微往前探着身子。他们先是去找了吴德福问话，又去了知青点翻看了赵春梅的行李和证件，然后确认了她的身份：父亲赵文远，哈尔滨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一九五七年被定为"右派"，又戴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正在某地劳改。母亲被下放到农村教书。赵春梅的"黑五类子女"身份坐实了。
批斗会定在村口的老榆树底下。时间是第二天上午。
刘建设那天被临时叫去维持秩序。他到了老榆树底下的时候，场地上已经站了二三十个人。老榆树的树干上又贴了一张新的大字报，红纸黑字，写着"坚决批判黑五类子女赵春梅"。纸是新贴的，浆糊还没干透，白纸下面能透出浆糊的浅黄色，在太阳底下湿漉漉地反着光。他站在人群的第一排，别着红袖章，手里攥着一根麻绳。麻绳是新的，在手里攥了一会儿就变得潮乎乎的，绳端扎手。
赵春梅被带上来的时候，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没有戴帽子，两条短辫子在肩膀上一晃一晃的。她没有低头，没有快走，一步一步走到那张桌子前面，双手撑着桌沿，把自己撑了上去。桌子是一张旧课桌，桌面上还有用圆珠笔刻的字——"人""民""万""岁"——四个字被磨得模糊了，但还认得出来。她站在桌面上，微微低头看了一眼，把目光移开了。然后她抬起头，看着周围的人群。
姓孙的站在桌子前面，打开文件夹开始念材料。材料是油印的，铅字一个个地往外蹦——"赵文远——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其女赵春梅，受家庭影响，思想反动——"刘建设站在第一排，眼睛看着赵春梅的脚——她的布鞋踩在桌面上，鞋底的纹路被桌面的灰尘盖了一层。
"你承不承认你父亲是右派？"姓孙的念完了材料，合上文件夹，抬头看着她。
赵春梅的嘴唇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又停住了。然后她说："我父亲是教授。"声音不高，像在回答一个不需要争论的提问。
"他是不是右派！"
"我不知道什么是右派。我只知道他是我父亲。"
底下安静了两秒。然后哗然。有人在喊"顽固"，有人在喊"必须低头"。姓钱的从人群里走出来，走到桌子前面，朝赵春梅喊了一声"低头"。赵春梅没有动。姓钱的声音又高了一度："低头！"她的下巴才微微收了一下。收得很浅，几乎看不出变化。
有人从后面扔了一块小土疙瘩——不大，半个鸡蛋那么大。土块从刘建设的头顶上方飞过去，落在赵春梅的肩膀上，在蓝布褂子上留下一个褐色的土印子，又弹开，滚到桌面上。她缩了一下肩膀，马上又恢复了原来的站姿。她的目光往右边偏了一些，落在远处呼兰河堤坝上的那排杨树上。杨树的叶子在风里翻动着，绿里夹着白。
刘建设攥着手里的麻绳，绳端被他握得发烫。他的指头在发颤。
批斗会持续了四十多分钟。散了的时候赵春梅从桌子上跳下来——动作很轻，膝盖弯了一下就落了地，站稳了，拍了拍蓝布褂子上的土，然后朝村西头走去。她走得依然很慢，没有人送她，没有人跟在她身后。她的背影在午后的阳光里拉得很长，短辫子在肩膀上一晃一晃的。
刘建设站在老榆树底下，麻绳还攥在手里。他低头看了看，掌心那一截绳端已经湿透了，颜色比别处深了一圈。他把麻绳卷起来塞进口袋里，转身朝大队部走去。走了两步，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老榆树底下的人已经散了。远处，赵春梅的背影已经拐过村道的弯，不见了。
那天晚上他坐在炕沿上，红英翻完小人书已经睡着了，呼吸细细的。月光从窗户纸透进来，在地面上铺了一条窄窄的银带子。他看着那道光，脑子里全是赵春梅站在桌上的样子。她的肩膀在土块落下时缩了一下又站直，她的脚尖在桌子边沿绷着，她的布鞋底上沾着灰尘。他闭上眼睛，那个画面还印在眼皮底下。
他在黑暗中翻了个身。被子被他裹得太紧了，出了一身薄汗。他松开被角，让凉气渗进来。过了一会儿又重新裹紧了。他在心里想——她为什么要站在那儿？她为什么不躲？为什么不哭？
他没有答案。
四
刘建设的红卫兵生涯，始于一九六六年秋天。
那年他十四岁，刚上初中，学校停课了。街上贴满了大字报，红纸黑字，一层盖着一层，新的盖住旧的，旧的从新的边角里露出来。喇叭里天天放着革命歌曲，嗓门粗犷的男声和嘹亮的女声在电线的嗡嗡声里轮番播放，窗户纸被震得嗡嗡响。穿绿军装的年轻人像潮水一样涌上街头，帽子上的红五星在太阳底下反着光。他跟几个同学组成了"井冈山战斗队"，王志刚当组长，他是副组长之一。他们从学校出发，排着队走过县城的大街，每一步都踩得很响。
那时他觉得——那会儿他真的觉得——自己在做一件"正确"的事。一件比他爷爷种地、他爹当官更大的事。他站在队伍里，跟着大家一遍一遍地喊口号，嗓子喊哑了也接着喊。整个身体和整个精神都被一种很大很响的东西裹住了，他听不见自己的心跳。
语文老师王老师被批的那天，刘建设站在台下。王老师教语文，四十多岁，头发已经稀了，后背有点弓，走路的时候微微往前倾。他站在台上戴了高帽——纸糊的，圆锥形的，用浆糊粘起来的。帽子的边沿有褶皱，他在那儿站着，帽檐挡住了他的眼睛，只露出一个瘦削的下巴。那个下巴在微微发着抖，还在竭力稳住自己。有人说"打倒反动学术权威"，声音很响，底下的人跟着喊。刘建设也喊了。他的声音在人群里被裹挟着往上扬，散在天空中，风把那些喊声带走了。
他不知道自己喊的是什么——王老师曾经在课堂上念过"离离原上草"，粉笔在黑板上划过一条弧线，末梢啪地断了，他弯腰捡起剩下的粉笔头，没有扔掉，放在讲台角落，继续用那截粉笔头写完"一岁一枯荣"。那个粉笔头后来在讲台上放了很久，越写越短，最后只剩指甲盖那么一小粒。没有人记得它去了哪里。
那天散了之后，刘建设走在回家的路上，天已经暗了。他路过学校后面的围墙，围墙上有新刷的标语，白灰还没干透。他站在墙前面看了一会儿，那些字在他眼前晃着，怎么也抓不住。他转身继续走，脚踩在路面上，每一步都踩在实的地方。第二天他照常去喊口号，照常去贴大字报。
他后来做过梦。梦里王老师在黑板上写诗，粉笔又断了，他弯腰去捡。第二天的太阳照常升起。他的喉咙又需要在一群人中间发出足够大的音量。
五
一九六七年秋天，"井冈山战斗队"组织了一次大串联，目的地是哈尔滨。他们坐了五个小时的绿皮慢车，车厢里挤满了同样穿绿军装、戴红袖章的人。座位上、过道上、行李架上，到处是人。有人站着靠着车窗打盹，有人蹲在过道里啃干馒头，有人在大声念语录。火车每停一站就有新的穿绿军装的人涌上来，跟站台上送别的人隔着车窗挥手，车窗被拍得啪啪响，有人哭了，哭完又笑了。刘建设靠窗坐着，把额头贴在冰凉的窗玻璃上，看着窗外的田野——秋天收割后的土地露着褐色的脊背，大片的玉米茬子一茬一茬地立在田里。田野的颜色从黄变成灰绿，又从灰绿变成黄，一排一排地往后倒，越来越快，最后糊成一条模糊的带子。
到了哈尔滨，他们住在一所中学的教室里。水泥地板上铺了一层稻草，每人一床薄被。第一天参观了"革命展览"，第二天去了哈尔滨师范学院。
师范学院的大操场上正在开批斗大会。四面围满了红旗，旗杆上绑着竹竿，竹竿在风里弯出弧度，旗面啪啪地甩着。台上站着一排低头的人，头发花白的、戴着黑框眼镜的、躬着腰的。他们的手被反绑在身后，有人绑的是麻绳，有人绑的是细铁丝。有一个中年女人跪在台角，头发散落下来遮住了脸，她从始至终没有抬过头，就那么跪着。她跪着的时候一只鞋掉了，掉在台板上，鞋面朝上，是一只黑布鞋，鞋头上绣着一朵很小的梅花。没有人弯腰帮她捡起那只鞋。她那只没穿鞋的脚踩在水泥台面上，脚趾蜷着，像是想缩回去又不知道该缩到哪里去。风从操场边穿过来，把她的头发吹动了一下，露出半张苍白的脸，她又低下去了。
刘建设站在台下的人群里，身边的口号声像潮水一样涌起来又落下去。有人递给他一面小旗让他举，他接过来握在手里。旗杆是细竹条做的，竹节处有一根毛刺，扎了一下他的虎口。他低头看了看那根毛刺，没有拔。他站在那儿，看着台上那些低着的脑袋，看着那只绣着梅花的黑布鞋，看着风把旗面的边角吹得翻过来。有人碰了一下他的胳膊："建设，喊口号啊，你愣着干啥？"
他没有开口。
那一天他什么都没有喊。他站在台下，举着那面小旗，旗在风里飘着，旗面哗啦哗啦响。
串联结束回村那天，他沿着呼兰河堤坝走了很久。秋天的风已经凉了，河滩上的芦苇被吹倒了一大片，剩下几根立着的在水面上晃，细长的影子在水里折成两段。他走着走着，在堤坝上蹲下来，面朝着呼兰河的流水。水是浑的，秋天水位落下去之后河床露出来一大截，露出黑褐色的淤泥和水鸟的爪印。几只水鸟站在河心一小片沙洲上，一动不动。他蹲在那儿，胳膊搭在膝盖上，两只手垂着，眼睛看着那条河。河水在他脚底下流着，不紧不慢，把一批又一批看不见的东西带向下游。他蹲了很久，久到天开始暗下来了，久到风吹透了他棉袄的后背，膝盖蹲麻了，站起来的时候腿弯了一下才重新站直。
推开院门的时候，他看见刘长河坐在院子里那棵老榆树底下。爷爷手里拿着那本《社会发展简史》，正在翻。他一个字也不认，但他会翻书——把书打开，用粗糙的食指一个字一个字地指过去，从这一行指到下一行。刘建设走过去，在爷爷旁边坐下，隔着一步的距离。风把老榆树的叶子吹得沙沙响，有几片落在刘建设肩膀上，他也没有拂开。
"爷爷，"他开口了，声音有点哑，"我今天从哈尔滨回来。"
刘长河翻了一页书："嗯。"
"我去了师范学院。"
刘长河的手在书页上停了一下，然后继续翻。老榆树的叶子在他们头顶簌簌地响着。
"他们在批人。"刘建设说，"台上那些人，头发都白了。有一个女的，鞋掉了，她跪在那儿，没有人帮她捡。"
刘长河把书合上了。他把它放在膝盖上，转头看着刘建设。他看得很慢，从额头看到下巴，又从下巴看回眼睛，像在地头蹲下来，捏一把土，放在手心里捻着，感觉一下墒情。
"爷爷，"刘建设的声音更低了，"我上次在学校也批过我的老师。姓王。教语文的。我今天在师范学院想起来了。"
"嗯。"
"那时候我跟着喊了。喊得比谁都响。"
刘长河把书放在旁边的石墩上，掏了烟袋，装了一锅烟，划火点上。他吸了一口，烟雾在两个人之间慢慢升起，在暮色里散开。他等了很久，等到那团烟雾完全散尽了，才开口说话。"建设，"他说，"读书人要有良心。"
刘建设坐在老榆树底下，把他爷爷那句话翻来覆去地嚼着，像嚼一粒硬得的种子，不知道它能不能发芽，但他把它含在嘴里没有吐出去。他想起王老师弯腰捡粉笔头的背影，想起哈尔滨师范学院操场上那只绣着梅花的黑布鞋，想起赵春梅站在批斗台上被土块砸中肩膀的时候，蓝布褂子上那个褐色的印子。
他站起来，把那本《社会发展简史》从石墩上拿起来，拍了拍封面上沾的榆树叶，放回墙角的木箱里。"爷爷，"他说，"我知道了。"
他走进屋的时候红英正坐在炕上背一首新学的诗，磕磕绊绊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刘建设站在灶房门口听着，没有进去。他站在那儿听完了整首诗，听她把最后一句背完，还在末尾加了一个"完了"。
六
从哈尔滨回来之后，刘建设变了。他开始在批斗会上往后退，他不再抢着站第一排了。喊口号的时候他的嘴唇在动，但声音小了很多，有时候索性不发出声音，只做一个口型。贴大字报的时候他站在旁边递浆糊桶，不再亲手去贴那些白纸红字了。
王志刚注意到了。有一天课间，他把刘建设拉到操场边的冬青丛后面。冬青的叶子已经枯了，灰绿色的，卷着边。王志刚把他按在土墙上，压低声音说："建设，你最近咋了？喊口号嘴不动，贴大字报手不动。你心里那根弦是不是松了？"
刘建设靠着土墙，后背蹭了一层灰。他看着王志刚的脸，那张圆脸上的单眼皮在眯着。"刚子，"他说，"你说，一个人只是因为爹是右派，就要被批斗——"
"你别说这种话。"王志刚打断了他，声音比刚才更低了，"建设，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你要是说了，我跟你一块儿担着。你懂吗？"
刘建设沉默了一会儿。"我知道了。"他说，"不在外面说。"
王志刚看着他，看了很久，松开了按在他肩膀上的手。"该干啥还是干啥，"他说，"别让人看出来。你心里想啥没人知道。"
刘建设蹲在冬青丛边，伸手拔了一根草茎，绕在手指头上。绕了几圈又松开，松开又绕上。"刚子，我跟你说个事。我在哈尔滨，看见——"
"别说了。"王志刚低声拦住他，"别提哈尔滨的事。什么事都别提。"他站起来拍了拍裤腿上的土，低头看着还蹲着的刘建设，"你慢慢想。想明白了再说。但别说出来。一个字也别说。"
王志刚走了。他的脚步声在冻硬的土路上渐渐远了。刘建设蹲在那儿，把那根草茎绕在指头上，绕了很长时间，草茎被体温焐热了，软软的，贴着他的皮肤。他把它从指头上摘下来，放在了地上。
从那天起，刘建设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他在人前照常做事，但心里多了一根刺。那根刺不疼，但它在。每次他举起拳头喊口号的时候那根刺就动一下。每次他经过那张大红字报的时候，它在。
有一天傍晚，他蹲在院子里那棵老榆树底下。刘长河也在，刚洗完脚，把脚晾在鞋面上。月光从树叶缝隙里漏下来，碎了一地白点子。刘建设叫了一声"爷爷"。
刘长河"嗯"了一声。
"我以前想不明白，"建设说，"现在慢慢觉得，我们做的那些事，不一定——"
"不一定对？"
刘建设沉默了一会儿。"嗯。"
刘长河把脚从鞋面上拿下来，穿上鞋，坐直了一些，靠着树干。"你能想到这一步，就行。路还长。"
风从院子里刮过去，把墙根下的落叶卷起来一小片又放下。刘建设坐在那儿，月光照着他的手背。今天白天这双手没有举起来，没有握成拳头。他看着自己的手，觉得它轻了那么一点点。
七
刘建设开始有意无意地去村西头。有时候是上学经过，有时候是放学绕路，有时候是帮王桂兰去供销社买东西——供销社在村西，他可以顺理成章地绕一段远路。他从来没有走进去过那个知青点的院门，但每次路过的时候会放慢脚步，透过矮墙瞥一眼院子里的动静——晾衣绳上搭着的衣裳、窗台上晾着的半碗粥、灶台上那本翻开的语录书、门槛边上用石头压着的一张旧报纸。他走过去的时候脚步放得很轻，怕弄出动静来。
有一天傍晚，他经过知青点门口的时候，看见赵春梅正蹲在院子里洗衣服。她面前放着一只搪瓷盆，里面泡着几件衣裳。她的手在盆里搓着，肥皂水白花花的。她洗得很认真，每件衣裳都翻来覆去地搓了好几遍，领口和袖口的地方搓得尤其久。袖子卷到了小臂，露出一截白净的胳膊，被夕阳光镀上一层暖黄色。她身边的地上放着一本翻开的书，书页被风一吹就哗啦啦地翻过去几页，她伸手压住，又翻回来，用手指头指着某个词，嘴里无声地念了一下。刘建设站在二十步开外，看见那本书的封面——是《毛泽东诗词》。她又低下头去洗衣服，洗一会儿停下来，在围裙上擦擦手，翻一页，念两句，又继续洗。
他站在那儿，犹豫着要不要走。脚下一动，踩到一截干树枝，喀嚓一声。赵春梅抬起头来，看见了二十步外的人。她先是愣了一下，然后认出了他——那个站在批斗会第一排、攥着麻绳的少年。她的目光在他脸上停了一拍，没有移开，也没有瞪着他，就是看着。风从两个人之间吹过去，把她盆里的肥皂泡吹起来几只，在夕阳光里圆鼓鼓地飘着，落在地上破了。他站在二十步外，脚踩在干树枝上，树枝还在他脚下微微颤着。
"你——"他终于开口了，声音像石头在沙地上拖着走，"你缺啥不？"
赵春梅看着他，看了好几秒钟。她的手上还沾着肥皂沫，水滴沿着手指往下淌。"不缺。"她说。
"哦。"他点了点头，又站在原地，没有走。
赵春梅低下头继续搓衣服。她的手在肥皂水里浸着，动作比刚才慢了一些。她搓完了那件衣裳，拧干了，抖了抖，搭在绳子上。水珠滴下来，在泥地上砸出一排小小的圆坑。"你是刘建设？"她问，没有抬头。
"嗯。"
"你爷爷是刘长河。"
"嗯。"
赵春梅的手在水面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搓。"我知道他。"她说，"我听说过他。"她把第二件衣裳拧干，抖了抖，搭上绳子，然后直起腰来，第一次正面看着他。"你爷爷还在种地吗？"
"种。"刘建设说，"他天天种。"
赵春梅点了点头。她弯腰把搪瓷盆端起来，把脏水泼在院子角落的树根底下，水在泥土上漫开，渗下去，留下一片深色的湿痕。她端着空盆转身进了屋，门没有关，从门缝里透出一线昏黄的光，在门槛上画了一小方亮的。刘建设站在那儿，没有走。过了不到半分钟，赵春梅又从屋里出来了，手里端着一碗水，水面上飘着一小片烧焦的柴火灰。她走到门槛边，弯腰把碗放在门槛旁边的地上。
"喝口水再走。"她说。
刘建设走过去，蹲下来端起碗喝了一口。水是凉的，带着井水特有的清冽，还有一丝烟火气。他喝完，把碗放回门槛上，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水珠。
"明天你还路过不？"赵春梅问。她的声音很轻，轻得像风把话从她那边吹过来。
刘建设站在暮色里："路过。"
"那明天再喝。"她说完转身进了屋，门关上了，门缝里那线昏黄的光被截断了。
刘建设在门槛边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他走得很慢，脚下的土路已经看不清了，凭着感觉一步一步往前走。月亮升起来了，照着他的后背，把他的影子投在前面的路上。
从那天开始，他每隔一两天就去村西头。有时候带一块玉米饼子，用干布包着放在门槛边上。有时候带一把葱，洗干净了用草绳扎着靠在门框上。有时候什么都不带，就是路过一下。赵春梅开始跟他说话了——今天干了什么活、明天去哪里上工、生产队分了多少粮食。她的口音里有哈尔滨的味道，尾音平直的。她说话的时候手势不大，但每一个词都落得又轻又清楚。
有一天她坐在门槛上写字，刘建设在旁边的柴堆上坐着。她写了一会儿，把本子合上放在膝盖上。"你在学校还当红卫兵？"她问。
"挂着名。不喊口号了。"
"为什么不喊了？"
刘建设拔了一根地上的草绕在手指上，绕了几圈，草茎断了。"以前想不明白，"他说，"现在觉得不对。"
赵春梅没有追问"哪里不对"。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指——指腹上有一道被纸划破的口子，已经结痂了，细细的一条。"我爸在劳改农场给我写信，"她说，"信里从来不说他错没错。他说——'梅梅，你好好劳动，以后慢慢会明白的。'"
"那你明白了吗？"
赵春梅没有回答。她抬头看着远处呼兰河堤坝上那排杨树，树叶子开始变黄了，在风里翻过来翻过去。"我想我爸了。"她说。声音很平，没有颤。
刘建设没有接话。他转过头跟她一起看着那排杨树，树枝上挂着一只断线的风筝，卡在梢头，飞不动也掉不下来。"我也想过我爷爷，"他说，"他去年春天也被批了。站在条凳上，很多人围着。"
赵春梅转过头来看着他。他低着头，手指还捏着那截断了的草茎。"你爷爷种了一辈子地，"她说，"不会害人。"
刘建设的心口被轻轻撞了一下，像一颗小石头落进了水面，水波从落点往外一圈一圈地散开，很轻但一直在动。他没有抬头，但他把手里那截断了的草茎捏紧了又松开。"明天我带一块橡皮来。"他说。
"好。"
八
十一月，天冷了。呼兰河结了一层薄冰，近岸的地方水停了，冰面从岸边慢慢往河心推进，每天多伸出一截。赵春梅住的那间仓房开始漏风了。屋顶的油毡纸被秋风吹起来一角，露出底下的木檩条。刘建设发现了，回去跟王桂兰说了。
王桂兰正在剁酸菜，刀声停了一下："那姑娘还住那儿？"
"没地方搬。"
王桂兰没有再说什么。她把刀放下，在围裙上擦擦手，转身从柜子顶上翻出一卷油毡纸，又从针线笸箩里找出一截麻绳，递给他："拿去吧。顺道问问她缺不缺被褥，咱家还有一床旧的。"她转身之前停了一下，又补了一句："炉子热不热？她冬天取暖咋办？"
"有个铁炉子，不晓得够不够用。"
王桂兰想了想，从墙角的柴火堆里抽出几根粗的松木，一拃来长，捆成一小捆递过去："这个耐烧。晚上烧上，天亮还有火星。"
刘建设接过油毡纸、麻绳和柴火，站在灶房门口愣了一会儿。他推门出去了。他在往村西走的路上把那几根松木在胳膊下面重新夹了夹，让它们不硌手，走着走着风从河堤那边灌过来，但他的手是暖的。
他到知青点的时候，赵春梅正在院子里劈柴。她劈柴的姿势笨拙，斧头举得高落下来却歪了，木柴只裂了一道缝。她把斧头拔出来，重新对准。刘建设把油毡纸和麻绳放在墙根下，把柴火靠在墙脚码好，然后走过去伸手去接她手里的斧头："我来。"
赵春梅愣了一下，把斧头递给他。他劈柴的动作利索，斧落柴开，切口齐整，碎木屑溅起来落在他的鞋面上。他劈了一小堆，把碎柴拢到墙根，码成一个小垛，跟那捆松木并排放着，然后爬上屋顶，把油毡纸铺在漏雨的地方，压上几块砖，用麻绳绑紧了边角。跳下来的时候拍了拍手上的灰，说："好了。不漏了。"
赵春梅站在院子里，看他做完这一切。她的围巾被风吹得飘起来，她没有去按，就让它飘着。她从屋里端了一碗热水出来递给他。他接过来喝了一口，在柴堆上坐下，赵春梅也在对面的木墩上坐下，两个人隔着劈好的那堆木柴，像隔着一道不太高的矮墙。风从河堤那边刮过来，把院子里的落叶吹得沙沙响。
"你以后有啥打算？"刘建设端着碗问。
赵春梅想了想："不知道。先干活，先吃饱。等我爸回来再说。"
"他能回来不？"
"不知道。"她低下头，声音很平。她的手指在膝盖上交叠着，一下一下地摩挲着另一只手的指节。"你读完了初中呢？"她抬起头来问他。
"我爹让我念高中。可是学校——"
"嗯。"
两个人都没有再往下说。风把柴火垛上的碎屑吹起来几粒，落到地上。
他站起来，把喝完水的碗放在柴堆上，走到院门口，弯腰把门槛边那块松动的砖头往墙根推了推，又用脚踩实了，免得她夜里绊着。赵春梅站在院子里看着他的背影。他出门的时候没有回头。
她低下头，看见门槛上多了一小卷东西——油毡纸、麻绳、几根火柴，还有一个叠得整整齐齐的蓝布包，打开一看，是一小块腊肉，巴掌大，用干荷叶裹着。她蹲下去，把那些东西拢在一起。她在门槛上坐了一会儿，膝盖上摊着那个蓝布包，月光照在荷叶上，油亮亮的。
九
十二月的一天，王志刚把刘建设叫到操场的冬青丛后面。冬青彻底枯了，叶子掉光，只剩光秃秃的枝条。
"有人跟我说，你老往村西头跑。"王志刚的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像在冰面上凿洞，"那个女知青——她家背景不好。"
刘建设靠着土墙："我知道。"
"你跟她走太近了。"
"我知道。"
"那你还——"
刘建设站直了，把后背上的灰拍了拍。他的手伸进口袋，摸到了那半块橡皮，边角有一个小牙印。"刚子，我退出去吧。副组长，我不当了。"
王志刚看着他。他看了很久。"建设，"他说，"你自己想清楚。"
"我想清楚了。"
王志刚没有再说什么。他拍了拍刘建设的肩膀，转身走了。他的脚步声在冻硬的土路上渐渐远了。刘建设靠在冬青丛后面的墙上，一直靠到后背凉透了才慢慢直起身来。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这只手今天没有举起来。他在心里想，明天那半块橡皮该还给赵春梅了。他把自己那块买了，找到了。
那天晚上他没有去村西头。他坐在自家炕沿上，红英已经睡了。王桂兰在灶房洗碗，碗碰碗的声音脆脆的，一下一下的。刘长河在堂屋坐着，没有点灯，只有灶房漏过来的一线光照在他的膝盖上。刘建设坐在炕沿上，看着爷爷放在膝盖上的那只手——它静静地搭在那儿，什么也没有握着。可它握了一辈子的锄头把，那些看不见的沟壑全刻在掌心里了，就算什么都不握，它们也在那儿。
他想起赵春梅说的"你爷爷种了一辈子地，不会害人"。他在心里把这句话跟爷爷说的"读书人要有良心"并排放在一起。
他在黑暗中躺下来，面朝着窗户。月光从窗纸透进来，窄窄的一线，落在他枕边。他想起哈尔滨师范学院操场上那只绣着梅花的黑布鞋，想起王老师站在讲台上弯腰捡粉笔头时弓下去的后背，想起赵春梅站在批斗台上被土块砸中肩膀时缩了一下又站直的那个瞬间。他闭了一下眼睛，又睁开。
窗外有风，把院子里的老榆树吹得沙沙响。他在那个声音里慢慢合上了眼。这一次，他没有做梦。
十
天亮的时候，刘建设醒了。他没有赖炕，像往常一样坐起来穿好衣服。穿上外套之后，他伸手摸了一下枕边的口袋，那半块橡皮还在。他把手伸进去，指腹擦过那一截短短的、圆润的棱角，像在确认什么。然后他推开门走了出去。
清晨的冷空气扑在脸上，带着霜和干草混合的气味。院子里地面结了一层薄薄的霜，踩上去声音脆的。他没走村道，直接拐向了村西头。
他走到知青点门口。赵春梅正蹲在灶台边生火，晨光从门缝里挤进去，照在她的侧脸上。她穿着一件棉袄，领口竖着，手里攥着一根柴火往灶膛里送。她听见脚步声，没有抬头，只说了一句："我还以为你不来了。"
"我去办了点事。"
"什么事？"
"想清楚一件事。"
赵春梅这才抬起头来看着他。他站在门槛外面，晨光从他身后照过来，把他的脸照亮了一半。他脸上还带着一夜未消的晨倦。赵春梅看了一会儿，站起来，走到门口。她的手上沾着柴火的灰，在棉袄上拍了拍，拍了拍也拍不干净。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块东西——半块橡皮，旧的，边角有一个小牙印。她把它放在刘建设手心里。
"你上次说要给我带一块橡皮。我没等着。先给你半块。等你把我那块带来了，把这块还我。"
刘建设低头看着手心里的半块橡皮，然后从另一只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一块新的橡皮，白色的，方方正正的，还没有被用过。他把它放在赵春梅的手心里。"这是还你的。"他说。
赵春梅低头看了看手心里的新橡皮。白色的，边角干净，没有牙印。她攥紧了，把拳头贴在自己胸口停了一下。
风从河堤那边刮过来了，把院子里的枯叶卷起来又放下。两个少年站在冬日的晨光里，一个站在门槛里一个站在门槛外，中间隔着半步的距离。他把那半块旧的橡皮收进口袋里，跟那卷火柴放在一起。
赵春梅从灶台上端出一碗粥放在门槛边上，粥还冒着白汽。然后她退回灶房门口，从门框后面露出半边身子，手里还攥着那块新的橡皮。刘建设蹲下来，慢慢喝完那碗粥。粥里面有小米和几粒红豆，甜丝丝的。他喝完把碗洗了，扣在窗台上，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水珠。
"明天我还来。"他说。
"嗯。"
他走出院门的时候没有回头。风在身后吹着，把门框上结的一层薄霜吹落了几粒。他在村道拐弯的地方停了一下，阳光从东边照过来，照在呼兰河的冰面上，冰面反射着刺眼的白光。他站在那儿，觉得今天的风跟昨天的风不一样了。风还是那个方向吹过来的，但吹在脸上不是刀子一样的冷了，是一种被太阳晒了一小会儿之后的凉，凉得干净。
他继续往前走，走着走着，步子稳了下来。他知道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此刻——冬天的风迎面吹着，他能站得住。他往家的方向走去，红英该起床了，王桂兰在灶台上该贴饼子了。他在心里想着那些平常的事情，一个人往前走。
村口的老榆树底下，那张褪色的大字报还在。刘建设走过树底下的时候抬头看了一眼，那几个字——"走资派刘长河"——还在，但已经看不清了。纸面在风里抖着，发出轻微的哗啦声。他没有停步，继续走了。他在心里数着——等春天来了，老榆树长新叶子的时候，这张纸应该就会掉了。他等着那天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