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用户
一
天黑得早了。傍晚五点多，路灯就亮了，黄昏的光从街角斜斜地铺过来，落在墙根的银杏叶上。叶子积了厚厚一层，风一过，就贴着地面卷起来，旋了一圈，又落回去，沙沙地响，像翻一本很旧很旧的书。
振阳回来后一个多月，父亲也回来了。
那天傍晚，振阳从学校回来，推开门，看见父亲的鞋已经摆在玄关。客厅里亮着灯，父亲坐在桌前，面前摊着一个牛皮纸大信封，旁边放着一个褪色的编织袋。
“爸。”振阳换了鞋走进去。
“放学了？”父亲抬起头，“你妈让带的东西，在袋子里。材料也带来了。”
振阳点了点头，把编织袋拎到厨房。紫菜光饼的香味从袋口飘出来。他捏了捏牛皮纸信封，边角硬硬的，把材料取出来——母亲和阿妹的亲属关系公证书、出生公证书，美娜的结婚公证、结婚证复印件和翻译件。他一一捋平，材料应该 都齐了。
回到客厅，父亲点了根烟。振阳在他对面坐下。
屋子还是那么大。奶奶的房间空了，骨灰送回福清，只剩那把椅子还在窗边。他和父亲各占一间，中间那间空着，被子收进了壁橱，桌上什么也没摆。人少了，房间就多出来了，空气都轻了。
“你妈和妹妹还有美娜的手续，什么时候交？”父亲问。
“材料齐了，这个月就去入管局。”
“能批下来？”
“不知道。”振阳说，“但得试试。”
父亲没再问，掐了烟，去铺被子。
振阳坐在桌前，把材料又理了一遍。脑子里转的不是入管局的事，是林总在饭桌上说的那些话。那些话像一颗种子，落在他心里，当时没觉得什么，回来以后，一个人躺在榻榻米上，它就自己发芽。
“卖得一年不如一年了。长虹、康佳、TCL都起来了，价格便宜，老百姓认。福日还是老一套，靠代理、靠柜台、靠人情。”他没说出来的话，振阳自己猜得到：很快卖不动了，日方股东迟早要撤资。日立是做生意的，不是做慈善的。不赚钱的买卖，谁还往里扔钱？
福日彩电合资厂的日方股东是东荣商行牵的线。老板是福清人，在神户中华街。振阳想，等手头的事忙完，要去神户看看。不是为了攀附谁，是想知道，一个福清人是怎么在日本把生意做大的。
大阪街头的巨大招牌也挤进脑子里——上新电机、Joshin、K's Denki。他在省商业厅干了四年，管的是家电。他在大阪卖了两年电话卡，跑过电器街。他见过福州东街口百货大楼的家电柜台——松下、索尼、日立的原装机摆在玻璃柜里，像展览品，售货员隔着柜台爱搭不理，买一台电视得凭票、排队、托关系。他也见过大阪上新电机的量贩店——敞开式的货架，随便试，价格标得清清楚楚，店员鞠躬问你“需要什么”。两种零售模式，像两个世界。
小顾跟他说过，五一路沿街那些铺子卖的进口彩电比东百便宜一千多块，没有发票，但有货。那些是走私的，从平潭、长乐上岸的。振阳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问题的关键不是走私，是模式。东百那种柜台，卖的是分配，不是商品。而上新电机那种卖场，卖的是选择，是服务，是价格透明。
想着想着，他忽然有点恍惚。如果当年没辞职，没来日本，他现在应该还在省商业厅，也许已经熬出头了。每天看文件、开会、下乡调研，端着铁饭碗，一辈子不愁吃不愁穿。可他现在呢？大学院还没毕业，一边上学一边送卡，口袋里的钱数着花，什么都不是。他不后悔。但偶尔想起，心里还是会酸一下。
他翻了个身。想这些有什么用？
父亲已经打鼾了。振阳关了灯，天花板上有路灯透进来的光，黄黄的，和以前一样。隔壁奶奶的房间空着。他想起奶奶坐在窗边看天的样子。他希望母亲和妹妹能快点来，美娜也能早点来。一家人，要在一起。
窗外，大阪的夜很安静。只有远处偶尔传来电车的声响，闷闷的，像心跳。他把脸埋进枕头里。明天还要去上课，还要去送卡，还要去入管局递手续。日子把他推着走，他停不下来。。
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只记得梦里有人在叫他，用福清话，喊他“振阳啊，振阳——”。他回头，什么也看不见。
二
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冷。
住之江的平林团地没有暖气，振阳晚上裹着两床被子，脚还是凉的。每天早上起来，窗户上都结着一层白霜。他去入管局递交母亲和妹妹的材料那天，风很大，从海边吹过来，刀子似的割在脸上。他把文件袋抱在怀里，怕被风吹走。
交完材料，他站在入管局门口，看着灰蒙蒙的天。如果顺利的话，春天的时候，母亲和妹妹就能来了。樱花开了，她们从福清过来，下了飞机就能看到。他想着那个画面，觉得冬天也没那么难熬了。
但冬天还没过去，地震就来了。
那天清晨，房子晃得厉害。碗柜里的碗碟哗哗作响，振阳从床上坐起来，脚踩在地上，感觉地板还在轻轻颤动。过了一会儿停了。电视上播着新闻：震中在淡路岛，震级七点三，神户、淡路一带灾情严重。高速公路翻了，木造房屋塌了一片，长田区那边冒着黑烟——煤气管道破裂，烧起来了。画面里有人在废墟上扒拉着瓦砾，有人在路边抱着膝盖哭。不知道死了多少人。
学校停课了。
美娜从福州打来电话。他看到来电显示，接起来，说没事，大阪离得远，不用担心。说了几句就挂了。挂掉电话，他想，美娜一定也在电视前守了很久。
父亲每个周六周日都去新今宫。地震后，神户那边倒塌的房子需要大量人手清理，日雇市场的工作机会一下子多了起来。父亲听工场里的老乡说，新今宫那边一天一结，干得好还能连着去，就跟着去了。
那个地方正式的名字叫“あいりん労働公共職業安定所”，但没有人叫全称。大家都说“新今宫”，或者说“あいりん”。那里是大阪最大的日雇劳动市场，每天凌晨天还没亮，门口就排起了长队。队伍里都是男人，上了年纪的多，也有年轻的，但年轻的通常待不久。他们穿着脏兮兮的工作服，脚边放着便利店袋子或者小包袱，不说话，就那么蹲着。有的人昨晚就在附近的长椅上睡的，有的人刚从居酒屋出来，还有的人——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
新今宫周边就是这样一片地方。职业安定所、廉价旅馆、居酒屋、弹珠店、二手商店、路边摊、还有睡在纸箱里的人。无家可归的人到处可见，有的躺在高架桥下面，有的缩在商店街的屋檐下，面前放着一个空罐头或者一杯咖啡。他们不是不想工作，是今天没被挑中，或者身体已经干不动了。明天再去排队，也许能被挑中。
父亲也是队伍里的一个。他站在那些男人中间，乍一看分不出来。但仔细看能看出来——他的工作服是干净的，指甲是剪过的，腰比那些人挺得直一些。他不一样。他有地方住，有家人等他回去，他不是无家可归的人。但站在那个队伍里，从远处看，是一样的。
安定所开门后，工作人员出来喊：“道路工事，三人！”“清扫，两人！”“解体作业，五人！”喊到的人挤上去，领一张单子，跟着工头走。工资当天结算，现金，干一天拿一天的钱。没被喊到的，明天再来。父亲日语不好，但“道路”“清扫”“解体”这些词他听得懂。他力气大，干活不偷懒，工头用过他几次之后，有时候会主动点名要他。但也有连着好几天没被挑中的时候。那种时候他回来得早，下午两三点就到家了，不说什么，换了衣服就去厨房做饭。振阳不知道怎么开口问，父亲也不说。
学校停课，振阳没有闲着。那种清理废墟的工作，一天一结，他也想过要不要去。但他知道自己不适合。不是干不了，是不适合。他要做的是卖电话卡、卖录像带，找到买家，把东西卖出去。一单赚的钱，可能顶父亲干好几天。他缺的不是力气，是门路。
地震后电话卡更好卖了——人们急着往国内打电话报平安，来拿卡的人比平时多了好几倍。他从王老板那里一次拿几百张，没几天就卖完了。但王老板肯定不是第一手，中间过了好几手，利润到他手里已经很薄了。
他知道这不算什么生意，就是小打小闹。但他没有别的办法。物产店他打不进去——岛之内那家和港区朝潮桥车站那家，都有自己的进货渠道，不会从他手里拿货。他跑去问过，人家看了他一眼，说“我们有自己的路子”，就把他打发了。
他需要找到真正的一手货源。在福州时林总提过，神户有家东荣商行做中国商品批发，但他不卖物产，那个渠道暂时用不上。他卖的是电话卡，得找电话卡的上家，还要搞清楚回线申请是怎么回事。他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他跑了四五家语言学校和料理店，递名片，聊天，留电话。大多数人不把他当回事，但也有几个人多看了他几眼，要了他的电话。他把那些人的电话记在本子上，折好，放进钱包里。他知道人脉不是一天建起来的。但至少，他开始建了。
振阳坐在桌前，台灯的光黄黄的。电话在旁边，他盯着看了一会儿，拿起来，他想起雪梅。手指按在数字键上，停住了。没有拨下去。拨了秀芬的号码。忙音。再拨，还是忙音。他放下电话，坐在那里。
窗外的天灰蒙蒙的，神户那边是什么样子，他只能从电视上看到。淡路岛才是震中，神户市区离得还有一段距离。应该没事。电话打不通，他心里那根弦却一直绷着。
他想，秀芬应该没事吧。
三
神户的街道一片狼藉。
秀芬住的公寓没塌，但中华街的店铺关了好几天。拉面店的墙壁裂了几条缝，东荣物产店的货架倒了一片，酱油瓶子碎了几箱。她连着好几天没睡好觉，夜里躺下，总觉得地板还在晃。来神户后一直和雪梅都有联系。她担心的是雪梅。拨了雪梅以前语言学校的号码，没人接。也打不通居酒屋的电话。急得团团转，却什么也做不了。
过了几天，东荣物产店的电话响了。是雪梅从大阪打来的。声音沙哑，问她有没有事。秀芬说人没事，房子也没事。雪梅松了一口气。
秀芬初到神户时，先去学校报了到。学校在神户市区，从中华街走过去不到二十分钟。一栋灰色的旧楼，教室不大，学生不多。同学里大部分是中国人和韩国人，也有几个东南亚的。大家的日语都还可以，上课能听懂大半，下课用各自的语言聊天。秀芬在班里不怎么说话。不是不爱说话，是没力气说。
不久，她去了中华街边上的三好拉面。工作是王老板帮的忙。去神户之前，王老板给陈会长打了个电话。陈会长是福清同乡会的会长，在大阪和神户开了好几家拉面店，王老板跟他很熟。王老板说有个福清姑娘，人老实，干活利索，到神户读书，能不能在店里给安排个活。陈会长说行，到了直接去找店长。秀芬到神户后，找到店长，报了陈会长的名字。店长是个日本人，看了看她的履历，问了几句，就把她留下了。
秀芬每天七点到店，换上围裙，开始备菜。切叉烧、煮鸡蛋、切葱花、熬汤底。店长不怎么跟她说话，偶尔过来看一眼，不说好也不说不好。在日本人那里，不骂就是夸了。
干了两个星期，她觉得光靠这一份工不够。学费要交，房租要付，还得攒钱。她开始在中华街转悠，看哪里还缺人。转过几条巷子，看见一家叫“东荣中国物产”的店门口贴着招聘启事。她推门进去，店里有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像是店长，看了她一眼，问：“找工作？”秀芬说：“是。”那女人说：“明天带简历过来，面接。”
第二天，秀芬带着简历去了。这次店里多了一个男人，五十来岁，坐在柜台后面。那女人介绍说：“这是我们社长，郑社长。他今天正好在。”郑社长看了看秀芬的简历，用福清话问了一句：“福清哪里的？”秀芬说：“海口。”郑社长点了点头，没再问什么，说：“那就试试吧，时给八百五，一周来两天。”
东荣物产店在神户中华街主街上，卖的是中国来的调料、零食、冷冻食品。后来知道物产店只是东荣商行的一家门店。客人大多是住在附近的中国人，也有来旅游的日本人。秀芬站在收银台后面，结账、装袋、找零，不用像后厨那么累，但站着就是一天。
两份工加学校，秀芬的一天被切成了好几块。早上六点起床，六点半出门，七点到拉面店。切菜、备料、洗碗、擦桌子，干到中午。下午一点赶到学校，上课到四点。四点半到物产店，理货收银，晚上八点关门。回到公寓八点半，做饭、吃饭、洗衣服，然后倒在床上，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
她知道这样打工是违法的——留学生一周只能打二十八小时，她一周做了将近四十个小时。但她顾不了那么多。学费要交，房租要付，每个月还要给家里寄一点。她没有别的办法。
偶尔她会早一点回来，路过中华街的石板路，看见游客在拍照，看见情侣手牵手走过那个红门。她低着头走过去，不看他们。
那时候，她还常常跟雪梅通电话。两个人各自忙着，隔段时间打一次，说说近况。雪梅还在居酒屋打工，还在语言学校上课，声音里有笑，还会拿振阳打趣。秀芬觉得，日子虽然累，但还有盼头。
然后地震来了。
地震后，雪梅的电话来得少了，也没有再提振阳。有一次，雪梅打来，声音淡淡的。秀芬问她和振阳怎么样了。雪梅不说话。过了好一会儿才说，自己已经和田村结婚了，转日配签证了。居酒屋的工作再没去了。留了一个家里电话，说有事联系。然后就挂了。
秀芬拿着话筒，站在物产店角落的电话机旁边，听着嘟嘟嘟的忙音。店里有人在挑珠江桥牌酱油，有人在问青岛皮蛋。她把话筒放回去，走到收银台后面，开始结账、装袋、找零。脸上没有表情。
拉面店的日本店长辞职走了。陈会长从横滨总店调了一个人下来，叫阿勇，福清龙田人，做神户店的店长。阿勇在横滨干了三年，是总店得力干将，手艺好。秀芬在店里第一次见到他，二十七八岁，个子不高，瘦，话不多，干活快。他看了秀芬一眼，用福清话问：“哪里的？”秀芬说：“海口。”阿勇点了点头：“哦，隔壁镇的。”指了指旁边的案板：“你切葱花。”
日子一天天过去。神户的街道慢慢恢复了正常，中华街的游客又多了起来，石板路上人来人往。秀芬每天还是两份工加学校，忙得脚不沾地。她偶尔会想起雪梅，想起那通电话。但她没有跟任何人提起。
回到公寓，她坐在床沿上，没有开灯。隔壁老太太的电视声隐隐约约传过来，她听不清在放什么。
窗外是神户的夜，不算太黑，有路灯的光透进来。
四
邮递员按门铃的时候，振阳刚好在家。入管局的通知来了。他签了名，接过那个牛皮纸信封，拆开，里面是三张“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交付通知”。他看了两遍，确认不是眼花。窗外天还阴着，但他觉得亮了一些。
他先给美娜打了电话。电话响了两声就接了，像是她一直在等。美娜在电话那头吸着鼻子，声音有点哑：“你什么时候来接我们？”振阳握着听筒，停了一下。“我真想回去接你们，”他说，“但我实在走不开。”电话那头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她说：“那你好好忙。我们自己过去。到了给你打电话。”
挂了电话，他坐在桌前，把那张通知翻来覆去地看。认定书下来了，其他签证用材料都需要三个月效期。他等不及了，第二天一早先去区役所开了住民票，又给王老板打了个电话，说需要担保书。王老板说：“过几天你来拿。”
去拿担保材料的时候，王老板正在擦桌子，头也没抬，把担保书从柜台下面拿出来，放在桌上：“你妈她们要来？”振阳说嗯。王老板说：“来了以后，让你妈来店里帮忙。我这边缺人。”振阳说好。
材料齐了。他把母亲的材料装一个信封，美娜和阿妹的材料装另一个信封——阿妹的户口在大学那边，但材料先寄给美娜，让她在福州一并处理。两个信封，两个地址。他趴在桌上一笔一划，写了福清老家的地址，又写了美娜在福州的地址。
去了邮局。国际特快专递，工作人员递给他两张单子。他填好地址，称重，付费。两个信封被收走了。工作人员说，三四天就能到。
振阳站在邮局门口，站了一会儿。天还是阴着，但风不那么冷了。街角有个老头在卖烤红薯，铁皮桶里冒着热气。振阳走过去，买了一个。剥开皮，咬了一口，烫，甜。他忽然想起小时候在福清，冬天放学回家，奶奶也会在灶膛里煨红薯。他蹲在灶前等，奶奶说“别急，还没熟”。他不听，伸手去摸，烫得直甩手。奶奶笑了，说“我的孙子，急什么”。
他站在大阪的街头，咬着烤红薯，心里忽然踏实了许多。信寄出去了，三四天就到。
电视上天天在播神户的复兴。倒塌的高速公路修起来了，临时住宅搭起来了，中华街的店铺一家一家重新开门。画面里有人在笑，有人在哭，有人在废墟上重建。振阳看着，觉得这座城市喘气比他想象得快。地震才过去没多久，城市已经开始喘气了。
三月下旬的一天，振阳打开电视。画面里是东京的地铁站，有人躺在担架上，有人捂着口鼻，警灯一闪一闪的。女主播的声音发紧，说地下铁沙林毒气事件，多人中毒，有人死亡。
父亲从厨房走出来，站在他身后看了一会儿，说：“这日本不安全了。”
振阳说：“大阪没事。”
父亲没再说什么，转身回了厨房。
振阳握着遥控器，没换台。新闻一直播到深夜。他想，地震刚过去没多久，又来了毒气。神户的房子还没修好，东京的地铁又出了事。他想起自己每天坐电车上学、送卡，挤在车厢里，人贴着人。如果有人在里面放一包毒气，他连跑的地方都没有。
他关了电视，坐在黑暗里。窗外有救护车的声音，远远的，闷闷的。但他不再害怕了。信寄出去了，人快来了。来了就好，来的可不是一个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