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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下午，太阳不毒的时候，大食堂和通风区遛弯人多的时候，毛燕萍便提着两个洗干净的金龙鱼油壶，走上长长的斜坡，去前河底提水。大食堂和通风区的人，塔底沟的，甚至更远处的霍邑开元小区的人们，都来打前河底或后河底的泉水。在这条往返的路上，可以遇到更多的人。
就是在那里，她遇见了张老二。
起初只是模糊的影子，总在她弯腰打水时，坐在泉水龙头边不远处的石头座椅上。有点佝偻的腰，像一棵被风吹歪了的老树。直到有一天，他靠在泉水龙头旁的柱子上，开口问：“一个人打这么多水吃得完吗？”一口浓重的河南浚县口音，硬邦邦的，砸在泉水流成的池面上。
毛燕萍抬眼，看清一张被矿区风和岁月蚀刻得沟壑纵横的脸，瘦瘦的，满脸堆着笑，眼睛有些浑浊，看人时直勾勾的。她微笑着没答话，只点了点头，继续把壶嘴对着出泉水的龙头接水。他也不走，就站着看，等她把两个壶都打满，拧上盖子，才慢吞吞地说：“我是通风区二号楼的。张老二，以前我爸是兴岳矿的副矿长。”
后来断断续续的话，像池塘底部的石头，一块块在每日午后的碰面中显露出来。张老二知道她是王飞林留下的那个，知道她守在那空房子里。张老二说自己六十五了，老婆去年得病没了，熬干了。两个儿子，都成了家，一个在西梁交口，一个在运城老虎沟，都是好单位，只是忙，只有年节才像候鸟一样回来一趟，留下烟酒和营养品，又匆匆飞走。张老二说起这些时，语气平淡，像在说别人家的事，只有说到他那个有精神病的姐姐时，浑浊的眼珠会定定地看着某个虚空的地方，良久。
话头是突然挑破的。一个阴沉的午后，山上的杂草挂着灰尘。张老二帮她将一桶水打满，拧上盖子，在直腰的间隙，他忽然开口，声音压得很低，却异常清晰：“听人说，你五十八了，身上……还来月经？”
毛燕萍的肩膀僵了一下，笑着说：“没了，去年没的。”
张老二又往前凑了半步，一股子老年人混合着烟味和旧衣服的气息逼近。“你来王飞林这里不到三年。这几年在大食堂，你白了。”张老二的目光像粗糙的手，在她身上摸过，最后停留在她因用力而起伏的胸前。“还打算找吗？”
毛燕萍笑了，又有被看穿的感觉，脸一红，张老二看她这样，心里更有底了。毛燕萍低下头，心里那点盘算终于落了地。就是为了这一天，她等到了。这次她自己谈价格。
跟张老二说定后，她打电话给王丽萍。王丽萍说钥匙留在你手里，以后有合适的人你给卖掉。多年后王飞林的房子卖了一万块，买主是郭林海的妹妹。算是了结了这边的事。
因为郭林海死后，郭林海母亲每两个月在弟兄两个家轮流住，儿媳妇们脸黑得跟炭块似的，郭林海母亲都不敢在屋里上厕所。他妹妹买这房子，是打算把老娘接出来单住。这些事毛燕萍也是听人说的，她没多问。
毛燕萍成了张老二的保姆，活搁死不搁。
协议达成得简单。每月一千，张老二给。另加一千，算是生活费，她管张老二的饭，收拾张老二那套在通风区二号楼、同样弥漫着孤独和旧时光气息的屋子。于是，毛燕萍离开了王飞林的复式楼，搬进了通风区二号楼的那套房子。墙上挂着一个老女人的黑白照片，相框玻璃蒙着细细的灰，面容已经有些看不清了。矿区没有新鲜事，风很快就把这消息吹遍了每个角落。人们看她的眼神多了层东西，黏腻的，揣测的，或是鄙夷的。她只当没看见，每日和张老二一起打水，有时到前河底，有时也到后河底。
夜里，房间沉入一片滞重的黑。张老二的手会摸索过来，干燥，带着烟味。毛燕萍是保姆，是会迎合的，身体先于意识做出反应，温顺地打开。有时张老二显出疲软，她便故意用膝盖或手肘去碰碰他，不轻不重，带着点伺候人久了生出的、近乎麻木的撩拨。张老二常在这种时候闷声问，王飞林……他也这么弄？话像磨砂纸，擦过夜的寂静。毛燕萍不答，只将呼吸放得更缓，动作却不停。黑暗里，张老二的呼吸陡然粗重起来，急促，带着痰音，最后化作一声短促的呜咽，一切便又沉下去，只剩黏湿的汗，和那股散不掉的旧衣服与衰老体肤混合的气味。结束后，张老二通常很快翻身睡去，或点一支烟，红火星在黑暗里明明灭灭。毛燕萍则静静躺着，等身旁鼾声响起，才起身去厨房水龙头下，就着凉水，慢慢搓洗自己。
有几天，张老二缠得实在紧了，逼问王飞林是怎么弄，毛燕萍也会偶尔透露一点，这点火，能烧张老二三个月以上，每天对毛燕萍好得不得了。
这个时候，张老二用电瓶车载她，每逢初八、十八、二十八赶会时到义旺村买菜，还去了冯小刚拍摄电影《一九四二》的南杜壁教堂，像王飞林当初带她到处“狗撒尿”一样去很多地方。炫耀。去的最远的地方，是老爷顶的电视塔，路上还去过洪洞的兴唐寺、赵家祠堂；有次还去了陶唐峪，门锁着，就串到了观堆村后面新修的太岳山神庙；有时候还带她坐黄车去霍邑城里逛逛，给她买件衣服；还去了被埋上土种上树的矸石山……
张老二从不在外面吃饭，只让毛燕萍在家做，花那一千块钱，他怕儿子说他不硬气。所以对范围内的控制极其严格。他还想让毛燕萍高兴，就开始听课，因为能领鸡蛋，这样毛燕萍可以省些钱。
塔底沟有几个沿马路的小铺子，这几年每天有讲座、洗脚、喝黑茶，可以领鸡蛋。
张老二给别人说，咱也要养生了。就开始带着毛燕萍去“听课”。
每日上午，毛燕萍与张老二常去听“健康讲座”。地点常在循环路坡底下的金水湾饭店或临街底商，挂着“健康百年”、“科技惠民”的牌子。他们坐在硬塑料椅子上，挤在一群眼神热切或茫然的老人中间。
台上，穿西装白衬衣的“健康讲师”唾沫横飞，从宇宙能量讲到石墨烯内衣。台下，几个同样穿西装白衬衣的年轻人，亲热地喊着“爸爸”、“妈妈”，声音甜得发腻。他们搀扶老人、递上温水，眼神热切，那热乎气儿底下藏着别的东西——目光掠过老人褪色的手表、磨破的衣襟时，快如刀锋地掂量。几个穿紧身裙的“女儿”蹲在老人脚边，轻轻捶打僵硬的膝盖，仰脸问：“爸爸，这样舒服吗？”那声“爸爸”叫得自然，像蘸了蜜的针。
一片灰白的头顶下，老人们脸上露出些微受用的、恍惚的神情。空气里飘着长期孤独后，对任何一点温热靠近的本能、贪婪与迟疑。多数时候他们是静的，只在提到“免费”、“补贴”、“国家秘密项目”时，人群中才响起一阵压抑的骚动，像风吹过枯草。
张老二是矿上职工，懂这些套路。就在兴岳市场卖玩具的地方，给毛燕萍买一个铜镯子，十二块钱，明晃晃的，真金一样，让毛燕萍戴上。这样，毛燕萍就被年轻人叫“妈妈”了。毛燕萍听着张老二和自己，被一声声“爸爸妈妈”叫着，自己手臂上也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她知道这甜腻的空气是饵。她和张老二坐在这片人造的“亲情”里，像两块顽石，沉默地领受着这炽热而虚伪的供奉，心里却紧紧捂着那点真实的积蓄。
每次听完，他俩都能领到十枚鸡蛋，用小塑料袋装着。散场时，老人们提着印有健康标语的红色塑料袋，拥挤着出来，跟电影散场一样。那一声声“爸爸妈妈”随着脚步消散在坑洼的路上，留下更深的空洞。拎着那几枚实实在在的、温热的鸡蛋，他们彼此之间依旧沉默，只是在交错的目光里，能看见同样的警惕，同样的恍惚。
他们默契地守着一条线——只领鸡蛋，只坐椅子，只泡脚，绝不买东西。推销员俯身询问时，张老二总是瓮声说：“再看看，再体验体验。”毛燕萍则垂下眼，盯着桶里晃动的药汤。两人便在这样微妙的躲闪中，日复一日，领走鸡蛋，泡暖了脚，将那些关于健康与财富的炽热呼喊关在身后。
那些鸡蛋，毛燕萍会仔细收好，一部分腌成咸蛋，一部分炒了，或蒸成蛋羹，出现在她和张老二的饭桌上,她很清楚，这样可以从张老二每个月给的一千块里，省下来一些，给儿子攒着。为此，她夜里很感谢张老二。蛋羹很嫩，像他们之间这种说不出名目的关系，看似平滑，一戳就破。
秋天来得深了，矿区的山峦涂上一层驳杂的黄与赭色。沿着公路的坡上或沟底，有几棵农民的柿子树，稀稀落落，几株老柿子树还挂着果，没人打理，熟透了，像一盏盏小小的红灯笼，在灰蓝的天际线下兀自亮着，引诱着过往的目光。
那天下午，听完课，拎着鸡蛋往回走，张老二望着河沟里那片红色，忽然站住了脚。“柿子，”他说，“甜，打柿子去。”
毛燕萍也看过去。确实惹人。
第二天，他们便出现在了那路旁的坡下。张老二不知从哪儿弄来一根长长的竹竿，顶端绑着铁钩和一个小网兜。张老二仰着头，眯着眼，在树下寻找目标。毛燕萍提着布袋子，等在稍远的地方。风吹过，树叶飒飒响，熟透的柿子软塌塌地悬着，皮薄得透光。
张老二看准了一个又大又红的，那柿子高高挂在靠近一根电线的地方。那电线老旧，绝缘皮剥落了不少，混在枝桠间，并不太起眼。他踮起脚，伸长胳膊，竹竿颤巍巍地探过去。铁钩小心地套住柿子的细枝，一拧，一拉。
就在柿子脱离枝头的刹那，竹竿顶端不知怎么荡了一下，擦过了那根裸露的电线。
“滋啦——”一声爆响，不像雷声，更尖锐，更撕裂。蓝色的电火花猛地一闪，像毒蛇的信子。张老二甚至没来得及叫出声，整个人剧烈地一抖，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巨拳狠狠揍在当胸，猛地向后仰倒。竹竿脱手飞了出去，那个刚刚摘下的红柿子，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啪”地摔在地上，炸开一滩烂糊糊的、鲜艳刺目的红黄。
毛燕萍的心脏在那一瞬间似乎停止了跳动。她看见张老二直挺挺地摔在枯草地上，手脚还在无意识地抽搐，裤裆处迅速洇开一片深色的水渍。空气里弥漫开一股皮肉烧焦的糊味，混合着烂柿子的甜腥。
“老二！”她尖叫起来，声音劈了叉。扑过去时，腿软得差点摔倒。张老二脸色死灰，眼睛翻着，牙关紧咬。她颤抖着手，不敢碰他，目光惶乱地扫视，看到他左半边屁股下方的裤子破了一个大洞，里面的皮肉一片焦黑，边缘翻卷，暗红色的血水正慢慢渗出，浸透了裤料和身下的枯草。那块肉，几乎被打掉了半块，露出下面令人不敢直视的深色。
时间凝固了。不知过了多久，也许只是几秒，张老二喉咙里发出一声长长的抽气声，眼皮抖动着，恢复了微弱的神智，剧痛随之袭来，他整张脸扭曲起来，发出断续的、压抑的呻吟。
打电话给里湾沟的紫晟医院，叫救护车，送医院。混乱。消毒水的气味。医生的询问。缝合。张老二的儿子从运城老虎沟赶了回来，脸色铁青，在病房外压低声音打电话，安排工作。病房里暂时安静下来，张老二趴在床上，因为伤处，只能保持这个屈辱而痛苦的姿势。麻药过去后，疼痛让他不停地冒冷汗，哼哼着。
第三天上午，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来了，提着一箱特仑苏，两瓶大肚子桃罐头。穿着质地不错的套装，烫着卷发，眉眼凌厉。她是张老二亡妻的侄女。她在病房里站了一会儿，看了看趴在床上的姑父，又看了看守在床边、正低头削苹果的毛燕萍。目光像刀子，冷飕飕的。
毛燕萍停了手里动作，抬起头。
女人从鼻子里哼出一声极轻的冷笑，声音不大，却足够清晰，带着淬了毒的寒意，一字一句，砸在病房消毒水味的空气里：
“骚狐狸。”
“活该。”
“我姑姑给他生儿子，持家，一分钱掰两半花，攒下的家当……都让他糟践了。”
“报应。”
说完，她甚至没再看张老二一眼，转身就走了，高跟鞋敲击瓷砖地面的声音，嘚嘚嘚，清脆而决绝，渐渐消失在走廊尽头。
毛燕萍握着水果刀的手，指节捏得发白。刀锋下的苹果，氧化出一小块锈色。她低着头，一动不动，仿佛变成了一尊灰扑扑的雕塑。病床上的张老二，将脸更深地埋进枕头里，发出一声沉重到极点的、被褥过滤后的叹息，那叹息里充满了疼痛，或许还有些别的什么。
窗外，矿区的天空一如既往地灰着，秋天正无可挽回地走向萧索的深处。那摊烂柿子刺目的红，和女人淬毒的话语，却像烙印，烫在了这个秋日的记忆里，挥之不去。
张老二出院了，左侧屁股上少了半疙瘩肉。两人生活依旧。毛燕萍和张老二仍每天打水、做饭、听讲座。矿区的人们依旧在传言与打量中过着日子，仿佛什么也没变，又仿佛有些火，悄无声息地，黯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