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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二天一早，振阳带着美娜和阿妹去了店铺。
卷帘门拉开，往下走几级台阶，一股闷了些日子的霉味混着热气迎面扑来。振阳侧身停了停，等浊气散出一些，才弯腰走到最里面，把墙上的排气扇打开。扇叶转起来，嗡嗡地低响，风从后墙的通风口灌进来，一点点把屋里沉淀的浊气往外抽。美娜站在楼梯口，皱着眉等了好一会儿，才扶着扶手往下走。阿妹已经先钻进去了，在空荡荡的屋子里转了一圈，声音在地下空间里撞出轻轻的回音：“好大。”
两百平米，确实够宽敞。货架上稀稀拉拉摆着几样落灰的旧货，地面还留着没扫干净的痕迹。振阳把墙上原来的营业执照摘下来，看了看，折好小心放进口袋。他对美娜说：“你们先清点一下存货，记个数目。我去跑手续。”——眼下只能用学校请假的空档跑，时间要掐着算。
振阳去中央区区役所问了营业许可更名的事，又跑了税务和消防，一圈下来回到店门口，已经是下午四点多。斜斜的阳光刚好能照到楼梯口的石阶上，白晃晃的，连台阶缝里的灰尘都看得清清楚楚。他站在那道光里，把手里的单据一张一张理好。没有王老板那笔钱，这家店根本撑不起来。王老板没多问、没提苛刻条件，但振阳心里明白，这不是普通的借贷，是知道他在日本这些年不容易，伸手拉了一把。这份情，他记在心里。
顺着楼梯往下走，刚开门时那股刺鼻的霉味已经淡了不少。美娜正弯腰擦货架，袖子挽到手肘，手边放着一块已经擦得发灰的抹布。阿妹跟在后面，把清点过的东西归位，两人配合得安静又顺手。货架擦得发亮，东西虽不多，却摆得整整齐齐，过道也留得宽宽的，只是看着还有些空，像还没定好方向。振阳站在暗处看了一会儿，没出声。
美娜直起身，把毛巾搭在肩上，听见脚步声回头看他：“手续都问清楚了？”
“还没办完。”振阳把包放在收银台上，“还要等保健所复查，再去上一次卫生管理讲习课，拿了证才能正式换许可。”
美娜没再接话，把抹布在水桶里投了投，拧干，又弯腰擦下一层隔板。她擦得慢，像是在等他往下说。振阳也没多解释，走过去把货架重新看了一遍：“这样摆，你觉得怎么样？”
“过道够宽，但靠里的地方光线暗，得把常用的摆前面。”美娜抬眼回了一句。
振阳点点头，动手把几排货架往前挪了挪：调味料归一类，罐头干货归一类，米面粮油归一类，零食点心归一类，都放在离楼梯口最近、光线最亮的位置——这是他之前在连锁便利店看了好几天，一点点记下来的摆法。冷冻柜靠后墙通风口放，避免受潮；速冻水饺、春卷、排骨、丸子，一样一样码得整齐；冷藏柜放豆腐、熟食，最底下一层专门留出来给饮料。
他蹲下来看了看层高，又站起来量了量过道的宽度，心里把账算得明白：“蔬菜生鲜不做了，地下通风再好也不如地上，容易坏；周转快损耗也大，现在自己还上着班，两边都要顾，耗不起。鲜肉也不进，只做冷冻的，保质期长，风险小，先把稳的路子走起来。”
下午的阳光慢慢往下移，最后只在楼梯口投下一道斜斜的亮线，地下店里渐渐暗了下来，却已经闻不到刚开门时那股闷人的霉味了。
“这边做收银台，”他指着门口，“左边就是杂志、书籍、影像制品。右边放促销堆头。中间两排放调味料和罐头，靠墙一排放冷冻柜和冷藏柜。最里面隔一间小办公室，放张桌子，记账接电话。旁边再隔一小间，放复印机和拷贝设备。”
“拷贝什么？”阿妹问。
“录像带。出租用。”
阿妹没再问，递过来一张缺货清单：酱油、醋、王致和、龙口粉丝、方便面……，有些货从大阪本地进，从东京订的书和杂志，改为自己安排国内发货。
美娜在收银台后面试着坐了坐，站起来说椅子太矮。阿妹搬了两箱货就喊累。振阳走过去，把剩下几箱搬了上去。他说完这些，看了看手表：“店里弄完就关吧，剩下的明天再说。”
美娜和阿妹乘地下铁回家。振阳骑着自行车往回走，风从耳边呼呼灌过，凉丝丝的。脑子里的事一件接一件，停不下来。
他想着，得给林处长的助理小顾打个电话，托他帮忙寄些国内最新的报刊过来，店里总得添点能让人翻的东西。又想起林总提过，东荣商行的老板是福清同乡，在神户中华街做中日贸易，路子宽。等店上了轨道，一定要抽空去一趟神户，碰碰面，看看能不能接上更稳的货源。
录像带就找王老板拿，全要正版的港台电影和连续剧，成龙、周润发、林青霞的片子，最对客人的胃口。他在心里算：一盘盘码上架，客人大多只租不买，收两千日元押金，一天租金三百。就算有人租了不还、押金也不来退，也不亏——进价本来就不到两千，刚好抵得上成本。
还得添一台复印机、三台刻录机，方便拷贝和登记。租带子要记清楚姓名、电话、住址，得准备个本子，一页页写整齐。美娜字写得端正，到时候让她来管登记最合适。
店里的电话继续留着用，号码要印在名片上，清清楚楚。等名片印好，就去附近的中华料理店、语言学校、留学生宿舍一家家跑，递上名片，告诉人家“新开的中国物产店，欢迎光顾，还能送货上门”。他在心里琢磨：就算有人接过去只扫两眼，有人摆手拒绝，也没什么大不了。路才刚起步，慢慢来，总能熬出点名堂。
晚上，中介终于来电话了，让阿妹去工厂上班。流水线，时给九百，一周五天。振阳说，去吧，先干着。阿妹嘟着嘴，不太情愿，但还是答应去。
二
忙了几天，店铺总算有了样子。保健所的人来转了一圈，看了看冷冻柜的温度计，在本子上记了什么，就走了。振阳翻了一下日历，定了一个周末正式开业。他连夜托人印了一叠简易的广告纸，白底黑字，写着“东阳中国物产店盛大开业，全场九折，欢迎光临”。他骑车去周围的中华料理店、语言学校、留学生宿舍，一张一张塞进门缝。送卡的时候也顺便递一张。
开业那天，学校放假。早上八点，他开了门。没有鞭炮，只有门上贴了一张红纸，写着“开业大吉”。美娜站在收银台后面，穿着振阳给她买的那件红色外套，头发扎起来，有点紧张。母亲也从王老板店里请了半天假，赶过来帮忙。
上午来了十几个人，大多是附近的留学生，买几包方便面、一瓶酱油。振阳站在门口招呼，美娜收银，母亲帮着装袋、递东西。三个人忙得脚不沾地。中午的时候，人少了一些。母亲在店里的角落用带来的小电炉煮了几碗面条，三个人蹲在货架旁边吃了。母亲说：“还行，开头都这样。”振阳没说话。
下午人更少，零零星星的，进来转转，看看，有的买点东西，有的空手走了。晚上关门的时候，振阳把当天的营业额数了一遍。两万多日元。他算了一下，扣除成本，赚的刚好够一天的房租和水电。
“第一天，不错了。”他对美娜说。
美娜点了点头，没说话。
母亲收拾了一下，说：“我回去了，王老板那边晚上还要忙。”振阳送她到门口，说：“妈，辛苦你了。”母亲摆了摆手，走了。
第二天，人少了一半。第三天，更少。一周之后，店里又恢复了冷冷清清的样子。偶尔进来一两个人，买包盐，买瓶醋，转身就走了。振阳站在收银台后面，看着空荡荡的货架和空荡荡的过道，心里有点发慌。他想起开业那天自己心里的那股劲，觉得像那锅水煮开了又凉了，什么也没留下。
晚上躺在床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美娜在他旁边呼吸很轻，像是睡着了。他侧过头，看着她。窗外的光照在她脸上——瘦了，颧骨都突出来了。他想起她在福州的日子，坐在市政府的办公室里，穿得整整齐齐，朝九晚五。现在她跟着他蹲在地下室里，对着货架数几包方便面。她原来不用受这份罪。铁饭碗，一辈子不愁。她嫁给他，辞了工作，跟他来了日本。他给她的不是好日子，是地下室、霉味、数不完的零钱。他闭上眼睛，又睁开。他得撑起来。不管多难，都得撑。
振阳顾不上店里的事，账都是美娜在理。美娜把客人的预订单按地区分好，大阪市内分几个片区，每个片区定好送货时间，提前告诉客人。大阪市外的，就让客人自己来店里取，给打折优惠。振阳只要按着美娜排好的路线和时间，一次送一个片区。有时他下午送完货，还能赶去物流中心搬几个小时箱子。效率高了，人也轻松了一些。
周边住的都是留学生，口袋里没几个钱，买包方便面都要比三家。他算过，一个留学生一个月的生活费，能省则省，能在他店里花的，撑死了三五千日元。靠这个，他连房租都付不起。
他得找到那些口袋里有钱的人。归国者。研修生。在日久了、拖家带口的福清老乡。这些人买东西不看价签，看牌子。他们要的不是最便宜的，是最像家里的。振阳把这些人列了一个名单，归国者团地、研修生宿舍、福清同乡会的联络方式，一条一条写在本子上。他想着怎么把广告送到这些人手里。发传单？人家不看。口口相传？太慢。他想起自己在省商业厅的时候，林处长说过一句话：“做生意，先要知道你的客人在哪，再去想怎么让他们知道你。”他在哪？他在大阪。他的客人也在大阪。但他们不知道他。
大学院的课还在继续，毕业论文像一把钝刀子，一天一天割着时间。振阳选的题目是中日家电零售比较，从个体代理到规模化连锁。导师说这个题目太大，他缩小了范围，只做九十年代前期。他去了岛之内的图书馆，也去了学校图书馆，把能找到的资料都翻了一遍。日文的经济杂志、家电行业年报、零售业统计年鉴，一摞一摞码在桌上，像砖头。他一本一本翻，把有用的数据抄在本子上，把没用的搁到一边。图书馆的灯光和店里不一样，店里是白惨惨的日光灯，这里是暖黄色的台灯，照在纸上，字像是从光里浮出来的。
他在那些资料里看见了日本家电零售的脉络——六十年代起步，七十年代扩张，八十年代成熟，九十年代饱和。而国内呢？他想起福清百货大楼的柜台，想起那些凭票买电视的日子。他在本子上写：服务、价格、物流、售后，缺一不可。然后他在旁边写：福清百货大楼，柜台，售货员冷脸，凭票，托人。中间隔着一片海，他站在海里，水已经没过了腰。
论文写完了，打印出来，装订好，给福州林总寄了一份。他写了封信，说这是自己的硕士论文，请林总指正。信写得很短，不敢写长，怕林总觉得他是在显摆。他只是想让林总知道，他没有白去日本，他看见了一些东西，也记住了一些东西。
店门外的银杏树开始黄了，是从叶子的边缘开始，一点一点往里渗。先是镶了一圈金边，过了几天，半个叶子黄了，再过几天，整棵树都黄了。风一吹，叶子哗哗地响，有几片飘下来，落在店门口的台阶上，落在马路上，落在对面理发店转灯的红白蓝条纹上。
振阳每天早上开店门的时候，都会在门口站一会儿，看那些叶子。他以前没注意过银杏树。在大阪三年，骑车送卡，来来回回，从没抬头看过。现在他站在自己店门口，看那些叶子一天一天变黄，觉得时间是有颜色的。
店里的生意也像那些叶子一样，一点一点变了。
生意慢慢好了起来。先是附近的留学生带同学来，同学又带同学。然后是归国者，听说这里能买到老家的东西，骑车骑了半个小时来。买了酱油醋，又买了粉丝木耳，临走还说“以后就你这儿买了”。振阳站在收银台后面，听着这句话，心里忽然一热。
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什么都没做。货还是那些货，价格还是那个价格。也许是因为秋天了，大家想吃口家乡的。也许是因为他发出去的那些名片，隔了几个月，人家才想起来翻出来。也许什么原因都没有，就是该好了。他不敢多想。好就行了。
美娜的脸色也好了一些。她不再像刚来的时候那样天天皱着眉头，偶尔也会跟日本客人聊几句。日语还是磕磕绊绊，但人家听得懂，她也敢说了。振阳看着她收银的样子，觉得她比刚来的时候胖了一点。不是胖，是脸上有肉了。
那天晚上，振阳回到家，已经快十一点了。店里的账美娜早就理好了，该收的钱、该付的款，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振阳从来不问，他信她。他轻手轻脚地开了门，玄关的灯还亮着，是美娜给他留的。隔壁房间没有动静，母亲和阿妹早就睡了。父亲的鼾声从另一间屋里传出来，闷闷的，像远处的电车声。
他换了鞋，走进自己的房间。美娜还没睡，靠在床头，手里拿着一本日语书，眼睛却闭着。书快从手里滑下去了。振阳走过去，轻轻把书抽走。美娜睁开眼，迷迷糊糊地看了他一眼，嘟囔了一句“回来了”，又闭上了。
他关了灯，躺下。黑暗中，美娜的手伸过来，搭在他胳膊上。凉凉的，但不是冬天那种刺骨的凉。她往他这边靠了靠，脸贴在他肩膀上，头发蹭着他的脖子。振阳伸手揽住她，没说话。
窗外的路灯透进来一点光，黄黄的，照在天花板上。远处有电车经过，轰隆轰隆的，声音闷闷的，像心跳。他低下头，吻了吻她的额头。她的手扣住他的的手，嘴唇动了动，像是在笑。
两个人谁都没说话。窗外的路灯透过窗帘，在地板上画了一个方形的光。电车过去了，世界又安静下来。只有两个人的呼吸声，有时近，有时远，后来分不清是谁的了。
三
毕业典礼那天，天阴着。像一块洗旧了的布挂在头顶，灰蒙蒙的、不高不低的阴。校园里的草坪还是枯黄的，新草刚冒出针尖大的绿点，不凑近看根本看不见。光秃秃的银杏树站在路边，枝条上鼓着细小的芽苞，憋了一个冬天，还没炸开。
振阳穿着租来的学位服，站在教学楼前，跟导师合了影，跟同学合了影。伊藤君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以后常联系；真由美笑着说恭喜，振阳轻声应了句谢谢，目光却越过人群看向校门外。他想起四年前刚到日本的时候，住之江那栋没电梯的公寓，五楼。那时候口袋里只有三万日元，而现在，他手里攥着毕业证书。硬壳的封面，边角硌着手心，透着一种沉甸甸的冷。
伊藤君去了NTT电信公司，真由美去了大阪信用银行。两个人都有了去处，脸上带着那种“终于上岸”的轻松。振阳替他们高兴，心里却有一丝说不清的酸——不是嫉妒，是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也能拥有那种不用再悬着心的松弛。他从来没想过读博，大学院两年，够了。伊藤和真由美也是一样，大家都急着出来工作，谁也不想再坐在教室里听教授念那些枯燥的讲义。
他环顾四周，同班的日本学生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拍照，没有人过来打招呼。四年了，他和伊藤、真由美走得近，其他同学只是点头之交。不是他不愿意，是那层透明的隔膜总在那儿。表面上客客气气，课间聊几句天气，下课便各走各的。聚餐去过一两次，他坐在角落里，没人主动搭话。他敬酒，人家喝；他说话，人家听。说完就完了，像石子丢进深井，没个响动。他后来就不去了。伊藤和真由美是例外，他们对谁都是那个态度，不因为他是中国人就冷淡。但这样的日本人，不多。
拍完照，三个人在校园的长椅上坐了一会儿。伊藤从包里拿出三罐咖啡，一人一罐。他拉开拉环，喝了一口，凉的，舌尖泛起阵阵苦味。他抿了一下嘴，像是想把那个味道压下去，又像是想留住它。
“振阳君，你以后打算留在日本吗？”伊藤问。
“想留。”他看着远处灰色的教学楼，“但找工作不太顺。”
“慢慢来，总会有合适的。”真由美安慰道。
他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转过头：“你们觉得，日本人对中国人是不是不太友好？”
伊藤愣了一下，下意识看了看真由美。真由美低着头，手指摩挲着咖啡罐的边缘。
“我不是说你们。”他苦笑了一下，“我是说大部分人。面试的时候，他们不问我能做什么，只问我日语学了几年、打算留几年。好像只要我是个‘外国人’，我的能力就得打个折扣。”
伊藤想了想，语气诚恳：“日本人对谁都比较谨慎，这确实是民族性。但你说得对，有些人心里确实有偏见。我父亲在公司里也见过类似的事。振阳，这不是你的错。”
“我在中国的时候，觉得日本经济了不起，什么都先进。”振阳握紧了罐子，“来了以后才发现，有些日本人骨子里瞧不起中国人。可他们从来不反省——当年造成了那么大的伤害，连一句像样的道歉都没有。靖国神社里还供着那些人。他们凭什么瞧不起我们？”
伊藤低下头，用力把手中的咖啡罐捏得嘎吱响，半晌没说话。
真由美轻声打破了沉默：“振阳君，你说的这些……我们学校历史课从来不教。我也是从家里老人那里偶尔听了一点。日本的教育，确实避开了这些。”
“不是避开。”振阳纠正道，“是抹除。”
伊藤抬起头，眼神里多了一丝复杂的东西：“你说得对。我们这一代人知道得太少，长辈们也不愿意提。但我知道，那不是可以假装没发生过的事。”
振阳看着他，心中的郁结稍微松动了一些。“我不是怪你。你是你，你们国家是你们国家。但我希望有人能记住真相。不是为了记仇，是为了不让它再发生。”
伊藤点了点头：“如果有需要我帮忙的，说一声。”
振阳没再说什么。他喝完最后一口苦涩的咖啡，起身把罐子精准地扔进垃圾桶，像是扔掉了某种幻想。
振阳独自参加完毕业典礼，走出校门后径直去了物产店。美娜本来想去看看，振阳没让。
他走进店里，把那本烫金的、象征着硕士学位的硬壳证书，随手塞进了收银台下层的抽屉。旁边是带着皱褶的进货单、翻开的账本，还有一叠印着特价报刊的传单。在那堆杂乱的账目里，这本红色证书显得格格不入，又像是找到了某种宿命。
美娜正蹲在货架那边整理东西，酱油瓶一瓶一瓶擦过去，码得整整齐齐。振阳走过去，接过她手中的抹布。
“我来吧。”
美娜直起腰，打量了他一眼，眼神里带着一丝关切：“典礼怎么样？”
“还行。”振阳一边擦着瓶盖，一边漫不经心地开口，“伊藤和真由美都定了去处。”
美娜没接话，低下头继续整理脚边的纸箱。
振阳手里的动作慢了下来，声音放得更低，带着点没说透的茫然：“就我还悬着，到现在也没个准地方落脚。第二次募集要是再没消息，我就不找了。我想自己开公司。”
美娜的手停在了半空，依然没有抬头。过了好一会儿，才听见她轻轻“嗯”了一声，声音压得很低：“这条路，更难走。”
“店已经有了，再注册一个公司，把物产店装进去。我自己当社长，不用去大企业当零件，也不用看那些面试官的脸色。”振阳说着，语气愈发坚定。
美娜沉默了许久。她蹲在那儿，把纸箱里的书一本一本码上书架。振阳知道她在听。她从不轻易泼冷水，也不会在大事上替他拿主意。她只是在等，等他自己把路想透。
振阳手里的动作慢了下来，他看着美娜。她垂着头整理纸箱，头发遮住半边脸，不再是刚到日本时那个裹着红外套、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的姑娘了。现在她理货、算账、接电话，什么都做得来，什么都扛得住。
他忽然明白，她从来不是不管他。她只是不替他拿主意。她把路让给他走，走对了她不夸，走错了他回头她还在。她不是不说，是等他自己想明白再说。
振阳没再看她。他转过身，重新擦了擦货架。玻璃上映出两个模糊的人影，一个在擦，一个在蹲着理东西。他想起毕业证还塞在抽屉里，和进货单、账本、传单挤在一起。那本硬壳证书像是找错了地方，又像是终于找到了地方。在这个没有窗户的地下室里，有些东西正在慢慢醒过来，还看不清是什么，但他知道它在动。
四
毕业了，本该是件愉快的事。课没了，不用考试，不用再赶着去听教授念讲义。振阳以为能喘口气，可心里那根弦反而绷得更紧了。不是学校不放人，是生活没放过他。
白天送货，晚上理货，剩下的时间全用来投简历。他把那本烫金的毕业证书塞进抽屉最深处，跟进货单、账本、名片挤在一起，再没翻开过。每天骑车从银杏树下经过，叶子从嫩绿变成深绿，从深绿变成浓绿。他投出去的履历书，大多石沉大海，偶尔有几封退回来的，也被他直接揉成团扔进垃圾桶。后来他练出了一项本事——隔着信封摸摸厚度，就知道里面装的是面试邀请还是冷冰冰的拒信。
他不是没想过原因。他的日语够买菜、够送货、够跟客人说“欢迎光临”，但在面试官面前，一开口就不够用了。敬语不够圆滑，语速不够地道，词汇不够精准。他说的每句话在语法上都是对的，但听起来就是缺了点那种“自家人”的黏糊劲儿。那些面试官嘴上客气，眼神里却写得清楚：他们不想要一个随时需要磨合的外国人。他是定住者，签证没问题，可人家不看签证，看护照。护照上那个红色的国徽，对他们来说，就是一道说不清道不明的门槛。
晚上回到家，美娜问他怎么样。他说还行，再看看。美娜从不拆穿，只是默默地往他碗里多夹一块肉。
振阳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翻来覆去。他想起当初辞职来日本的雄心壮志，本想走一条不一样的路，结果毕业了，却在拼命往别人的独木桥上钻，还得忍受人家的推搡。
“我不找了。自己干。”有一天晚上，他终于忍不住对美娜说。
美娜揉了揉眼睛，沉默了许久才开口：“物产店我一个人守着行，但家里总得有个旱涝保收的保障。万一店里生意淡了，你有一份工资，咱们心里不慌。”振阳想反驳，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美娜说的是大实话。现在的他，没有任性的资本。
母亲不会说别的，她只会说“不怕慢，就怕断”。这些年她说的最多就是这句。在王老板店里洗碗，手泡得发白，腰弯了，话少了，但每次打电话，最后一句总是“不怕慢，就怕断”。他知道，母亲不会拦他，也不会推他。她只是守着那家店，守着灶台，等他自己想清楚。想清楚了，走哪条路她都不拦。
转机出现在一个沉闷的下午。店里的电话响了，美娜听对方说日语，赶紧招手让振阳接。是“渡边商社”打来的，通知他明天去面试。这家公司在此花区，做食品进出口贸易，规模不大。振阳投简历时根本没报太大希望，差点忘了自己投过这家。
第二天，他骑车去了此花区。公司缩在一栋旧楼的四层，电梯还是拉门的，拉铁栅栏时会发出刺耳的“哐当”声。走廊里有一股霉味，墙上挂着一张泛黄的日本地图。社长渡边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头发花白，语速极慢，像是在斟酌每一个音节。他翻了翻振阳的履历，问了几句大学院的事，又问了些兴趣爱好，振阳一一答了。
渡边社长合上履历，沉默了一会儿，慢条斯理地说：“我们公司小，给不了高工资。而且，你需要先在物流部门干一年。仓库那边，搬货、打包、发货。干好了，再调到营业部。”
振阳愣了一下。物流部门，仓库，搬货。他在物流中心搬了三年箱子，本以为那块厚纸板的学位证能换来一张写字台。可兜了一大圈，命运又把他领回了传送带旁。那两年的大学院讲义，仿佛都成了垫在箱底的废纸。
“你考虑考虑。”渡边社长说，“不用急着答复。”
振阳骑车回店的路上，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这件事。一年，在仓库搬货。他的大学院文凭，在人家眼里不值什么。可他转念一想，物流怎么了？进货、出货、库存管理，这些不正是做生意的命脉吗？去商社干一年，学习人家的流程、制度、管理方法，回头用在自己的物产店里，这不正是最好的“实战课”吗？现在的他，至少有人愿意给他一个站脚的地方了。
傍晚回到店里，他把这事跟美娜说了。美娜头也没抬，正噼里啪啦地按着计算器。
“去物流仓库？”她问。
“嗯，干一年，熬过去就调岗。”振阳说。
美娜停下手里的动作，抬头看了他一眼，眼神里有一丝心疼，但更多的是坦然：“你觉得行，那就行。反正搬箱子这活儿，咱熟。”振阳笑了，心里那股憋屈忽然散了不少。
第二天，振阳给渡边社长打了电话，说自己愿意入职。社长当场定好，让他下个月一号过来报到。振阳心里明白，得先把物流中心的临时工辞掉，才能正式去新公司上班。
他走出电话亭，深吸了一口潮湿的空气。天依然是灰蒙蒙的，不高不低地压着。但这云层厚度已经不再让他感到窒息。他跨上自行车，用力蹬了几下。虽然不知道这条路通向哪里，但车轮转起来，风就有了方向。路还长，但只要还在走，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