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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冬天来得比往年更急，寒风卷着碎雨敲打厂房的铁皮顶，像无数根细针在扎。甄总站在车间门口呵出一团白气，看着玻璃窗上凝结的冰花，忽然想起十年前下岗那天，也是这样冷的天。
次贷危机的海啸从华尔街漫过来时，谁也没料到会漫得这样深。订单像被冻住的河流，突然就断了；客户的电话要么打不通，要么接通了只说“再等等”。隔壁的注塑厂上周挂出“春节提前放假”的牌子，红色的字迹在寒风里卷着边，像道止血的符咒。
“甄总，食堂的米只够撑三天了。”后勤老张搓着手进来，帽檐上还挂着冰碴，“要不要先给大伙结一半工资，让他们先回家？”
甄总望着车间里埋头干活的工人，一百多张脸，每张脸背后都是等着吃饭的家。他想起自己当年卷着铺盖回家时，妻子眼里的光一点点暗下去的样子。“不行，”他攥紧了拳，“我去收款。”
办公室的抽屉里，有本磨得卷边的账本，其中一页用红笔圈着个名字——刘贵。河南的客户，欠了三十多万，快一年了。
回家时，阿芳正蹲在地上翻找旧棉衣，听见钥匙响，抬头时眼里蒙着层水汽：“找到两件厚的，你要是去河南，带上。”
“你怎么知道？”甄总接过棉衣，棉花从袖口的破洞里钻出来。
“你翻账本时，手指在刘贵的名字上停了三回。”阿芳起身倒了杯热水，“我给你凑了五千块，够油费和过路费了。”
“你留着……”
“我跟你一起去。”阿芳打断他，已经开始往帆布包里塞牙膏牙刷，“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强，万一车子坏在半路呢？” 那天夜里，货车的大灯刺破浓雾时，像艘在海里航行的船。阿芳在副驾驶座上缝补甄总的手套，针脚歪歪扭扭的，却缝得很密。“还记得我们刚认识时，你骑着二八大杠载我去看电影吗？”她忽然开口，“车链子掉了三次，你蹲在路边修，手冻得通红。”
甄总笑了，方向盘在手里轻了些。车窗外掠过的树影，像极了当年路边的白杨树。
两天后，河南的风裹着沙砾打在车窗上，发出沙沙的响。刘贵的厂区大门上挂着把生锈的大锁，锁孔里塞着枯草。院墙塌了个角，荒草从缺口里涌出来，长得比人还高。
“寻刘贵？”废品站的老头叼着烟袋，往地上啐了口痰，“早跑了！去年让人骗了批货，连厂房带设备都抵押了，现在连他亲爹死了都没敢回来。”
阿芳的手猛地攥紧了帆布包，指节发白。甄总望着荒草丛里露出的半截“诚信为本”的石碑，喉结动了动：“他家里还有人吗？”
老头往西边指了指：“就他娘在老屋里，腿不好，常年烤火笼。前阵子我去送废品，见她在门口哭，说灶上连口热的都没有。”
那间矮平房藏在两栋楼房中间，像块被遗忘的补丁。烟囱里飘出的烟很淡，风一吹就散了。甄总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时，一股煤烟混着草药的味道涌出来，呛得他咳了两声。
“谁呀？”火笼边的老太太抬起头，花白的头发粘在布满皱纹的脸上，眼睛浑浊得像蒙着层雾。
“我们是刘贵的朋友。”甄总往火笼里添了块炭，火星子溅起来，映亮了墙角堆着的几捆干草——那是老太太过冬的柴火。
“朋友……”老太太突然笑起来，笑声像破风箱，笑着笑着就哭了，“他爹咽气前，拉着我的手说‘去村口等等贵儿’，我就坐在石头上等，从天亮等到天黑，雪下了一脚深，也没等来……”
阿芳悄悄退出去，帆布包在胳膊上晃悠。甄总听见她在巷口跟人打听什么，没多久，拎着块五花肉回来，肉上还沾着几根稻草。“村里的小卖部关门了，我在村头的杀猪匠家买的。”她往灶膛里添了把柴，火光在她脸上跳，“老太太说爱吃带皮的，我多炖会儿，让肉皮烂糊点。”
甄总蹲在院子里劈柴，斧子是借邻居的，木柄上包着层包浆。他把粗木头劈成匀称的小块，码在火笼边，像座小小的金字塔。老太太望着他的背影，忽然说：“贵儿小时候也这么劈柴，总把斧子劈在脚边，吓得我直叫唤。”
肉香漫出来时，阿芳把铁锅端到火笼边的矮桌上，猪油在热锅里滋滋响。老太太哆哆嗦嗦地伸出手，指甲缝里全是黑泥，却把最大的一块肉夹给了甄总：“你吃，看你跑了这么远的路。”
“您吃。”甄总又夹回去，筷子碰在碗上，发出轻响。
夜里，阿芳在灶房的案板上给老太太缝棉衣，线是从自己围巾上拆下来的。甄总站在院里抽烟，月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身上还有多少钱？”他低声问。
“除去来时的油费，剩三千二。”阿芳的针停了停，“我们总不能把钱都留下，万一车子坏了呢？”
“修车子可以等，老太太的药不能等。”甄总掐灭烟，从口袋里摸出钱包，把整沓钱抽出来，“你明天去镇上给她买些治风湿的药，再买袋米，两壶油。”
“那我们回去的油费……”
“总会有办法的。”甄总望着屋里透出的灯光，老太太正坐在火笼边，把他们带来的苹果一个个擦干净，放进缺了口的瓷碗里。
第二天临走时，老太太拄着拐杖送他们到门口，手里攥着个布包。“这是贵儿小时候戴的长命锁，不值钱，你们带着。”她的手在抖，“等他回来，我让他去找你们，哪怕砸锅卖铁，也把钱还上。”
甄总没接，把钱塞进老太太的棉袄口袋里，口袋破了个洞，他用针线缝了三道。“锁您留着，等他回来给他。”
返程的路上，阿芳望着窗外掠过的白杨树，忽然说：“我刚才看见老太太把我们留下的肉，切成小块埋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了。”
“为啥？” “许是想等刘贵回来，给他吃吧。”阿芳的声音很轻，像怕惊扰了什么。
车开到湖北境内时，油箱见底了。甄总把车停在国道边的加油站，摸遍了全身口袋，只找出二十七块五。加油员是个扎马尾的姑娘，见他们望着油价牌发愣，忽然说：“我爸也是开厂的，去年倒了，欠了一屁股债。”她往油箱里加了五十块钱的油，摆摆手：“剩下的记我账上，你们赶路吧。”
回到东莞时，厂里的梧桐叶落了满地。股东们坐在办公室里，烟雾缭绕的。“我们商量好了，”王胖子把烟头摁在烟灰缸里，“把设备卖了，凑点钱给大伙发工资，散了吧。”
“不行！”甄总猛地站起来，椅子腿在地上划出刺耳的响，“我去借钱！” 他骑着自行车，跑了三十多家亲戚朋友家。表姐把给儿子娶媳妇的钱取了出来，纸包里裹着张纸条：“不用急着还，等孩子满月了，来喝杯喜酒。”老同学从箱底翻出个铁皮盒，里面全是零钱，硬币叮叮当当地滚出来：“这是我攒的私房钱，你别告诉你嫂子。”
腊月二十八那天，甄总把新做的牌子挂在厂门口——“东莞润泽公司”。阿芳在门楣上贴了副春联，是她自己写的：“雨润千苗壮，风拂万物生。”
大年初一的早晨，甄总被鞭炮声惊醒，出门时看见老张带着几个工人在扫雪。“甄总，河南的刘贵打电话来了！”老张举着手机，冻得直跺脚，“说他在深圳打零工，每个月能还两千，让您把银行卡号发过去。”
阳光从云层里钻出来，落在“润泽”两个字上，镀上了层金边。阿芳端着两碗饺子出来，白雾在她眼前散开：“趁热吃，我在馅里放了点胡萝卜，甜丝丝的。”
车间里，有台机器突然响了起来，接着是第二台，第三台。甄总咬了口饺子，忽然想起小时候母亲常说的话：“雪下得越大，明年的麦子长得越好。” 他望着远处渐渐亮起来的天，觉得这冬天，好像也没那么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