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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后，我依然能闻到1985年煤油灯的味道。那不是温暖的光明，而是黑夜被烧焦的一角，是我青春里最灼痛的印记。
都说八十年代是文学最好的时代。于我而言，它更像一场高烧，我在昏热中写下的一页页诗行，像血液一样从我的身体里一滴滴渗出来，榨干了我的青春。
那些个粗粝的夜晚，是被煤油灯切成碎片又缝补起来的。当我趴在咯吱咯吱响的木板床上，笔尖划过粗糙的纸张，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春蚕在啃食桑叶，风从窗缝里钻进来，掀动着桌子上那本被翻烂了的《新华字典》，煤油灯的火苗摇摇晃晃，母亲的声音总是能准时穿透窗纸：“又写那些没用的东西！灯油不是钱买的？”我更低地垂下眼眸，将笔记本往灯下挪了挪。煤油灯熏黑了我的鼻孔，笔杆在指间磨出厚厚的老茧。那时我还不知道，这些，将会是我逃离重渡沟的唯一车票。
那天，重渡沟的槲树上，槲叶散发出和陈年旧书页相似的清苦的香气。
母亲坐在院里的老槐树下，佝偻着背，面前是两大盆物事：一盆泡得发软的深绿色槲叶，带着山野间潮湿的清气；另一盆，则是金灿灿的黍米，间或点缀着寥寥几颗红豆，像贫瘠土地上开出的寂寞小花。她枯瘦的手指在叶片与米粒间穿梭，一折一裹，再用龙须草利索地捆紧，一个棱角分明的、饱鼓鼓的槲包便成了型。那动作里，有世代相传的近乎神圣的节律。
父亲蹲在门槛上，沉默地磨着镰刀。刺啦刺啦的声音，磨得我心里发慌。端午一过，山上的麦子就该黄了，那将是又一个累弯了腰的丰收。
“愣着干啥？”母亲头也不抬，声音温吞，“学着点儿，往后……总不能不会。”
“往后”两个字，像一枚细针，轻轻扎在我的心口。我没有“往后”了，我的“往后”只能在散发着油墨香的书本里，在能听见黄河涛声的郑州，唯独不在这被群山合围的重渡沟，一眼能望到头的灶台间。
我走过去，挨着母亲坐下，学着她的样子，舀一勺米，放在槲叶中央。米是那么的少，红豆更是屈指可数，贫瘠得让我心酸。我笨拙地折叠叶片，龙须草却怎么也不听使唤。我不是在包一个槲包，倒像是在笨拙地打包自己无处安放的青春，和这片土地给予我的、贫瘠又深厚的滋养。
锅里渐渐垒起一座小小的、绿色的山。灶膛里的火燃起来了，火光映着母亲过早衰老的脸，也映着父亲额头上深如沟壑的皱纹。水汽开始蒸腾，带着槲叶特有的清冽而微涩的芬芳，弥漫了整个屋子。这味道，从此将成为我乡愁的锚点。
我低下头，一滴泪无声地砸在手背上，比那灶膛里的火苗还要滚烫。我即将为了文学而背叛这片土地，可我的行囊里，除了诗和一张车票，将被这故乡的味道，鼓胀得多么沉重。
就是那个晚上，我说出了那句酝酿了半个世纪般沉甸甸的话，因为紧张，只说出来半句：“我得去郑州！”把要去说成得去，果断了一些，却很盲目。
四十多岁的父亲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你的心就跑得那么远了吗，你连爹妈也不要了吗，你怎么就知道外边一定比咱重渡沟好呢，那里有宽宽的马路是真的，村里的路也不是不够你走，你的脚有多宽呢，城市里是有花花绿绿的世界，有珍宝有美味，没有钱，你照样只能看着，城市里是有小汽车有小洋楼，没有钱，你也坐不上住不上，听说城里连马路也不能随便走，你知道哪一条是允许你走，哪一条不允许你走，一步迈不对，就是笑话，城里连吐一口唾沫也要吐对地方，你知道往哪吐，那里又没有你的一砖片瓦，寸土之地。”
绿皮火车像一条喘着粗气的铁龙，把我吞进腹中。我蜷缩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闻着卷烟与汗酸混杂的气味，听着对面厕所的门吱呀作响，穿喇叭裤的青年叼着细长的雪茄摇晃着出来，腰间的录音机嗞嗞啦啦的播放着李谷一的《乡恋》：
我的情爱 我的美梦
永远留在 你的怀中
明天就要来临 却难得和你相逢
只有风儿 送去我的一片深情
“查票！”
忽然而起的声音惊得我浑身一颤，后背撞上冰冷的铁皮，帆布包里的玻璃瓶在包底发出脆响，那是母亲熬了半个通宵做的一瓶酱黄豆。
“同志，你的票。”列车员催促。
我哆嗦着递上皱巴巴的车票，袖口露出半截磨破的红色毛线衣。
“去哪？”
“郑、郑州。”声音像晒裂的豆荚般干涩。
“去做什么？”
“去、去《原野》杂志社送、送诗稿。”
四周响起零星的嗤笑。穿喇叭裤的卷发青年打出一声响亮的口哨，从《武林》杂志后探出头：“现在文学青年可比不上万元户吃香。”腕上的电子表闪着刺眼的金光。
在车轮与铁轨的撞击声中，我再次摸到口袋里那首《麦芒》，诗句突然在胃里翻涌成滚烫的岩浆。
穿喇叭裤的卷发青年、倒卖电子表的个体户、南下的打工人，以及药材商人张建军坐在一个卡座里。
“遍地都是黄金，香港人扔的。”讲故事的是药材商人张建军，“就这个，”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根浅黄色细长的东西，“一根我要二十。”倒卖电子表的个体户接过来，放在眼睛上面细细揣摩，“我就说它是人参，你敢说不是？”张建军尖着嘶哑的嗓音，几乎扯破喉咙。一阵又一阵的笑声，敞亮，由衷，肆无忌惮。
“不讲了不讲了，我得看会书。”张建军说，有人开始把帽子盖在脸上假寐。
车厢的顶灯熄灭的瞬间，我在窸窣声中被惊醒。暗红色的脚灯映出一个身影，正用一只漆黑的手伸进我的口袋。我刚要喊叫，被另一只带着蒜味的大手捂住口鼻。
“别喊！”药材商人张建军颤抖着声音，一头茅草般的头发跳动着。
他的手已经够到了我藏在内衣口袋里的诗稿，在用力往外掏，诗就是我的命啊，他在掏我的命！我突然发力一口咬住了他的虎口，他呀地惊叫一声，缩回手，一脚揣到我的肚子上。我倒下去的瞬间，头撞到了坚硬的铁皮，一只鞋被甩到厕所门口。
我摸了下口袋，空了。这是我的《麦芒》，我疯了一样呼喊“抓小偷！”
张建军拔腿就跑，我爬起来就追，列车正经过一个乌黑的村庄，月光透过车窗把他的影子一明一暗地扭曲。
追到第七节车厢，我的脚底被瓜子壳扎出像蜂窝煤一样窝状的痛感，终于拽住药材商人张建军的衣角，他又回身一脚，再次踹中我的小腹。疼痛炸开的瞬间，我看见信封从他怀中滑出，雪白的稿纸蝴蝶般散落在过道里。
“我的诗……”我挣扎着去够最近的纸张，指尖即将触到时，一只沾满油渍的皮鞋碾上了我的《麦芒》。
“闹什么？”列车长拧亮手电，光束扫过药材商人张建军抬起的脚底板和我惨白的脸。
车顶的灯也亮起来，我趁机扑向诗稿，一页页拣起来，装进信封。
“还丢什么没有？”列车长问。
我的手下意识地伸进口袋，脑袋嗡地一声，“还有我的钱，16块。一个五块的两个两块的，还有五个一块的硬币，其余的是零钱。”
列车长把手伸给张建军，“拿出来。”
“没有。”
列车长夺过张建军的提包，我的瞳孔突然收紧，提包里最先倒出来的是十几本当下诗坛最火诗人的诗集，某本诗集里还夹着一页白纸，上面是一首叫《坚守》的诗歌。我的16块钱，我全部的家当，就从那些诗集里陆续掉了出来。
张建军突然瘫跪在地，额头重重地磕在铝合金座椅的后背上：“我娃等钱做手术。”他哆嗦着掏出皱巴巴的诊断书，“医生说要三百块……”诊断书背面有用钢笔写的“塑料厂职工医院04床”字样。
列车长掏手铐的动作顿了顿。
“我去深圳做生意，被香港人骗了，空手回来；去重渡沟收购中药材，没想到，穷山恶水出刁民，又被那群穷得没裤子穿的村民给坑了，现在身无分文，连给孩子买几片药的钱也没有。”张建军捂着脸，呜呜地哭起来。
“他没有偷到什么，而且，孩子还病了。”我几乎也要哭了，小声对列车长哀求。
“下车！”站台上，列车长像踢一堆破棉絮一样把张建军踢下了火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