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用户
蛟龙离不开大海，雄鹰离不开天空，黄土高原上的农民，离不开脚下这片黄土地。我们生于斯、长于斯，日后也将长眠于斯，这是每个人都逃脱不了的宿命。
土地不仅给予我们营养，还给我们灌注血液，土地可以滋养万物，养活了一代又一代生灵。
人死之后，也应该归根于这片土地，用自己的躯体去滋养万物、回馈自然，让这一副臭皮囊发挥最后一点价值。大地无言，却一直在默默地兼收并蓄、无私奉献着，让我们向大地致以最诚挚的敬意和崇拜。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家乡的山脚下有一条清澈而又绵长的小河——甜河。它像一条沉睡的巨龙，有着九曲十八弯的迷人姿态。甜河在春天解冻以后，就开始缓缓地流淌，流过美丽的杨柳岸，流过胖胖的小脚丫，流过五彩缤纷的四季，流过天真无邪的童年。
夏天突发暴雨时，河床就会升高，四周的沙地会被洪水淹没，一些庄稼也会被洪水吞噬。洪水过后，整片河滩都是泥沙的王国，还有从上流冲击下来的零碎东西，有五彩斑斓的小石头，有搁浅在河滩上活蹦乱跳的小鱼，还有竹筛、簸箕、背篓、树根等杂七杂八的物品。
雨季来临的时候，甜河就成了孩子们不可逾越的障碍，很多小学生的家在甜河东岸，学校在甜河西岸。放学后，年龄大一点的孩子会脱掉鞋袜，挽起裤腿，自己过河回家去。小一点的孩子，尤其是小女孩，只能安安分分地站在河边等着，看看是否有自己的父母或者好心人来背她们过河。
离学校较近的一些家长，在接送自己家孩子的同时，也会把那些不敢过河的小孩子一一背过去。那时，农村的孩子不会说太多感谢的话语，他们会把这份恩情默默牢记在心里，再过几年甚至几十年，他们都不会忘记那些曾经背着他们过河的好人。
冬天，河面会结一层厚冰，这条小河就成了孩子们的天然滑冰场，遇到干旱年份，这条小河就会断流。
河滩两侧被此起彼伏的大山环抱着，河滩左侧形成了一个个细长的小山谷，就像一条条张开的口袋，又像是半个切开的陀螺。河滩右侧是连绵不绝的黄土高坡，山峦整体要比左侧高。农民在山坡上开垦出一片片梯田，种上了大片的小麦和五谷杂粮，微风吹过，一片片麦浪就像波涛汹涌的大海一样。秋天的田野就像五彩缤纷的地毯，让人如痴如醉、心旷神怡。
山脚下的河滩四周是低平的沙地，人们就是在这片河滩上繁衍生息、开枝散叶、辛勤劳作、自给自足，过着恬淡而平静的生活。
随着家族人口日益兴旺，河滩上的土地已经难以养活所有的族人，为了开辟更多的土地，为了寻求更好的生存环境，有些人开始移居到大山环抱的山谷里面，我的高祖就是其中之一。
他带着族人来到河滩左侧一个名叫上岔的小山谷里定居，当时，上岔只有三四户人家，都是从河滩新迁徙过去的。
后来，随着人口继续增长，原来的土地已经不能满足正常的生产生活需要，曾祖父带着家人又开始迁移。曾祖父带着家人翻过原来居住的上岔，来到了它的邻谷下岔。
从此，我们家族一分为二，曾祖父三兄弟也在高祖父的安排下分成了三房，老大和老三还在上岔，我曾祖父是老二，也是三兄弟里面最老实本分的一个。
曾祖父刚搬过来的时候一贫如洗，连家徒四壁都算不上。高祖父家里本来就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之前的那个老院子是一个土城堡，举目四望只能看见头顶的一片天。院墙是纯粹的黄土夯实起来的，墙体雄伟壮观，墙面厚实坚韧，院墙顶部可以并排走两个人，足有一米多宽。
高祖父小时候的家境还是比较富裕的，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天祖，是远近闻名而又乐善好施的木匠。开了城纪县城最大的家具厂和木器厂，生意做得顺风顺水。后来遇到兵变，家具厂和木器厂被烧成灰烬，天祖一辈子的心血毁于一旦，没过多长时间，天祖也郁郁而终。
从此以后，家道中落，直至后来一贫如洗，高祖父还只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整天只能靠给人家做短工维持生活。
曾祖父三兄弟分家的时候，曾祖父分到了一块纯天然石磨，石磨是曾祖父从上岔背过来的，至少有三百斤重。不管是小麦还是五谷杂粮，都用这个石磨来舂，粮食丰收后，家里人会第一时间拿一点新粮食放到石磨上舂出来尝尝鲜。磨孔很小，一个人从早到晚也舂不出来多少细面，推一段时间就得休息一会。有毛驴的人家会把驴的眼睛用黑布蒙上让毛驴来推磨，这既加快了磨面的速度，也节省了体力。
曾祖父刚搬过来没有房子，也没有盖房子的材料，他就带领家人在厚厚的墙艮上凿了三孔窑洞作为新家定居下来，开始了新生活。
窑洞外面没有大门，就用一块薄木板挡着，晚上用木棍从里面顶住，门闩也没有。这在当时还是很危险，每当月黑风高的时候，都能听见山梁上成群的狼嚎。当时野狼很多，它们成群结队、浩浩荡荡，听老人说，最多的时候可以看到十几只野狼在山顶集结或狂奔。
野狼只有饿极了才会冒险跑出来觅食，它们经常偷吃羊圈的牛羊，有时甚至在白天，狼群实在无法忍受饥饿，也会堂而皇之地攻击在山上吃草的羊群。虽然有牧羊犬看护，但还是顾头难顾尾，大家对狼既怕又恨。不过，不到万不得已，狼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除非它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
晚上没有点灯油，也没有蜡烛，下地干活累了一天，已经精疲力尽，很多人吃完饭老早就睡了。家境稍微好一点的人家会用煤油或者胡麻油点灯，甚至一些人家会用猪油点灯，这是很普遍的一种燃料，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晚上只能借助月光来照明。
月亮高高升起的时候，大家会坐在院子里边乘凉边吃饭，时不时会跑到邻居家串门子，我小时候总是感觉邻居家的饭好吃，经常端着碗去跟别人换饭吃。
一年当中，杏花盛开的季节是村子里最美的时节，届时花香扑鼻、鸟语喃喃、蜂蝶飞舞、好不逍遥。一个个山谷顿时变成了片片花海，好一派“红杏枝头春意闹”的繁华景象。
很多人都平平淡淡地生活着，平凡而又伟大，在这片厚土之上播撒着属于自己的种子，希望他们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生命就是这样循环往复、生生不息。
童年的记忆已经隐约消失在了夏天的蝉声里，很多人都说三岁记老死，我三四岁的记忆却很模糊。
农村的月亮又大又圆，太阳还没有完全落下去，月亮就已经升到天边，常会看到日月同辉的景象，夜空总是挂满耀眼的繁星。偶尔会有一股流星划过寂静的夜空，打破这纯粹的天籁。
那几天，母亲回了娘家，有一天晚上，母亲突然感觉身体不舒服，就让外祖母陪着连夜赶回婆家。
外祖母家不是很远，不到五里地，但让一个即将临盆的孕妇走这么长一段山路还是很费劲，紧走慢赶，她们走到家门口已经凌晨三点多了。
这边，祖父他们都已睡熟了。祖父母一共有七个儿女，大姑社花是老二，二姑秋花是老三，二叔根平是老四，三姑荞花是老五，三叔国平是老六，小姑葡萄是老七。父亲是长子，也是家里唯一的读书人。
父亲十二岁才开始上学，在这之前，他一直给家里帮忙干活，祖父不愿意让他去上学，如果放他去上学，家里很多活都没人干，何况家里也没有供他上学的物质条件。随着年龄增长，父亲急切地想读书认字，看着同龄人一个个都去学堂，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一边在山上放牛，一边痛苦地思索着，后来，他找了村里一位德高望重又乐于助人的长辈，让他帮忙去和祖父说情，祖父这才勉强同意让他去上学。
父亲是在甘沟上的中学，上中学要住校，父亲一个礼拜回一次家，一方面回家拿点口粮，主要还是回来帮家里干农活。在那种半农半学的状态下，能坚持读完高中很不容易，最痛苦的是上学的大多数时间都处于半饥饿状态，家里没有存粮，只能挨饿。
父亲一星期的口粮是七块高粱面饼子、一斤玉米面、几个土豆和一坛子浆水。饼子只有手掌那么大，薄薄的一层。每次去学校，祖母都往书包里装七个干饼子，书包是祖母用浆洗的十分干净的蓝色硬布长衫缝制的，上面打了几朵梨花形状的补丁。
学校离家近二十里河川路，在去学校的路上，两三个饼子就下肚了，在去学校之前，父亲经常都不在家吃饭。
父亲的同桌是个瘸腿女生，她家的经济条件相对来说要比其他人好很多，父母都是干部，她来学校带的是小麦白面和白面馒头。她的学习不怎么样，老师布置的作业通常都完不成，需要借鉴一下父亲的作业，交换条件就是她偷偷塞一块饼子或半个馒头到父亲的桌框里面。
父亲的高考成绩离大学最低分数线差了三分，上不了大学，很遗憾地告别了学生时代，只能做一个踏踏实实的农民。这个结果也是意料之中的事，父母在学校读书的时间远远没有在家干活的时间多，对他来说，学习只能算是副业，而务农干活才是主业。
高中毕业后，父亲想去参军，每一个好男儿都有一个军人梦，都怀着满腔热血，立志精忠报国。祖父却坚决反对，最后，父亲偷偷地走了，结果还是被祖父发现，父亲走到梁上的时候，被祖父追上骂回家去了。
祖父认为，一个正儿八经的农民，到了适婚年龄，就应该找一个合适的姑娘结婚成家，安安稳稳过日子。毕竟在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很多农村人的思想都很古板迂腐，他们认为，传宗接代才是头等大事，古话说得好“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在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下，普通的农村家庭都要拼命地生男孩，生的越多越好，男孩多了既能多干活，又不会受别人的欺负。或许这就是他的命运，一辈子只能做一个安稳本分的农民。
如果父亲当时真的去参军或者考上大学，走出了农村的十万大山，可能命运就截然不同了，这大概是父亲一辈子的遗憾。
那时候，二叔三叔他们还没分家，大姑二姑都已经出嫁，只有三姑和小姑年龄较小，还未出阁。
大姑和二姑比父亲早几年结婚，大姑家的大表哥大我八岁，二姑家的大表姐大我九岁。农村普遍就是这种情况，女儿老早就嫁出去了，上门提亲的媒人能把门槛踩烂。而儿子娶媳妇却比登天还难，尤其是家境贫寒、老实本分的人家。当时，祖父一家人算下来也有十几口子，是货真价实的大家庭，而且还是四世同堂的大家庭。
这个时候，母亲不忍心敲门去吵醒一大家子人，就挺着大肚子轻手轻脚走到麦场的草垛旁边去休息，打算天亮了再到家里去。结果一会儿我就降生了，天还是漆黑一片，没有一点破晓的征兆，天空只有几颗稀稀落落的星星一闪一闪地眨着眼。
我的出生似乎有点任性、有点滑稽，在这种艰苦岁月里，一个小孩的出生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每家都有那么三四个孩子，多的五六个，那个年代的孩子并不是稀罕物。
那时候，农村的女人都在自己家里生孩子，不知道去医院，也没有条件去医院，最多找一个村里有经验的接生婆。
有些女人，在厨房烧火做饭的功夫孩子就出生了；有些女人，在地里割麦或者锄草的时候孩子就出生了；甚至有些女人，纳一双鞋垫的功夫就把孩子生下了。她们的首要任务是农活和家务，一直到孩子出生的前几天，她们还在地里干活，坐月子的时间也不过三五天。
深秋的凌晨凉嗖嗖的，草垛外面已经落了一层薄霜，晚上睡觉的时候要盖厚被子，很多人家开始烧火炕了。
祖父是村里的会计兼任队长，算盘打得又快又精。那时的会计，不需要懂多少金融学和统计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只要认识几个字，会打算盘、会算账就可以。祖父没有上过学，但他认识不少字，都是自己平时一个一个积累下的。和他一起的同龄人基本上都没有上过学，一个村里也就一两个识文断字的人。
祖父家里十几口人，吃饭的人多，种的地自然也多，母亲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之一。
在我一岁的时候，小姑还没出嫁，母亲下地干活的时候，就把我交给小姑照看。到我两岁的时候，父亲分家了，二叔三叔他们也都成了家。老院子里面的几间老土坯房挤不下这么多人，祖父只能给三个儿子分家，准确地说，是把父亲和二叔分出去，祖父祖母他们留在了三叔跟前，跟着三叔过日子。
我们家分了两袋子玉米面粉，几根白杨木椽条，一棵还在野外生长的大柳树，还有十几亩薄田。
庄子下面的小沟里面长着四棵大柳树，那是祖父年轻时栽种的，已经长了十多年，做椽子绰绰有余，当檩子还有点单薄。我们和二叔家各分了一棵，剩下的两棵分给了三叔。
祖父说等他百年以后，那棵柳树给他做棺木用。那时候，很多老人的棺材都是叫附近的木匠来家里现做，大多数材料都是柳木或者白杨木，村里最多的树就是柳树和白杨。一个十几口的大家庭就这样简简单单的分了，那棵大柳树祖父最终还是没用上，祖父的棺木是上好的松木打造的。那几棵大柳树，现在还在那个小沟里迎风招展。
农村就是这样，兄弟多了，各自成家以后都要分家。老人一般都会留在最小的儿子跟前，我的祖父母也一样，在我三叔跟前，他们还是住在老院子，虽然显得宽敞了许多，可依旧还是那么贫穷。
过了几年，三叔他们也搬了新家，搬到了我们庄子旁边，以前那个老院子在村子北面最低处的悬崖边上，光线阴暗，道路也很窄小。新庄挪在了我们村南头最高处，一下子亮堂了许多，可以登高远眺，一览全村。我们的庄院坐落在全村最高处，刚开始只有我们一家人，过了两年，又来了两户人家，做了我们的邻居。又过了两年，三叔成了我们的邻居，三叔家是我们这里的第四家人。
父亲分家三年以后，曾祖母去世了，曾祖母八十五岁的高龄，绝对能算老寿星。她是在曾祖父去世二十年以后才离开人世的，曾祖母离世的时候，我这个曾孙子已经五岁，我给她披麻戴孝、摔盆挂幡。
那一年，我们家特别不顺，先是我感冒了高烧不退，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医院，没有医生，也没有高效感冒药。村里只有一个年龄很大的跛脚医生，只有一些最普通、最寻常的中药成分很大的感冒药。我们基本上不会去他那里买药或者看病，因为家里穷，没钱看病、也没钱买药，感冒了我们基本上都是硬扛着，靠自身的免疫力痊愈。到实在高烧不退或者咳嗽严重而扛不住的时候，母亲才会去跛脚医生那里取一点药，大多数时候都是赊点药。
后半年，因为一点土地纠纷，母亲和我们族里的一个堂叔吵架，甚至还大打出手，女人和男人打架本来就处于弱势，母亲自然不敌，吃了大亏。
这次打架事件过去不久，一个下雨的黑夜，我们家麦场里的大草垛无缘无故起火了，火势冲天，高过院墙时，家里人才发现。幸亏邻居们及时帮忙，加上是下雨天，火势蔓延得不是很快，最后终于把火扑灭，但还是损失惨重，大半个草垛都被烧成灰烬。
祖父是姊妹五人里面的长子，曾祖母的一切后事都由他主持操办，所有的花销，他们兄弟三人一起平摊。祖父兄弟三人分家的时候，曾祖母分给了三祖父，她跟着三祖父三祖母一起生活，去世的时候也在三祖父家。
曾祖母去世之前，她一直都不知道她的大女儿早在四年前已经病逝。可怜的曾祖母至死都还惦记着她的女儿，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天下最痛苦的事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姑祖母病逝的时候年仅五十七岁，那个时候，我刚满一岁。
岁月无情地流逝在历史的洪流之中，只有在梦里，才能追忆当年的黄金岁月。
农历九月，已是深秋，天气开始变很冷，深绿色的田野渐渐变成淡黄色，最后变成浅白色。萎靡干枯的树叶一片片落下来，刮过几次大风后，树上的叶子就掉光了，人们也穿上了手织的厚毛衣准备秋收。
深秋的田野，漫山遍野都是翠绿色的玉米杆和墨绿色的洋芋蔓。刚开始，农村大部分土地都用来种植小麦，毕竟小麦是主食。后来，大家发现小麦的产量远远赶不上五谷杂粮，尤其是玉米和洋芋，所以，人们就开始大量种植玉米和洋芋。六七月份，洋芋开花的时候，田野上就出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洋芋花有紫色、白色、粉色和蓝色。
父辈很多人都经历过挨饿年代，他们小时候经常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衣服上面到处都是破洞，喜欢干净体面的人家会在衣服上面打几个补丁来遮丑。
大家穿的衣服，大多都是自己的兄弟姐妹穿过或是亲戚朋友送的，他们对挨饿有着刻骨铭心的体会。每个人都很珍惜眼前的生活，也很爱惜每一粒粮食，他们一直都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也创造着属于全人类的幸福。土地给予他们的踏实感和满足感独一无二，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
他们只有在这片土地上劳动着，闻着泥土和青草的芳香，才能感受到生活的意义，才能得到内心的平静和愉悦。
这是一群最最可爱的人们，他们很多人不识字，写不出优美的诗歌和文字，但他们谱写在大地上的华丽篇章，会成为永恒的史诗，是世界上的任何文字和诗歌都无法代替的。
大地是他们的衣食父母，而他们又是天下人的衣食父母。他们是生活在最底层的劳苦大众，但他们理应受到天下人最崇高的敬意。
以前，家里所有的粮食都集中在一起统一管理，这个管理者一般都是这个家的家庭主妇。在我们家，粮倌自然是祖母，她把家里仅存的一点粮食和面粉都锁到一口木箱子里面，这个木箱子是她当年的嫁妆。箱子放在上房的炕角上，每次都按人数多少定量取出一点面粉来做饭，说是做饭，其实，大多数时候都是熬点稀粥喝。只有清粥才能让每个人都多喝几碗，稍微填充一下饥肠辘辘的肚子。直到满满一大锅清粥都喝完，大家才打着饱嗝四散而去。然而过不了多久就又饿了，与其说是吃饱了，倒不如说是喝胀了更为恰当一点。最艰难的时候，清粥舀到碗里可以清楚地照见房梁。有些人整天都恍恍惚惚、无精打采，严重的时候会被饿晕。
那时，家里的饭倌最难当，每次饭做多吃不完，大家会说浪费粮食；做少了饭倌自己没饭吃，还要忍受其他人的唠叨甚至责备。做饭既要节约粮食，又要让每个人都能吃饱，在那种艰苦条件下，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一年大多数时间里，家里都只有一袋子白面粉的储备，放在木箱子里面也不会占据太大空间，箱子里面偶尔会放一点豆子和玉米之类的杂粮。
有时候，父亲他们几个实在饿得前胸贴后背、忍无可忍的时候，他们就会想办法偷点粮食吃。趁祖母午休或者外出忘拿钥匙的空当，他们把钥匙偷上，打开那口木箱子，每人偷偷地抓几把豆子或者玉米直接就生吃了。
有一次，母亲和二婶她们偷了一点豆子，放在锅里面炒熟吃了，祖母回来闻到了一股浓郁的豆香味，把她们好一顿骂，从此以后，祖母的钥匙看得更紧了。
我们分家两三年以后，把那条大黑狗也牵上来拴在了后院，在后院的墙艮下挖了一个窑给它当窝。后院的艮子上面是我们家的地，那一年，那块地里面种了玉米。收割玉米的时候，我们把掰下来的玉米棒直接从艮子上扔下来，正好扔在了狗窝前面的空地上，结果，狗吃了玉米棒就嘴吐白沫，没过多长时间就中毒死了，大概是玉米之前打了农药还有残余的毒素。
忠心耿耿的大黑狗，我们家已经养了十几年，就这样离我们而去，全家人都为它感到悲伤，从此以后，我们家再也没养过狗。
除了那条死了的狗，家里还养着一头毛驴，那头驴子是田里的主要劳动力，所有的土地都要靠它来耕种。一头驴子是一个普通打工人两三年的工钱，它算是家里最值钱的资产。
一天凌晨，大概四点刚过，和往常一样，祖父他们赶着那头驴子去种冬麦，天还是黑乎乎的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只有大门口的那个路灯有一点微弱的光亮。
门口出来是一条狭长的小巷子，巷子外面有一棵大柳树，柳树下面就是悬崖，我们的老庄子就坐落在深沟上面的悬崖边上。驴子的眼睛被路灯晃花了，让它误以为前面还有路，结果，它刚走出巷子，就一脚踏空掉下悬崖摔死了。可怜可悲可叹啊！
或许是它老了应该休息了，去了它该去的地方，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解脱！
农村的秋天，晚上睡觉要盖厚被子，不然很容易着凉。农村都是纯土坯夯建起来的房子，房屋本身空间很大，加上房子在大山里面，海拔高，气温低，昼夜温差大，所以房子里面很冷清。上房的后背墙一般都要五六米的高度，前檐也有三米多高。侧屋的后背墙就稍低一点，大概有四五米的样子。
盖房子的那些土坯，是祖父他们弟兄三人一脚一脚踩出来的，父亲十几岁的时候，祖父就和二祖父三祖父他们分家了。祖父留在老院子，二祖父在我们老院子的旁边重新打地基盖了一院房子，三祖父则搬到了我们村的正中央，距离我们老院子有一里多路。
土坯机一般放在圆盘石磨上面，泥土用水浇湿但不能太稀，然后，在土坯机底部洒一点炕灰或者炉灰，防止土坯粘到底下的石磨上。
这个纯土坯盖起来的大四合院算是祖父的新房。说这是个大四合院，是因为四合院里面有很多地方都空着，没有盖满房子。东面一间厨房，西面两间偏房，北面一间上房，东北角的院墙上面搭了一个拱形土窑，土窑右上角和院墙连着的地方，有一个小斜坡，从这里可以上到土窑顶上去。
院子比较大，房间就显得很稀少，主要还是条件艰苦，没有条件盖那么多间房。我们小时候经常爬到那个土窑顶上面去玩。
曾祖父以前也经常爬到那个土窑上面去晒东西，有一次，曾祖父不小心一脚蹬空，从上面摔下来，没过多久就去世了，享年六十七岁。
曾祖父继承了高祖父的优良传统，他也练过功夫，会耍行云流水的长拳，曾祖父去世前几天，还在院子里练了一套棍法。曾祖父也有音乐方面的才能，他是一个出色的唢呐手，他姐姐去世后，他去吹唢呐送了她最后一程。唢呐呜呜啦啦的声音如怨如慕、如泣如诉，让人倍感凄凉，尤其是那些送殡曲，更让人难以抵抗，一些老年人，听到唢呐吹的送殡曲会潸然泪下。他们一想到自己也来日无多，不管活着的时候怎样风光无限，临死的时候，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点伤感和留恋。
屋子里面盘的是土炕，也叫火炕，炕下面要用燃料烧火，秋天开始就得烧炕。火炉只有冬天才会烧，到冬天最冷的时候，有些人家会象征性地买一点煤炭来取暖御寒，不过那是有钱人的事情，和穷人家没什么关系，大多数人家还是烧木头。
秋天烧土炕的燃料也是个大问题，大家都在抢夺同样的资源。
夏天，那些妇女每天早上四点左右就上山去割草，一来可以给牲口吃，二来晒干了还可以烧火做饭。山上的青草很快就被人割完了，我经常跟母亲上山背草，有时会在草堆里碰到蛇，有时会碰到野鸡窝，有时还能碰到鹌鹑蛋。
到了秋天，大家又开始争先恐后地扫树叶、铲草皮，冬天很快就到了，没有过冬的物资，对每个家庭来说，都是很悲哀的事情。
起初，大家都在自家地里扫一些草根秸秆之类，后来，自家地里的扫完了，有些人就开始打别人家地里的树叶和草根的主意。有些人凌晨四点就起床，偷偷地跑到别人家的苜蓿地去扫苜蓿根和草皮。
苜蓿种子是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从西域带过来的，苜蓿在西域是专门喂马的上等草料，传说西域的汗血宝马专吃苜蓿。苜蓿地里的草皮最厚，苜蓿只要第一年种上就可以，以后每年都会自己长出来，而且长得非常茂盛。
偷扫别人家的苜蓿地有时会被人发现，不免会发生一场激烈而又粗俗的骂架，甚至会大打出手。
苜蓿花有紫色，也有白色，远远看去有点像薰衣草或者千屈草的颜色。到了夏天，苜蓿花会招来成群的蝴蝶和蜜蜂，我们经常跑到苜蓿地去捉蝴蝶。
每年秋天，我家的麦场里就堆满了一摞一摞的干草和树叶，那是母亲用自己瘦弱的肩膀一捆一捆背回来的，母亲那渐渐被压弯的肩膀，是我们全家人的希望，母亲那结满老茧的双手，是我们全家人的依靠。
那些青草的芳香至今还弥漫在我的鼻尖，经久不散，不知道散不去的是草香还是童年。
关于家乡，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一道山梁。母亲经常抱着我，来回奔走于那道梁两边的村庄，对她来说，一边是娘家，一边是婆家；对我来说，一半是回忆，一半是童年。
那道梁就在村庄最高处的土堡下面，正下方就是上岔，它被夹在外祖母村王岔和我们村下岔中间。那道梁很短，只有五六百步的长短，我小时候最怕走那条路，尤其是大中午或者日落西山以后，想到那个土堡，就让人不寒而栗，简直不敢抬头去看它。和村里其他小伙伴经常一起去土堡上面玩，看到过堡墙里面露出来的根根白骨，从此后，就对土堡产生了莫名的恐惧，也给我的心理留下了难以掩盖的阴影。
我们村是典型的半个陀螺形状，村里所有人家都坐落在西山上面，东山上面没有一户人家，全都是农田。东西山中间，横跨着一条深约十几二十米的天然沟壑。
村子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中间的这条深沟，沟底离地面平均有十几米高度，这大概是经过大暴雨长期冲刷而渐渐形成的。深沟下面长满了野草和可以食用的地软，雨后，很多人都会跑到沟里拾地软去，地软可以蒸包子，也可以包饺子、做汤。
孩子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玩耍，但也不能平白无故地整天从家里跑出去疯玩，玩也要找一个正当理由，这样才不会被大人阻止，更不会挨打。
小时候，我们半年挨的打要比现在的孩子十年挨的打都多，父母都坚信棍棒底下出孝子，这是老祖宗几千年留下来的传统，他们自然视若珍宝。另一方面，父母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更没有那么多耐心和学问去用更文明的方法教育孩子们。当然，现代这种非常文明的方法教育出来的孩子，品质上能不能胜过当年棍棒底下教育出来的孩子，还有待商榷，至少还需要时间的验证，这或许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这样，放牛就成了孩子们出去疯玩的最佳理由，为了节约草料，也为了锻炼孩子们的主观能动性，大多数大人都不会反对孩子去放牛。有些大人嫌放牛太麻烦不同意，有些孩子放牛只是跟着其他人图个新鲜，劲儿过了以后，就不想再去放牛了。
一旦给牛换了嫩草绿草，就不容易再改口，去沟里放几天牛，牛既能吃到新鲜的嫩草，又能自由自在地散步，再让它们回到家，拴在牛圈里吃没什么营养和水分的干草，牛自然不愿意。如果频繁切换，很容易把牛的牙齿弄坏，大人正是知道这一点，才不会轻易同意孩子去放牛。
孩子们把牛赶到沟里就四散而去，一直到日薄西山、牛饱人尽兴的时候，才悠闲地赶牛回家。在牛自己吃草的这段时间，孩子们就去捉鸽子、捕田鸡、抓松鼠、烤土豆。
后来，沟里种满了槐树，到夏天，一沟葱茏的带着尖刺的槐树就像原始森林一样，几年时间，槐树就高过了十几米的深沟。沟里面渐渐有了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最多的是七彩山鸡和兔子，七彩山鸡在农村俗称雉鸡或者野鸡，因色彩斑斓的羽毛而得名。
野鸡漂亮的羽毛随处可见，一些大户人家，地桌的瓶子里面会插几支五彩缤纷的野鸡羽毛来装饰。也有人用野鸡羽毛做鸡毛掸子，还有农村唱社戏的时候，很多骁勇善战的将军头上也会插几支翎子，也是雉翎做的。
那几年，野鸡泛滥成灾，沟里面、田野上、山梁上到处都有。每当人们从它们潜伏的草丛边走过的时候，它们受到惊吓会扇着翅膀扑扑扑飞起来，会把过路的行人吓一大跳。这样一来，庄稼可就遭殃了，它们在庄稼地里面肆无忌惮地刨土、啃禾苗、吃粮食，村民实在没办法才去捕猎它们。有用大网子网的，也有用麻药麻醉的，还有用气枪打的。
母亲和三婶，她们经常一大早就去山梁上捡野鸡，每次都会有所收获。
有一次，母亲捡回来一只又大又漂亮的七彩野公鸡，野鸡的双脚用绳子绑着，把它放在厨房的灶头下面。结果，它休息了一会儿就扇着翅膀开始乱飞，在厨房横冲直撞，我们费了好大劲才把它抓住，拴到门闩上。
过了两天，野鸡被我玩腻了，就把它下了锅，我本以为漂亮的野鸡肉会很好吃，最起码要比自家养的土鸡肉要好吃很多，结果煮了两小时，用筷子夹了一下才发现，野鸡肉还是硬邦邦的，筷子根本刺不进去。又煮了很长时间，还是煮不烂，最后实在没办法，就捞出来凑合吃了，野鸡肉还是嚼不动，像木棍一样。
这件事完全超越了我的认知范围，看来很多事并不是表面上看到的那么简单，很多事并不是眼见为实，眼睛有时候也会骗人。野鸡肉还是不如家鸡肉香啊。
这条深沟不仅是孩子的乐园，也是全村人的生命之源，村里所有人都在这条沟里面挑水吃，天然的山泉水甘甜而又清澈。清泉周围长满了青翠欲滴的野荷花，大家都叫它灯花，或许这不是它真正的名字，但它应该叫什么我实在弄不清楚。灯花的叶片较小，花根底部有很多小红豆，听说是一味草药的配方，很值钱。灯花和荷花很像，只不过比荷花花骨朵小很多，灯花叶子也比荷花叶小。夏天，很多妇女和孩子都会跑到沟里挖灯花卖钱。
每当大家来沟里挑水的时候，会在舀满水的桶里面放一两片大大的灯花叶，这样，水就不会轻易洒出来。我们家还算好一点，走一里地就能挑到水，有些人要走二三里路才能挑到一担水。水瓢大多是木质的，也有用半个葫芦做的，水桶是木匠用一块一块的木板箍起来的。
后来，慢慢有了铁水桶，但是，大家挑水还是喜欢用木桶，因为木桶轻便，铁桶用得时间长了容易生锈，质量也不行，摔几下就扁了或者破了。
小时候，最吃力的活就是和姐姐去沟里挑水，我们会用扁担或者长木棍，一人挑一头，把水桶挂在中间。我的个头矮，下山的时候，我走在后边，上山的时候，我走在前面，这样，水桶就不会滑到我的肩膀跟前增加我这边的重量。与其说是挑水，还不如说抬水更恰当一点，肩膀上垫了破布垫子，但每次抬完水以后，肩膀还是会红肿一大块，也不知道抬过多少桶水，走过多少次颠簸的山路。
我上小学的时候，父亲打了一口十几丈深的地下井，我们才不去沟里挑水了。这口井是利用杠杆原理，用手工制作的辘轳来转动汲水，这样节省了不少力气，井里面的水量充足，地下水源源不断，我们和三叔两家人用都绰绰有余。
冬天，沟里的泉水会结冰，村民需要挑水的时候，会把冰泉砸出一个大口子来舀水。山泉周围是白花花的冰溜子，孩子们会成群结队跑到沟里去溜冰。跑到最高处，屁股底下放一块塑料布或者半个烂塑料盆子，坐上直接冲下去，可以这样玩一整天。有些孩子甚至会从家里拿一个铁锹或者木掀去当坐垫溜冰，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们的小屁股居然没有被铁锹削成两瓣，也算是奇迹。现在回想起来，都感觉头皮发麻、后背冷汗直冒，当年大家居然玩得不亦乐乎。
小时候，孩子们喜欢到处去玩，尤其喜欢跑到山顶的土堡上面去玩。站在堡墙上面迎风远眺，灰色的山头和蓝色的天空连成一片，看着连绵起伏而又一望无际的山峦，心中充满了幻想和憧憬。曾经无数次想象过最远的山后面是什么，有朝一日，能不能走到山的那边去看看，阵阵狂风擦脸而过，让人不寒而栗，或许，这就是所谓的高处不胜寒吧！
看着堡墙里面露出零零散散的白骨，让人毛骨悚然。难以想象，以前，在这个现在已经种上了小麦的土堡上面是怎样的一种惊心动魄而又壮怀激烈的场面，而这个城堡下面不知埋了多少尸骨和英魂。
这个土堡是集全村人的力量，花了整整三年时间才夯建成的，主要是为了防御盗匪，作为村民最后的避难所。只要有人发现土匪进村，会最先敲响村口的警钟，让村民带着粮食和水，跑到土堡里面避难。它建在山梁最高处，易守难攻，可以俯瞰到周围好几个村子的动静。
土堡高十丈，长宽各五十丈，成正方形，土堡底部墙面厚两丈，最上面的墙体宽一丈。墙面内部呈梯形打造，外部垂直上升，这样可以增加它的稳定性和牢固性。土堡虽然是黄土堆砌而成，却牢不可破，已经一百多年过去，它依然屹立不倒。
土堡是村民用石杵一寸一寸夯实起来的，泥土里面掺杂了干草碎末以增加土的黏合性。建成之后，经历了无数的风吹雨打，墙面底部也夹杂了沙子和碎石，来加强墙体的坚实度。
土堡进出有两个洞门，一大一小，大洞门有三丈多深，从里到外，是由上而下的一个斜坡。平时都用大石头或大土坯堵着，只有在大量人口和物品进出的时候才会打开，平时进出都走小洞门。
村子如果遇到土匪来抢劫，全村人都会在村长的率领下带着足够的食物来到土堡避难，把洞门封好，准备和土匪周旋到底，甚至有可能大战一场，直到土匪退走，他们才重新回到村子里正常生产生活。
人生除死无大事，对每个人来说，生和死都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件事。
在我们老家，不管是生命的诞生还是结束，村里所有人都要参与，只不过大家所怀着的心情不一样。生命诞生的时候，大家怀着兴奋和喜悦的心情去上门道喜，顺便吃吃喝喝；如果一个生命消逝了，大家则怀着悲伤和惋惜的心情去上门哀悼，顺便去帮忙。
每个家庭出生的第一个孩子，都要过满月或者百岁(睡)，到时摆几桌酒席，请亲戚朋友和村里人来庆祝一番，希望孩子以后可以幸福安康、长命百岁。
我二祖父家的长孙女过满月的时候，我刚刚两岁，母亲带我去参加了这个堂妹的满月宴，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酒席。
这天她家里人都很高兴，笑容满面，热情洋溢，尽心尽力地招待客人。一个新生命的降临，给这个家庭注入了新的活力。
母亲带我坐在偏房的炕沿上，炕上坐着的都是妇女和孩子，炕桌上已经摆放了四五个小碟子，还有一瓶甜酒。
碟子是老式复古搪瓷小碟，里面印有粉色牡丹或茉莉花图案。一碟胡萝卜条，一碟苹果片，一碟黄瓜丝，还有一碟炸虾片，这是几个下酒菜。主食是大碗臊子面，臊子是用土豆、胡萝卜、豆腐和肉丝切碎做成的。
我刚吃了一点东西，就指着那瓶甜酒要喝。刚开始母亲不同意，我就一直哭闹，最后实在闹腾得没办法，一个堂叔给我倒了一小杯甜酒，喝完我就醉了。
喝醉以后，我在上房的台子上过来过去跑个不停，还一边跑一边笑，实在跑不动才停下来，坐到角落的一个小凳子上很快就睡着了。
等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睡在自己家的土炕上。
有生命诞生，就有生命流逝，这是亘古不变的天道循环。
祖母去世之前就已卧床多年，饮食起居多不能自理。
事情的起因源于一场大暴雨，当时，祖母正在地里干活，突然大雨如注、倾泻而下，她来不及躲避就被淋成了落汤鸡，从此落下了病根。
随着祖母年龄越来越大，身体也越来越差，大脑反应迟钝，行动迟缓，隐约感觉祖母可能得了癫痫症，或者类似于脑中风之类的疾病。一直都没有去大医院诊断过，不能妄下结论，这只是大家的猜测罢了。
祖母和祖父一样，都喜欢喝罐罐茶，祖父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给炉子生火，然后熬罐罐茶。这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农村很多人的生活习惯，他们每天早上四五点就起来开始喝茶。
有一天早上，祖父不在家，祖母就自己生火煮罐罐茶，她自己行动不便，一不小心脚底打了滑，一个趔趄摔倒。面部恰好碰到了刚生好火的炉盘上，炉子的火势很旺，一下子就把祖母的半边脸烧伤了，幸亏眼睛无大碍，但是，眼睛周围烧得很严重。
等家里其他人有所察觉，跑进屋来的时候，祖母已经躺在地上不省人事，从这以后，祖母就卧床不起。
祖母去世那天，我正好骑着自行车和一群小伙伴去赶集。回到村口，在一个堂叔家门口讨了一碗水喝，刚喝完，他就让我赶紧回家去看看。我也没想太多，还以为他是看我出去玩得时间长了怕家里人担心，催促我快点回去。结果我还没到家，就远远听见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喊从三叔家里传出来，回去一看，原来祖母已经去世。
到家以后，看见二祖父三祖父还有几个堂叔都已在上房，二祖父三祖父俩人陪着祖父在炕上坐着，其他人在地上或站或跪。屋子里面挤满了人，已然乱成一片，祖父捶胸顿足、嚎啕大哭着，二祖父和三祖父在一旁劝慰他。父亲和二叔三叔他们跪在地上，声嘶力竭地哀嚎着，声音已经有点沙哑。
祖母被放置在上房地面的草垫子上，脸上蒙着一沓干净的白纸，身裹一件苜蓿花颜色的宽松寿衣大褂，脚上穿着一双崭新的黑色老布鞋。
进了屋，父亲让我跪下，我怔怔地望着眼前的祖母，惊愕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一滴眼泪也流不下来。
我从未见过死人的样子，一下子反应不过来，被眼前的景象吓到了。母亲、三婶还有几个姑母跪在祖母跟前，用纸壳子和簸箕前后左右扇风，应该是给祖母的身体降温而不让其膨胀，毕竟三伏天刚结束，天气还有余热，老家把这个叫做“凉丝”。
过了一会儿，二祖父让父亲去请总管，让总管安排一切丧葬事宜。父亲这才如梦初醒，一下子翻起来，可能是跪得时间太长，膝盖有点麻木，父亲走路一颠一跛。二祖父让二叔去请祖母的娘家人，当时，家里没有什么交通工具，二叔只能徒步翻越两座大山，跋涉二十多里路去报丧。二祖父让三叔去请木匠，来家里给祖母做棺材，让一个堂叔去请吹鼓手和阴阳。一切安排妥当以后，二祖父看见我还在地上跪着，就让我回去吃饭，我顺势退了出来。
总管一般都是村里德高望重的长者，说话分量重，又能把一切事情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总管非常熟悉整个丧葬程序。红白事都有大量的活要干，如果没有威望和控制全局的能人运筹帷幄，大家会互相推卸责任，办事推三阻四、拖拖拉拉，事情就很难顺利进行。
总管一来就开始安排任务，先让几个堂叔在院子里搭一个简易长棚，接待前来吊唁的亲朋好友。
傍晚，二叔领着舅老爷家的人来了，他们到了以后，祖父他们哭得更伤心，舅老爷家的人也在黯然地抹眼泪，大家互相劝慰好一会才止住。
过了一会儿，三叔带着阴阳和吹鼓手也来了。按照惯例，来人先在上房的地桌上给死者上一炷香祭拜一下，以示对死者的哀悼之情。祖父带着父亲以及二叔三叔他们鞠躬回礼，然后才请大家去休息。
母亲和三婶两个人专门负责做饭，丧事上面的饭倒也简单，不过是萝卜粉条白菜汤，加白面馒头。
大家吃过晚饭，总管安排了几个年轻力壮的年轻人去给祖母打坟。阴阳定好的下葬吉日是第三天，时间很紧张，所以，大家当天晚上都忙得不可开交，挖坟的几个年轻人和木匠都是通宵达旦在干活。
第一天晚上，父亲和二叔带着几个孙子给祖母守灵，第二天晚上，三叔和几个姑母守灵。
夜里挖墓坑的时候，要给他们送一些吃喝，还要在墓坑里面扔一点散钱下去，表示对他们的慰劳和酬谢，这是我们老家的传统习俗。
第二天早上，祖母的坟墓挖好了，松木棺材也做好了。
第三天早上六点下葬，大家五点就启程。出发的时候，阴阳穿着紫色太极长袍大褂走在最前面，后面跟着四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抬着棺材。祖父领着大家跟在棺材后面，我们披麻戴孝、哭声震天。吹鼓手跟在我们后面，呜呜啦啦地吹着悲伤的送殡曲。
唢呐大概是我听过最悲伤的乐器，唢呐声凄凉哀婉、呜呜咽咽、如泣如诉、如怨如慕，像是在诉说着一个古老而又伤感的故事……
到了坟头，首先要祭奠一下五方五土，然后让亡者的亲人去墓坑底下的四个方位和正中间撒几粒五谷杂粮，在墓坑最里面的小灯窑里放一碗倒头饭。
抬棺人慢慢地把棺材放进墓坑里面，棺材两边分别站着四个人，用绳子把棺材挽起来，慢慢地往墓坑底下滑。棺材放到底以后，下去两个人把绳子从棺材底下抽出来，再把棺材移到墓坑最里面。这一段时间，祖父带着大家大放悲声、痛哭流涕。
纸火这时也开始烧起来，坟头堆成一个大馒头的时候，纸火也差不多烧完了。这时，村里的房下还有堂叔他们，会来搀扶起还跪在地上痛哭的孝子贤孙，整个丧葬仪式就算结束了。
人就是这么奇怪的生物，降生的时候，大家都欢天喜地、笑逐颜开，去世的时候却哭天抢地、撕心裂肺。很多人都认为，亲人去世子孙不哭就不孝，别人会说三道四，好像哭得越厉害就越孝顺。很多人就算没有眼泪，为了自欺欺人，也要假装哭一场。
孝不应该只是做给别人看的，而应该是一种从始至终、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一种品德，一种人生态度，一种历史传承。
缘聚缘散不过是一场旅行的结束和另一场旅行的开始，生命本就是一场轮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