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贤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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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东京的秋天，太阳是白的。不是那种暖洋洋的白，是冷冰冰的白，像一张没有写字的信纸，摊在东京交易所穹顶的玻璃上。阳光从高处漏下来，漏得很慢，像有什么东西在半空中拦着它。李振阳站在二楼的栏杆后面，看着那些光柱里浮动的灰尘——细小的、亮晶晶的、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往哪里去的灰尘。他忽然想，自己大概也是这么一粒灰尘。
他敲下了木槌。声音从手里传出去，闷闷的，像一个人在很远的地方喊他。他听不清喊的是什么，但心里有什么东西被牵动了，轻轻地疼了一下。那疼痛很轻，像一片银杏叶落在水面上，连涟漪都没有，但他知道它在那里。
下面的人在鼓掌。日本人的脸，中国人的脸，各种人的脸。每一张脸都在笑，每一张脸都仰着，像向日葵朝着太阳。摄影机的镜头黑洞洞的，从四面八方对着他，像无数只眼睛在等着看他的表情。他应该笑的。在这个位置上，在这个时刻，笑是最安全的东西。但他的嘴角动了一下，又停住了。
他想起大阪的秋天。一九九二年，他来日本的第一年，住在廉价的出租公寓里。房间里永远是阴的，太阳只在下午三点到五点西落的时候照进来两个小时，照在榻榻米上，把那些磨得发亮的草席照出一层淡黄色的光。那光很旧，旧得像是昭和时代留下来的，一直没有人用，就等着他们来。他们是来了，可母亲和妹妹还在福清。母亲说，你们先去，站稳了，我和妹妹再来。
他低下头，看见自己胸前系着的暗红色领带。美娜买的。她说红色喜庆。那是二〇一四年的事。他说好，就买了。买完以后她挽着他的胳膊在商场里走，走得很慢，像是不着急去任何地方。商场里在放一首歌，旋律很慢，像一个人在雪地里走路，一步一步的，踩出很深的脚印。她跟着那个旋律轻轻地哼，声音很小，小到他不仔细听就听不见。他那时候不知道，那是他最后一次听她哼歌。
后来她走了。
海蛎饼，福清的味道。她学了很久才学会的。用海蛎、紫菜、包菜、瘦肉，裹上米浆，下油锅炸到金黄。她第一次做的时候炸糊了，外面的壳是黑的，里面的米浆还没熟。她端到他面前，不好意思地笑，说“下次就好了”。后来真的好了。好了很多次。但他吃到的次数，数得过来。
“李桑，该下去了。”
理惠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来，轻轻的，稳稳的。她总是这样，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该说话。他有时候觉得她像一棵树，站在他身边，不吵不闹，但你知道她在那里。风来了她挡着，雨来了她接着，太阳出来了她就在地上投下一片影子，让你有个地方可以躲。
他转过身，看见她站在楼梯口，穿着深蓝色的套装，头发盘起来，耳垂上戴着一对珍珠耳环。珍珠是白的，跟今天的太阳一个颜色。她的眼睛看着他，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但他知道她在等他。
楼梯是铁的，脚步声在空荡荡的楼梯间里回响，咚，咚，咚，像心跳。那声音像极了一九九四年的一个雨夜。他躺在那间屋子里，听着雨打在露天走廊的铁栏杆上的声音。那雨声很密，像有人在用针尖一点一点地扎他的心。房间很小，他躺在榻榻米上，头顶就是天花板，伸手就能够到。墙是水泥的，灰的，冰凉冰凉的。他有时候把手掌贴在墙上，能感觉到那些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冷气，从墙里面渗出来，钻进他的骨头里。
那个晚上，他放弃了雪梅。那个名字像一根刺，扎在舌头底下，不说的时候不觉得疼，一说就疼。二十六年了。
他靠近楼梯口，停下来。外面的阳光照进来，落在他脚前的地上。那光是白的，冷冷的，跟二十八年前的那个秋天一样白，一样冷。忽然，他觉得自己还是那个躺在榻榻米上、看着水泥墙上的裂缝发呆的年轻人，口袋里只有三万日元，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也不知道自己是谁。那时候他以为时间会给他答案。他以为只要走得够远、爬得够高、赚得够多，他就会知道自己是谁。但现在他站在这里，站在所有人仰望的地方，他发现自己还是不知道。
理惠站在楼梯口，没有催他。她只是站在那儿，等着。等他走完那几步楼梯，等他走到她身边。
他推开门。东京的风吹过来，凉凉的，带着桂花的甜味。远处的银杏树黄了一片，在风里沙沙地响，像有人在翻一本很旧很旧的书。叶子从树上飘下来，落在人行道上，落在路过的女人的伞上，落在自行车的前筐里。飘得很慢，不着急，像是在地上还有什么没做完的事。
看着那些叶子，他忽然想，自己大概也是一片叶子。从故乡的树上飘下来，飘到了日本，在空中飘了二十八年，还没有落地。
他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然后走进风里。掌声还在身后响着，但已经听不太清了。只能听见银杏叶子的声音，沙沙，沙沙，沙沙，像一个人在很远的地方，叫他的名字。那个声音忽远忽近的，像是从一九九四年传来的，又像是从更远的地方——从福清的老房子里传来的。
他没有回头。银杏叶子还在落。他走进那片金色的风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