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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西郊二里沟谈判大楼，是当时国家对外贸易谈判的重要场所。大楼前，一辆奔驶大轿停放在那里，大街上南来北往的人们远远地就可以看到，德国人有意展示着自己技术和骄傲。
1985年，结束了波兰的进修学习，李牧被借调到一个专业的对外谈判团队。二里沟那个从波兰引进项目的商务与技术谈判工作已经进行了一年多，李牧参与时谈判已经接近尾声。谈判结束后，他又被调到引进工程项目建设指挥部专家办公室任翻译组组长。
从那个时候起，他的经济收入已经开始有了很大的改观。20世纪80年代中期，尽管国家经济的发展有了明显的起色，但人们的工资收入水平仍然很低。那时候，李牧的单位基本工资每月也就七八十元，由于他从事的是涉外工作，包括国外考察、国内出差、稿费等等，李牧的年收入已经超过四万余元，属于国内高收入人群的水平。他答应冬梅共同面对病魔，除了道德理念因素之外，自己的经济收入也是他做出选择的重要支撑。
李牧把自己的想法和情况向曾经负责工程引进项目谈判的王处长讲了，王处是李牧当时的直接领导。也或许王处自己本身是位女性，她对李牧的想法和选择表示非常的理解和赞同，而且，她还亲自出面，帮李牧联系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肿瘤医院，及时安排了一床难求的床位。很快，李牧离异的妻子住进了当时国内最好的肿瘤医院进行治疗。王处又电话项目建设指挥部中方总指挥，总指挥同意了李牧在北京陪冬梅治病。
冬梅住院后经过复检，确诊为浸润性乳腺导管癌，而且，已经有了淋巴转移，医生的预后判断是：五年期生存的可能性不大，因为，第一次错误的手术处理，致使她失去了治愈的可能。
尽管如此，处长还是非常热心地亲自去到医院，联系并请了一位从美国留学归国的医学博士，国内知名的乳腺肿瘤外科专家安教授为她做了手术。术后，安教授又有针对性地为她制定了系统的放化疗和后续治疗方案。
糟糕的诊断结果出来以后，李牧想到了他和冬梅以及她们一家人的关系，为了慎重起见，便联系了冬梅的家人，希望她们家里能来医院一个人，重要的考量是，这样，可以防止出现节外生枝的情况，避免善良的努力给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和伤害，另外，手术后的几天里，李牧白天晚上一个人陪护她也的确有些困难。
几天后，冬梅爸来到了医院，见到了自己的女儿，也知道了冬梅的病情。李牧安排他住下后，冬梅爸说：“由于来的仓促，也没带什么钱，关于冬梅的治疗，你看着安排吧。” 实际上，他是担心李牧会和他谈及治疗费用的事儿，于是，就先来了个一推六二五。
李牧清楚冬梅爸的想法儿。与医生的沟通、联系、一切的治疗及其费用，李牧也就没有和冬梅的父亲提过，他知道，提也是枉然，说了也一定会是白说，因此，全部费用也都是李牧自己垫付。夜间，也都是他陪护在医院。
一天上午，李牧去王处那里，中午回到医院病房时，冬梅爸指着女儿问： “她的水果早上就已经没有了，是你买还是我买？”
冬梅一听，说不想吃什么水果，头一扭，说了声：“爸，你先去买饭吃吧。”
把她爸支出去后对李牧说：“让他回去吧，他在这儿，你更累。”
女儿重病在身，一个父亲，按说，骨肉亲情，医院门口又到处都是水果摊儿，买点儿水果又花不了多少钱，哪家父母不是把自己的孩子事事挂在心上？可冬梅爸到了这个时候，女儿身患绝症，还在死守自己口袋里的每一分钱，都说父女情深，可他们还像是父女吗。
此情此景，李牧还能说什么呢！只能是无语和沉默。况且，冬梅父母完全知道，他的女儿和李牧没有复婚，他们并不是一家人。
冬梅开始了与病魔的艰难抗争，这是她人生路上的又一段经历。在另一种有别于她家庭生活的环境中，面对生死，现实迫使她去反思自己走过的路和审视自己眼前所发生的事实。
和冬梅同一个病房的一位年轻病友，家住北京芳草地，三十几岁，入院时乳头流着黄水儿，医生抱怨她，怎么拖到现在才来看。她的丈夫隔三差五地会来医院一趟，对妻子也很没有耐心。一天，这个男人和李牧在走廊里聊了一会儿，他说，得了这种病，最后的结果必然会是人财两空、家破人亡，也因此他想放弃。李牧心想，人不还在吗，就说：“先不用想那么多吧。” 后来，这个男人干脆就不来了，在病房，他的妻子一天也不想多说一句话，默默地承受着自己内心的痛苦。
冬梅的父亲回家去了。在病房父女俩心绪各不相同，一个没有了血脉相连的牵挂和不安，一个感觉不到可以相依的温暖。父女俩视若路人，自然也就没有了相互的需要和支持。
治疗过程中，冬梅非常地配合，忍受着化疗放疗的痛苦。顽强、认真、不屈和抗争，目标明确，她渴望生命。
出院时，医生要求术后第一年每三个月来北京复查一次，并做出了详细的医嘱和用药方案。
冬梅在北京治疗出院后，李牧想尽可能地给她一个完美、温暖的家庭生活环境，让她的余生不再感到那么地孤单、无情和寒冷，这也将会有利于她病情的稳定。
他把她安排到了湘城研究院的家中，同时，也接回了大女儿，联系并安排了女儿读书的学校；小女儿也从奶奶那里接了过来，一家人算是第一次团圆了。两个幼小的女儿不太明白家里发生了什么，都非常地开心。冬梅也因病办理了病休手续，不用再去承受工作的劳顿，更重要的是不用再去触碰那个让她伤心的地方，心里也有了些安慰。手术后的身体经过短暂的恢复，她的感觉很好，精神也好了许多。
她没有法律概念，她认为她有了一个完整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