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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冬梅八岁那年，她的父母生下了她最小的妹妹，兄弟姊妹一共四个。一男三女，冬梅的大妹妹1953年生人，排行老三的是个男孩，1954年生人。
自从丈夫进了省城，由于几个孩子都还小，冬梅的母亲一直也没有离开过乡下的老家到省城去走走看看。后来孩子们慢慢都大了一些，她就想着去省城看看自己的丈夫，同时，她也觉得，那是很有脸面和值得炫耀的事儿，村子里你们有谁去过城市，更不要说省城！
1964年的10月，冬梅在家带着两个妹妹，母亲带着十岁大的儿子去了省城，这是她第一次出远门，因此，带着大儿子也好给自己壮个胆儿。那时候，出个远门很难，从家乡到省城辗转要走一天才能到，还得起个大早。
地质队的单身职工宿舍就在省城一个叫洲头的地方，是一个临街的筒子楼，冬梅的父亲住在二楼，一个人住一间房子，房间不大，卫生间在楼道里是公用的，也没有做饭的地儿，屋里一张床，一张桌子，仅此而已。要是家里人来了，就只能打地铺。
那天，是个星期天，冬梅妈起了个大早，到达省城时，天已经黑了，按照地质队门口把门老头儿的指点，她们娘俩找到了冬梅爸的宿舍，冬梅妈敲了敲丈夫的宿舍门，门上并没有挂锁，却没有人回应。过了一会儿，她就又敲，喊了两声。隔壁儿邻居，一个中年妇女，伸出头来，搭了一句茬儿：“在屋里呢！” 说完，头就又马上缩了回去。冬梅妈见敲门没人答应，又进不了屋子，心想，既然你在屋里，我倒要看看你到底在屋里干嘛，于是，就干脆堵在门口等着。邻居的那句话，又让她的脖子不由自主地一抻一抻的扭动着，她要弄个明白：“我倒要看看你在屋里给我惹什么祸儿。”
天越来越黑，过了一阵子，宿舍门打开了。一个年轻的女人在床上坐着，丈夫面带苦涩。冬梅妈母子俩进了屋，心里一下子一切都明白了。瞬间，冬梅妈野性大发，不知是从哪里来的力气，上去就和那个女人厮打起来，一只手拽着那个女人的头发，一只手又捶又挠，恨不得嘴巴也用上去，咬那个女人的什么地方，吼叫着、骂着，活脱是一只被占了兽穴的母老虎。丈夫见状恐慌不安，也顾不得什么羞涩，赶忙上前拦着，那个女人趁机脱身跑了出去。筒子楼里的邻居，有的也过来看了看是什么动静，然后扭头又各自回了各自的屋里。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男女作风放荡是最丢人的事儿，一旦谁出了这样的丑事儿，那你这辈子永远也别想再抬起头来，茶余饭后，人们的吐沫星子都会把你给淹死。
当时，十岁的儿子就站在一旁，不知道，他所见到的一幕给他的心灵里写入了什么，留下了什么。
一个狭小的房间，一家三口，夫妻之间抓了个不忠的现行，接下来自然是一场少不了的清算和博弈，他们夫妻俩也顾不上孩子的存在与否，粗俗和愚昧中，自然也各自都有自己的盘算。
丈夫被堵了个现行，实事无法争辩，有把柄在别人手里，自己也只能认怂，况且，自己也只是想图个一时的快活，家里孩子老婆一大堆，谁也不会真心要他，一个泥腿子在城里没有什么资本和空间，找他的女人图的是他手里的那几毛钱，而他自己沾花惹草而已。另外，他心里也十分清楚，老婆这么一闹，省城他是待不下去了，所以，妻子愿打愿骂，都只能忍着，栽了，认了。
冬梅妈冷静一些后，也不再那么蛮横地撒泼和咄咄逼人，不过脖子仍然是在一抻一抻不停地扭动着，心脑在高速运转、盘算着。自己没有工作，农活儿又不想去干，他和别人偷情，偷就偷去吧，也没损失几两肉，这么多年，估计他也不会是第一次了，家里娘儿几个的生活也都还是要靠他供着，同时又想，不原谅他，自己也没有什么好的果子吃，原谅他，也行，但是，以后什么事儿他都必须听我的，这次一定要拿住他，拿不住他，以后自己在家里说话做事就不会灵便，没准儿他还会有下一次。如果他不听，不管不顾，那就使出自己最后的一招儿，假装跳楼自杀，逼他就范，况且，楼也不算高两层而已。决心已下，主意已定，绝不能轻易地放过他，接下来要做的，自然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想到这里，她也顾不上自己儿子的存在，一句“妈那个B” 开始，把丈夫的丑行剥了个精光，什么狗男狗女，什么难听的脏话，从自己的公婆到死去的婆家祖上，认识的不认识的一个不留，都扒了出来，挨个儿骂了个遍，谁叫他们有这么一个流氓子孙呢。一顿臭骂，劈头盖脸，一个是无言以对只能忍着；一个是不把他羞辱趴下决不算完；年幼的儿子一声不吭，瞪着眼睛不无疑惑地看着眼前所发生的一切。
也许，他们儿子的灵魂里，就此已经开始糊里糊涂地感染了无药可治的道德病毒，原来父亲可以在外做这样的事情。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一种欲望也开始在他的心里生根发芽，他的人生也就由此而逐步塑造成型。这且为后话。
一场厮打、哭嚎与夹杂着最恶毒诅咒的吵闹持续了几个小时，直到冬梅妈声嘶力竭，冬梅爸尊严尽失、灰头土脸，从惊恐万状中领略了看似瘦弱妻子的彪悍和厉害，一遍又一遍地道歉，说了所有能说的软话，也做出了信誓旦旦的保证，至此，这场权力之争，谁控制谁的博弈才分出了胜负，冬梅妈的清算才暂告一个段落。
几个小时过去了，冬梅妈看到丈夫那个熊样儿，自己也累了，停止了吵闹撒泼，但气场上她仍然不想草草收场，想要保持胜利者那种高压的气势。她坐在床上，俨然一个活祖宗，两只眼睛直逼丈夫的心窝，脖子一抻一抻地扭动，叫你不害怕也会瘆出冷汗来。好像是她受了多么大的委屈，被逼无奈，才不得已这样。
深更半夜了，三口人也暂时安静了下来。
在这个伦理道德观念残缺不全的家庭里，最初，夫妻俩小打小闹，冬梅妈常常会使个女人的心计，得到一点儿便宜，出一下心里别扭的那口气，或者哄着丈夫顺着自己；后来，再遇到什么事情，慢慢地她开始学会了算计，不管是哭还是闹，还是假装要上吊，总能如意得手，于是，胆子越来越大，没有了亲情，也没有了伦理责任。丈夫开始心里也只有他自己，夫在外妻命可以不从，想尽可能地保住自己的那点儿随心所欲，打个擦边球儿，苟且敷衍，两口子各有取舍，表面上看也算是恩爱夫妻。
这次，丈夫出轨被捉了个现行，冬梅妈的横野、泼辣和心计，火力全开，一番出击打得冬梅爸彻底败下阵来。拈花惹草那点儿愉悦感顿时荡然无存，想想那一顿厮打、吼叫和臭骂，冬梅爸的腿都有些打哆嗦。
抓住了丈夫的把柄，冬梅妈没想到，但也了如心愿，借机从心理上打败了丈夫，有了这次的博弈，她不需要再看着丈夫的脸色行事，腰杆子硬了。
夫妻二人，一个是墨，一个是黑，浓淡虽有别，底色却一致。二人的家庭地位，过去，尚不分彼此。家庭生态的博弈，从冬梅的父亲结婚开始，两个价值观念相同的人，经过了十几年的磨合，现在，终于尘埃落定，一个家庭的结构和意识形态终于形成，冬梅妈确立了自己在家中的核心地位。
在这个家里，冬梅妈的意志成了神圣。冬梅爸既是丈夫，也成了这个家的管家，事无巨细，尽心尽责，而精神的主魂则是冬梅妈。
他们人生理念的核心就是自己、自己欲望的满足。在后来的日子里，妇唱夫随，遇到事情，冬梅妈可以不动声色，盘着腿坐在那里，不用说话，一个眼神儿，丈夫便心领神会，俯首听命，就会出面摆平一切。冬梅妈脖子脖子一抻一抻地扭动的力度和频率，代表着事情的取向和严重的程度。
冬梅爸常常会坐在那里，表情严肃，右手放在茶几上，教育孩子，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生你们、养你们了，你们就必须听话。” 同时，习惯性地用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在茶几上或者桌子上敲两下，以示强调。在他看来，上辈与下辈人的关系很简单，就是生养与回报的关系，没有对否。但遗憾的是，他却忘记了，自己也是一个下辈儿，也曾经有父母，可他却忘记了自己的母亲，而且，忘的心安理得。
冬梅她们弟妹四个就是在这样的家庭教养环境和文化氛围的熏陶中长大的。
那几年，汉江钼矿正在建设阶段，需要大批的人员。工厂的工人、干部、技术人员都是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东北的、西北的、还有来自省城的。冬梅爸因为作风问题也无法在省城继续工作下去，就申请参加三线建设，希望换一个地方。很快就获得了批准，1965年他离开了省城，到月川汉江钼矿机关做了个普通科员。毕竟离乡下的老家比省城近，冬梅的母亲也多了些放心。
在汉江钼矿，他的收入也比过去多了不少。1973年，矿上又给他分了一套三间的工棚房，儿子是个警察，在单位有宿舍，两个工作的女儿也都住单位宿舍，于是，他就把妻子和年幼的女儿也都从乡下一起接到了矿上住，一家人从此离开了陈家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