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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子过得快，转眼到了十二月。天越来越冷了。街道两旁的杏树早就落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蒙蒙的天。振阳把围巾往上拉了拉，加快脚步。
晚上，振阳又去了住之江的福祉活动中心。那里有一个面向外国人的免费日语教室，一周两次，志愿者教的。是王老板告诉他的，他从十一月开始来这里上课，到现在快两个月了。教室在一楼，不大，十来张桌子。每次来的人不一样，多的时候十几个，少的时候五六个。老师是个退休的老太太，头发花白，说话很慢，总是笑眯眯的。大家叫她“先生”，没有人问她的名字。
年前最后一次课，老太太带了些点心，分给大家吃。教室里只有五六个人，比平时少了一半。她坐在桌前，把点心一块一块摆在碟子里。今天穿了一件深蓝色的和服，外面套着毛衣，看起来比平时年轻一些。
“新年快乐。”她说，要过新年了，这一句话新年问候，用很慢的日语。
下课的时候，老太太叫住他。她知道他是大学毕业生，以前问过他的情况。她说，如果他想继续读书，可以考虑关西大学的预科班。上一年，可以考大学院。她教过的学生里，有人这样走过。
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递给他。关西大学日本語予備科入学案内。
振阳把纸折好，塞进口袋。走出活动中心的时候，天已经暗了。风从海那边吹过来，冷得耳朵疼。他把围巾往上拉了拉，灰色的，薄薄的，不暖，但比没有强。街上没什么人。店铺都关着，卷帘门拉下来，灰扑扑的。只有便利店的灯还亮着，白晃晃的，照在人行道上。他走得很慢。不着急。回去也没什么事。
回到家，父亲坐在榻榻米上，靠着墙。奶奶已经睡了。天早就黑了，他没有开灯。黑暗中，他的背影很沉，像压着什么东西。振阳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没有进去。他走到厨房，倒了杯水，站在窗前喝。窗外是巷子，几棵樱花树光秃秃的，路灯亮着，黄黄的，照在水泥地上。
到了新年，街上的店铺全关了，没有福清的灯笼、鞭炮和串门声，冷冷清清的。新年快乐，快乐什么呢？他嚼着一块红豆糕，甜的，腻的，不是福清的味道。福清过年吃年糕，母亲蒸的，糯糯的，蘸白糖。他咽下去，又喝了一口茶。茶是热的，苦的，跟福清的一样。偶尔有几个穿和服的女人走过，木屐嗒嗒响，又远了。振阳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转身回到榻榻米上。
工厂也放假了。从十二月三十号放到一月四号。六天。振阳来日本之后，第一次有这么多天不用上班。他躺在床上，不知道该做什么。以前在福清，过年的时候家里最忙。母亲蒸年糕，父亲贴春联，阿妹跑来跑去。这里什么都不用忙。街是空的，店是关的，人是看不见的。
父亲也休息。纸箱厂只放四天，一月三号就要上班。比螺丝厂少两天。父亲说，日本人过年，中国人干活。说的时候语气很平，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振阳没接话。他知道，父亲不是抱怨。是习惯了。大半辈子了，什么活都干过，什么假都休过。三天和五天，都一样。
奶奶坐在窗边，看着外面的天。她看得很认真，像在找什么东西。
他喝完水，洗了杯子，放回原处。走到榻榻米上，躺下闭上眼睛。脑子里是老太太说的话。可以试试。
新年过后没几天，区役所来了信。奶奶的归国者补助金批下来了。每月五万多日元。振阳陪奶奶去办手续。奶奶走得很慢，扶着他的胳膊，一步一步的。从区役所出来，奶奶站在门口，看着天。天灰灰的，不高。振阳站在她旁边，没说话。
办完补助金，振阳顺便问了健康保险的事。窗口里的人说，国民健康保险必须加入，每个月要交钱。振阳问多少钱，对方算了一下——没有收入，每个月三千多日元。两个人，六千多。
“年金呢？”父亲在旁边问。
振阳替他问了。对方说，要交十五年才能领。父亲算了算，十五年，他六十八了。他没说话。振阳也没说话。两个人都知道，交不交都一样。不交，老了没钱。交了，也不一定能等到。
“奶奶看病不要钱。”振阳说，“领生活补助，医疗费全免。每次看病要去区役所领医疗券。”
父亲点了点头，没再问。
回到家，父亲把工服叠好，放在榻榻米旁边。
“爸，现在收入够了。”振阳说，“不用再去超市买打折的了。”
父亲看了他一眼。“打折的不好吗？”
“不是不好……”
“赏味时间快到的才打折的。”
振阳没接话。他知道，父亲不是舍不得吃好的。是舍不得花钱。一辈子了，改不了。
晚上，振阳坐在榻榻米上，靠着墙。他把老太太给的招生简章又看了一遍。六十万。他在工厂的存款差不多够了。但上了预科班，就不能在工厂干了。得找短工，时间灵活的那种。他想了想，把纸折好，放在桌上，用茶杯压住。
他闭上眼睛。再想想。
二
振阳没有跟父亲商量。
他想了几天，想了又想。白天在工厂拧螺丝的时候想，晚上躺在榻榻米上看天花板的时候想，骑车去日语教室的路上也想。想什么呢？不是想考不考得上，是想要不要去考。
他想起在省商业厅的时候，林处长说：“你的脑子，是活的。”活的。现在脑子还是活的，但活的脑子不知道往哪里想。大学院？他不知道自己想学什么，也不知道学了能做什么。他只是觉得，不能一直在工厂拧螺丝。不是拧螺丝不好，是拧完了，什么都留不下。螺丝拧进去了，就看不见了。跟他一样。来日本了，就看不见了。在福州的人看不见他，在福清的人也看不见他。他不想这样。不是想被人看见，是想看见自己。
他把招生简章又看了一遍。六十万。他在工厂攒了差不多够了。但上了预科班，就不能在工厂干了。得找短工，时间灵活的那种。他算了一下，父亲的工资，奶奶的补助金，加上他打短工的钱，够活。够了就行。他不贪。
他把愿书填好，把资料备齐，装进信封，贴上邮票，投进邮筒。听见“咚”的一声，信封掉进去了。他站在邮筒前面，站了一会儿。然后就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邮筒是红色的，站在路边，一动不动。他转过身，继续走。
过了几天，关西大学来了信。薄薄的一张纸，上面盖着章，写着考试日期、面试日期、合格发表日期。他把那张纸看了好几遍，折好，塞进口袋。二十多天。够了。
他把信放在桌上，用茶杯压住。父亲回来的时候，看见那张纸，拿起来看了看，又放下。他没说话。振阳也没说话。两个人并排坐着，靠着墙。窗外的路灯亮了，照进来，在地上画了一个方形的光。
“爸，我报了预科班。”振阳说。
父亲没说话。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粗糙，黑黑的，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油渍。在福清，这双手撒网、收网、补网。在大阪，这双手叠纸箱、打包、搬货。振阳看着他，等着。
“二月考试？”
“嗯。”
父亲点了点头。“考上了，就去。”
振阳低下头。喉咙里有什么东西堵着，咽不下去。他想起在福清的时候，考上大学的那天，父亲也是这样。坐在院子里，靠着墙，说了一句“好”。那时候他觉得父亲不在乎。现在知道了。不是不在乎。是不会说。
“爸，现在你有工作，奶奶有补助金。”振阳说，“我打短工，够了。”
父亲点了点头，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走到厨房，热了两个饭团。一个递给振阳，一个自己拿着。
“日本的饭团，比福清的好吃。”他说。
振阳咬了一口。米饭是凉的，梅干酸得他眯起眼睛。不好吃。但他没说。他嚼了嚼，咽下去。
一月初，振阳去区役所开了收入证明。去年没有收入。窗口里的人看了他一眼，在电脑上敲了几下，打印出来，盖了章。又把外国人登录济证明书也开了。他把两张纸折好，塞进口袋。来日本快半年了，他一直惦记着住宅申请的事。刚来的时候语言不通，不敢去。现在能说几句了，能听懂一些了，不用找陈先生，不用麻烦王老板。他自己去。
他坐电车去了阿倍野。问路，看路牌，找到了大阪市营住宅管理中心。推门进去，里面很安静。他把证件递过去：在留卡、护照、印章、收入证明、外国人登录证明书。
窗口里的人翻了翻材料，问了几个问题。他听懂了，慢慢回答。
“帰国者です。”
对方点了点头。归国者有优待，不用抽签，直接安排。但要等。申请表交上去了，地址还没定。振阳说，好。他等。他不怕等。
“家賃は？”他问。房租怎么算？
对方告诉他，奶奶领生活补助，住宅租金从补助金里直接扣除，不用自己交。振阳愣了一下。又问了一遍。对方又解释了一遍。他听懂了。奶奶的补助金，不光够吃饭，连房子都管了。他来日本之后，第一次觉得，奶奶的“回来了”，不只是回来。是国家管她了。管她吃饭，管她看病，管她住。
他把受理单折好，塞进口袋。
走出管理中心的时候，天灰灰的，不高。他站在门口，把围巾往上拉了拉。自己办成了。没有靠别人。来日本这么久，今天算是站直了一回。
他加快脚步，走回家。晚上，他坐在榻榻米上，把考试通知单和住宅受理单并排放在桌上。一个知道什么时候来，一个不知道。他不知道哪个更让人安心。但他知道，两个都在往前走。
三
考试那天，下了雪。
振阳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好几年没见雪了。在福州四年，冬天阴冷，但雪是不下的。上一次看见雪，还是读大学的时候，外省的冬天，白茫茫的一片，踩上去咯吱咯吱响。那时候年轻，不怕冷，跟同学打雪仗，手冻得通红，还笑。现在看见雪，心里是静的。不是冷，是安静。雪把声音都吸走了。街上的车声、人的说话声、远处的机器声，都远了。只剩下白。
他把围巾往上拉了拉，出门。电车比平时慢，到站的时候已经晚了十分钟。他跑进校园，找到考场，推开门。教室里坐了大半，都是外国人。他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把背包放在脚边。窗外的雪还在下，落在窗台上，白白的，很干净。他看了一会儿，低下头。
试卷发下来。读解和作文。文章里有很多汉字，他读懂了。不是日语好了，是汉字帮了他。那些字在福清的时候就看熟了，不用想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作文题目是“私の一日”。他写自己的一天。早上六点起床，骑车去工厂，检查螺丝，听机器的声音。中午吃饭团，梅干的。下午继续检查螺丝。下班，骑车回家，念日语。
语法是大学学的，忘了一些，但框架还在。词汇是在日本慢慢捡回来的。句子写得很简单，但能看懂。他知道自己写的日语笨，但他不着急。笨一点，慢一点，能往前走就行。
写完了，他看了一遍。字不好看，但能看懂。这就是他的一天。每一天。来日本之后，每一天都是这样。交卷的时候，手有点抖。不是因为紧张，是因为他想起来，上一次坐在考场里，是七年前。高考。那时候能考上大学的，一百个人里只有二十几个。他在福清那个小渔村，考了全县前几名。成绩出来那天，母亲哭了，挨家挨户发红蛋。父亲坐在院子里，靠着墙，说了一个“好”。就一个字。他记到现在。
现在他又坐在考场里。不是高考，是别科的考试。考上了，也不是大学。是大学的预备班。离大学还远。离大学院更远。但他不着急。他只是往前走。
走出考场的时候，雪停了。天还是灰的，不高，但比早上亮了一些。他站在门口，把围巾往上拉了拉。风从海那边吹过来，冷得耳朵疼。他加快脚步，走回家。
面试在考试十天之后进行。参加面试的有三个老师。中间那个年纪大一些，头发花白，戴眼镜。他们用很慢的日语问他问题。来日本多久了？在哪里学的日语？为什么想上预科？他一个一个回答，很慢。说在工厂拧螺丝的时候学的，说想考大学院，说以后想回中国或者留在日本。说这些的时候，他觉得自己说的日语很笨，但老师听懂了。中间那个老师点了点头，旁边的老师在纸上写了什么。他站起来，鞠了一躬。
走出教室的时候，腿有点软。他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走廊很长，灯是白的，照在地上，亮得刺眼。他想起高考放榜那天。成绩贴在学校的公告栏上，他的名字在最前面。那时候他不怕。现在也不怕。只是不一样。那时候他知道自己要什么——考上大学，分配工作，离开渔村。现在不知道。他只是往前走。
回到家，父亲坐在榻榻米上，靠着墙。看见他进来，问了一句：“怎么样？”
“还行。”
父亲点了点头，没再问。振阳坐下来，两个人并排坐着，谁也没说话。窗外的路灯亮了，照进来，在地上画了一个方形的光。
“三月出结果。”振阳说。
“嗯。”
振阳低下头。不知道说什么。父亲也不知道说什么。两个人就这样坐着，听窗外的风声。风从海那边吹过来，凉飕飕的，从铁皮走廊的缝隙里钻进来。
他站起来，走到厨房，倒了杯水，站在窗前喝。窗外是巷子，几棵樱花树还是光秃秃的。他想起福清的海。小时候他跟在父亲身后，在退潮的滩涂上捡蛤蜊。海风咸咸的，吹得脸发干。父亲弯着腰，在泥里摸，一摸一个准。他学不会，总是摸到空壳。父亲不说话，只是把他摸到的地方再摸一遍，把蛤蜊递给他。
他喝完水，洗了杯子，放回原处。走到榻榻米上，坐下来，铺开信纸。想给母亲写信，想给阿妹写信，想给美娜写信。握着笔，写了一个“妈”字，就写不下去了。说什么？说考试了？说不知道能不能考上？说还在拧螺丝？他把信纸折好，塞进抽屉里。等结果出来再说。
他躺下来。薄毯不暖，但身体是暖的。等一等就好了。
四
振阳在工厂的最后一天。
他把螺丝刀放回工具架上，把工服叠好，放在架子上。车间主任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最后一天，让他早走了两个小时。旁边的日本工友还在干活，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他没有抬头。振阳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了。
走出工厂大门的时候，风很轻。他站在门口，没有推自行车。机器的声音还在脑子里，轰——轰——轰——，但它响它的。他走他的。
他想起工厂的那堵墙，忽然明白了一件事：家的墙是暖的，因为墙那边有人。工厂的墙是冷的，因为墙那边只有墙。
街道两旁的樱花开了。白的，粉的，一团一团的，压得树枝弯下来。风吹过来，花瓣落在他的肩上，落在车筐里，落在地上，铺了薄薄的一层。他站在树下，抬头看。花很亮，天很灰。花是活的，天是死的。他看了很久，心里却高兴不起来。花开了，落了，明年还会开。他考上预科了，然后呢？然后是无尽的费用。他觉得，这满街的花跟他没有关系。它们开它们的，他苦他的。
他算了一笔账：预科一年一百二十万，大学院三年至少四百万，加起来五百多万日元。他听说一般的语言学校一年只要七八十万，半年四十万。但那是语言学校，不是大学预科。上了语言学校，还是考不上大学院。他选了预科，选了贵的这条路。他不知道这条路对不对。他只知道，他得走。他需要打两份工，一年最多赚两百万，还要吃饭、交房租。父亲和奶奶那点钱，刚够活着。五百多万。他要在日本待三年，花掉五百多万。他不知道这五百万从哪里来。
他想起在福州的时候，省商业厅的工资一个月三百多块，四年攒了万把块人民币。按当时的汇率，九百五十日元换一百块人民币，那一万多块就是十来万日元。听起来很多，但扣掉吃喝拉撒、来日本的机票、买生活用品，剩下三万日元。三万日元。他在日本一个月的生活费都不够。母亲那点工资，刚够阿妹上学。他的学费，是父母省吃俭用攒下来的。还有来日本之前，母亲在村里挨家挨户借钱，凑了二十万人民币。那是乡亲们的钱，不是他的。他这辈子没见过那么多钱，但那不是他的。他欠着。他得还。现在他要再花五百万。他不知道这五百万从哪里来。
花还在落。他踩着花瓣走，不忍心骑。花瓣是软的，踩上去没有声音。这些花，开得再好看，也会落。落了，就看不见了。跟他一样。来日本了，就看不见了。在福州的人看不见他，在福清的人也看不见他。但看见自己，需要钱。很多钱。
他越想越沮丧。这样下去，怎么站稳？母亲和阿妹怎么来日本？美娜怎么来日本？他想起美娜，想起她回头看他时那个眼神。现在呢？他在日本，她在福州。时间一久，她会不会忘了他？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他得往前走。往前走，才能站稳。站稳了，才能接她们来。接她们来了，才能在一起。但他连学费都交不起。他拿什么站稳？
钱不是攒出来的，是拼出来的。攒出来的钱，花一分少一分。拼出来的钱，花完了还能再拼。
自己是定住者身份，打工没有时间限制，不像留学生一周只能打二十八个小时。他可以打两份工，三份工，只要身体扛得住。父亲也曾说：“船会浮。”船会浮，但船要出海。出海才有鱼。他不是不愁了，是愁也没用。
走到大路口，他停下来。王老板的店就在平林车站门口不远，他来过很多次了。他想吃青椒肉丝。不是饿，是想吃那个味道。跟福清街边小炒店的味道，一模一样的。他站在路灯下面，站了很久。最后还是进去了。不是想吃，是想找个人说说话。
推开门的时候，王老板正坐在柜台后面，手里拿着一罐啤酒，喝了一口，吧唧一下嘴。看见振阳，把啤酒罐放下，站起来。小姑娘在擦桌子，店里没什么人。
“王老板，来一份青椒肉丝。”
王老板笑了。“今天怎么有空？”
“工厂辞了。干到最后一天。”
王老板愣了一下。“那得好好吃一顿。今天这顿，我请。”
振阳坐在桌前，没说话。王老板转身进了厨房。锅铲翻了几下，菜就出锅了。小姑娘端上来，放在他面前。他夹了一筷子，放进嘴里。肉嫩，青椒脆，酱香浓郁。跟福清的一模一样。他嚼着嚼着，忽然觉得嗓子发紧，咽不下去。他想起外面的樱花。开得那么好，跟他有什么关系。他考上预科了，跟他有什么关系。他连学费都交不起。
王老板从厨房出来，在他对面坐下。手里又拿了一罐啤酒，喝了一口，吧唧一下嘴。“怎么了？”
振阳说了。预科的学费，大学院的学费，打两份工也攒不够。他不知道怎么办。他说着说着，声音越来越低。他怕自己说着说着，就不想走了。
王老板没说话。他喝了口啤酒，又喝了一口，把罐子放在桌上。过了一会儿，他说：“慢慢来。走一步看一步。你刚来日本的时候，不也什么都不懂？现在不是考上预科了？一步一步走，总能走到的。”
振阳低着头，没说话。他知道王老板说得对，但他不知道这一步要走到什么时候。王老板站起来，拍了拍他的肩膀。“吃吧。凉了就不好吃了。”
他夹了一筷子，放进嘴里。嚼了嚼，咽下去了。
小姑娘擦完桌子，走进厨房。扎马尾辫，穿一件灰色的夹克，低着头。她走到柜台前，用福清话叫了一声“姨夫”。声音很小，像是怕打扰谁。王老板从厨房探出头来，说，来了？她点了点头。王老板指了指振阳，说，福清老乡，也在大阪。又对振阳说，我远房亲戚，秀芬，海口镇的，刚来日本，在语言学校上学。
振阳看了她一眼。她低着头，站在柜台旁边，手里攥着擦桌布，不知道该放哪里。他想起阿妹。阿妹也是这个年纪，也是扎马尾辫，也是低着头，手不知道该放哪里。他去福州上班的时候，阿妹还在福清读书。后来阿妹考上了福州师范大学，他送她去学校报到。在宿舍楼下，她也是这样，低着头，不说话。他拍了拍她的肩膀，说，好好读。她点了点头，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她的眼睛不大，但亮。
他用福清话跟秀芬说了一句。“我关西大学日语预科班的，下个月就得上学。”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用福清话。也许是想让她觉得近一点。她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她的眼睛不大，但亮。她点了点头，没说话。又低下头，手攥着擦桌布。
他点了点头，也没说话。两个人就这样认识了，又好像没认识。她转身进了厨房，系上围裙，开始洗碗。水龙头开着，水哗哗地流。她低着头，把盘子一个一个放进水里，捞出来，擦干，摞好。动作很慢，像是怕做错。
振阳坐在外面，慢慢地吃。他听见厨房里碗碟碰撞的声音，叮叮当当的，很轻。他低下头，把最后一口饭扒进嘴里。
走的时候，秀芬从厨房探出头来，看了他一眼。他没看见。他推开门，走了出去。
站在路灯下面，风从巷口灌进来，像是从水里刚捞起来的。他抬头看天，没有星星。只有灰蒙蒙的、低低的天。那个秀芬，也是福清的。海口镇的，离他的村子不远。她刚来日本，什么都不懂，在姨夫店里帮忙。他不知道她能待多久，也不知道她以后会怎样？他只是觉得，在这个城市里，又多了一个福清人。
多一个，就暖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