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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贤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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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
2026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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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岸——福清人在大阪》》连载

第五章 此岸

大学校园里的樱树鼓起了小小的芽苞,灰蒙蒙的,要仔细看才看得见。有的芽苞尖上透出一点暗红,像是憋了一整个冬天的力气,终于忍不住要往外冒了。振阳每天从这条路上走过,有时候会停下来看看那些树。大阪的春天慢得像一个犹豫了很久的人,终于迈出一步,又缩回去。

他拿到了大学院的入学许可。经济学硕士课程,学费半减,还有一份奖学金。大信封攥在手里,纸是硬的,边角硌着手心。他站在楼道里拆开,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上楼的时候脚步比平时快。

他想,这大概是来日本以后唯一一件顺心的事。可这念头一出来,他又觉得心虚——日子不该这么顺,顺了就是对不起谁。

秀芬也在同一时间收到了录取通知——神户的一所贸易专科学校。她打电话来的时候声音都在抖:

“振阳哥,我考上了!”

振阳说:“嗯,都考上了。”

他心里却在想,秀芬是那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不像他,什么都想要,什么都抓不住。

振阳是从物流中心回来的时候路过王老板店,把消息告诉了他。王老板正在擦桌子,听了以后点了点头,没说什么。振阳站了一会儿,又骑车走了。

雪梅是后来才知道的。她在学校当面恭喜了秀芬,又给振阳打了电话。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振阳哥,恭喜你。”

声音很轻。振阳说“谢谢”,挂了电话,握着听筒站了一会儿。雪梅说恭喜的时候,他不敢想她在想什么。

让振阳意外的是,雪梅后来还专门来了学校。那个情人节的清晨,下着小雨。振阳从大学出来,撑着伞往校门口走。雪梅站在石柱子旁边,没打伞,白色大衣,红围巾,头发上挂着水珠。她手里攥着一个小纸袋,粉红色,系着白丝带。

“给你的。”她把纸袋递过来。

振阳接过来,轻飘飘的。

“谢谢。”他说。

她笑了笑,转身跑了。红围巾在雨里一跳一跳的,拐过弯,不见了。

晚上回到家,他把纸袋放在桌上,没拆。台灯的光黄黄的,照在粉红色的纸袋上。他看了一会儿,把它塞进抽屉里。抽屉里还有美娜的信。那封信他已经看过很多遍了,信纸的边缘起了毛。每次看到它,心里就沉一下。像石头落进水里,沉到底了,再也浮不上来。

三月底,秀芬要去神户了。学校四月初开学,她得提前过去找房子。振阳说,走之前吃顿饭吧,就去王老板店里。他特意跟王老板说:“这顿我请,让他们随便点,酒也管够。”王老板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三个人坐在王老板店里。王老板把菜单推过来,秀芬也不客气,点了几样爱吃的,又加了两瓶啤酒。雪梅坐在旁边,笑着看她点菜,偶尔插一句“够了够了”。振阳说:“多点些,吃不完打包。”秀芬瞪了他一眼:“打包回去给谁吃?你吃啊?”大家都笑了。

菜端上来,满满一桌。青椒肉丝、锅包肉、麻婆豆腐、糖醋排骨,还有一大碗酸辣汤。秀芬夹了一块锅包肉,嚼得嘎嘣脆,眯着眼说:“还是王老板做的好吃。”雪梅舀了一勺麻婆豆腐,辣得直吸气,连灌了两口啤酒,秀芬笑得直拍桌子。

振阳举起酒杯:“来,敬秀芬。祝你在神户顺顺利利。”

秀芬端起来一饮而尽,擦了擦嘴:“有什么好祝贺的,又不是什么好学校。倒是你,大学院多厉害。”振阳摇摇头:“厉害什么,混日子。”雪梅在旁边轻声说:“都厉害。”三个人又喝了一轮。

酒过三巡,雪梅的脸红了,话也少了。她酒量本来就不好,两杯下去就开始犯困,趴在桌上,眼睛半睁半闭。秀芬推了推她:“雪梅?雪梅?”雪梅嘟囔了一声,没动。秀芬笑了:“这就不行了?”

振阳说:“送她回去吧。”

秀芬摆摆手:“回什么回,就在我那儿挤一挤。我住楼上,近。”她站起来,扶着雪梅,雪梅软绵绵地靠在她肩上,嘴里含混地说着“没事没事”。振阳帮忙拉开椅子,秀芬架着雪梅往外走。

王老板从厨房探出头来,看了一眼,又缩回去了。

振阳结了账,跟在后面。秀芬住的地方就在王老板店楼上,从店旁边的楼梯上去,走几步就到了。秀芬开了门,把雪梅扶进去。振阳站在门口,没进去。

房间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秀芬把雪梅安顿好了,走出来,轻轻带上门。

她站在门口,看着振阳。走廊里的灯昏黄昏黄的,照在秀芬脸上,她的脸红红的,酒气还没散。

“雪梅喜欢你。”她说。

声音不大,像是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然后她没再说什么,转身进了屋,轻轻关上了门。

振阳站在门口,看着那扇关上的门。走廊里很安静,只有他自己的呼吸声。

他转过身,下了楼。夜风从巷口灌进来,凉丝丝的。他骑上车,骑得很慢。路灯把影子拉得长长的。

他骑回家,推开门,屋里亮着灯。奶奶坐在窗边,还在看天。父亲在厨房里热牛奶,电磁炉在嗡嗡响。

“回来了?”父亲头也没回。

“嗯。”

振阳换了鞋,走进自己的房间。他坐在桌前,台灯的光黄黄的。隔壁传来父亲和奶奶说话的声音,低低的,听不清楚。

  秀芬走后,大阪好像空了一块。

振阳还是每天上课、搬箱子、送电话卡,还有新增送录像带。雪梅还是每晚在居酒屋忙到半夜。两个人偶尔通电话,说几句就挂了。没什么可说的,但不说又觉得少了什么。

三月底的一个傍晚,雪梅打来电话。

“振阳哥,明天我休息,你来我这儿吃饭吧。我做饭。”

振阳说,好。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说好。他本来应该说不,但他没有。他骑车去了。

大国町的一条小巷子里,一栋旧公寓的三楼。房间不大,六叠,厨房只够一个人转身。但收拾得干净,桌上铺了碎花桌布,窗台上放着一盆绿萝。雪梅在努力把这间小屋弄得像个家。振阳没说什么。

雪梅穿着家居服,头发随便扎着,在灶台前忙活。西红柿炒鸡蛋、青椒肉丝、紫菜蛋花汤。振阳坐在桌前,看她忙进忙出。她的围裙带子在腰后系了一个蝴蝶结。

“你坐那儿别动,马上好。”她头也没回。

振阳没动。他看着她的背影,瘦瘦的。

吃饭的时候,雪梅问他大学院的事,问他物流中心的事。他答得简短。她笑着说:“你就不能多说两句?”他也笑了。他知道自己笑得很勉强,但她好像没看出来——或者看出来了,假装没看出来。

吃完饭,雪梅洗碗,振阳站在旁边递抹布。两个人的手碰了一下,都缩了回去。

她的手是凉的。去年冬天,也有一只手是凉的。那只手伸进他的大衣口袋里,说“好暖和”。他不想了,想了也没用。

“振阳哥,你以后常来。”雪梅说。

振阳说,好。

他骑车回去的路上,风还是凉的,但已经不刺骨了。他骑得很慢。雪梅看他的那个眼神,他不是没见过。秀芬还在的时候,就提醒过他。他以为他能控制。他控制不了。

路边的樱树有的已经开花了。春天来了,他不觉得高兴。

之后的日子,振阳每次骑车送货,都会经过大国町那条巷子。有时候他会拐进去,在楼下站一会儿,抬头看看三楼那扇窗。灯亮着,他就知道她在。但他不是每次都上去。有时候是赶时间,有时候是没想好上去了说什么,有时候是上去了,敲了门,没人应,就是不在。他在门口,站一会儿,又骑走了。

他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明明知道不该来,还是来了。明明来了,又不上去。上去了,人不在,反而松一口气。

四月的一个周末,雪梅又打电话来。

“振阳哥,我发了奖金,请你吃好吃的。别去外面了,来我这儿,我给你做东北红烧肉。”

振阳又去了。

他对自己说只是吃顿饭,但知道不是。

红烧肉炖了很久,软烂入味。雪梅还拌了个黄瓜,拍了几瓣蒜,醋放多了,酸得振阳皱了皱眉。雪梅看着他的表情,笑得弯了腰。

“不好吃?”

“好吃,就是酸。”

“那就多吃点肉。”

两个人吃着,聊着。雪梅说店里的客人。说着说着,她忽然提起一个人。

“我们店里有个常客,姓田村,四十来岁,听说在一个公司当部长。”雪梅夹了一块红烧肉,嚼着,“每次来都点一样的,啤酒和烤串。喝完酒唱首歌,走的时候放一两千小费。”

振阳没说话。

“老板娘说他是老客了,人挺好的。”雪梅看了振阳一眼,“就是每次都一个人。”

振阳说:“是吗。”他没再问。雪梅也没再说。

窗外的天暗了,路灯亮了,黄惨惨的。

雪梅忽然不说话了。她看着振阳,看了很久。

“振阳哥,你有心事。”

振阳没说话。

“你是不是想回去了?”

“回哪儿?”

“福清。”

振阳愣了一下。他没跟雪梅说过美娜的事。他不知道她是怎么知道的。也许是秀芬说的,也许是她自己猜到的。

“我还没想好。”他说。

这是实话。他确实没想好。他想了好几个月了,越想越糊涂。他觉得自己像站在一个十字路口,四个方向都是雾,他哪个也不敢走。

雪梅没再问。她低下头,喝了一口汤。汤已经凉了。

振阳站起来,说“我走了”。

雪梅送他到门口。他弯腰穿鞋的时候,她忽然从背后抱住了他。她的脸贴在他背上,隔着衬衫,能感觉到她的温度。

“再坐一会儿。”她说,声音闷闷的。

振阳没动。他的手停在鞋带上。他能感觉到她的心跳,一下一下的,很快。他想起美娜。美娜从不在他走的时候留他。美娜只会说“路上小心”。

过了一会儿,他轻轻掰开她的手。“太晚了。”

他没回头。下了楼,骑上车。骑出去很远,心跳还是快的。

他加快速度,骑回了家。

父亲在厨房热牛奶。奶奶在窗边看天。一切和昨天一样。他换了鞋,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了门。

他坐在桌前,台灯的光黄黄的。他拿出美娜的信,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信纸的边缘起了毛。美娜在信里写“你什么时候回来”。他一直没有回答。不是不想回答,是不知道答案。

他把信折好,放回信封。然后趴在桌上,闭上了眼睛。

周末要陪奶奶去广岛。他还没想好要不要跟雪梅说。

周六一大早,天还没亮透,振阳和父亲就带着奶奶出了门。

奶奶穿着那件深蓝色外套,是母亲从福清寄来的。临走时,她站在门口朝屋里望了一会儿,像是在找什么,又像是在记住什么。最后什么也没说,转身跟上了父子俩。

前一天晚上,振阳给雪梅打电话,说周末要陪奶奶去广岛。雪梅沉默了一下,只叮嘱他路上小心。

振阳查好了路线——从大阪到广岛,换两次电车,再坐一个多小时的巴士,然后还要坐船才能到那个小岛。他把路线写在一张纸上,揣进口袋。父亲拎着一个小行李箱,奶奶走在前面,走得很慢。清晨的阳光照在她花白的头发上,亮得刺眼。

广岛县丰田郡大崎町,是在一个岛上,四面环海的小村庄。

从广岛站换了两趟电车,又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巴士,来到码头,再坐轮渡。船不大,晃晃悠悠的,海风吹过来,咸咸的。奶奶坐在船舱里,看着窗外,一动不动。振阳坐在她旁边,看着她的侧脸。他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下了船,又走了很远的路。路越走越窄,山越翻越深。振阳拿着那张写着地址的纸,边走边问。问路边杂货店的老太太,问田里干活的老农,问邮局里的工作人员。他的日语不算好,但问路够了。对方说的时候,他听不太懂,就连比带划,把方向记在本子上。

村子很小,几十户人家,散落在山坡上。房子是木头的,老了,有些已经空了,屋顶长着草。再往前走,就能看见海。海是灰蓝色的,和天接在一起。

振阳一家一家地找。门牌号早就乱了,有些房子连门牌都没有。奶奶走得慢,他陪着她,一条巷子一条巷子地走。走了很久,还是没找到。

奶奶站在路边,看着那些老房子,眼神是空的。她在想什么?在想七十多年前的那个小女孩,被大人带上船,去了一个叫福清的地方?她记不清了。那条路,那扇门,那个院子——都模糊了。

路边有一栋老房子,门半开着。一个老太太探出头来,眯着眼睛,看了奶奶很久。

老太太说了一句日语,声音沙哑,像风吹过枯叶。奶奶听懂了几个词,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她张了张嘴,喉咙里发出一个声音,但那个词卡住了——她知道那个词,在福清的时候,她一个人坐在窗边,在心里默念过无数次。可到了这里,到了这个人面前,那个词就是出不来。

她说了几个字,断断续续的,像小孩子学话。老太太没听懂,歪着头,又说了几句。奶奶还是没听懂。两个人面对面站着,隔着七十多年的时光,谁也没听懂谁。

振阳站在旁边,替奶奶翻译了几句。老太太一定知道他们是外国人,摇了摇头,指了指远处,说了一些什么,然后缩回了门里。

门关上了。

奶奶站在那里,看着那扇关上的门,看了很久。

“走吧。”父亲说。

奶奶没动。她又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跟着振阳继续往前走。道路窄窄的,石板路湿湿的,两边是老旧的木墙。奶奶走得很慢,走几步就停下来看看。但什么也没看到。那些她记得的东西,都不在了。那些记得她的人,也不在了。

后来他们走到了海边。海是灰蓝色的,和福清的海一样。奶奶站在海边,海风很大,把她的头发吹起来,她没动。振阳站在后面,没叫她。

她看了很久。没有人知道她在看什么。

周日午后,他们坐上了回大阪的电车。振阳在车站的公用电话亭给雪梅打了电话。他投了几个硬币,听见电话那头传来居酒屋的嘈杂声——杯盘碰撞、客人的笑声、卡拉OK的伴奏。

“是我。”他说。

雪梅愣了一下。“你回来了?”

“还没,刚上车。晚上到大阪。”

“你奶奶还好吗?”

“还好。”振阳顿了顿,“找到她小时候住的地方了。但亲戚都不在了。”

雪梅没说话。电话那头有人喊她“服务员”,她应了一声,又对振阳说:“那你路上小心。”

“嗯。”

挂了电话,他走出电话亭。父亲和奶奶坐在候车室的长椅上,奶奶低着头,手里攥着那块手帕。振阳走过去,在她旁边坐下。她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去。

电车晃悠悠的,奶奶看着窗外,一动不动。振阳坐在旁边,看着她的侧脸。她瘦了,脸上的皱纹更深了。

晚上,他们回到了大阪。奶奶换了鞋,走到窗边坐下,看天。和以前一样,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振阳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他想起奶奶站在那扇关上的门前的样子。她张了张嘴,想说一句日语,但说不出来。七十多年了,她把什么都忘了。忘了那条路,忘了那扇门,忘了那个老太太。可她还是想回去看看。回去了,发现什么都找不到了。

父亲在厨房热牛奶。振阳走过去,站在旁边。

他想起奶奶站在海边的样子。风很大,把她的头发吹起来,她没动。她看了很久。没有人知道她在看什么。

父亲端着牛奶,走进了奶奶的房间。

振阳站在厨房里,听着电磁炉嗡嗡响。他走进自己的房间,坐在桌前。台灯的光黄黄的。他想起福清,想起老家的石头房子,想起那片海。那是他的家吗?他不知道。他已经离开太久了。他想起奶奶站在门口回头看屋里的那个眼神。她是在看什么?看这个家?看这间屋子?还是看自己住了两年的地方?他不知道。他只知道,奶奶走了那么远,最后还是回到这里。坐在窗边,看天。

窗外黑黢黢的。黑暗中,只有自己的呼吸声。

从广岛回来,日子忽然慢了下来。不是真的慢,是心里慢了。以前骑车送卡,脑子里只想路线和时间;现在骑着骑着,就拐进了大国町那条巷子。巷口的老樱树花早谢了,叶子绿得发亮。他停好车,上楼,敲门。雪梅开门,看见他,笑一下,让他进来。什么都不用说。

广岛之行像一块石头,沉在心底。奶奶站在那扇关上的门前,张着嘴说不出话的样子,总在他脑子里转。他不敢想那是为什么。他只知道,回到大阪,回到这间六叠的小屋,看见雪梅在灶台前忙活,听见她哼歌,心里那块石头才不那么沉了。

五月下旬,天热了。雪梅换上了短袖,头发扎成马尾,露出白白的脖子。她弯腰洗菜的时候,脖子后面有一缕碎发,湿湿地贴在那儿。振阳看了一眼,移开目光。过了一会儿,又看了一眼。

“看什么?”雪梅头也没回。

“没看什么。”

她笑了,没拆穿他。

吃饭的时候,她问他奶奶身体好不好。他说还是那样。她又问他想不想让奶奶回福清。振阳愣了一下——他没想过这个问题。奶奶在福清住了七十多年,有爷爷的坟,有老房子,有她认识的人。可她当初要来日本,说想回来看看。现在她看了,什么都没找到。他说不知道。雪梅没再问,给他夹了一块鱼,说他瘦了。

振阳低头吃饭。他想起美娜。美娜从不说他瘦了。美娜只会写信问“你什么时候回来”。他不知道怎么回答。现在他更不知道了。

吃完饭,雪梅洗碗。振阳站在旁边递抹布。两个人的手碰了一下,这次谁都没缩回去。水龙头哗哗地响,她低着头,他看着她的侧脸。过了一会儿,她把手抽回去,擦了擦,转过身看着他。

“振阳哥,你是不是有心事?”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没有。她说你骗人。他低下头,没说话。她走过来,站在他面前,很近。她的手指碰了碰他的脸,说不想说就不说。

后来,他留下了。

灯关了。窗外的路灯透进来一点光,黄黄的,照在墙上。她没有说话,他也没有。黑暗中只有两个人的呼吸声,有时近,有时远,后来分不清是谁的了。

第二天早上,振阳醒得很早。雪梅还在睡,呼吸很轻。他侧过头,看着她的脸——睡着的时候,她眉头微微皱着,像在梦见什么不好的事。他想起美娜,美娜睡觉时眉头是不皱的,像小孩子一样。他不知道为什么会在这种时候想起这个。

他穿上衣服,推开门,下了楼。街上湿漉漉的,昨晚下了雨。他骑上车要赶去学校,骑得很快。大国町的街道窄,路灯暗,但他知道路。他已经走了很多遍了。

从那以后,振阳去雪梅宿舍的次数更多了。有时候是傍晚,送完卡天还没黑,他就拐进去。有时候是深夜,从物流中心提早回来,骑车绕一段路,也要上去坐一会儿。有时候在大学上课,回来把车停在雪梅公寓的停车处,第二天早上直接从那里骑车去学校。雪梅会给他留一盏灯。他推开门,看见她在灶台前忙活,或者趴在桌上睡着了,心里就觉得很踏实。

有一次,窗外天暗了,路灯亮了。振阳没有要走的意思,雪梅也不催他。两个人坐着,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她说店里的客人,说老板娘又骂人了,说大连大姐帮她顶了几句。又提起那个姓田村的部长,隔三差五来,每次都点一样的啤酒和烤串,有时候带一小束花,说是店里装饰用的,放下就走了。过节的时候还给店员们送礼物,老板娘收的最多。振阳听着,偶尔插一句。有时候两个人都不说话,就那么坐着,也不觉得尴尬。

他不敢想以后。一想,心里就沉下去。但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他可以不那么想。

六月,梅雨来了。

雨下个不停,空气里都是湿的。衣服晾不干,墙角的榻榻米有一股霉味。振阳每天骑车送卡,雨衣里面的衬衫还是湿透了。到了雪梅那里,先脱掉雨衣,站在门口抖一抖水。雪梅递给他一条干毛巾,说擦擦别感冒了。

上大学院以后,课程不像语言学校那么紧了。一周没几节课,教授讲完就走,剩下的时间都是自己的。振阳把更多时间花在送电话卡和录像带上。订单多了,他换了一个大一点的背包,塞得满满当当。骑车在路上,背包沉甸甸的,压得肩膀发酸。但他不怕沉——沉说明有钱赚。

他抽空去国际交流中心学日语。免费的讲座,坐在最后一排听。结束后找日本人聊几句,从“今天天气不错”到能聊半个小时。一个退休老头说他日语进步了,他笑了笑,说まだまだ。

到了雪梅那里,他擦着头发坐在桌前。雪梅在灶台前忙活,锅里的汤咕嘟咕嘟地响。窗玻璃上蒙着一层白雾,外面什么也看不见。这间小屋像一个壳,把雨关在外面,也把别的东西关在外面。她炖了排骨,说你不是想吃肉吗。他不记得自己说过,但她记得。她总是记得他说过的那些话,有些他自己都忘了。

吃饭的时候,雨声很大,盖住了碗筷的碰撞。振阳吃着饭,看着窗玻璃上的白雾。他想起福清的雨。福清的雨来得猛,去得快,不像大阪的雨,绵绵的,下起来没完没了。美娜在信里写过,说福清也下雨了,下雨的时候她就想他在日本有没有带伞。美娜从来不是会说这种话的人。也许两个人都变了。

雪梅问他想什么,他说没什么。她说又骗人。他笑了笑,没说话。

吃完饭,雪梅洗碗。振阳站在旁边递抹布。两个人的手碰了一下,这次谁都没有缩回去。水龙头哗哗地响,她低着头,他看着她的侧脸。水珠溅到她的手背上,亮晶晶的。她忽然说,你以后不送卡的时候就来我这儿,我做饭给你吃。他说好。她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笑了。那个笑很短,但他记住了。

周末的时候,母亲从福清打来电话,声音又急又紧。问他在日本到底怎么回事,美娜家里问了什么时候结婚,让他给个准话。他说还在读书。母亲说读书读书,读完了呢,美娜等了你几年了,你不能耽误人家。他说我知道。母亲说你知道有什么用,你倒是给个说法。又问你爸说你最近老往外跑,是不是又去那个东北姑娘那里了。他没说话。母亲叹了口气,说你奶奶身体不好,你别让她操心。

挂了电话,振阳站在走廊里,站了很久。父亲从厨房探出头来,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又缩回去了。

那天晚上,他还是去了雪梅那里。雨还在下。推开门,看见她趴在桌上睡着了,台灯还亮着。桌上放着一束雏菊,花瓣上还有水珠,像是刚换过水。他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走过去轻轻把台灯关了。屋里暗下来,只有窗外的路灯光透进来,黄黄的,照在她脸上。他坐在她旁边,没有叫醒她。窗外的雨声很大,他听着雨声,听着她的呼吸声,心里忽然很安静。安静得有点怕。

这样的日子还能过多久?他不想了。

奶奶的身体越来越差了。从广岛回来以后,她就不怎么出门了。整天坐在窗边看天,吃得很少,人瘦了一圈。振阳有时候坐在她旁边,她也不说话。问她吃什么,摇摇头;问她哪里不舒服,还是摇摇头。父亲带奶奶去了附近的小诊所。回来以后,父亲没说什么,但振阳看得出。后来父亲还是说了:医生说年纪大了,身体机能衰退,没什么好办法,好好养着吧。振阳听了,心里沉了一下。

那天晚上,振阳从雪梅那里回来,已经很晚了。父亲还没睡,坐在客厅里等他,说你奶奶今天摔了一跤。他问严重吗,父亲说没大碍,就是没力气。他走进奶奶的房间。奶奶躺在床上,闭着眼睛,呼吸很轻。他站在床边,看了一会儿。她忽然睁开眼睛,看了他一眼,嘴唇动了动,没说出声,又闭上了。

振阳站在那儿,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了。

回到自己的房间,他坐在桌前,台灯的光黄黄的。打开抽屉,拿出美娜的信,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又拿出雪梅送的巧克力,粉红色的纸袋,早就皱了。他把两样东西并排放在桌上,看了很久。

一个是他应该选的。一个是他想选的。

窗外的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天还是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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