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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螺丝巷：方寸之间
螺丝巷的小屋，因为冯莲和小英子的到来，显得更加拥挤，但也多了几分慌乱的人气。
张明是个厚道人，嘴上不说，却默默把最里面那块相对干燥的角落用旧木板隔了隔，算是给姐妹俩一个勉强能转身的“隔间”。他自己则搬到了门外屋檐下，用油毡布搭了个更简陋的窝棚。“我反正白天大多在摊上，晚上回来就是睡个觉，哪儿都一样。”他对刘玉林说。
刘玉林心里过意不去，可眼下确实没有更好的办法。他去无线电三厂报到的日子到了。那天早上，他穿上那身最体面的劳动布工装，头发用水抿了又抿。冯莲默默地把一件洗得发白、但浆熨得挺括的旧衬衫递给他——那是他留在砣港的，她竟一直带着。
“厂里……听说规矩大，穿整齐点好。”她低着头，声音细细的。
刘玉林接过衬衫，上面有阳光和皂角的干净气味。他换上了，人顿时精神了不少。冯莲抬头飞快地看了他一眼，又迅速低下头，耳根有点红。
“我去了。”刘玉林说，声音有些干涩。
“嗯。”冯莲点头，依旧没抬头。
“你……和小英子，别急，多头在想办法。等我发了工资，咱们就找房子。”他像是保证，又像是说给自己听。
“我们不急。”冯莲终于抬起头，看着他，眼里有强装的平静，“你好好干，别……别惦记这边。”
无线电三厂的大门，比刘玉林想象中还要气派。高耸的水泥门柱，红漆斑驳的厂牌，穿着统一工装、骑着自行车鱼贯而入的工人，一切都透着一种井然有序而又令人敬畏的集体气息。他被领到三车间，车间主任老徐——就是帮他解围的那位——亲自带他熟悉环境。
巨大的厂房里机器轰鸣，空气里弥漫着金属、机油和松香混合的味道。流水线上，女工们戴着白帽，手指翻飞地组装着小小的电子元件。老师傅们趴在调试台前，盯着示波器上跳动的绿色波形。这一切，比张明那个杂乱的小摊，规模大了何止百倍，也规范、精密了何止百倍。
刘玉林被分到维修组，跟着一个姓郭的老师傅。郭师傅五十多岁，话少，技术硬，是厂里的“八级工”。他扔给刘玉林一套半旧的工具，指了指角落里一堆待修的仪器：“先看看，能看出毛病不。”
那是几台老式信号发生器和一批万用表。刘玉林沉下心，拿起一台，拧开后盖。里面的布局和元件，比他之前接触过的收音机电视机复杂，但原理相通。他拿起万用表，按照张明教的方法，一点点测电压、电阻、通路。
郭师傅在不远处修着一台示波器，偶尔瞥过来一眼，不置可否。
下午，一台信号发生器在刘玉林手里恢复了正常，输出波形稳定清晰。郭师傅过来看了看示波器屏幕，又看了看刘玉林焊的几个焊点，点了点头：“手还算稳。明天开始，跟着我。”
就这一句话，刘玉林悬了一天的心，稍稍落下来一点。他知道，自己算是暂时被接纳了。下班时，老徐过来拍拍他肩膀：“小刘，好好跟郭师傅学。厂里缺技术好的年轻人。户口、编制的事，慢慢来，先把手艺练硬。”
“谢谢徐主任！”刘玉林感激道。
走出厂门，夕阳把厂房高大的影子拉得很长。刘玉林回头望了望那一片灰色的建筑群，心里涌起一股奇异的归属感。这里，或许能成为他在这个城市扎下的第一根根。
二、 街头：针线之间
刘玉林进了工厂，冯莲和小英子却不愿坐等。
多头来看过她们一次，塞了二十块钱，一脸愧色，还是那些话：“莲姐，英子，实在对不住。我那儿……我媳妇她爹管得严，家里地方也小，暂时没法接你们过去。这钱你们先拿着，应应急。工作的事，我再打听。”
二十块钱，在洪州撑不了多久。小英子性子急：“姐，咱们不能光靠别人。我有手，我会踩缝纫机！”
第二天，小英子就拉着冯莲，在螺丝巷附近的街市转悠。她们发现，这一带住了不少工人，拖家带口，日子过得紧巴，衣服破了舍不得扔，又没时间或手艺补。而国营裁缝店，收费不便宜，还不接补补丁的小活。
姐妹俩一合计，花了五块钱，在旧货市场买了台最老式的、踏板缝纫机，又买了几卷最便宜的线和一些碎布头。回到螺丝巷，就在张明的修理摊旁边，借了块墙角，把缝纫机一支，小英子找了块硬纸板，用烧过的树枝写上几个歪扭的大字：“缝补衣服，手工便宜”。
起初没人光顾。两个面生的乡下姑娘，守着一台破机器，眼神里带着怯生生的期盼。直到第三天，一个在附近菜场卖菜的大婶，拿着一条开线了的劳动布裤子，犹豫着走过来。
“补个裤裆，多少钱？”
小英子赶紧说：“阿姨，您看给多少都行，我们刚来，混口饭吃。”
大婶看了看她们，又看了看那条裤子：“五分钱，行不？”
“行！行！”小英子连忙接过裤子。
冯莲细心地把开线的地方拆开，对齐，小英子脚踩踏板，机针哒哒哒地响起来，线走得笔直细密。不过十分钟，裤子补好了，针脚又密又匀，几乎看不出来。
大婶很满意，爽快地付了五分钱，还说：“手艺不错！下次还找你们！”
这五分钱，像一颗火种，点亮了姐妹俩眼中的希望。慢慢地，开始有第二个、第三个顾客。补个袖口，换个拉链，缝个被面，虽然每单不过几分、一两毛钱，但积少成多，一天下来，也能有个块儿八毛的收入，勉强够买点米面青菜。
冯莲的话依旧很少，只是低头默默地穿针引线，熨烫整理。她的手巧，心细，经她手整理过的衣服，总显得格外服帖。小英子则负责招揽、议价、踩机器，风风火火。姐妹俩一个静，一个动，竟也在这嘈杂的街角，撑起了一片小小的、赖以生存的天地。
晚上，刘玉林下班回来，常常看到冯莲就着昏暗的灯光，还在缝补最后一两件衣服。她的侧影在墙上投下温柔的轮廓，哒哒的缝纫机声，成了螺丝巷夜晚最安心的背景音。他会默默地去公用水龙头打盆热水，放到她脚边。
“累了吧，烫烫脚。”
冯莲抬起头，对他微微一笑，那笑容里有疲惫，也有满足。她没说什么，但那一笑，比任何语言都让刘玉林感到踏实。他们之间，似乎不需要太多言语。在异乡的屋檐下，在生存的压力中，一种相依为命的默契，正在悄然滋生。
三 、暗流：标签之下
生活似乎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刘玉林在工厂站稳了脚跟，冯莲姐妹的缝补摊有了起色，多头也偷偷接济过两次。直到那个星期天。
那天刘玉林休息，想带冯莲和小英子去洪州公园看看——她们来城里一个多月，还没去过像样的地方。冯莲特意换了那件最好的格子罩衫，小英子也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公园门口，卖票的窗口排着队。轮到他们时，刘玉林递上钱：“三张。”
售票员是个胖胖的中年妇女，撩起眼皮看了看他身后的冯莲和小英子，尤其是她们脚上洗得发白、但明显是农村样式的布鞋，又看了看刘玉林身上无线电三厂的工装（他特意穿上的），皱了皱眉：“介绍信。”
“什么？”刘玉林一愣。
“介绍信！”妇女不耐烦地敲敲窗口玻璃，“单位或者街道开的介绍信！没介绍信不能进，这是规定！谁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
后面排队的人开始张望，窃窃私语。刘玉林的脸腾地红了，他进厂不久，还没办下正式的工作证，更没想到逛公园还要介绍信。
“同志，我们是无线电三厂的……”他试图解释。
“三厂的？工作证呢？拿来我看看！”妇女伸出手。
刘玉林语塞，他哪有什么工作证，只有一张临时出入证，还放在宿舍。
“没有就靠边！别挡着后面的人！”妇女厉声道。
冯莲的脸变得惨白，死死咬着嘴唇。小英子想争辩，被冯莲死死拉住。在周围或好奇或鄙夷的目光中，刘玉林感到无地自容，他拉着姐妹俩，几乎是逃也似的离开了公园门口。
欢欣鼓舞的出游计划，变成了一场屈辱的溃逃。回螺丝巷的路上，三个人沉默着，只听见脚踩在碎石路上的沙沙声。那身无线电三厂的工装，此刻穿在身上，非但不能带来荣耀，反而像一种讽刺，凸显着他临时工的身份，和他们“盲流”的实质。
“玉林哥，对不起……是我们连累你了。”回到小屋，冯莲终于开口，声音带着哽咽。
“胡说什么！”刘玉林心里堵得难受，语气不由得重了些，“是这规矩……是……”
他说不下去了。是什么？是城市对他们这些农村来客根深蒂固的排斥和提防。一纸户口，一张介绍信，像一道无形的鸿沟，把他们牢牢地挡在“正式”的生活之外。他们可以在这里干活，挣钱，甚至像他一样进入工厂，但在城市的肌理中，他们依然是被标记的“外来者”。
那天晚上，张明收摊回来，听说了这事，没多说什么，只是递给刘玉林一支烟。两个男人蹲在屋檐下，沉默地抽着。远处，城市灯火璀璨，但那光芒，似乎照不进这条肮脏的小巷，也温暖不了他们心底泛起的寒意。
“慢慢来，”张明吐出一口烟圈，望着远处，“城里就这样，看人下菜碟。等你在厂里转正了，落下户口了，一切就好了。”
转正，户口。这两个词，像遥远的目标，又像沉重的枷锁。刘玉林知道，他和冯莲，以及千千万万像他们一样涌入城市的年轻人，想要在这片坚硬的土地上真正“生根”，还有很长、很艰难的路要走。公园门口那一声“介绍信”的喝问，像一盆冰水，浇醒了他们刚刚萌生的一点虚幻的安稳感。
生存之上，是身份。而身份的认可，需要时间，需要机遇，也需要他们付出比本地人多得多的努力和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