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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九九二年的大阪，秋天来得比福州早。
李振阳后来想起这个秋天，总是先想起那堵墙。灰色的，水泥的，粗糙得像砂纸。他在福州住了四年，在福清住了十八年，从没住过这样的房子——墙壁薄得隔不住声音，楼上走路咚咚响，隔壁打呼噜像在耳边。走廊是露天的，铁皮的，每走一步整栋楼都在颤。
住之江平林南的公寓，五楼，没有电梯。来日本之前，房子是在日的老华侨陈先生帮助租的，他也是专门办理归国者手续和职业派遣的。
他在心里把这个地址念了三遍，像念一句咒语。住之江。平林南。每一个字都是陌生的，组合在一起，像一首他听不懂的歌。
房间是两室一厅。厅小得可怜，只能放下一张饭桌。说是饭桌，其实就是一块正方形打磨过的木板，四条腿，漆都掉光了。奶奶坐在榻榻米上，她的腿不好，坐不住，歪在一边。她环顾四周，说了一句话。
“回来了。”
振阳不知道她说的是日本，还是中国。或者两者都不是。也许她说的只是一个字面意思——从福清出发，坐船，坐飞机，坐车，走了几千公里，现在停下来了。停下来了，就是回来了。
奶奶是日本人。她的父亲是中国人。民国十年，她十二岁那年，被父亲从日本带回了福建。那天的海很蓝，船很晃，她吐了一路。到了福清海边那个小村庄，她哭了一个月。后来不哭了。
她在福清长大，后来嫁给了爷爷。爷爷也是去过日本的。年轻的时候，跟着村里人一起出去讨生活，在日本待了几年，后来回来了。两个去过日本的人，在福清的小渔村里，生下了父亲。
爷爷先走了，埋在村后头的山坡上，面朝大海。奶奶一个人在老房子里住了几年，话越来越少。后来她忽然说：“我想回去。”她眼睛看着窗外，但窗外什么都没有——只有家门口那棵龙眼树。
奶奶手里拿着一本日本护照，深红色的，薄薄的，边角已经磨损了。那是她在日本领事馆办的。她时不时翻开看一眼，照片上的自己面无表情，像一个不认识的人。
振阳后来慢慢知道，福清的遗孤，跟东北的不一样。
东北的遗孤是战争结束时被留下的，是关东军的后代。福清的遗孤，大多是清朝末年逃荒出去的。那时候福清地少人多，出海讨生活的人多，去东南亚的，去美国的，去日本的。
奶奶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日本落了脚，娶了日本女人，生了奶奶。中华民国建立以后，他听说中国有了希望，就带着全家回来了。
那是曾外祖父的故事。
爷爷也去过日本。振阳没见过爷爷。他对爷爷的全部了解，来自父亲偶尔提起的只言片语——“你爷爷去过日本”“你爷爷在那边待了好几年”“你爷爷说，日本人的日子也不好过”。
福清老家的门后面，贴着一张褪色的富士山画。白的，蓝的，很小，像明信片。那是爷爷从日本带回来的。带回来就贴在那里，再也没有取下来过。
爷爷埋在老家村后头的山坡上。回日本来的，是奶奶。是父亲。是振阳。
来日本的第一天晚上，他失眠了。
榻榻米很硬，枕头里装的荞麦壳，硌得脖子疼。他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上有水渍，形状像一张被揉皱的中国地图。他盯着那张地图看了很久，看见了台湾海峡，看见了福建的海岸线，看见了福清。
他想起在福州省商业厅的办公室。老式的写字台，绿色的铁皮柜，墙上贴着“团结、务实、高效、廉洁”的标语。他在市场处，管消费品流通。家电、百货、五金，都在他的文件堆里。每天看报表、写报告、开会。日子不快不慢，像省政府大院门口那棵梧桐树，叶子绿了黄了，黄了绿了。
他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八四年考上大学的时候，母亲高兴得哭了，挨家挨户发红蛋。那时候上大学不容易，考上了就是干部身份，毕业了国家分配工作。他学的是经济管理，对口分配到省商业厅。那是多少人羡慕的差事。母亲说，你爸在渔船上苦了一辈子，你总算熬出头了。
在机关里的日子太闲了。一杯茶，一张报纸，坐一天。工资三百多块，吃喝开销外，剩下的钱都攒起来。南巡讲话以后，到处都在说“下海”，说“出国”。老同学来信说，在深圳一个月赚他一年的钱。还有人说，去日本打工，一个月能赚两三万人民币。两三万。他在商业厅干四年，也攒不下这个数。
他不是没动过心。但他有编制，有铁饭碗，有林处长的器重。他以为自己会在这里干一辈子。
但父亲说，奶奶想回去。他决定也跟着去。
母亲说，你们先去探探路。不行就回来。家里还有她，还有阿妹。
在省商业厅，一个市场处的科员，辞了就辞了。他辞了职。同事们在小饭馆请他吃了顿饭，说了些一路顺风、前程似锦之类的话。他喝了酒，不多，但脸烧得厉害。散席的时候，林处长塞给他一个信封，说是商业部门福清同乡会名单，万一以后用得上。他揣进口袋，没有打开。他怕打开，就会想回去。
他翻了个身，面朝天花板。天花板上的裂缝从这头裂到那头，像一条干涸的河流。盯着那条裂缝，忽然想：自己是谁呢？
奶奶是日本人，拿日本护照。父亲呢？父亲拿的是中国护照。他是奶奶在中国生的，不会说日语，不认识日本字。在这片土地上，比任何外国人都更陌生。
振阳自己呢？拿的是中国护照。是中国人。但奶奶是日本人，父亲是日本遗孤二代，跟着奶奶“回来”日本。回来。回到一个从来没来过的地方。不会说日语，不认识日本字，连自动贩卖机都不会用。哪里像日本人？但又哪里像中国人？中国人来日本，是“来”。他是“回来”。回来和来，不一样。但不知道哪里不一样。
想起小时候，村里的孩子叫他“日本仔”。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回去问母亲。母亲没说话，父亲也没说话。奶奶在院子里晒鱼干，头也不抬地说：“你是你，管别人说什么。”
但怎么能不管？在这里，是外国人。在福清，也是外国人。在哪里都是外国人。站在中间，两边都不是。像一片叶子，从树上飘下来，风往哪儿吹，就往哪儿飞。飞到哪里算哪里。飞到哪儿，都不是哪儿的人。
闭上眼睛。一半在福清，一半在大阪。一半在过去，一半在现在。分不清哪一半是真的。也许两半都是真的，也许两半都不是。
只知道一件事：得在这里站稳。站稳了，才知道自己是谁。
二
第二天一早，振阳、父亲和奶奶跟着陈先生去了区役所。
天是灰的，云压得很低，压得人喘不过气。初到日本还没什么真实感。飞机落地、坐车、走进那间公寓——一切都像在梦里。现在站在区役所门口，才觉得，真的来了。
区役所的门很重。振阳推开的时候，用了点力气。里面很亮，日光灯白得刺眼。他走到窗口前，陈先生站在他旁边。父亲和奶奶跟在后面，没有说话。
来日本之前，陈先生已经把流程交代清楚了——先去区役所办外国人登记，交在留卡申请书，拿一张“申請中”的证明。有了这张证明，才能办存折、租房子。在留卡要一个月才能下来，但这张纸就是临时的身份证明，拿着它，哪里都能去。印章也提前刻好了，在福州就刻了，圆形的，木头的，上面刻着“李”。陈先生说，日本什么都认章，没章办不了事。
窗口后面的职员说了一串话。振阳听不懂，但抓住了几个词——“在留卡”“申請”“書類”。他在大学时选修过两年日语。奶奶是日本人，他想，多学一门外语也好。两年下来，语法懂了，基础词汇够了，简单会话也能说几句。来日本之前，他又温习了一下。不多，但够用。
他把材料递进去。“申請します。”发音不准，但对方听懂了。窗口里的人翻了翻材料，又问了几个问题。振阳又听懂了几个词——“住所”“電話番号”“家族”。他慢慢地说出地址。一个词一个词地往外蹦，像小孩学说话。陈先生在旁边听着，偶尔帮他补一句。对方听懂了。
奶奶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等着。父亲站在振阳身后，什么都没说。振阳知道，父亲在看他。
他想起在福州的时候，办什么事都是他跟在别人后面。现在他站在前面了。
不是他变厉害了。是后面没有人了。
申请交上去，窗口里的人递给他一张纸，上面盖着章，写着“申請中”。他把纸折好，塞进钱包里。有了它，就可以留下来。
陈先生陪他们走到门口。“剩下的你们自己办，没问题吧？”
“没问题。”
陈先生点了点头，走了。振阳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街角。
明天早上八点，带上履历书、护照复印件、今天拿到的这张副本，到工厂门口等他。陈先生交代过的。材料已经准备好了，在背包里。
从区役所出来，天还是灰的。街上的招牌花花绿绿的，日文、英文、汉字混在一起，他都能看懂。人从身边走过去，说话的声音像流水，从他耳朵边上流过去，流走了。
银行在区役所旁边。三个人各办了一张存折。
振阳拿到存折的时候，翻开来看了看。第一页写着他的名字，后面是空白的。空白的。在福清的时候，存折上也没有多少钱。但那时候的空白，是“不够多”。现在的空白，是“什么都没有”。他把存折塞进钱包里。钱包里多了“申請中”的证明和存折，加上三万日元，鼓了不少。
从银行出来，太阳从云缝里漏下来，薄薄的，冷冷的。振阳眯着眼睛，跟着父亲和奶奶，走过一条又一条街。
电话暂时不装了，太贵。生活用品还缺不少。去杂货店买了最便宜的棉被、枕头和碗筷，八千多日元。又去中古店买了一辆自行车，五千日元。拍了拍钱包，瘪了一大半。
天黑以后，振阳一个人出去转。巷口捡了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又捡了一台旧洗衣机。跑回去叫父亲，两个人一人扛一样，来回两趟。铁皮楼梯咚咚响。邻居开门看了一眼，又关上了。
那张桌子就是他们后来的饭桌，那把椅子钉一钉用了好几年。他看着这些从街上捡回来的东西，忽然感到：在日本，原来是这样开始的。
走进房间，躺在榻榻米上。棉垫是新的，但很薄，硌得骨头疼。枕头也是新的，硬邦邦的。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上的水渍还在。他盯着那道水渍，想起白天在区役所、银行、杂货店，他站在前面，父亲和奶奶跟在后面。陈先生陪了他们一程，剩下的路要自己走了。会的日语不多，但够用了。该办的都办了。该添的也添了。
把薄毯拉上来，盖到肩膀。窗外有风，凉飕飕的，从铁皮走廊的缝隙里钻进来。听着风声，想起福清。小时候秋天的晚上，海风从东边吹过来，窗户纸哗哗响。母亲在灯下批改作业，父亲在院子里补渔网。他在被窝里缩成一团，等着被窝慢慢暖起来。
大阪的夜很静。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呼吸。明天就要进工厂了。陈先生说，机器很响，响得什么都听不见。
他闭上眼睛，试着想象那个声音。想不出来。他只在电影里听过机器声，轰隆隆的，很远。明天那个声音就会在耳边了。
三
来大阪的第三天，振阳去上班了。
早上六点，天还没亮透。从窗户看出去，街道上的路灯还亮着，黄黄的，照在水泥地上，像一摊化不开的黄油。他在被窝里躺了一会儿。薄毯不暖，但身体是暖的。身体暖了，毯子也会暖。昨天夜里他想明白了这个道理。
父亲比他起得更早，已经在厨房里热饭团了。奶奶还睡着，呼吸很轻，像怕打扰谁似的。灶台上的水烧开了，白气往上冒，在灯光里散开，像一团一团的云。福清的早晨也有这样的白气。母亲在灶台前忙活，父亲在院子里补网，他在被窝里缩成一团，等着被窝慢慢暖起来。
“路认得了？”父亲把饭团用保鲜膜包好，塞进他包里。动作很慢，像在做什么精密的手术。
“认得了。”振阳说。其实不认得。地图是日文的，看不太懂。但他想好了，早点走，走错了就拐回来。
他把饭团塞进背包，推着自行车下了楼。铁皮楼梯咚咚响，整栋楼都在颤。到了楼下，他跨上车，踩了一脚，链条咔嗒响了一声。
天渐渐亮了。大阪的早晨跟福清不一样。福清的早晨是热闹的，鸡叫，狗叫，卖豆浆的吆喝声。大阪的早晨是安静的，安静得只听见自己的车轮声，咔嗒，咔嗒，咔嗒，像一个人在自言自语。风从海那边吹过来，凉飕飕的，带着一股铁锈味。不是福清的那种咸。福清的咸是活的，有鱼腥味，有人间烟火气。这里的咸是死的，冷的，像一块湿抹布捂在脸上。
他骑过几条住宅区的街道，两边都是灰色的楼房，长得一模一样。他怕走错，每骑一段就停下来看路牌。日文的，汉字夹着假名，有些认得，有些不认得。但他不着急。他出发得早，来得及。
骑了大概二十分钟，厂房多起来了。高高的烟囱，大大的仓库，铁皮屋顶在晨光里泛着暗红色的光。空气里的铁锈味更重了，混着机油的味道，闷闷的，像一口铁锅扣在头上。他看了看手表。七点四十。工厂就在前面了——一栋灰色的厂房，大门开着，里面黑黢黢的，机器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闷闷的，像一头还没睡醒的野兽。
陈先生站在工厂门口，穿着一件夹克，手里夹着一根烟。看见振阳，把烟掐了，朝他招了招手。
“材料带了？”
振阳从背包里掏出信封，递过去。陈先生接过来，翻了翻，点了点头。
“行。进去吧。工厂长在等你。”
振阳跟在陈先生后面，走进工厂。工厂长在办公室门口等着，五十来岁，矮胖，戴眼镜。他看了看振阳，又看了看手表，点了点头。没说话。他指了指旁边的架子，比划了几下。陈先生翻译：“工作服和工作鞋在那里，换上。”
振阳走过去，拿起工作服。蓝色的，棉布的，洗了很多次，领口发白。工作鞋是灰色的，橡胶底，硬邦邦的。他换上，衣服大了点，袖子长出一截，鞋子也大了点，走起来啪嗒啪嗒响。工厂长转身往车间走，振阳跟在后面。
车间的天花板很高，日光灯白得刺眼。机器在响——不是那种有节奏的响，是轰——轰——轰——，像一头生了病的铁兽，躺在那里喘气，喘了几十年，还在喘。声音不是从耳朵进去的，是从皮肤、从骨头、从脚底的水泥地钻进来的。它没有节奏，没有旋律，没有停顿。就是轰——轰——轰——永远不停。
他想念起省商业厅的办公室的安静。只有翻文件的声音，茶杯碰桌面的声音。那是他习惯的声音。不是这个。
工厂长把他领到一台机器旁边，上面堆着刚压出来的螺丝模型，银色的，还带着油光。工厂长拿起一个，又从旁边的盒子里拿出一把螺纹模具，比划了几下：把这个模具穿进螺丝里，试试松紧。太紧的，不行；太松的，也不行。旁边的工友给他示范了一遍。模具穿进去，顺滑，不紧不松。合格。放在左边的筐里。工友又拿起另一个，紧了，拧不动。他指了指旁边的工具台，上面摆着几把螺纹刻刀。意思是：太紧的，用刻刀重新过一下螺纹。
振阳看懂了。不是拧螺丝，是检查螺丝。一台一台地查，二十台左右，查完了再送下一批。
他问陈先生，能不能戴耳塞。陈先生问了一下工厂长，工厂长摇了摇头。陈先生说，不行。要听机器的声音，太紧的时候机器会响，听不见会出问题。振阳点了点头。只能听着。硬扛。
旁边的工位是个五十多岁的日本男人，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他不说话，也不看振阳，只是低着头干活。他拿起一个螺丝，穿模具，顺滑，放左边。再拿起一个，紧了，拿刻刀过一下，再穿，顺滑，放左边。一个，一个，一个。他的手指很快，动作干净利落。振阳看着他，这个人在这个位置上站了多久？十年？二十年？他有没有想过换一种活法？也许没有。也许他从来没想过。也许他这辈子最远的地方，就是从这个工厂到家，从家到这个工厂。
振阳拿起螺丝刀，开始干活。食指和拇指捏起螺丝，穿模具，顺滑，放左边。紧了，拿刻刀，过一下，再穿，顺滑，放左边。一个，一个，一个。他试着不去听机器的声音。他试着想别的事情——福州，商业厅，林处长递给他信封时的表情。但机器的声音太大了，大得把他的念头都盖住了。脑子里只有轰——轰——轰——
他的手在动，脑子是空的。他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台机器。不，比机器还不如。机器至少不会烦。机器不会想：我在这儿干什么？机器不会想：我什么时候能走？机器不会想：我到底是谁？
他不知道。
十二点左右，旁边的工友拍了拍他的肩膀，指了指食堂的方向。振阳摘下沾着油渍的白手套，跟着他走。机器没停，轰——轰——轰——，只是人停了。食堂在车间另一头，走过去要穿过整条流水线。机器在他两边响，震得地板都在颤。他低着头，走得很快。
食堂不大，几张长条桌子，塑料椅子。他站在窗口前面，指了指最便宜的那个——三百五十日元，乌冬面。昨天陈先生带他来过，告诉他怎么买。
他端着碗，找了个角落坐下来。面条很软，汤很咸，上面飘着几片葱花和一片鱼板，粉红色的，切成花瓣的形状。他想起母亲做的面条，手擀的，宽宽的，厚厚的，浇上卤汁，撒上葱花和香菜。那才是面。这不是。他一口一口地吃完了。汤也喝了。不是因为它好吃，是因为他饿了。
带来的饭团没动。他把保鲜膜重新包好，塞回背包里。带回去，晚上吃。
吃完面，他走出食堂，在工厂后面的空地上站着。靠着墙，看天。天灰灰的，不高，压着几朵脏兮兮的云。远处的烟囱在冒烟，白白的，细细的，升到半空就散了。他想起福清的海。蓝的，宽的，看不到边。海鸟在上面飞，渔船在远处漂，网里的鱼在跳。那是活的东西。这里什么都没有。只有铁，只有灰，只有机器的声音。他靠着墙，站了很久。墙是冷的，水泥的，跟住之江的墙一样冷。但住之江的墙是家的墙。这里的墙是工厂的墙。不一样。他不知道哪里不一样。但不一样。
一点钟，流水线又开了。他拿起螺丝刀。下午的流水线比上午快。不是机器快了，是他的手快了。手指找到了节奏，不需要脑子指挥，自己就知道该干什么。捏起螺丝，穿模具，顺滑，放左边。紧了，拿刻刀，过一下，再穿，顺滑，放左边。一个，一个，一个。
脑子里忽然冒出一句话。林处长说的。“你的脑子，是活的。”他愣了一下，手里的螺丝差点掉下去。活的。现在脑子是活的，手也是活的。但手在检查螺丝，脑子在空转。他不知道哪个更对。也许都对。也许都不对。
他数了一下，一个小时大概查三百个。一天两千两百五十个。一个月二十四天工作日，五万四千个。五万多个螺丝，从他手里过一遍，就看不见了。跟他一样。来日本了，就看不见了。在福州的人看不见他，在福清的人也看不见他。他是隐身的。只有这个声音知道他在哪里。
五点半，流水线停了。
振阳把螺丝刀放回工具架上，跟着人群走出车间。外面的天已经暗了，路灯亮着，黄黄的，照在停车场上。他走到自行车旁边，链条咔嗒响了一声，车筐歪着，铃铛不响。他骑上车，出了工厂大门。风凉凉的，从西边吹来。风越吹着，他骑得越快。不知道自己在追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在逃什么。把脑子里的机器声吹散了一些。但吹不散。它住在里面了。
三十分钟后，他到了住之江平林南。上楼，开门，脱鞋。奶奶还坐在窗边。
“回来了？”她问。
“回来了。”
他走进厨房，洗了手，把饭桌摆好。父亲还没回来。奶奶慢慢站起来，走到饭桌前坐下。振阳把饭菜端上来——昨天的剩菜，热了一下。奶奶吃得很慢，一粒一粒地数着米粒。振阳看着她，忽然想：她是不是也在数日子？数来日本多少天了，数还能活多少天，数什么时候能回去——不，她已经回来了。回到她想回来的地方了。但这里不是她的家。她的家在福清，在那棵龙眼树下，在爷爷的坟旁边。她回来了，但她的家不在这里。
吃完饭，振阳洗了碗，坐在榻榻米上，翻出那本日语书。五十音图。あいうえお。他念了一遍。声音很小，小得只有他自己听得见。机器的声音还在脑子里，轰——轰——轰——，但他试着不去听。他试着听自己的声音。あ。い。う。え。お。这是他的声音。不是机器的。
念到第三遍的时候，父亲回来了。他推开门，看见振阳在念日语，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短，像一闪而过的念头。
“吃饭了吗？”振阳问。
“吃了。”父亲把外套挂在门后。振阳看见他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个面包、一盒牛奶、一盒炸鸡块。超市打折的，贴了半额的标签。父亲把塑料袋放在桌上，坐下来，靠着墙，闭上眼睛。振阳看着他，想起母亲说过的话：你爸这一辈子，没享过什么福。
“爸，”振阳说，“陈先生说，有消息会通知你。”
父亲没说话。他点了点头，然后又闭上眼睛。
振阳低下头，继续念。あいうえお。かきくけこ。声音很小。念了几遍，他把书合上，放在枕头旁边。
窗外的路灯亮了，照进来，在地上画了一个方形的光。父亲睡着了，奶奶也睡着了。振阳坐在那片光的边上，没有动。
走一步，算一步。
四
日复一日，振阳学会了很多东西。
每天六点起床，骑车三十分钟到工厂，检查螺丝，听机器的声音，下班，骑车回家，吃饭，念五十音图，睡觉。一个月，二十四个工作日，天天如此。祝日休息——日历上那些红色的日子，不用上班。多出来的那一天，他用来写信，去邮局，或者坐在窗边看奶奶发呆。
他学会了在自动贩卖机上买咖啡——先塞硬币，再按按钮，罐子掉下来，咚的一声，像是在告诉你：花了钱了，拿到了，别想退。他学会了在电车上不用扶手也能站稳——膝盖微微弯曲，重心放低，跟着车晃，晃着晃着就习惯了。他学会了说“すみません”——对不起、打扰了、借过、谢谢，这个词什么都能用，什么都不算。你在街上撞到人了，说“すみません”；你问路，先说“すみません”；你买单，也说“すみません”。好像你活着，就是在不停地跟这个世界道歉。
他还学会了看日历——红日子休息。日本的日历上，土曜日是红色，日曜日也是红色，还有那些叫“祝日”的日子，都是红色。不用上班。他第一次看到红日子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问了陈先生才知道。陈先生叼着烟，眯着眼睛说，日本人有福气，隔三差五就红一回。他说“红一回”的时候，嘴角往上翘，像是占了什么便宜似的。振阳也笑了。在福清，没有什么红日子。渔汛来了就是日子，渔汛走了也是日子。日子就是日子，不分颜色。
起初，声音太大了，大得什么都想不了。它像一只巨大的手，捂住了他的脑子。后来——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声音变成了一堵墙，把自己围在中间。墙外面是世界，墙里面是自己。他在墙里面想事情：想福州，想商业厅，想林处长递给他信封时的表情，想母亲泡的茶。声音还在，但它是墙，不是刀。它不刺你了，它只是围着你了。像一个沉默的看守，不跟你说话，但你知道他在。
他不再数螺丝了。不是数不清，是不想数了。数到多少都一样。一万个，两万个，十万个。拧进去了，就看不见了。
跟他一样。
第一个休息日，他去买了国际电话卡。一千日元一张，在便利店的柜台。卡是蓝色的，上面印着“KDD”三个字母。他握着那张卡，在街上走了很久。国际公用电话亭就在前面。他走进去，拿起听筒，把卡插进去。拨号音变了，嘟嘟嘟的，跟国内不一样。他按号码——日本的国际冠码、中国的国家代码、福清的区号、学校的号码。他一个一个按，很慢。按到最后一个数字的时候，他停住了。手指悬在按键上方，停了很久。然后他把听筒挂回去，把卡拔出来，塞进口袋。他走出电话亭，站在路边。他不知道该说什么。说“我很好”？说“工厂很吵”？说“我想回去”？他什么都没有说。他把卡留着。等想好了再说。
有一天中午，他在食堂吃乌冬面。旁边坐着几个日本工友，一边吃一边聊天，偶尔笑一声。振阳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他听得懂笑声。笑声是一样的。在福州，在福清，在大阪，笑声是一样的。他忽然想，这些人——这些坐在他旁边的人——他们会不会也烦？他们会不会也想：我在这儿干什么？他们会不会也想：我什么时候能走？也许不会。也许他们已经习惯了。也许他们从来不想这些。也许他们只是来上班，检查螺丝，吃饭，检查螺丝，下班，回家，睡觉。明天再来。后天再来。大后天再来。一直到退休。一直到老。一直到死。
他咬了一口面，嚼了很久，咽不下去。
下班的时候，他没有直接回家。自行车拐进一条小巷子，在一家中华料理店门口停下来。招牌上写着“中华料理王记”，字是红色的，有年代感。他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推门进去了。
店很小，只有六张桌子。墙上贴着褪色的年画，灶台在角落里，油锅滋滋响。一个中年男人从厨房里探出头来，看见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福清的？”
振阳点头。他听出来了，是福州口音。不远。
他坐下来，男人端来一杯茶。茶是热的，苦的，跟福清的一样。振阳喝了一口，喉咙里有什么东西松了一下。
“吃什么？”
“青椒肉丝。”
男人点了点头，转身进了厨房。锅铲翻了几下，菜就出锅了。端上来的时候，热气腾腾的，油汪汪的。振阳夹了一筷子放进嘴里，嚼了两下。不是味道。是那个感觉。福清街边小炒店的感觉。一模一样的。
男人靠着柜台，手里拿着一罐啤酒，喝了一口，没再说什么。振阳也没说话。两个人一个在灶台边，一个在桌前，各自安静着。振阳把青椒肉丝吃完，把盘子推过去。从口袋里掏出硬币，数了五枚，放在桌上。
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
“老板，你开这个店多久了？”
“五年了。”
振阳点了点头，推门出去。
站在路灯下面，他想到吃饭时老板说的那句话：“关西大学有免费的日语课。”说的时候很轻，像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但振阳觉得暖。来日本之后，帮他办手续的人有，介绍工作的人有。但跟他说“去学日语吧”的，只有这个福州人。
他跨上自行车，骑出巷子，拐上大路，往住之江的方向骑。风从耳边吹过去，凉凉的，带着海水的咸味。他骑得很慢。不着急。回去也没什么事。
他在红绿灯前停下来。旁边一个女人蹲着给小女孩擦嘴上的奶油，小女孩咯咯笑。振阳看着她们，想起阿妹。阿妹小时候也是这样，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跟他一样。现在她在福州读大二，学师范。以后也要当老师，像母亲一样，站在讲台上，粉笔在黑板上写字，吱——吱——吱——
灯绿了。他踩了一脚，自行车往前走了。他骑过几条街，骑过一座桥，骑进住之江。街边的路灯亮着，黄黄的，照着灰色的水泥墙。他骑到楼下，锁了车，上楼。铁皮楼梯咚咚响，整栋楼都在颤。
开门。脱鞋。屋里很暗，只有走廊的灯亮着。奶奶已经睡了，父亲还没回来。他走进厨房，倒了杯水，站在窗前喝。窗外是巷子，几棵樱花树光秃秃的，几个垃圾桶并排站着，远处的路灯下有一只猫，蹲在那里舔爪子。
他喝完水，洗了杯子，放回原处。然后他走到榻榻米上，坐下来，铺开信纸。他写了两封信。一封给阿妹，一封给美娜。
给阿妹的信写得很短。说了工厂的工资，说了东西贵，说了街道干净，说了陈先生是老乡。最后写：“你在学校好好读书，别让妈操心。”写完了，折好，塞进信封。
给美娜的信，他写得很慢。
写了工厂的工资，写了东西贵，写了街道干净。写了陈先生，写了中华料理店的老板。写到这里，笔停了。他盯着信纸，想了一会儿。想写“你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像月牙”。又觉得太直白。想写“等安顿好了，我去接你”。又觉得太远。想写“我想你了”。又觉得说不出口。
他把笔放下，站起来，在屋里走了一圈。坐下来，拿起笔，又放下。最后他在信纸上写了几行字。写的什么，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写完了，他看了两遍，折好，塞进信封。
两个信封放在桌上，用茶杯压着。一封薄的，一封厚的。薄的是阿妹的，厚的是美娜的。他盯着两个信封看了一会儿。薄的那封，像报平安。厚的那封，像寄了一个人过去。
他躺下来，面朝墙壁。墙上的水渍还在，像一张被揉皱的地图。他盯着那道水渍，想起白天在工厂，脑子里忽然冒出来的那句话——“你的脑子，是活的。”林处长说的。活的。现在脑子是活的，手也是活的。但手在检查螺丝，脑子在空转。他不知道哪个更对。也许都对。也许都不对。
想起美娜。她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像月牙。她吃了三个海蛎饼，说好吃。她说：“等你安顿好了，我去看你。”他还没安顿好。但他会安顿好的。
他听见门响。父亲回来了。他走进来，没开灯，摸索着把外套挂在门后。塑料袋窸窣响了一声——又是打折的东西。他看见桌上的信封，拿起来看了看，又放下。他没说话。振阳也没说话。父亲坐在榻榻米上，靠着墙，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写信了？”父亲问。
“嗯。给阿妹和美娜。”
父亲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又说：“阿妹会高兴的。”声音很低，像是在跟自己说。
振阳没接话。
过了一会儿，父亲站起来，走到自己的房间，拉上门。灯没开。里面没有声音。
振阳躺着，面朝天花板。天花板上的裂缝还在，从这头裂到那头。他盯着那条裂缝，想起了福清的海。小时候他跟在父亲身后，在退潮的滩涂上捡蛤蜊。海风咸咸的，吹得脸发干。父亲弯着腰，在泥里摸，一摸一个准。他学不会，总是摸到空壳。父亲不说话，只是把他摸到的地方再摸一遍，把蛤蜊递给他。
那片海还在。但父亲已经不在那里了。
星期天，振阳给母亲打电话。母亲在村里的小学教书，学校有一部电话，打过去就能找到人。他走到巷子口的公用电话亭，把卡插进去，拨了号码。通了。母亲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断断续续的，像风吹过电线。
“妈。”
“嗯。”母亲的声音很轻，像怕吵醒什么人。“好不好？”
“好。”
“你爸呢？”
“在旁边。”
母亲在那边说了什么。振阳听不清，把听筒递给父亲。父亲接过来，听了一会儿，说了一句“好”，挂了。振阳不知道母亲说了什么。父亲没说。两个人走出电话亭，站在路边。
“一千日元呢。”父亲说。
“嗯。”
“就说了几句。”
“嗯。”
父亲没再说什么。他转过身，往家走。振阳跟在后面。路灯亮着，黄黄的，照着两个人的影子，一前一后。母亲说了什么，他不知道。父亲不会告诉他。他也不会问。有些话，说了就是说了。不说，就是不说。
第二天，振阳去邮局寄信。把两封信投进邮筒的时候，听见“咚”的一声，两封信掉进去了。他站在邮筒前面，站了一会儿。阿妹收到信的时候，会不会像他这样，站在学校的信箱前面，站一会儿？美娜收到信的时候，会不会笑？她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像月牙。他记得。
他转身走了。等回信吧。不知道要等多少天。七天？十天？也许更久。但他不急。
信在路上走，日子也在走。总会到的。
五
奶奶很少说话。她来日本以后，话反而少了。在福清那个小渔村，她话很多的——跟邻居聊天，跟鱼贩子讨价还价，跟振阳讲她小时候在日本的事。她说，她家在广岛附近的一个小镇上，家门口有一条河，河里有鱼，银色的，很小，跟福清溪里的鱼一样。她说，她父亲是个木匠，会做柜子、桌子、椅子，还会做小船。她说，她母亲会织布，织的布很软，穿在身上很舒服。她说这些的时候，眼睛是亮的，像河面上的光。
但到了日本，她什么都不说了。
她只是坐在窗边，看着外面的天空。住之江的天空跟福清不一样。福清的天是蓝的，高的，有很多云，海鸟在上面飞。住之江的天是灰的，低的，压得人喘不过气。但她看得很认真。好像在找什么东西。找什么呢？振阳没有问。他怕问了，奶奶会回答。他怕她的回答是——“我在找家。”
有时候振阳下班回来，看见奶奶还坐在窗边。窗帘拉着，只留一条缝。光照进来，照在她脸上。她的脸上没有表情。不是高兴，也不是不高兴。是一种很远的东西。像一个人站在海边，看着对面的岸，但对面什么都没有。只有海。
“奶奶，吃饭了。”
她转过头，看了他一眼。那一瞬间，振阳觉得她不认识他。她的眼睛是空的，像一口枯井。但下一秒，她笑了。那个笑容很轻，像一片叶子落在地上。
“好。”
她站起来，慢慢走到饭桌前坐下。振阳把饭菜端上来。奶奶拿起筷子，夹了一块豆腐，放进嘴里，嚼了嚼，咽下去。她又夹了一块。她吃得很慢，像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振阳看着她，她是不是也在数日子？数来日本多少天了，数还能活多少天，数什么时候能回去——不，她已经回来了。回到她想回来的地方了。但这里不是她的家。她的家在福清，在那棵龙眼树下，在爷爷的坟旁边。她回来了，但她的家不在这里。
父亲每天去超市买打折的东西。回来的时候，总会给奶奶带一罐热咖啡。罐装的，自动贩卖机那种。他把咖啡放在奶奶面前，不说话。奶奶接过来，握在手心里，也不说话。两个人，一个给，一个接，像做了很多年一样。振阳看着他们，想起在福清的时候。父亲出海回来，也会给奶奶带东西。有时是一条鱼，有时是一包糖。奶奶接过来，也是不说话。那时候他不明白。现在好像明白了一点。不是不想说，是不用说。
有一天傍晚，振阳在厨房洗碗。听见奶奶在窗边自言自语。声音很轻，像是说给自己听的。
“河还在。桥不在了。”
他愣了一下，没敢动。过了一会儿，又听见她说：“家不在了。”
他站在厨房里，手浸在水里，一动不动。水龙头没关，水哗哗地流。他没有回头。他不敢回头。他怕看见奶奶的眼睛。怕看见那双眼睛里的东西。那不是哭。哭是热的，有声音的。那是冷的，没有声音的。比哭更重。
晚上，振阳坐在榻榻米上，背靠着墙。旁边放着一张小书桌，是父亲从街上捡回来的，修好了，刷了一层漆。桌面上铺着报纸，报纸上摊着日语书。他翻开书，念了几行。念不进去。合上书，放在桌上。又翻开，又合上。后来干脆不念了，靠着墙坐着。墙上有一道裂缝，从天花板一直裂下来。他盯着那道裂缝，想起奶奶说的话。河还在。桥不在了。家不在了。她很小的时候离开日本，回来的时候已经是老人了。她的父亲死了，母亲死了，兄弟姐妹一个都不在了。她回来，回到一个没有人的家。但她还是回来了。她说“回来了”的时候，眼睛看着窗外。窗外什么都没有。只有那棵龙眼树。福清的龙眼树。
奶奶小时候的日本是什么样子的？她说过，家门口有一条河，河里有鱼，银色的，很小。她说这些的时候，眼睛是亮的。那条河是什么河？那些鱼是什么鱼？她有没有在河里游过泳？有没有在河边洗过脚？她说过，她父亲是个木匠，会做小船。那条船是什么样子的？她坐过吗？她说过，她母亲会织布，织的布很软。那件布做的衣服，她穿了多少年？她离开日本的时候，带走了什么？什么都没带。她只带了一个人。她自己。
她回来了。河还在吗？鱼还在吗？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家不在了。但她还是回来了。回来了，就是回来了。不管家在不在。
他站起来，走到凉台。铁皮走廊凉飕飕的，风带着咸味。他扶着栏杆，往下看。街道上的路灯亮了，一盏一盏，连成一条河。不是水的河，是光的河。黄的，白的，暖色的，远远近近，明明灭灭。远处的楼房里，窗户一格一格，亮着灯。有些是亮的，有些是暗的，像棋盘上的格子。他不知道那些窗户后面住着什么人，在做什么事。也许在吃饭，也许在看电视，也许像他一样，站在凉台上看别人的窗户。风把远处的声音吹过来，听不清是什么，只是嗡嗡的一片，像潮水，一浪一浪的。
没有星星。云很低，灰蒙蒙的，把整个城市罩住了。但灯光从云层下面透上来，把天边映成暗红色。不是太阳的那种红，是烧过了的火，灰烬里还剩下的一点光。整个城市都在发光。不是太阳的光，是人间的光。每一盏灯后面都有一个人，都有一个故事。他不知道那些故事，但他知道那些灯亮着，就有人在。有人在，灯就不会灭。
奶奶小时候的日本，是不是也是这样？海边的小镇，夜晚的灯火，从海上看，是不是也是这样，远远近近，明明灭灭？她父亲做的那条小船，是不是也在这片海上漂过？她母亲织的那件布，是不是也在这样的夜晚穿过？她十二岁离开，什么都没有带。但她带走了记忆。河还在，桥不在了。家不在了，但海还在。海一直在。她回来了，看到的是同一片海吗？他不知道。他从来没有问过。
风凉了，把身上的暖意一点一点吹走。他站了很久，缩了缩肩膀，转身进屋。父亲已经睡了，奶奶也睡了。屋里很暗，只有走廊的灯亮着。他走到榻榻米上，躺下来。薄毯不暖，但身体是暖的。他闭上眼睛。
陈先生说，市营住宅可以申请了。归国者有优待，不用抽签。区役所也来了信，奶奶的补助金还差一份材料。父亲的工作还没有消息，但陈先生在帮忙留意。电话已经装好了，白色的，笨重的，放在厅里的角落。他还没有打过。不知道该打给谁。
他靠着墙，没有动。墙上的水渍还在，像一张被揉皱的地图。他盯着那道水渍，看见福清的海岸线，看见乌龙江，从福州城里流过，一直流到海。他在海的彼岸。母亲在海的那边。阿妹在海的那边。美娜也在海的那边。老张、小王、林处长，都在海的那边。
窗外的灯还亮着。一盏一盏，远远近近。他在这里。灯在，他就在。灯不灭，他就不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