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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九七七年秋天，北大荒的麦子收完了，晒场上堆着还没来得及入库的麦垛。风从西伯利亚那边过来，把麦垛顶上的碎壳吹起来，打着旋儿飘向白桦林。赵望野两岁多了，已经能在院子里颠颠地跑，手里攥着一把玉米粒追鸡，鸡被他追得满院子扑腾，他笑得嘎嘎的，两颗小牙露在外面。
赵承野蹲在“又活了地”的地头上，手掌贴着土面。秋末的土已经开始降温了，但贴久了还是能感觉到一丝温吞吞的暖意从地底下往上透。他蹲在那儿的时候听见身后有脚步声——刘小麦抱着赵望野走过来了。望野在她怀里扭来扭去，伸着手要往地上够。刘小麦把他放下来，他站稳了，晃了两步，蹲下来学着赵承野的样子把手掌贴在地上。他的手掌小，贴上去的时候五根手指张开着。赵承野偏过头看着他。望野贴了一会儿土面，抬起头：“爹，地是热的。”赵承野没有纠正他。他蹲着没动，把手从土面上收回来，拍了拍掌心的泥。“走吧，回去吃饭。”
那天晚上农场的高音喇叭响了三次。第一次是通知秋收进度，第二次是传达省里关于“农业机械化”的文件精神。喇叭里的声音换成了一个尖细的男声：“……根据上级指示，今年继续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选拔学员，送往高等院校学习。各农场推荐名额已下达，条件为——政治立场坚定，有三年以上劳动实践经验，年龄不超过二十五岁……”
赵承野坐在门槛上，手里攥着一根草茎在指甲上刮着。赵山河坐在他旁边，也听着喇叭。喇叭里的声音说完之后换了样板戏，咿咿呀呀的，在暮色里飘着。赵山河把烟屁股按灭在门槛缝里。“你去。”赵承野没有立刻接话。“家里离不开人。”“家里有我和你娘。”赵山河把烟屁股从缝里抠出来，扔进灶膛里，“你娘说了，望野白天她带。你走你的。”
赵承野低头看着手里的草茎，草茎已经被他刮断了。他把断的那截扔在地上，站起来。“我去找唐副场长。”唐副场长在办公室里面坐着，桌上摊着一份文件。他看见赵承野进来，把文件往他面前推了推。“你看看。”赵承野拿起来看了一遍。文件上写着农场推荐名额——一名。唐副场长端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茶。“全场符合条件的就你一个。拖拉机开得好，文化底子也有。赵山河的儿子，政治上没问题。”他把缸子放下，“你去。学三年。回来当技术员。”
赵承野站在那张硬木椅子前面，手里攥着那份文件。他想起很多年前赵山河蹲在地头上说的那句话——“你不管去哪儿，都得知道地是什么感觉。”他把文件折好，放进口袋。“我去。”
那天晚上他从场部往回走，经过鸡舍门口，刘小麦正蹲在门槛上纳鞋底。望野已经睡了，但不在鸡舍——他睡在赵山河屋里。赵承野在她旁边蹲下来。刘小麦的针在鞋底上穿过去，又从另一面拉回来，麻线被扯紧了，发出一声细细的、绷紧的响。她没有抬头：“场部找你什么事？”“推荐去哈尔滨。学农机。三年。”刘小麦的针停了一下。她把针在头发上蹭了蹭，继续纳。“什么时候走？”“下个月初。”“望野怎么办？”“我爹我娘带着。你——你帮着点。”刘小麦把最后一针扎进去，把线在手指上绕了一圈，拉紧，打了一个结。她用牙齿把线咬断，把鞋底翻过来看了看，放在膝盖上。“行。”她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你去吧。地我管。鸡我养。望野我帮着带。”她往鸡舍走了两步，又停下来，没有回头，“你到了哈尔滨，每个月给望野写封信。他不会看，我念给他听。”赵承野蹲在门槛外面，看着她走进鸡舍。煤油灯的光把她的影子拉在身后的地面上，长而安静。他站起来，没有推门进去。他转身走了。
赵承野走的那天是十一月初。天还没亮，卡车停在晒场上。赵山河抱着赵望野站在卡车旁边，孙韧秋站在他身后，手里攥着一条旧毯子。望野穿着那件小棉袄，外面又裹了一层旧毯子，只露出一张脸。赵承野从驾驶室里探出头来。赵山河把望野举高了一点。望野看着赵承野，眼睛睁得大大的，嘴里发出一声含混的、带着奶味的咿呀。赵承野伸出手，隔着车窗玻璃碰了一下望野的脸——玻璃是凉的，他的指尖在玻璃上留下一小片雾。他把手收回来。“我走了。”赵山河点了点头。他抱着望野站在晒场上，看着卡车发动、起步、转弯，尾灯在晨雾里亮了两点暗红色，越来越小，最后被白桦林的树影吞掉了。他站了很久，直到怀里的望野开始挣，才低下头哄他。他转身往家走的时候，看见刘小麦站在鸡舍门口，远远地看着卡车消失的方向。她没有走过来。他也没有喊她。
二
赵承野是第二天傍晚到哈尔滨的。
火车在哈尔滨站停下来的时候，站台上挤满了人，穿灰色棉袄的、戴棉帽子的、背着行李卷的，呼出来的白气在头顶上聚成一片散不开的雾。他扛着行李从人群里挤出来，在站前广场上找开往王岗的公交车。有人告诉他：坐电车到终点，换乘郊区车，再坐半个钟头就到了。
他上了电车。电车在哈尔滨的街道上咣当咣当地走，窗外掠过一栋一栋灰色的楼房、光秃秃的杨树、被雪覆盖的屋顶。他靠在车窗上，看着这座城市。哈尔滨比他想象的大，比他想象的冷，比他想象的安静——是因为每个人走路都很快，说话都很少，脸上的表情像是被冻住了。他把目光收回来，看着自己放在膝盖上的手。手是干净的——他在火车上洗过了。但指甲缝里还留着一点淡淡的黑色，是“又活了地”的土。他看了很久，没有把那些土抠出来。
王岗在哈尔滨的南郊，是这座城市边缘的一个小镇。农机校坐落在镇子东边，一片灰砖灰瓦的平房和三层小楼围成的院子。院墙不高，墙头上立着一排枯了的狗尾巴草，在风里摇着。赵承野扛着行李走进院门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门口的传达室里亮着一盏昏黄的灯泡，一个老头从窗口探出头来看了他一眼：“新来的？”“嗯。”“工农兵学员？”“嗯。”“哪个农场的？” “北大荒那边的？”“嗯。”“宿舍在二楼，二零三。”老头把一串钥匙从窗口递出来，“食堂明天早上六点开。”
赵承野接过钥匙上了二楼。走廊很长，灯光很暗，灯泡上落了一层灰。他找到二零三，推开门。里面三张上下铺，靠窗的那张空着，他把行李放在下铺上。另外三张铺已经有人了——靠门那张铺上躺着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脸黑红黑红的，胳膊上有一道疤，正闭着眼抽烟。里面那张铺上坐着一个戴眼镜的，瘦瘦的，在看一本书。中间那张铺上坐着一个年轻的，脚搭在床沿上，在锉指甲。抽烟的那个睁开眼看了赵承野一眼：“新来的？”“嗯。”“叫什么？”“赵承野。”“哪儿来的？” “北大荒。”“嗯。”“我老李，齐齐哈尔来的。转业兵。”老李把烟从嘴上拿下来，指了指戴眼镜的，“那是陈眼镜，上海崇明岛的。”又指了指锉指甲的，“那是赵本地，哈尔滨郊区的，种菜的。”赵承野朝他们点了点头。陈眼镜放下书，推了推眼镜，朝他笑了一下。赵本地没抬头，继续锉指甲。
那天晚上赵承野躺在硬板床上，被子是学校发的，军绿色的，有一股仓库里的霉味。他闻着那股霉味，想起了白桦林的地窖。他把手从被子里伸出来，放在枕头旁边。掌心里什么也没有。他翻了个身。窗外的风刮着院子里的杨树，树枝打在窗玻璃上，一下一下的，像有人在敲门。他知道那是风。
三
课是从早到晚排满的。
上午上政治课、数学、机械制图。政治课学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老师在上面念文件，底下的人记笔记。赵承野记笔记的时候写的是自己的话——把那些绕来绕去的字拆开，拆成他能听懂的话。数学课上的是代数、几何、简单的力学计算。赵承野算数算得快，但公式记不住，他就在笔记本上画图——把公式变成一条线、一个圆、一个三角形，画完了就能记住。制图课是他最吃力的。他从来没有用尺子画过东西，他的手只会画垄沟——用锄头、用犁、用眼睛。老师让他画一个三视图，他画出来的线歪歪扭扭的，跟蚯蚓爬过一样。老师看了他的图，沉默了一会儿，说：“你手笨，但你的眼准。图不准，但你量出来的尺寸是对的。”赵承野把那张图拿回来，晚上在宿舍里用尺子重新描了一遍，描到熄灯。他描的时候老李从旁边经过，看了一眼：“你这线比白天的直。”赵承野头也没抬：“白天的尺子不够直。”
下午进车间。车间在院子西边，一大间砖房，里面摆着两台拆开的拖拉机发动机、一台柴油机、一台车床。空气中弥漫着机油和铁锈的气味。赵承野是最安静的一个。他不怎么说话，蹲在机器旁边，把零件一件一件拆下来，摆在地上，按顺序排好。老李拆得快，装得也快，装完之后机器能转，但声音不对——嗡嗡的，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蹭。赵承野装得慢，每一个螺丝都拧两遍——先用手拧到转不动，再用扳手拧半圈，再回四分之一圈。他装完的发动机发动起来的时候，声音是平的、匀的。陈教授有一次站在他旁边看了很久，等他把最后一颗螺丝拧完，说了一句：“你这手像种地的。”赵承野把手里的扳手放下：“就是种地的。”“种地的手装机器，比机器装机器好。”陈教授蹲下来，拿起一个活塞看了看，“机器也是地。你得听它的话，它才听你的话。”赵承野把这句话记在了笔记本上。
王岗的冬天来得比北大荒晚一些。十一月末下了第一场雪，雪不大，密密匝匝的，打在窗户上沙沙地响。赵承野每天早晨跑操的时候看见院子里的杨树在雪里站着，枝干光秃秃的，上面挂着一层白霜。他跑完操回到宿舍，老李已经把粥打回来了，放在暖气片上温着。暖气片是铁的，摸上去烫手，上面经常烤着几个馒头片，烤到两面焦黄，是老李从食堂多买的。
有一天早上他翻笔记本的时候，从里面掉出来一张小纸条——是刘小麦的信里夹的，上面只写了一行字：“望野说，爹在哈尔滨冷不冷？”他把那张纸条捡起来，折好，放回了笔记本的夹层里。老李瞥了一眼：“谁写的？”“家里人。”“你媳妇？”“不是。”“那是谁？”“孩子的娘。”老李把馒头片从暖气片上拿下来，吹了吹上面的灰，咬了一口。“孩子的娘不就是媳妇吗？”赵承野没有说话。他把笔记本合上，站起来，去车间了。老李看着他的背影，嚼着馒头片，没有再问。
四
赵承野走后的第一个月，农场下了第一场大雪。
雪是夜里下的，早晨起来的时候，晒场上的雪积了半尺深，麦垛被雪盖住了顶，只露出一个个圆乎乎的轮廓。赵山河拄着一把铁锹站在院子里，看着雪。他的腿疼得比往年更厉害了，膝盖弯不下去，走路的时候得拖着右腿往前蹭。孙韧秋从灶房里探出头来喊他：“山河，进屋，雪大。”赵山河没动。他站在院子里看了一会儿，然后拄着铁锹往“又活了地”的方向走。孙韧秋追出来：“你干什么去？”“看看地。”“雪这么大，地都冻上了，看什么？”“看看它还在不在。”孙韧秋站在门口，看着他拖着腿慢慢走远。她没有再喊。她回屋把望野的棉袄找出来，放在炕上暖着。赵望野还睡着，小手从被子里伸出来，五指张开放在脸旁边。孙韧秋把他的小手塞回被子里，又掖了掖被角。
农场那年冬天开了三次大会。第一次是传达省里的“农业机械化”会议精神，唐副场长在会上说，今后三年内，全场要基本实现从耕种到收割的全过程机械化。第二次是分配省里拨下来的新机器——一台“东方红-75”履带式拖拉机、一台“东风-28”轮式拖拉机、一台牵引式康拜因收割机。第三次是宣布成立“机务队”，把原来分散在各生产队的农机手集中起来统一管理。赵山河去开了前两次会，第三次没去。他在家烤火，膝盖上搭着孙韧秋缝的旧棉护膝，手里攥着一截白桦木棍在火盆里拨着炭灰。“你咋不去？”孙韧秋问他。“去了也听不懂。机务队的事，让年轻人弄去。”他把木棍从火盆里抽出来，炭灰从棍头上簌簌地落下来。“韧秋，你说那康拜因一天能割两百亩，那得多少人跟在后头拾穗子？”孙韧秋正在灶台上揉面，手上全是面粉。“机械割得干净，不用人拾。”“干净？”赵山河把木棍搁回火盆边上，“地是活的。机器再快，它不知道哪块地渴了、哪块地涝了。它只管割。割完了地就空在那儿，跟剃了头一样。”孙韧秋把面团翻了个面，继续揉。“你年轻时候要是有人给你一台康拜因，你不要？”赵山河想了一会儿。“要。”“那你现在还嘟囔什么？”“我现在也不要人拾穗子。我就是觉得——”他把火盆里快要灭的炭灰拨了一下，“地太快了。人跟不上了。”
那台“东方红-75”运到农场的那天，晒场上围了上百号人。康拜因是用卡车拖来的，拖到晒场边上，从卡车上卸下来的时候，履带磕在水泥地上，发出哐的一声闷响，把围观的人震得往后退了两步。机务队新来的队长姓吴，三十出头，从省农机校毕业的，戴一副白边眼镜，手里拿着一卷图纸站在机器旁边给大家讲解。“这台是牵引式康拜因，得用拖拉机拖着走。割台宽四米，一天干十个小时，能割两百亩。”他拍了拍康拜因的铁皮，“比人工快两百倍。”人群里有人啧啧地咂嘴，有人伸着脖子往里看。赵山河站在人群外面，没有挤进去。他远远地看着那台康拜因——绿色的铁皮，在冬天的灰白色天光里泛着冷光。他看了一会儿，转身走了。走到“又活了地”的地头上，蹲下来，用手掌贴了一下土面。地是冻的，硬邦邦的，什么也感觉不到。他把手收回来，在裤子上蹭了蹭。他蹲在那儿，身后的晒场上传来机器的轰鸣声，吴队长在试车。声音很大，但传到“又活了地”这边的时候已经小了一些。赵山河蹲着，一动不动。
那年冬天，农场的生产任务比往年重了。上面要求“农业学大寨”结合“机械化试点”，把明年的播种面积再扩五百亩。唐副场长在大会上做了动员，把任务分解到各个生产队。刘小麦所在的三队分到了八十亩新开地的播种任务。她一个人管着四十七只鸡、八十亩地的春播准备、还要帮着孙韧秋带赵望野，从早到晚没有一刻空闲。
五
刘桂英是一九七八年开春病的。
她的腰在贺金戈死后就一直没有直起来过，但这几年慢慢好了一些——能自己下地走路，能坐在门口晒太阳，能帮刘小麦择菜、编草绳、看着望野不让他跑到井边去。可那年二月的一天早上，刘小麦去给她送早饭的时候，发现她没起来。刘桂英躺在炕上，脸色灰白，嘴唇上一点血色都没有，一只手攥着被子角，另一只手压在胸口上。她的呼吸很浅，很急，胸口一起一伏的。“娘，你怎么了？”“没事。就是——胸口闷。”刘小麦把手里的粥碗放在炕沿上，伸手探了探她的额头——不烫。她把刘桂英从炕上扶起来，让她靠着墙坐着。刘桂英坐起来的时候喘得更厉害了，嘴唇翕动着。刘小麦转身跑出去喊孙韧秋。孙韧秋来了之后摸了摸刘桂英的脉，又听了听她的胸口，脸色不太好看。“小麦，去卫生所叫张大娘。”张大娘来的时候刘桂英已经坐不住了，整个人往下滑。张大娘检查了一番，把刘小麦拉到外屋，低声说：“肺上的毛病。可能是老寒肺。拖太久了。你娘这辈子吃苦太多，底子薄，肺一直没养好。”刘小麦站在灶房门口，手扶着门框。“能治吗？”张大娘沉默了一下。“先吃着药。养着。别让她累着。别让她冻着。”
从那以后，刘小麦每天的时间被切成了更碎的碎片。早晨四点半起床，先给鸡拌食、喂鸡、收蛋，然后去给刘桂英送早饭、煎药、帮她擦身、换衣服。刘桂英的咳嗽越来越厉害，有时候一咳就停不下来，咳到脸通红，咳到弯下腰去，咳完了一抬头，嘴角带着一点血丝。刘小麦第一次看见血丝的时候，手抖了一下。她把沾了血的毛巾放进水盆里搓，搓了两遍，把血水倒进灶膛后面的灰坑里。她没有让刘桂英看见她洗手时手在抖。她回到炕边，把药碗端起来：“娘，喝药。”刘桂英接过碗，手也在抖。药是苦的，她喝一口停一下，喝一口停一下，一小碗药喝了半炷香的工夫。刘小麦蹲在炕边，端着空碗等她喝完，然后接过碗，用袖子擦了擦刘桂英嘴角的药渍。“娘，今天感觉好点没？”“好多了。”刘桂英的声音是哑的，说两个字就要喘一下，“小麦，你别老往我这儿跑。鸡要人喂，地要人管。”“鸡喂了。地里的活有赵叔呢。”“你赵叔腿也不好。”“他蹲着也能干。”
刘桂英靠在墙上，闭着眼睛喘了一会儿。她的脸瘦得脱了形，颧骨突出来，眼窝凹进去，皮肤像一层被风吹了太久的旧窗户纸。她闭着眼说：“小麦，你爹要是活着，他看着我这样，会骂我。”“骂你什么？”“骂我——没把腰直起来。”刘小麦坐在炕沿上，把刘桂英的手从被子上拿起来握在自己手里。刘桂英的手是凉的，指关节上全是骨头。“娘，我爹不骂人。”“他骂。他只是不当着你们面骂。他骂人的时候就攥着蝗虫。你记得那年他来农场的时候——手里攥着两粒死蝗虫。”刘桂英咳了两声，“他那两粒蝗虫，是我替他捡的。他死的时候，手里还攥着。我给他掰开手指头才把蝗虫拿出来。后来我一直留着。放在手帕里。再后来，我把它埋了。埋在你爹坟前那棵白桦树底下。”刘小麦低着头，握着刘桂英的手。她的手心慢慢有了一点温度——是刘小麦的手传过去的。“娘，你埋了？”“埋了。你爹这辈子跟地较劲。他以为地是他的敌人。到死才知道，地不是他的敌人。他是地的。地没跟他计较。”刘桂英睁开眼睛，看着刘小麦，“小麦，你记住——地不跟人计较。你种它，它就长。你不种它，它也长。它长它自己的。你别跟它较劲。你也别跟自己较劲。”
那天晚上刘小麦坐在鸡舍门口，手里攥着一根白桦条，没有编篓子。她只是攥着。风从白桦林那边吹过来，把她的头发吹乱了。赵山河拄着棍子走过来，在她旁边坐下。他没有说话，只是坐着。过了很久，他说：“你娘今天好点没？”“好点了。”“小麦，你一个人忙不过来。明天我让韧秋白天多带带望野。你专心管你娘。”“嗯。”赵山河站起来要走，又停下来。“小麦，你娘的病——你知道。”刘小麦攥紧了那根白桦条。“我知道。”“那你打算怎么办？”“我伺候她。”“伺候到什么时候？”“伺候到——她不用我伺候的那天。”赵山河站在月光底下，看着她。她的脸是白的，眼睛是干的，但她的嘴唇在抖。赵山河没有再说别的。他把手伸出去，在她肩膀上按了一下，按得很轻。“你娘有你这个闺女，值了。”他转身走了。
六
一九七八年春天，刘小麦每天的日程是这样的——
凌晨四点半起床。第一件事是去鸡舍。鸡食是昨天傍晚拌好的，玉米面掺了剁碎的菜帮子，用温水调匀了，一盆一盆地端到食槽里。鸡从架子上扑棱棱地飞下来，挤成一团抢食。她数鸡，四十七只，一只不少。然后收蛋。鸡蛋捡进篮子里，有脏的用干布擦一擦。她把蛋放在鸡舍门口的架子上，等天亮了让孙韧秋帮忙送去晒场晾。
五点半去刘桂英屋里。刘桂英已经醒了，但起不来。刘小麦先把昨晚放在炕边的便盆端出去倒了，然后打来一盆热水，给刘桂英擦脸、擦手、擦身。擦完了把药煎上。药是张大娘开的中药，一包一包地包在草纸里，一天煎两剂，上午一剂下午一剂。药罐子是陶的，蹲在灶膛的余烬上，药汁咕嘟咕嘟地冒着泡，气雾从罐口升起来，满屋都是苦味。药煎好了倒进碗里，温一温，端到炕边喂刘桂英。刘桂英喝药的时候刘小麦蹲在旁边，一只手端着碗，一只手轻轻拍着她的后背——她咳嗽的时候背会弓起来。
六点半回赵山河屋里看望野。望野已经醒了，孙韧秋正给他穿衣服。他看见刘小麦进来就喊“娘”，从炕上跳下来跑过去抱住她的腿。刘小麦蹲下来，把他的衣领翻好，把扣子重新系一遍。“望野，今天跟奶奶乖不乖？”“乖。”“娘要去看姥姥，你跟着奶奶。”“姥姥怎么了？”“姥姥病了。”“那我给姥姥拿鸡蛋。”“好。你拿。”望野跑到鸡舍门口，从架子上拿了一颗鸡蛋，捧在手心里，小心翼翼地端到刘桂英屋里。“姥姥，鸡蛋。”刘桂英躺在炕上，看着那颗鸡蛋——小小的，浅褐色的，带着望野手心的温度。她伸出抖着的手接过来，放在枕头旁边。“望野乖。姥姥留着。”
上午刘小麦背着鸡蛋筐去赵光送蛋。十几里路，她搭运粮的卡车去。到了赵光，把鸡蛋送到，再坐车回来。回来的时候已经过了晌午。她先去刘桂英屋里看一眼——刘桂英睡着了，呼吸比早上平稳了一些。她把中午的药煎上，然后把早上剩的粥热了热，自己站在灶台前面喝了一碗。粥是凉的，她几口就喝完了。然后她去鸡舍收下午的蛋，喂第二遍食。鸡舍里的干草该换了，她拖了一捆新干草进去，把旧的换出来，铺匀。干草扎手，她的手指上又多了一道口子，用嘴嘬了一下，继续铺。
下午去地里。赵山河的腿蹲不下去了，只能坐在田埂上看着。刘小麦一个人翻地、撒种、覆土。她翻地的时候很慢，一锄一锄地翻，翻完一垄，用脚把土块踩碎，再翻下一垄。赵山河坐在田埂上看着她翻，有时候会说一句：“深了。”她就少翻一点。“浅了。”她就多翻一点。两个人不说话的时候，就听锄头进土的声音——噗嗤，噗嗤，一下一下的。翻完地她回去收鸡蛋，把蛋送到赵山河屋里的架子上，然后去刘桂英屋里做晚饭。晚饭是粥和咸菜，有时候蒸一个鸡蛋羹——鸡蛋是从鸡舍拿的，她舍不得吃，全给刘桂英和望野。刘桂英吃不了多少，半碗粥喝半天。望野坐在炕沿上，两条腿晃着，吃得满脸都是。刘小麦拿毛巾给他擦脸，擦完了把碗收了。
晚上是刘小麦一天里最忙的时候。她给刘桂英洗脚。水是温的，她蹲在盆前面，用手搓着刘桂英的脚背——那两只脚干瘦干瘦的，脚背上全是青筋和骨头，脚趾头因为常年穿旧鞋而变了形。她搓得很轻，很慢，一个脚趾一个脚趾地搓。刘桂英坐在炕上，低头看着她的头发——刘小麦的头发里已经有了白丝，不多，但在煤油灯底下看得见。“小麦，你头上也有白头发了。”“早有了。娘，你别管我头发，脚还凉不凉？”“不凉。”“那就好。”洗完脚她给刘桂英掖好被子，把药碗放在炕边的小桌上——夜里要是咳醒了，先喝一口药再喝水。然后她回到赵山河屋里，把望野从孙韧秋怀里接过来，抱回自己鸡舍那边。望野已经困了，趴在她肩膀上，含含糊糊地叫了声“娘”。她把他放在床上，盖好被子。然后她坐在旁边，拿过那只军绿色的铁盒子，打开。她把赵承野的信抽出来——他已经寄了五封了——在煤油灯底下看一遍。看完了把信放回去，合上盒子，放在枕头底下。然后她躺下来，侧过身看着望野。他的小手从被子里伸出来，五指张开，放在脸旁边。她伸出手，把他露在外面的手指轻轻塞回被子里。然后她闭上眼睛。闭上眼睛之前她看了看煤油灯的火苗——很小，很暗，在风里晃了一下，又稳住了。
七
刘桂英是那年五月走的。
五月的北大荒，地已经化了，白桦林长出了第一批新叶，嫩绿色的，薄得透光。刘桂英在炕上躺了两个月，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她走的那天下午，刘小麦正在地里翻地。孙韧秋跑来找她——“小麦，你娘叫你。”刘小麦扔下锄头往家跑。她跑到刘桂英屋里的时候，刘桂英正靠墙坐着，背后垫着一摞旧被子。她的脸色比平时好了一点，泛着一点不正常的红。她的手里攥着一样东西——是一件旧褂子，蓝布的，袖口磨破了，肘部有一块同色的补丁。“小麦，”她把褂子递过来，“这个给你。是你爹的。他死的那天身上穿的。我收起来了。一直没舍得动。现在给你。你收着。”刘小麦接过来，褂子是凉的，带着一股樟木箱子的气味。她把褂子攥在手里，没说话。“小麦，你坐下。”刘小麦在炕边坐下来。刘桂英伸出手，摸了摸她的头发。“你头发里也有白的了。你才二十四。”“嗯。”“你比你娘强。你娘二十四的时候，腰已经不行了。你没弯。”刘桂英喘了两下，“小麦，我跟你说个事。”“你说。”“你爹这辈子，对不起我。他跟你赵叔较劲了一辈子，跟自己较劲了一辈子。他没对不起地，没对不起农场，但他对不起我。”刘桂英的声音很轻，但很清楚，“可我不恨他。我恨不起来。他这个人，把命都给了地。他只是没给我留一点。我年轻的时候怨过。后来我不怨了。地养活了咱们。他给地卖了一辈子命，地替他把咱们养活了。这就够了。”刘小麦握着那件旧褂子，手指在补丁的针脚上来回摩挲着。那些针脚是她自己缝的——贺金戈还活着的时候，褂子破了，她缝的。她缝的时候贺金戈坐在旁边抽烟，一句话没说。她把针从布里穿过去，又从另一面拉回来，麻线被扯紧了，发出一声细细的、绷紧的响。他把烟按灭了。那就是他们之间最长的一次对话。“娘，”她说，“我记住了。”
刘桂英是那天傍晚走的。她靠墙坐着，眼睛半睁着，呼吸越来越慢。孙韧秋在边上守着，刘小麦抱着望野站在炕前。望野看着炕上的刘桂英，小声问：“娘，姥姥怎么了？”“姥姥要睡了。”“那她什么时候醒？”“要睡很久。”刘桂英的眼睛动了一下，看着望野。她的嘴唇翕动着，似乎想说点什么，但已经发不出声音了。刘小麦把望野抱近了一点。望野伸出手，摸了摸刘桂英的脸——那张脸是凉的，干枯的，颧骨凸出来硌手。“姥姥。”刘桂英的眼睛慢慢合上了。手从被子上滑下来，落在炕沿上。刘小麦把望野放下来，蹲下去，把刘桂英的手握住了。手是凉的。她握着，握了很久，握到那只手完全凉透了，也没有松开。
刘桂英埋在了贺金戈坟的旁边。赵山河带着机务队的两个人挖的坑。坑不深，北大荒的春天化冻还不到底，挖下去两尺就碰到冻土了。赵山河蹲在坑边上，用手把冻土块一块一块地抠出来。他的膝盖疼得厉害，但他没有停。坑挖好了，刘小麦把刘桂英用那件旧蓝布褂子裹好——褂子叠得整整齐齐的，铺在身下，袖子交叉在胸前。她把刘桂英放进去，然后蹲在坑边上，用手把第一捧土撒下去。土落在蓝布褂子上，发出轻微的闷响。然后是第二捧、第三捧。赵山河用铁锹往坑里填土，填满了，踩实了，在上面立了一根白桦木桩子。桩子上没有写字。刘小麦说，不用写。“地记得她。”那天晚上她坐在鸡舍门口，怀里抱着那件旧褂子的空袖子——她把褂子从刘桂英身上脱下来的时候留了一只袖子。她把那只袖子系在鸡舍门口的白桦木桩上。风吹过来的时候，袖子飘起来，像一只手在空气里轻轻地招着。
八
刘桂英走后，刘小麦把鸡舍的鸡减了一半——从四十七只减到二十四只。她一个人管不过来。但她没有把鸡舍关了。每天早上她还是四点半起床，喂鸡、收蛋、去密山送蛋。回来之后去赵山河屋里看望野。望野已经三岁了，说话说得越来越清楚，能自己穿鞋，能帮孙韧秋拿柴火。他看见刘小麦进来就喊“娘”，跑过来抱住她的腿。刘小麦蹲下来，把他的衣领翻好。这个动作她做了三年了。从望野被抱到她鸡舍门口的那天起，她每天早晨给他翻衣领。翻的时候她会想起林雪燃——林雪燃走的那天，望野的衣领也是翻着的。是她翻的。
一九七八年冬天，刘小麦决定去哈尔滨。她跟赵山河说的时候，赵山河没有反对。“你去。望野我跟你婶带着。”“我快去快回。”“你多待两天也行。别急着回来。”那天晚上她把望野哄睡了之后，坐在煤油灯底下收拾包袱。她把自己最好的一件浅蓝色褂子叠好放进去，又拿了一块肥皂、一条新毛巾、一双自己纳的鞋垫——鞋垫是给赵承野纳的，白布面，青布边，针脚密密匝匝的。她把鞋垫塞进包袱里。想了想，又从枕头底下把那只铁盒子拿出来，打开。里面有一张识字纸、一根褪色的红头绳、一片写着“林雪燃”的白桦树落叶、一片写着“赵承野”的旧信纸。她把那张写着“赵承野”的信纸拿出来，折好，放进了包袱的夹层里。然后她把包袱系好，放在枕头旁边。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她就起来了。望野还在睡。她蹲在旁边看了他一会儿——他的小手还是那个姿势，五指张开放在脸旁边。她伸出手碰了碰他的额头。然后她站起来，背上包袱，推开门，走进了冬天的晨雾里。赵山河站在院子里，手里提着一只布袋。“里面是干粮。路上吃。”他把布袋递给她。刘小麦接过来，系在包袱上。“爹，望野——”“有我跟你婶。”赵山河站在院子里，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晨雾里。他转身回屋的时候，孙韧秋正抱着望野站在门口。望野揉着眼睛：“爷爷，娘呢？”“娘去看你爹了。”“什么时候回来？”“三五天。”“三五天是多久？”“你睡五个晚上就到了。”望野掰着手指头数了数，没数清楚，但点了点头。
从赵光到哈尔滨的火车要走一夜。刘小麦坐的是硬座，车厢里挤满了人。她靠在车窗上，抱着自己的包袱，看着窗外黑漆漆的荒野。窗外偶尔有一盏灯闪过——远处的村庄、路边的道班、一片不知名的灯火。她看了很久，直到那些灯也灭了，窗外只剩下自己的影子映在玻璃上。她闭上眼睛。她想起刘桂英走的那天，手从被子上滑下来，落在炕沿上。她想起贺金戈攥着蝗虫的手。她想起赵望野摸着她的脸喊“姥姥”。她想起那件旧褂子的空袖子在风里飘着。她睡着了。
火车在哈尔滨站停下来的时候，站台上的风很大。她背着包袱走出车站，站在站前广场上，看着面前的车水马龙。公共汽车一辆接一辆地开过去，车上挤满了人。电车拖着长长的辫子从头顶上划过，发出滋滋的响声。她站在广场边上，手里攥着那张写着地址的纸条。她坐上了去王岗的郊区车。车子在灰白色的街道上走了很久，窗外的楼房越来越少，平房越来越多，最后连平房也少了，只剩下一片一片被雪覆盖的空地和几排光秃秃的杨树。车子在王岗停下来的时候，她下了车。农机校的院门就在前面——灰砖围墙，铁栅栏门，门旁边的墙上钉着一块白底黑字的木牌。她站在门口往里看。操场上有人在跑步，呼出来的白气在队伍前面聚成一团。然后她看见了赵承野——他在队伍的最后面，跑得不算快，但步子很稳。他瘦了一些，脸比以前黑。她站在门口没有喊他。他跑完了一圈又一圈。跑到第五圈的时候他看见了门口站着一个人——背着包袱，穿着浅蓝色的褂子，头发被风吹乱了。他停下来了。队伍从他身边跑过去。他站在跑道上，看着门口。然后他迈开步子走了过去。走到她面前的时候他喘着气，呼出来的白雾打在她的脸上。“你怎么来了？”刘小麦站在院门口，两只手攥着包袱带子。“来看看你。”
九
赵承野跟学校请了一天假。那天早上他带刘小麦去食堂吃了早饭——玉米面粥、咸菜、半个白面馒头。刘小麦坐在长条桌前，端着粥碗，看着他吃。他吃得很快，三口两口就把馒头吃完了，粥喝得呼呼响。她把自己碗里那个馒头掰了一半递给他。“你吃。我不太饿。”赵承野接过来，没有推辞。他咬了一口馒头，嚼着，忽然停下来。“望野怎么样？”“挺好的。会跑了。跑得比鸡快。”“他还摸鸡蛋吗？”“摸。每天摸。摸完了还回去。你娘教他的。”“我娘呢？”“你娘也好。腿脚还利索。就是眼睛不太行了，做针线得凑到灯底下。”“我爹呢？”“腿疼。阴天下雨的时候走不动。但他还去地头。坐着看。”“看什么？”“看地。”赵承野把馒头吃完了，把粥碗里的最后一口喝干净。“今天带你去看看学校。”
他带她去了车间。车间里没有人，两台发动机摆在砖地上，用帆布盖着。他把帆布掀开一角，露出底下的柴油机。“这是柴油机。四缸的。跟咱们那台‘东方红’一样的。”他蹲下来，用手指了指气缸盖上的螺丝。“拧这个螺丝有讲究——先拧四个角的，再拧中间的，最后拧一圈。不能一次拧紧，得分三次。跟种地一样——不能一次把土翻到底，得一层一层来。”刘小麦站在旁边看着他的手。他的手比以前更糙了，指节上长了一层新的茧，是握扳手磨出来的。她看了一会儿，蹲下来，也把手放在柴油机上。铁是凉的，她的手指碰上去的时候缩了一下。赵承野看了她一眼：“凉吧？”“嗯。”“机器就这样。你不碰它的时候它是凉的。你碰多了，它就有温度了。”他把她的手从机器上拿开，放回她膝盖上。“别碰了。冰手。”
中午他们在学校食堂吃饭。赵承野打了两个菜——白菜炖粉条、炒土豆丝。他把白菜里那几片肉夹到刘小麦碗里。“你吃。我天天吃。”刘小麦把肉又夹回去。“你吃。你干活。”两个人推了两回，最后赵承野把肉吃了。吃完饭他们在操场上走了一圈。操场边上有一排杨树，叶子已经落光了，枝干在风里微微晃着。刘小麦走在赵承野旁边，两只手插在棉袄口袋里，走了大半圈没有说话。走到杨树尽头的时候她停下来。“承野，我娘走了。”赵承野站住了。他转过身来看着她。她的脸被风吹得微微发红，眼睛是干的。“什么时候？”“五月。”“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在这儿学习。回不去。”“我应该回去的。”“你回不去的。几百多里地。你回去也赶不上。”赵承野站在她面前，两只手插在口袋里。他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出来。刘小麦看着他的眼睛。“你不用说什么。我来就是告诉你一声。我娘走的时候，我在。望野也在。她没受罪。她埋在我爹旁边。坟上种了一棵白桦树。”赵承野低下头。他低下头的时候看见刘小麦的手从口袋里伸出来，垂在身体两侧，她的手指上全是干裂的口子。他伸出手，把她的一只手握住了。她的手是凉的。他握着，握了一会儿，她的手慢慢有了一点温度。“小麦——”他的声音卡在喉咙里。“你不用说什么。”刘小麦把手从他手里抽回来，放回口袋里，“你好好学。学完了回去。地还在等你。”
那天晚上他躺在宿舍床上，从枕头底下把刘小麦的信翻出来看。第一封、第二封、第三封、第四封、第五封——五封信，五张纸，写的全是望野和农场的事。他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他把信放回去。他翻了个身，面朝着墙壁。墙上什么也没有。但他知道，在墙的那一边，在那个他看不见的地方，有一片地，有一间鸡舍，有一个孩子，有一个女人。孩子会叫他爹。女人会替他应。她把能给的都给了——他爹他娘、望野、那二十四只鸡、那片“又活了地”边上的春播秋收，还有她自己的白头发。他把眼睛闭上。
十
刘小麦走的那天早上，赵承野送她去车站。天还没亮，他帮她背着包袱，两个人走在王岗镇空荡荡的街道上。路边的路灯还没有熄，昏黄的光照在雪地上。她走在他旁边，两只手还是插在口袋里，步子不大不小，每一步都踩在雪上留下一个浅浅的印子。走到车站的时候，去哈尔滨市区的郊区车还没有来。他们站在站牌下面等着。风很大，吹得站牌的铁杆嗡嗡响。赵承野把包袱放在地上，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个纸包——里面是他在学校小卖部买的两块糖、一包饼干、一双棉手套。“给你的。还有望野的。”刘小麦接过纸包，打开看了看，把棉手套拿出来试了试——手套是深灰色的，厚绒的，五个指头分得开开的。她戴上一只，看了看自己的手。“太大了。”“你戴正好。干活的时候不冻手。”她把手套摘下来，放回纸包里。车来了。她上了车，在靠窗的位置坐下来，把包袱放在膝盖上。赵承野站在站牌下面，隔着车窗看着她。她隔着玻璃朝他摆了摆手。他也摆了摆手。车开了。他看着那辆车在雪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小，最后变成灰白色路面上一个深色的点。他站在那里，站到站牌的铁杆被风吹得嗡嗡响了好几遍，才转身走回学校。
刘小麦回到农场的时候是第二天下午。她背着包袱走进赵山河的院子的时候，赵望野正蹲在门槛上玩一把玉米粒。他听见脚步声抬起头，看见是她，站起来跑了两步，又停住了。他看着她，像是在辨认。“望野。”刘小麦蹲下来，张开手臂。赵望野跑过来，扑进她怀里。他的小脸贴在她脖子上，凉凉的，带着一股院子里的干草味。她把他抱起来，掂了掂。“瘦了。”“没瘦。娘，你去哪儿了？”“去看了你爹。”“爹呢？”“爹在哈尔滨。学习。”“他冷不冷？”“冷。但他穿得厚。”“他什么时候回来？”“等你长到这么高的时候。”她比了一个高度。望野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又看了看她手比的高度，点了点头。“那我天天量。”
那天晚上刘小麦坐在赵山河屋里的煤油灯底下，把赵承野给的那个纸包打开。她拿出那双棉手套戴在手上。手套是新的，深灰色的绒布，里子絮着厚棉花，手指头分得开开的。她戴着它攥了攥拳头。手套太大了，她的手指缩在里面，指尖碰不到顶。她把手套脱下来，放在膝盖上，看着它。然后她从包袱夹层里把那张写着“赵承野”的旧信纸拿出来，跟手套放在一起。她把两样东西并排放在桌子上，看了一会儿。煤油灯的火苗跳了一下，桌子上的影子跟着晃了一下。她把信纸折好放回铁盒子里，把手套放回纸包里。她站起来，走到炕边。望野已经睡着了，小手还是那个姿势——五指张开，放在脸旁边。她蹲下来，把他的手塞回被子里，然后站起来，吹灭了煤油灯。
黑暗中，她坐在炕沿上，没有走。她坐着，听着外面白桦林里的风声。风从西伯利亚那边吹过来，穿过荒原，穿过晒场，穿过“又活了地”，穿过院子里那堆干草垛，落在窗台上，像一只手轻轻敲了敲门。她没有动。她知道那是风。但她把耳朵侧过去了一点，听着。听了很久。赵山河在隔壁屋里翻了个身，咳了一声。孙韧秋说了句什么，听不清。然后安静了。刘小麦坐在黑暗里，手放在膝盖上，掌心里什么也没有。她想起白天在哈尔滨看到的那些——那些灰楼、那些电车、那些走得很快的人、赵承野蹲在柴油机旁边拧螺丝的手。她的手在他的手上面停了一下。就一下。她站起来，推开门，走回了鸡舍。鸡舍里的鸡咕咕叫了两声。她蹲下来，把食槽里剩的食拨了拨，添了一把新玉米面。然后她坐在草垫上，拿过铁盒子，打开。里面有一张识字纸、一根褪色的红头绳、一片写着“林雪燃”的白桦树落叶、一片写着“赵承野”的旧信纸。她把那两片叶子并排放着。一片是林雪燃的，一片是她自己的。她看了很久，然后把盒子合上，放在枕头底下。她躺下来，闭上眼睛。窗外的风还在吹。风里有土的味、有草的味、有远处麦茬腐烂的味，还有赵望野睡觉时呼出来的、带着奶香的味。她把那些味道吸进肺里，然后呼出来。她翻了个身，面朝着墙壁。墙是土墙，粗糙的，被煤油灯熏黑了一块。她伸出手，用手指在墙上划了一下。划出来的痕迹很浅，但能看见。她划的是一个字——“等”。
十一
一九七八年秋天，赵承野在哈尔滨收到了一封没有寄件人地址的信。
信封是白的，上面只写着“哈尔滨省农业机械化学校 赵承野收”，字迹是钢笔写的，笔画瘦长，带着一种他熟悉的、微微向右倾斜的力度。他把信翻过来，背面也是空白的。他站在学校传达室门口，手里攥着那封信，没有立刻拆。风从王岗镇外的旷野上刮过来，把信封的一角吹得翘起来，他用手把它按平了。他把信揣进口袋里，走回宿舍，坐在床沿上，才把信拆开。
信纸只有一张，写得很短。
“承野：我从别人那里打听到你在哈尔滨的地址。你好吗？望野好吗？我很好，你不要担心。我回北京之后在一所中学教书，教语文。我娘的身体不太好，我每天下班回去给她做饭、熬药。日子过得很快，一天一天地，像流水一样，抓不住什么。我有时候会想起北大荒——想起那片碱茅草，想起白桦林，想起你开拖拉机的声音。那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突突突的，我在屋子里听见了，就知道你在那边。我现在住的屋子窗户朝北，看不见树，也看不见地。只有一面灰墙。我有时候会站在窗户前面，看着那面墙。看久了，墙上好像会浮出一些东西——不是画，是别的什么。可能是我想多了。望野会说话了吗？他会不会叫娘？你替我多看看他。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他的。你告诉他，他的娘在很远的地方。但那个地方很远。远到他自己走不过去。所以，他的娘在你这儿。在北大荒。在地里。你替我看看他。就这样。雪燃。”
赵承野把信看了两遍。第一遍看字。第二遍看字后面的东西。他把信纸放在膝盖上，低头看着那几行字——她的字比以前瘦了一些，笔画收得很紧。他坐在床沿上，很久没有动。窗外的杨树叶子已经黄了大半，风一吹就落下来，一片一片地，在空中打着旋儿，落在楼下的水泥地上。他把信折好，放进枕头底下，跟刘小麦那五封信放在一起。
那天晚上他拿出纸和笔，坐在桌前，写了一个开头——“雪燃，信收到了。”然后他停住了。他不知道该往下写什么。他攥着钢笔，笔尖悬在纸面上方，墨水在笔尖上聚成一滴，将落未落。他坐了很久。最后他把那张纸揉成一团，扔进了桌角的纸篓里。他重新拿了一张，又写了一个开头——“雪燃，望野会叫爹了。”然后又停住了。他把那张也揉掉了。第三张他写了半句话——“雪燃，我在哈尔滨学农机。每天——”他没有写完。他把笔放下，关了灯。黑暗中他躺在床上，眼睛睁着。林雪燃信里那句“那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突突突的，我在屋子里听见了，就知道你在那边”——他读了那一句，心里有一个地方被轻轻拨了一下。像一根弦，被一只手碰了，响了一声，又安静了。他翻了个身，面朝着墙壁。墙上什么也没有。但他知道，在北京的一间朝北的屋子里，有一面灰墙。她每天站在那面墙前面。她看久了，墙上浮出一些东西。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也许是白桦林。也许是“又活了地”。也许是那台“东风-28”在暮色里慢慢驶过晒场的样子。他把眼睛闭上。
第二天早上他去车间的时候，从传达室门口经过。他停了一下，往窗口看了一眼。老头坐在里面喝茶，看见他，问了一句：“寄信？”“不寄。”“那你站这儿干啥？”“看看。”他走开了。那天他拆发动机的时候比平时更安静——不是那种专注的安静，是另一种。他把螺丝拧下来，摆在脚边，一个一个的，排成一排。老李在旁边看了一眼：“你今天不对。”“哪儿不对？”“你螺丝排得太齐了。平时你随手摆。今天你摆得跟尺子量过一样。”赵承野低头看了看脚边的螺丝——确实太齐了，一个挨着一个，间距均匀。他把一颗螺丝拿起来重新拧上去，没有接话。老李把扳手搁在机器上，蹲到他旁边。“承野，你收到什么信了？”赵承野手里的扳手停了一下。“一封。”他继续拧螺丝。“谁写的？”“一个老朋友。”“女的？”“嗯。”“你媳妇？”“不是。”“孩子的娘？”“……不是。”老李看着他，看了几秒钟。然后他把扳手重新拿起来，继续干活。“承野，我跟你说——你这个人，装机器装得比谁都好，拧螺丝拧得比谁都稳。但你心里那点事，你拧不紧。”赵承野把最后一颗螺丝拧完了，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我知道。”他把扳手放回工具箱里，“我知道我拧不紧。我要是拧得紧，我就不用跑几百多里地来学拧螺丝了。”老李没有再说话。他把机器的外壳装上去，用力按了两下，确认卡紧了。然后他站起来，拍了拍赵承野的肩膀。“晚上去食堂喝点。我请你。”赵承野点了点头。那天晚上他们在食堂角落里喝了一瓶老白干。老李喝得多，他喝得少。老李喝到脸红脖子粗的时候开始讲他转业之前的事——讲他怎么在工地上把一块大石头搬开，救了底下的人。赵承野听着，没有插话。老李讲完了，把杯子往桌上一墩。“承野，你那个孩子的娘——她走了就走了。你留不住。但你那个帮你带孩子的——她没走。你自己看着办。”赵承野把杯子里最后一口酒喝完了。“我知道。”“你知道个屁。你知道你还站在这儿喝酒？”赵承野把杯子放下。“我明天给她写信。”
第二天他给林雪燃写了一封回信。信很短，比她寄来的那封还短。
“雪燃：信收到了。望野会叫爹了。也会走路了。他住在我爹屋里，白天我爹我娘带，小麦帮着带。他每天早晨去鸡窝摸鸡蛋，摸完了还回去。我爹教他蹲在地头上用手掌贴地。他喜欢蹲着。他不像别的孩子那么爱跑。他蹲着的时候不说话，看着地，像是在想什么。你问我会不会叫娘。我告诉你，他叫了。他叫的是小麦。小麦没教他。他自己叫的。我没有纠正他。等你回来的时候，你自己跟他说。承野。”
他写完之后看了一遍，把最后那句“等你回来的时候”看了几秒钟。他没有划掉。他把信封好，走到校门口的邮筒前面，投了进去。那个邮筒的绿漆又掉了一块，铁锈从底下渗出来，暗红色的。他把信投进去之后站在邮筒前面停了一下。然后他转身走了。
那天晚上他坐在宿舍的窗台前面，闭上眼睛。他想起林雪燃信里最后的那句话——“你替我看看他。”他想起刘小麦信里最后的那句话——“我等你回来应。”两个女人，一个在北京的灰墙前面，一个在北大荒的鸡舍门口。一个走了，一个留着。一个把话说得很远，一个把话说得很短。他夹在中间。他不知道该往哪边靠。但他知道，他必须回去。回北大荒去。回那片地去。回那个孩子身边去。那是他唯一确定的事。
十二
一九七九年春节，赵承野从哈尔滨回来了。
他是腊月二十七到的。火车晚点了三个钟头，到赵光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他在车站外面搭了一辆拉煤的卡车，卡车在雪路上颠了一个多钟头，把他扔在农场晒场边上。他从车上跳下来，帆布包上落了一层煤灰。晒场上的雪被车轮碾出了一道一道的黑印子，被路灯照得发亮。他拍掉包上的灰，往院子走。院门半掩着，里面透出煤油灯的光。他推门进去的时候，堂屋里坐了一屋子人——赵山河坐在炕沿上，孙韧秋在灶台前面忙活，刘小麦坐在桌子旁边，正在往一只碗里倒热水。赵望野蹲在地上，面前摆着一只铁皮青蛙——是赵承野上次寄回来的，上了发条会跳的那种。他蹲在地上看着青蛙一下一下地跳，嘴里跟着数——“一、二、三、四——”数到青蛙不动了，他抬起头，看见了站在门口的赵承野。他站起来，没有跑，也没有喊爹。他看着赵承野，看了两秒钟，然后转过头去喊了一声：“娘，他回来了。”刘小麦把热水碗放下，抬起头看了赵承野一眼。她的头发扎成了一条辫子，辫梢用一根红头绳系着——是去年春节赵承野在哈尔滨百货商店买的那根，大红色的，已经褪了一点色，但还扎着。她没有站起来，只是说：“回来了。吃饭了吗？”
那天晚上孙韧秋把年夜饭提前到了腊月二十七。她说“人齐了就吃，不用等到三十”。桌上摆了一盆炖粉条、一盘炒鸡蛋、一碟咸菜、一碗红烧肉——肉是刘小麦用鸡蛋跟赵光那边的养猪户换的。赵山河把酒倒上——是农场自己酿的苞谷酒，辣嗓子。赵承野端起杯子跟赵山河碰了一下，喝了一口，辣得皱了一下眉。赵山河笑了一声，说“哈尔滨待了两年，酒量没长”。赵承野说“哈尔滨不兴喝这个”。刘小麦在旁边给望野夹菜，听见这句话停了一下，但没接话。望野吃着饭，忽然抬起头问：“爹，哈尔滨是什么样？”赵承野放下筷子。“哈尔滨是城。有楼、有电车、有电影院。”“电影院是什么？”“放电影的地方。一块大幕布，上面有人动。”“你去过吗？”“去过一次。学校组织的。”“好看吗？”“还行。”“你下次带我去。”赵承野看着望野的眼睛——那双像林雪燃的眼睛——他忽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刘小麦把一块肉夹进望野碗里：“望野，吃饭。哈尔滨远着呢。等你长大了再去。”望野低头吃肉，不再问了。赵承野把筷子重新拿起来，低头扒饭。饭桌上没有人再说话，只有碗筷碰撞的细碎声响和灶膛里柴火的噼啪声。
吃完饭，赵山河坐在门槛上抽烟。赵承野蹲在院子里，看着院子里的雪。雪还在下，细密的、无声的，一片一片地落在白桦林的枝干上、落在院墙上、落在门槛外面那双旧布鞋上——是望野的鞋，他出来玩雪的时候脱在门口的。刘小麦从灶房里出来，手里端着一碗热水，放在赵承野旁边的台阶上。她没有蹲下来，而是站在他身后，两只手插在棉袄口袋里。两个人一个蹲着一个站着，看着院子里那片越来越厚的雪。过了很久，赵承野说：“小麦，我明年夏天毕业。”“我知道。”“毕业之后我回农场。”“我知道。”“你——你愿意吗？”刘小麦站在他身后，没有说话。风把白桦林的雪吹下来一片，落在她的头发上，她没有去拍。过了好一会儿，她说：“承野，你问我愿不愿意，我回答不了。你回来，望野高兴。你回来，地有人种。你回来，你爹你娘有人管。这些都是你该回来的理由。但你不该问我愿不愿意。”赵承野蹲在台阶上，手里的碗被他攥得发烫。他张了张嘴。“小麦——”“你别说了。”刘小麦把两只手从口袋里抽出来，走到他旁边，蹲下来。这是三年来她第一次在他面前主动蹲下来，跟他平齐。她蹲着，看着他的脸——月光照在他脸上，把他额头上那两道纹路照得很清楚。“承野，我跟你说个事。”“你说。”“我娘走之前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小麦，你不一定要嫁给谁。但你一定要把地种好。’我把地种好了。鸡也养好了。望野也带大了。你爹你娘我也照顾了。我把能做的都做了。我不欠这片地的，不欠你的，不欠望野的。”她顿了一下，“但你欠我一样东西。”赵承野看着她。“什么？”“你自己想。”刘小麦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雪，转身走进了屋里。门在她身后关上，煤油灯的光从门缝里漏出来，在雪地上照出一道细长的、暖色的线。赵承野蹲在台阶上，手里的碗已经凉了。雪还在下，落在他的肩膀上、落在他的头发上、落在他攥着碗的手背上。他蹲了很久，久到碗里的水结了一层薄冰。然后他站起来，把碗放在窗台上，转身往农机站走去。
春节那天，农场放了半天假。上午赵山河带着望野去“又活了地”地头上蹲了一会儿——地是冻的，望野的手掌贴上去，过了一会儿缩回来，搓了搓。“爷爷，地睡了。”赵山河蹲在他旁边，看着那片被雪覆盖的“又活了地”，说：“它睡着的时候也在长。你看不见。”望野歪着头想了想，点了点头。下午刘小麦在灶房里包饺子。她一个人擀皮、一个人包，赵承野从农机站回来之后站在灶房门口看了一会儿，然后洗了手，进来帮她擀皮。两个人一个擀一个包，没有说话。面案上撒着薄薄的一层干面粉，擀面杖在案板上咕噜咕噜地响着，饺子一个一个地排成行。望野跑进来，伸手要揪面团，被刘小麦轻轻拍了一下手：“洗手去。”望野跑去洗手，回来之后刘小麦给了他一小块面，让他在旁边自己捏。他捏了一只兔子，放在案板上。赵承野看了一眼那只兔子——捏得歪歪扭扭的，耳朵一大一小，尾巴翘得高高的。他伸手把那只兔子拿起来看了看，放在自己包的饺子中间。望野高兴地拍手：“爹把我的兔子包进去了！”刘小麦低头看了一眼那只歪兔子，嘴角笑了一下——很轻，很快就收回去了。她继续包饺子，手上沾着面粉，指缝里还留着刚才捏兔子时沾上的干面。赵承野看着她低头包饺子的侧脸——她的睫毛上沾了一点面粉，细细的，像落了一层薄霜。他把擀面杖放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叠好的纸，放在案板上，推到她手边。刘小麦低头看了一眼。“什么？”“你自己看。”她放下饺子，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拿起那张纸展开。是一张画——画的是一个人蹲在地上，手贴着地面。旁边画了一排白桦树，树梢上有几根红头绳系着。画得歪歪扭扭的，像小孩画的。画的下面写了一行字——“小麦，我欠你的是这个。我没法还。但我想把它留在这儿。承野。”刘小麦把那张画看了两遍。她没有说话。她把画重新叠好，放进围裙的口袋里，然后继续包饺子。面案上的饺子排了一排又一排，整整齐齐的。赵承野重新拿起擀面杖，继续擀皮。灶膛里的火苗映在两个人的侧脸上，一明一暗地跳着。望野在桌子角上捏他第二只兔子。窗外的雪还在下，白桦林的树梢上压着一层新雪，那几根红头绳在雪底下露出一点点暗红色的边角，像几粒埋在雪里的、还没熄灭的火种。灶房里的三个人——一个擀皮，一个包饺子，一个捏兔子——谁都没有说话。但灶膛里的火是热的。
那天晚上守岁的时候，赵承野坐在门槛上。望野趴在他怀里睡着了，小手攥着他的一根手指。刘小麦从灶房里出来，手里端着一碗饺子汤，放在他旁边的台阶上。她在他旁边蹲下来，两只手搭在膝盖上。两个人看着院子里的雪。过了很久，刘小麦说：“承野。”“嗯。”“你画的那个东西——你留着吧。”赵承野偏过头看她。她没有看他，看着院子里的雪。“你画的那个——留给你自己。地我给你留着。望野我给你带着。你爹你娘我替你看着。你什么都不用给。你回来就行。”赵承野把怀里的望野抱紧了一点。望野在睡梦里动了一下，嘴里含含糊糊地叫了声什么。刘小麦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往屋里走。走到门口她停下来，没有回头。“明天早上你要是去地头，把望野带上。他想跟你蹲一会儿。”她推门进去了。门缝里的光又亮了一下，然后慢慢收窄，变成一条细线，最后合上了。赵承野坐在门槛上，怀里抱着望野，看着院子里的雪。雪落在他和望野的肩膀上，落在台阶上那碗饺子汤里，落在远处白桦林那几根红头绳上。他低下头，把脸贴在望野的额头上——额头是温的。他把眼睛闭上。没有说“好”，也没有说“嗯”。但他坐了很久，久到雪在他肩膀上积了厚厚一层，久到屋里的煤油灯熄了又亮了——是刘小麦又点了一盏——久到远处的白桦林在雪雾里渐渐显出轮廓。他抱着望野站起来，推开门，走进了那盏亮着灯的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