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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振阳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辞职后的第一天，他就把路想好了——开公司，再开一家店。不是赌气，不是硬撑，是他算了又算，觉得走得通。
那张纸——「登記事項証明書」。商号 东阳产业有限会社。本店所在地、成立年月日、资本金、代表取缔役。振阳拿在手里，轻得像一片落叶。可他的手在抖。
“东阳”。东方，是中国也是日本，也是故乡的东山。阳是太阳，照耀大地，也是自己的名字。物产店叫东阳，也是这个意思。
他看了一眼“有限会社”三个字。不是没想过株式会社。株式会社在贷款方面更有优势，人家觉得你有实力。可他拿不出一千万。有限会社三百万，他凑一凑刚够。他跟自己说，不急。等以后有钱了，再转成株式会社。现在先把门打开，站进去。
下面的事业目的密密麻麻列了一长串。物产贩卖、饮食店经营、不动产买卖与租赁、旅馆业、第二种电气通信事业、电话卡贩卖、国际电话代理业务、贸易业、通贩业。能想到的都写进去了。托人打字的时候，人家问他写这么多干什么。他说万一将来想做呢，改一次花一次钱划不来。人家笑了笑，说你一个外国人，写这么多有什么用。他没解释。
领失业保险的那些日子，他把该办的事一件一件办了。
去律师楼做辩护笔录。律师说开庭时间还没定，等通知。他不知道要等多久，但等就等，他先把别的事做完。
从律师楼出来，坐御堂筋线，转千日前线。车厢里吊环晃来晃去，铁碰铁铛铛响。他在难波换车，只有一站就到了日本桥。出了站口往物产店走，路上他想着新店的事。日本桥那间空铺面，他去看过好几次。站在马路对面数人头，早上一遍，傍晚一遍。又去不动产公司问过，租金、敷金、礼金、中介费，在心里算了一笔账。营业员说，法人名义签约，需要公司登记事项证明书。
跑法务局，跑公证处。办公司要先做定款，做完了要去公证处认证。去法务局交材料，窗口的人认识他了，说又来了？他笑笑，递过去。材料交齐那天，窗口递给他一张受理票，说一周后来取。
一周后，他拿到了那张纸。他把纸折好，塞进包里。走到门口，阳光晃了一下眼。他想，现在可以签合同了。
他想起上个月的同学聚会。伊藤问他商社的事，他说辞了。伊藤没再问，只说了一句“电话卡还在做？我帮你留意着回线的事”。散了以后两人并排往车站走。走到检票口，伊藤说了句“有事打电话”，转身进了闸机。振阳当时没接话，但这句话他一直记着。
他算过账。签合同要交敷金和礼金，加起来不算少。剩下的钱，要添置货架、收银台，要进第一批货。老店的周转金本来就不宽裕，再抽走一笔，货都压不住。不能把老店拖垮。得借，只能跟父母借。
这些事——辞职、开公司、准备开新店——他一直没有跟父母说。不是不敢，是觉得还没到时候。他知道，老人家一定会反对。老一辈人觉得，有份工作就好好干，别瞎折腾。开公司？万一赔了怎么办？欠一屁股债怎么还？这些话他还没听，就知道他们会怎么说。
但美娜同意。他跟美娜说的时候，她正在收银台后面算账，头也没抬，只说了一句“你想好了就行”。没有反对，没有犹豫。他知道，有她这句话，他就敢往前走。既然父母那边说不通，那就先斩后奏。等执照拿到手，等铺面谈妥，等一切都差不多定了，再告诉他们。他不想让他们跟着担心前半截。
那天晚上，一家人围着一张桌子吃饭。母亲做的咖喱饭，放了鸡肉和胡萝卜。振阳吃了几口，放下筷子。
“我有事跟你们说。”
母亲抬起头。阿妹端着碗，看着他。父亲没抬头，但筷子停了一下。美娜坐在旁边，夹了一口菜，没说话。
“我辞职了。公司注册了。日本桥那边有一间铺面，我想开一家新店。钱不够，想跟你们借一点。”
母亲愣了一会儿。不是愣他借钱，是愣他说的这些话——辞职、开公司、再开新店。她一样都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辞的？”母亲问。
“有一阵子了。”
“你瞒着我们？”
“不想让你们担心。”
母亲没再追问振阳。她的目光移到了美娜身上，看了她一眼，说了一句：“你做媳妇的，也不管管他？就这么让他胡来？”美娜没说话，筷子夹着菜停在半空中。
振阳知道母亲的脾气。她是那种把父亲管得死死的人，父亲从年轻时候就被她管得服服帖帖。在她看来，男人在外面折腾，女人就该拉住缰绳。她没有拉住，那就是美娜的错。
美娜把菜放进碗里，没看母亲，也没看振阳。过了一会儿她才说了一句：“他说了算。”
母亲看了美娜一眼，没再说什么。她放下筷子，过了一会儿才说，你爸和我赚的有一些。不够再想别的办法。
阿妹端着碗，说，哥我也攒了一些，不多。振阳问多少，阿妹没说数字，只说够你付两个月的房租。振阳想笑，又没笑出来。
父亲坐在桌子那头，一直没说话。振阳知道他都听见了。他不说话，就是不反对。
后来阿妹从房间里出来，把一个塑料袋塞给振阳。有整有零，叠得整整齐齐。振阳没有立刻接，先看了她一眼。
“你真的不去上学了？你可想清楚。年纪小小的，不学习干什么？”
阿妹说，想清楚了。
振阳说，那行。日本桥那家店开了，就交给你管。回头你去跟美娜学一学，怎么理货、怎么收银、怎么跟客人说话。阿妹点了点头。振阳这才把塑料袋接过来。
那几天母亲时不时说他几句。不是怪他，是心疼他。说他不该一个人扛，不该把这么大的事自己定了。说着说着又停下来。振阳不回嘴。他说得少，她也就不说了。
后来他去了母亲房间，接过一个牛皮纸信封。他把这些钱和那张登记事项证明书搁在一个抽屉里。抽屉里还有辞职信的复印件、仓库带回来的胸牌。官司的事他没跟父母提，不是不敢，是不想让他们操心。
他站起来，走到凉台，朝着日本桥的方向。脚下踩着阴影，手里的钱也凑得狼狈。明天太阳还会升起来，他还要准时出现在不动产公司门口。
二
从不动产公司出来，振阳走得很慢。
六月的阳光白得发亮，他往岛之内物产店走，衬衫后背已经湿了一片。他把钥匙攥在手心里，铜色的，有点凉，像刚从深水里捞出来的。阳光晃眼，他把手搭在额前，站在路边停了一会儿。这间铺面来得不容易——跑了多少家不动产，他自己也记不清了。有的开门见山，说外国人不借；有的面子上客客气气，说“我们跟您联系”，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有的明明看好了物件，申请表递上去，保证会社一查，回来一句“审查不通过”。以前找个人担保就行，现在不行了，必须通过保证会社审核。不是信用有问题，是外国人这个身份本身，就是一道坎。
每一句“不行”都像一扇门，在面前关上了。他没去数那些门，只记得这一扇开了。店门的钥匙扣在裤腰上，走起路来叮当响。他走到物产店才习惯了那个声音。叮当，叮当。像提醒，也像催促。
当天，他去了那间空店铺。卷帘门拉上去的瞬间，一股发霉的热风扑出来，混着陈年油烟的腥气。他站在门口等了一会儿，让里面的浊气散一散。前一家店留下的几卷卫生纸堆在墙角，包装纸发黄了，像枯掉的树叶。灰尘在光柱里浮着，慢悠悠的，像时间停住了。他蹲下来，用手指在地板上划了一下，指尖上一层灰。
他站起来，把灯打开。白晃晃的日光灯闪了两下才稳住，嗡嗡地响，照着空无一物的墙。墙上有之前贴过海报留下的胶痕，一道一道的，像旧伤口。他在脑子里把货架、收银台、招牌的位置过了一遍。尺寸早量好了，清单也列好了。可站在这空荡荡的房间里，他忽然觉得那些数字都轻了，轻得像窗外的蝉声，抓不住。
窗外是一小片停车场，刚放晴的日头一照，水泥地被晒得发白，蒸腾着一层晃眼的热气。蝉叫得很凶，一声接一声，把午后本来就闷得发慌的安静，撕成了碎碎的响动。
这些天，振阳没让自己停下来。趁着时晴的间隙，他赶着给墙壁刷大白、订货架、做招牌看板，一样样紧着往前赶。雨下大的时候，就躲在店里理清单、算报价，几天工夫，该张罗的都差不多安排妥了。
他去了市役所和邮局。办报纸的事他摸过一遍了。市役所的人说免费刊物不需要许可，但要以法人名义发行，事业目的里要有这一项。他翻出登记事项证明书——有了，当初写进去了。邮局的人说“第三种邮便物”的事，定期发行、有定价、广告占比不能太高、内容要有公益性。他一条一条记在本子上，写得很慢，怕漏。
他还去了印刷厂。厂里人说，你拿原稿来，我们帮你排，加钱。振阳说行。他算了算成本，第一期先印两千份。后来想想，先印一千份试试。不够再加印。回来的电车上，他把本子翻开，又把那些数字看了一遍。电车在难波站停了一会儿，门开了，热风灌进来，他眯了眯眼。
去搬电脑的时候，他顺便在电器店柜台办了一部手机。店员问他要什么颜色，他说随便。装好卡，放进裤兜，和钥匙挨在一起。后来他站在店门口给美娜打了个电话，说手机办好了。美娜说知道了，就挂了。来日本后才真正觉得，手机不是摆设，是生意的必需品。
生意要做，光靠两条腿跑不行。振阳还去驾校报了名，打算先把驾照拿到手。他又去看了一辆中古小货车，车龄七八年、价格很便宜。拿到驾照就可以买车。配货送货方便，以后进货不用一趟一趟挤电车的。
电脑搬回物产店那天，阿妹凑过来看。那时候的电脑又笨又大，显示器沉得像块砖头，主机箱横着放，占了大半张桌子。装的是Windows 95，已经可以做表格了。振阳在商业厅工作时用过五笔字型，美娜在福州的公司里也接触过电脑。阿妹没摸过电脑，伸手摸了摸键盘，说不会。振阳说，不会就学，美娜你教教她。美娜嗯了一声。
后来，美娜把五笔字型的字根表贴在墙上，坐在电脑前面，一个字一个字地敲给阿妹看。阿妹站在旁边看，看完了自己坐下来敲。敲得很慢，用微软拼音还更快。到了晚上关了店，阿妹一个人坐在电脑前面练。键盘噼里啪啦地响，有时候半天不响一下——她卡住了。振阳从办公室端了杯水出来，放在桌上，说喝水。阿妹说嗯，眼睛没离开屏幕。
三个人，一台电脑。白天美娜、阿妹轮流用，晚上振阳用。卷帘门拉下来一半，电脑主机嗡嗡响，键盘旁边散着软盘和样稿。美娜有时候电话催，从住之江的住处给店里打电话：“还不睡？”振阳说“快了”。电话挂了，他又坐回去。岛之内已经沉进最深最静的夜里，路面偶尔传来一辆货车的轰隆声，响一阵，又没了。店里只有电脑的低鸣和日光灯的电流声，两种声音叠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哪个。
报纸的框架，振阳早就想好了。A1纸，十八版，隔周发行。栏目一个一个列在本子上：日本新闻、国内新闻、时政新闻、文学领地、生活指南、中华菜篮子、物产告之、广告。
报纸的框架列好之后，一家人分了工。母亲改稿，戴着老花镜坐在灯下一行一行看，红笔划了好几处，一边改一边说“这个句子不通顺”“这个词用错了”“这个地方说得太啰嗦”。振阳站在旁边听着，不吭声，接过来重新抄了一遍。美娜在旁边核对广告的数字和日期，电话号码、门牌号、签证更新截止日、区役所的办公时间，对了又对，怕看走了眼。
稿子送印刷厂排版那天，振阳在电车上又把内容过了一遍。打样出来还得再改一次，前前后后大概两周，刚好能赶上新店开业。
稿子送走之后，阿妹开始录客户名单。白天练完打字，晚上就坐在电脑前面，把地址、联系方式一条一条敲进Excel。美娜在旁边教她怎么排序，怎么查重。键盘声噼里啪啦的，有时候半天不响一下——她卡住了。振阳从办公室端了杯水出来，放在桌上，说喝水。阿妹说嗯，眼睛没离开屏幕。
录完地址，振阳又让阿妹把标签纸打出来，一张一张贴在大信封上。阿妹说，报纸还没出来呢。振阳说，先贴好，等报纸印出来，装进去就能寄。阿妹点了点头，把标签纸对齐信封左上角，一张一张贴。贴完一摞，又贴一摞。一百多个信封，摞起来有小半人高。墙角堆着那些白色的信封，在日光灯下显得很安静，像一群还没孵出来的鸟。
去神户的事，他没忘。拨通东荣商行的电话，报明来意，提起福日彩电的供货，也说了想在中华街几家店铺放报纸、做宣传。郑社长接过话，说“可以，来之前再打个电话约好时间”。
晚上从店里回来，父母都睡了。美娜正站在灶台前热着剩菜，灯光从她身后过来，在桌面上铺了一片暖黄。振阳坐在桌边，看着她把菜一样样端上桌，热气慢慢升起来。两人面对面坐下，筷子碰着碗沿，轻轻叮了一声。
振阳扒了两口饭，才开口：“我下周去一趟神户。”
美娜夹了一筷子菜，慢慢嚼完咽下去，才抬眼看他：“去几天？”
“当天来回，早去晚回。”
“行，你放心去。”她又夹了一筷子放进他碗里，“店里有我盯着，不会出岔子。”
振阳“嗯”了一声，没再多说，低头继续吃饭。
吃完最后一口，振阳把碗往桌边一放。美娜起身收拾，水龙头一开，哗哗的水声填满了小小的屋子。他坐在原地没动，目光落在她的背影上。
“那边还有个老乡，以前在大阪认识的，顺路也去看看。”他忽然补了一句。
水流声没停，美娜也没回头，只淡淡地问：“男的还是女的？”
振阳顿了一下，没接话。
美娜手上的动作也没停，没再追问。她把洗干净的碗碟一个个摞在沥水架上，关了水龙头，擦干手转过身，语气依旧平静：“碗都收拾好了，你累了一天，先去歇着吧。”
振阳应了一声，走到窗边。路灯的光落在阳台栏杆上，拉出一道长长的影子，像一条安静不语的河。
三
神户。秀芬刚刚从田中家出来。
田中家在长田区另一头，比阿勇这里大一些。两室一厅，客厅朝南，厨房也不挤。但秀芬住的那间朝北，窗户小，太阳照不进来。住了没多久，她觉得像熬了好几年。
她是日本人配偶者。名字还在，姓改成了田中。在留卡上写着“田中秀芬”。她不喜欢这个姓，但没办法。田中是三好拉面的雇员，在阿勇手下干活。三十多岁，瘦，眼窝深，嘴唇薄，阿勇说他长得像《追捕》里的横路敬二。在店里，阿勇平时喊他“二鬼”，有时候用福清话喊“饿鬼”。秀芬也跟着喊。他知道是喊他，渐渐也习惯了。
阿勇找他帮忙的时候，他先问能给多少钱。一年五十万，一个月四万多点。他应了。
拿到在留卡那天，秀芬当天就搬了出来。她不想多待一分钟。
回到阿勇的公寓。有卧室，有厨房，还有一张小桌子当餐厅。比田中家小，但她觉得这里才是能待的地方。
阿勇上晚班，还没回来。屋里只有冰箱响。秀芬站在窗前，手放在肚子上。路灯的光照在玻璃上。
认识阿勇的时候，她还在贸易专科学校上学，课余去三好拉面打工。阿勇是店长，从横滨总店调过来的，福清老乡。两个人很快就走得近了。后厨的排风扇嗡嗡地转，他在灶台前教她切叉烧，她切得不对，他握着她手切完那块，松开，站回自己的位置。两个人各忙各的，有时一整天说不上几句话，但他在身后，她觉得踏实。
后来签证被拒了。毕业前她跑了好几家贸易会社，人家一问有没有通关士资格，她说没有。对方又说那日语怎么样，她说了几句，人家笑了笑，说再考虑。跑了一家又一家，不是资格不够，就是语言不行。临近毕业，实在没办法了，只好去求陈会长。陈会长的三好拉面店愿意帮她办就职。材料递上去，入管局回了信，以专业不对口为由，直接拒了。贸易专科学校的文凭，在拉面店的后厨，确实关联不上。
入管局给了三十天。她知道她在三好拉面打工，那三十天里她不能再去了。三十天一到，她就是黑户。她被拒签之后从原来的公寓搬出来，住到阿勇这里。阿勇说，我也是黑的。两个黑户住在一起，谁也别嫌弃谁。
搬过来同居以后，阿勇很照顾她。她加班回来晚了，桌上放着一碗汤，用保鲜膜封好，还热。她约他出去玩，他总找借口不去。他不是不想去，是不能去。没有身份，不敢到处走，怕被查。他跟她说过自己是偷渡来的。集装箱，福冈码头，福清帮的车，家里的钱被划走了。他说的时候没看她，低着头。秀芬听完，没说话。她想，要是他不是黑户口就好了，她就可以跟他结婚，不用走到今天这一步。这话她没说出来。
阿勇弄了一套假身份证。新名字，新住址，新履历。秀芬拿着那张证，在神户一家中华料理店找到了活。端盘子，倒茶，收桌子。没人知道那张证是假的。
后来她发现自己怀孕了。验孕棒在便利店买的，收银员用纸袋包好递过来。
秀芬说：“打掉吧。”
阿勇说：“不能打。这个我来想办法。”
秀芬去过一次医院。坐在妇产科的走廊上，周围都是挺着肚子的女人，有的一个人，有的旁边坐着男人。她坐了一个小时，才挂上号，检查十分钟完事。走出医院大门，在路边站了一会儿。天很蓝，风吹过来，热的。她把手放在肚子上，还没什么感觉。但她知道里面有个东西，已经开始长了。
要不是怀孕，她可能不会走那一步。一年五十万，不是小数目。阿勇来日本七八年了，省吃俭用攒了一些钱，但那笔数还是压得人喘不过气。他没跟秀芬说钱的事，自己扛了。那时候秀芬才知道，阿勇已经往福清她父母那边送过了彩礼。那笔钱帮了秀芬一家大忙。弟弟妹妹的学费有了着落，家里欠的债也还了一部分。秀芬没问多少钱，也没问他从哪里凑的。阿勇也没提。两个人就这样，算是把关系定了下来。
要办日配手续，就得先向大阪入管局神户支局递交签证申请。黑户口转白，需要经过大半年的审查，还得每个月去报到一次。申请之前，她必须和日本人住在一起，不然会被怀疑是假结婚。她搬去了田中家。周末偷偷去料理店帮忙，平时待在那间朝北的小屋里，隔壁电视声和弹子房的吵嚷声隔着墙传过来。两个人各过各的。田中收了钱，不碰她。走廊里碰见，点个头。他照常去拉面店上班，照常去扒金宫。每个月多了四万块。
签证下来那天，阴天。秀芬拿着在留卡走出入管局。当天她就搬回了阿勇家。
阿勇说，等拿到永住，离婚，然后结婚。又说，孩子生下来，送回福清我爸妈那儿。
秀芬在洗碗。水龙头哗哗地流。白瓷碗在灯下晃眼睛。她想起拉面馆的后厨，阿勇握着她的手切叉烧。又想起那次从医院走出来，站在路边，风吹过来，热的。她等很久才挂上号。
秀芬拉上窗帘。长田的夜比住吉黑，路灯稀稀拉拉的。
四
去神户那天，天色阴沉沉的，不见一丝晴意。
梅雨季的尾巴拖了又拖，空气里全是水，黏在皮肤上，洗也洗不掉。电车晃荡着，吊环哗啦啦地响，铁碰铁，铛铛的。振阳靠在座椅上，窗外的楼房一栋挨一栋，灰扑扑的。去东荣商行。顺便看看秀芬。
神户站到了。海风从站口灌进来，带着腥咸的味道，闷在喉咙里。
东荣商行的办公楼在中华街边上，一幢灰色的旧楼，墙面上有地震后修补的裂纹。门卫通报后，振阳上了四楼。走廊里铺着灰色地毯，走上去没有声音。
郑社长在办公室里等他。窗开着，风吹进来，桌上的台历哗啦啦地翻了几页。振阳坐下，报价单递过来，样品收进包里。又说报纸的事，想在中华街找几家店陈列。郑社长说发行了就给他们寄些来，几个门店都可以放，收银柜台那边空着一块。振阳道了谢。
郑社长倒了杯茶，让他坐一会儿再走。茶是乌龙茶，烫的。振阳端起茶杯，说在福州的时候就听说过东荣，下属公司一直代理福日电视机的销售。郑社长点了点头。
他靠在椅背上，点了一根烟。火光照亮了他半张脸，又灭了。烟雾在两个人之间散开，像一层薄纱。他说起福日的事。当年日立和福建各出百分之五十，他在中间牵的线。现在日立还没撤资，给了2%的股权作为回报。但风向已经在变了。振阳没接话。窗外的天，和来时一样，灰蒙蒙的。
又说经济。泰国那边出事了，金融危机，搞不好要烧到日本来。已经有一家证券公司破产了。振阳在报纸上看到过。声音忽然低了下去。神户那个幼儿园的事，你听说了？最近电视一直在报道。一个男人闯进去，拿刀刺死了两个小孩，就在中华街附近。郑社长弹烟灰的频率快了一些，一下，两下，三下。振阳端着茶杯，觉得杯子凉了。
地震那年也是这样。房子晃得厉害，碗柜里的碗碟哗哗作响。电视上播着新闻——高架桥翻了，房子塌了，火在烧。两年过去了，神户重建了，新楼房像一块块补丁，颜色浅一些，刺眼。但有些东西回不来。
郑社长把烟掐了，烟蒂在烟灰缸里摁了两下。声音又恢复了那种慢悠悠的调子。他说起他爷爷。当年从城里拿货，背到乡下去卖，走村串巷。他说话的时候眼睛亮了，是油灯的光，不大，但热。布匹、干货、针线，一包一包地背，一家一户地走。后来认识了他奶奶，结了婚，慢慢攒下家业，开了料理店。经过父亲那一辈，特别是中日建交以后，逐步做起了中日贸易。
振阳听着，脑子里想起自己的奶奶。奶奶跟他说过，她的父亲也是从城里拿货，背到乡下去卖。走村串巷，认识了一个姑娘，结了婚，在广岛落了脚，有了奶奶。振阳忽然想，也许他们认识呢？同一条路，同一个县，同一片山。这个念头一闪，他就看见了奶奶——站在福清的老屋里，灶台前，围裙上沾着面粉，回头看了他一眼。不敢再想了。如果先人留在这里，走村串巷，攒下家业——说不准也会在神户有家业。但没有如果。奶奶不会来日本。他也不会来。更不会有振阳这个人。
从办公楼出来，石板路湿湿的，不知道哪家店泼出来的水。远处的中华街红门在午后灰蒙蒙的天光下，暗淡得像一摊干涸的血迹。振阳不知道三好拉面在哪里，问了两个路人，拐了两条巷子，才找到那家店。
三好拉面的招牌旧了，白底黑字，边角有点卷，像一张贴了太久的寻人启事。推门进去，门铃叮当了一声，声音不大。店里没有客人。后厨有人探出头来，是个男的，瘦，眼窝深，嘴唇薄，像一截干枯的树枝。振阳报了福清老乡的名，又提了王老板。那人看了他一眼，冷冷的说她不在这里了，听说怀孕，在家养着。
振阳愣了一下。还想再问什么，那人已经转身回了后厨。后厨排风扇嗡嗡地转。等了一会儿，没有人再出来。推门出去，门铃又叮当了一声。石板路还是湿的。他低着头走，没有回头。
从大国町向西，顺着木津川的河堤慢慢走。那天下课，三个人沿着那条河走了很远。秀芬、雪梅不赶时间，他也不赶。秀芬的头发被风吹散了，挡住了半张脸。她用手拢了一下，没拢住，又吹散了。她笑着说，风好大。振阳没说话，把步子放慢了一点，好让她走在背风的那一侧。河水是不响的，只有风从河面上吹过来，带着水汽的腥味。那些日子已经远了。现在秀芬怀孕了，在家养着。雪梅结婚了，是不是也怀孕了？他一点消息都没有了。
走到车站，在便利店买了面包和牛奶，对付了一顿。又在自动贩卖机买了一罐咖啡。握在手心里，冰凉的铁皮贴着掌心，渗出一层细密的水珠。他没喝，攥着上了电车。
车窗外的神户在往后退。金融危机，证券破产，幼儿园杀人案。世界在变，变乱了，变小了。福州的同事小顾，总经理助理，心细，每次来的报刊杂志都会附上一份，用回形针别好。她说国内房地产要准备市场化改革，中央到地方要大力发展经济。还提到香港回归大陆这个大快人心的事。电车晃了一下，他靠在座椅上，看着玻璃上自己的脸——灰蒙蒙的，和窗外的天一个颜色。
电话卡最近卖得出奇的好，可能是来日本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了。王老板那边的货快跟不上了，一张卡从东京转到大阪，中间过了好几手，利润薄得像纸。振阳拿的又是王老板的货，更薄。他在想，要是自己能发行电话卡就好了，直接从源头拿线路，自己印卡，自己卖。这条路走得通吗？不知道。也许该找伊藤君打听一下，他在NT电信公司工作，说不定知道门路。振阳把这事记在心里，等回了大阪再说。
他掏出手机，翻到伊藤的号码，拇指悬在通话键上停了一会儿。电车晃了一下，他按了返回，把手机揣回兜里。
秀芬怀孕了。那个人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冷冰冰的，但那两个字扎在脑子里，拔不出来。
一家人在的时候，母亲总是找些话语，说起同村隔壁二叔家的儿媳妇生了，是个男孩。振阳笑了笑，没接话。美娜忙着厨房，也没说什么。母亲又说，人家孩子都会叫奶奶了。振阳还是笑笑，盛了饭，坐到桌前。筷子碰着碗沿，叮的一声。那声音很轻，像是什么东西碎了一个小角。公司才起步，新店没开张，钱都花出去了，拿什么养孩子？可秀芬都能养，我又有何不可呢？
电车钻进隧道。车窗玻璃上只剩他自己的脸，灰蒙蒙的。隧道里的灯光一盏一盏地掠过，把他的影子切碎了，又拼起来。他盯着那张脸看了很久，直到光一下子涌进来，晃得他眯上了眼。
咖啡罐在手里捂了一路，铁皮上的水珠凝成了水痕。他没喝，也没扔，就那么攥着。
电车晃荡着。振阳靠在座椅上，想起上个月第一次开庭的事。律师和检察官见了一面，确认了基本事实，就结束了。前后不到一刻钟。下次开庭在下个月。他不知道会判什么结果，但想了也没用。
回到大阪，直接去了新店。他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新店的事。心想，没有车，两个店跑不过来。先把驾照考了，车的事等驾照到手再说。
夜里，振阳从新店坐末班电车回来。车站到团地还有一段路，他走得不快，路灯昏黄，街上已经没什么人了。拐过楼角的时候，看见垃圾场那边有个人影。灯坏了，暗得很，只有远处路灯的光斜过来。走近了才看清，是隔壁那个老人。他正蹲在地上，把散落的纸箱一个个叠起来，码在铁架下面。动作很慢，像是在收拾一些不属于他的东西。地上还有几截捆纸箱的塑料绳，他也捡起来，绕成团，搁在纸箱旁边。振阳站着看了一会儿。老人抬头看了他一眼。
“こんばんは。”振阳说。
老人点了一下头，也用很轻的声音回了一句：“こんばんは。”
振阳没有走过去帮忙，也没有走开，就站在垃圾场门口，看着老人把最后一个纸箱叠好，码在铁架上。老人拄着拐杖站起来，朝他这边走了两步，在路灯下站住，说了一句：“你家人来了？”
振阳点了点头。“嗯。”老人没有再说什么，拄着拐杖，慢慢往楼道口走去。振阳站在那里，看着老人的背影消失在暗处。
他想起母亲那天问过“那个老人是隔壁的”，想起自己说“没怎么来往”。确实没怎么来往，但老人知道他的家人来了。他没有多想，转身上了楼。
接下来的半个月，他几乎住在了新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