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用户
一 、洪州：霓虹与流水线
冯莲和小英子站在“丽华服装厂”门口时，心里都打了个突。
厂子不小，几排灰扑扑的水泥厂房，围墙上拉着铁丝网。门口挂着白底红字的牌子，旁边贴着招工简章，要求“18-25岁，身体健康，能吃苦，服从管理”。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棉絮和机油混合的奇怪气味，还有缝纫机轰鸣的隐约噪音，像一群巨大的、永不疲倦的昆虫在振翅。
一个穿着皱巴巴西装、夹着皮包的男人把她们领进去，眼睛在姐妹俩身上扫了扫，尤其在冯莲脸上多停了一瞬。“以前在服装厂干过？”
“没有，但我们会踩缝纫机，手工也好。”小英子抢着说。
男人点点头，没多问，仿佛她们会不会并不重要。他拿出两张印着密密麻麻小字的纸：“临时工，计件，多劳多得。厂里管住，八人间。吃饭自己解决，厂里有食堂，便宜。先试工三天，合格就留。把这协议签了，按个手印。”
协议上的字又多又小，冯莲看得眼花，只模糊看到“服从安排”、“遵守厂规”、“工伤自理”等字眼。小英子想细看，那男人不耐烦地敲敲桌子：“签不签？后面还有人等着。”
姐妹俩对视一眼，咬咬牙，蘸了印泥，按下了手印。
车间比想象中更大，更嘈杂。上百台缝纫机排成密密麻麻的方阵，每台机器后面都坐着一个女工，低着头，手脚不停，几乎没有人抬头。头顶是惨白的日光灯，没有窗户，空气混浊，棉絮在光线里飞舞。监工在过道里踱步，眼神锐利。
她们被分到后道工序，负责剪线头、熨烫、包装。工作简单到枯燥，但要求手快。线头必须剪得干净，不能留一点茬；熨烫要平整，不能有褶皱；包装要迅速整齐。监工手里掐着秒表，每天有定额，完不成扣钱，超额有微薄奖金。
一天下来，冯莲的手指被线勒出了深深的红印，小英子举着熨斗的胳膊酸得抬不起来。回到拥挤不堪、气味难闻的宿舍，两人累得几乎说不出话。食堂的饭菜是水煮白菜和不见油花的萝卜，硬得像石头的米饭。但她们还是狼吞虎咽地吃下去——体力消耗太大了。
夜里，冯莲躺在硬板床上，听着同宿舍女工疲惫的鼾声和呓语，望着窗外远处城市霓虹模糊的光晕，想起了砣港的夜晚，想起了港边清凉的风，想起了家里那盏温暖的油灯，更想起了刘玉林。他现在在做什么？厂里转正的事顺利吗？他知不知道，自己现在在一个像笼子一样的地方，用最廉价的劳动力，换取一点可怜的、寄回家的希望？
眼泪无声地滑入鬓角。这里没有星光，只有流水线永无止境的轰鸣，和心底对远方那个人无声的思念与依靠。
二、 砣港：丈量与算盘
“分田到户”的风，终于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红头文件，吹进了砣港公社。
公社成立了工作组，驻村指导。政策清晰又模糊：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承包经营权到户，一定十五年不变。按人口分？按劳力分？还是按原来集体时期的工分底分？好田、差田、水田、旱地怎么搭配？公粮、提留怎么算？……每一个问题，都牵扯着最根本的利益，也搅动着几十年的恩怨。
砣港两岸，气氛空前紧张，却又诡异地呈现出一种不同于以往械斗的“热闹”。祠堂再次成了焦点，但这次不再是宗族议事的威严场所，而成了争吵、算计、甚至临时抱佛脚的舞台。
椿爷被请了出来，不是作为裁决者，而是作为“活账本”和“老地契”的见证人。谁家祖上大概有多少田，在什么位置，后来归了集体，地界怎么变的……这些沉在岁月里的记忆，突然变得价值连城。椿爷坐在祠堂里，面前铺着泛黄的老地图，周围挤满了人，两村的都有，一个个眼巴巴地望着他，递烟，说好话，就盼他嘴里能多吐出几句对自家有利的“古话”。
刘万山还没完全病愈，但也挣扎着出来了。他知道，这次分地，可能比水源之争更能决定家族未来几十年的兴衰。他不再提两村恩怨，而是竭力拉拢工作组的人，话里话外强调上刘村人口多、劳力壮、历史上对集体贡献大。
刘长根也顾不上躺着的儿子了，整天揣着个小本子，跟着丈量土地的工作组跑前跑后，生怕他们把好田坏田量错了，分亏了。
年轻一代也空前活跃。刘剑贺（贱货）不再只是那个沉默寡言的放牛娃。他不知从哪里找来了几本关于农村政策和土地测量的旧书，没事就翻看，还用自己的方式默默丈量、计算。他不参与争吵，但每当大人们为某块地的归属、等级争得面红耳赤时，他偶尔小声说出的一两个数据、一两点政策依据，常常能让争吵暂时平息，让人侧目。
分田经历了丢牛事件后，似乎也开了窍，不再只是躲在他哥分地的身后。他跟着丈量队，默默记下每块田的方位、土质、灌溉条件，晚上就拉着刘剑贺嘀咕，算计着怎么搭配才能对自家最有利。他脑子里那点小聪明，第一次用在了“正事”上。
古老的砣港，正在被一卷卷皮尺、一把把算盘、一颗颗精于算计的心，重新丈量和分割。血缘的纽带（“绝亲契”）已被斩断，而新的、以土地承包权为标志的经济纽带，正在激烈的博弈中艰难缔结。这一次，联结或对抗的单位，从“宗族”、“村庄”，进一步缩小到了“家庭”甚至“个人”。
三 、交错：地契与工资条
一个月后，洪州。
刘玉林捏着那张盖着无线电三厂劳资科红印的《劳动合同制工人登记表》，手指有些颤抖。通过了车间的评议，经过了简单的考核，徐主任和郭师傅都为他说了话。他终于不再是“临时工”，成了有三年合同的“合同制工人”。虽然还不是铁饭碗，但意味着稳定的收入、福利，以及——最重要的——落集体户口的可能性。他把表格仔细地折好，放进贴胸的口袋，感觉那张纸在发烫。
下班后，他第一次拿着正式的厂徽和介绍信，去厂工会登记，领取了这个月的工资——四十二块五角。比临时工多了十几块。他小心翼翼地把钱分好：十五块留作自己和冯莲姐妹在洪州的基本生活费（他知道冯莲肯定不会要，但他必须准备），十块存起来作为“找房子基金”，剩下的十七块五角，他仔细包好，准备明天去邮局寄回砣港。
他知道家里现在肯定为分地的事焦头烂额，需要钱打点，也需要他在外“有出息”的消息，给家里增添一点底气。这每月十几二十块的汇款，是他这个离家游子，与那片正在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土地之间，最直接、最有力的联系。
同一天晚上，冯莲和小英子也拿到了她们在“丽华”厂第一个月的工钱。她们拼命干活，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手指磨破了包块布继续干。最终，冯莲拿到了三十八块，小英子拿到了四十一块。拿着那摞厚厚的、沾着棉絮和汗水的毛票和块票，姐妹俩的手都在抖。这是她们有生以来，靠自己的双手，挣到的最大的一笔钱。
扣掉必须的生活费，冯莲把剩下的二十五块钱，分成两份。一份十五块，小心翼翼地藏好，这是预备寄回家的。另一份十块，她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拿出来，递给下工后赶来看她们的刘玉林。
“玉林，这钱你拿着。”冯莲低着头，声音很轻，“你转正了，处处要用钱，应酬，置办东西，我们不能总拖累你。”
刘玉林看着那沓零钱，又看看冯莲明显消瘦、眼下一片青黑的脸庞，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他把钱推回去，语气不容置疑：“你的钱，自己收好，寄回家。我那边，够用。咱们之间，不说拖累。”
他顿了顿，看着她的眼睛，声音放柔了些：“莲儿，等分了地，家里安顿好，咱们也想想咱们自己的事。等我户口落下来，咱们就……”
他的话没说完，但冯莲听懂了。她脸一红，心脏怦怦直跳，慌乱地低下头，把那十块钱紧紧攥在手心，仿佛攥住了他未说出口的承诺，也攥住了一份沉重而真切的希望。
在砣港，古老的田契正在被新的承包合同取代；在洪州，微薄的工资条和崭新的劳动合同，正在为漂泊的年轻人换取立足的凭证与未来的期许。两种“契约”，一种关乎土地的根本，一种关乎身份的转换，却在不同的空间里，共同勾勒出一幅大时代下个体命运剧烈变迁的图景。它们交错，映照，共同推动着砣港的儿女们，向着不可知的、却必须前行的未来，一步步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