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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娘正在柜台后面拨打算盘，噼里啪啦的声响像是在计算我所剩无几的勇气。
“大姐，我想再住两天。”话几乎是从我牙缝里挤出来的。
老板娘头也不抬：“住呗，开店的还怕住吗？”
我的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角，“我过两天再给你钱可以吗？”声音细得几乎断裂，却用尽了我全身的力气。
算盘声戛然而止。老板娘精明的眼睛在我身上扫了一圈，仿佛在掂量一件滞销的商品，“概不赊账。”
我僵在那里，脸上火辣辣的。是啊，这世上谁容易呢？就连窗外那些叽叽喳喳的麻雀，不也要为一口吃食奔波？
春天总是有风，没有要停的预兆，街道上的树木也整体表现出狂燥，季节，原来是有情感的。那些伤春、悲秋、悯夏、怜冬，所有的季节变化，都是随着人的情绪才有了内容。
被石灰水泥禁锢得密不透风的街巷，琐碎，嘈杂，都是时光的尘埃，我一步一步地踏着。红砖墙上是一幅刚刷上去的标语：改 革春风吹满天，祖国处处换新颜，押韵倒是押韵，就是读着有点别扭，正在思忖，一个人在向另一个人问路，“同志，花园路怎么走？”
我帮村里的何连贵给他儿子何方针写信，地址就是花园路外贸公司工地。
重渡沟的西沟是被竹林围绕的，曾经，竹子长得分外茂密，竹林下有一条清溪，从林子里穿过去。没事的时候，我就坐在竹林里看书，既安静又隐秘，是我一个人的领地。
那天，我的领地被一对年轻人占领了，是何连贵家的大小子何方针和顾长安家的大闺女顾春花。
“春花，你说你敢不敢，我再问你一句。”
“有啥不敢的，你说啥时候走？”
“今天胆儿咋这么大？”
“不走能行？咱这样总想着见面，事情早晚得暴露。要是让村里人发现，我爸还不得弄死我。”
何方针想了想，“初步确定咱就去郑州投奔我表爷爷。那里是省会，几十几百万的人口，还能没有咱一口饭吃？要是真没有，我就是去偷也给你偷来。”
顾春花打断他：“什么偷不偷的，我可丢不起那人。”
何方针温柔地：“再不说了。你收拾收拾，等我的信儿。等我把我妈箱子里存的钱拿到手，咱就走，重渡沟这鬼地方我一天也不想待。来，叫我亲亲。”
顾春花撒娇：“你小声点，那边有人在砍竹子呢。”
记得是把三奶奶埋到地里的第二天，何方针和顾春花分别给家里留下一张纸条，离家出 走了。
何方针的纸条写的简单，“爸、妈，我去郑州了，赚了大钱，回来孝敬您。”
顾春花写的多，洋洋洒洒一张纸，她先说她的不孝，又说她对家里的担心，最后才提到，她的出走是有原因的，现在还不能说，以后，他们会明白，最后，她特别注明，让他们别难为二更的爸妈。二更是何方针的小名。
那个夜里，突然几声狗叫，惊动了整个重渡沟，像往常一样，这家的狗莫明其妙地叫了几声，引得那家的狗也盲目地叫起来，随着狗叫，一声凄厉的哭声传遍村子。
顾春花的娘疯了一样冲到何连贵家，手里拿着顾春花写给家里的信，站在他家大门外骂开了。
何连贵夫妻俩站在门里，一声不敢吭。
村里的人开始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涌过来看热闹，慢慢就听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
顾春花的娘眼泪一把鼻涕一把，坐在何连贵家的门槛上，叫一声痞子二更，骂一声：“你个挨千刀的，你这样祸害我闺女，你叫她怎么做人？”
连贵媳妇低声下气：“等我忙过了这季，我就去郑州，找到他们带回来给他们办婚礼。我一定叫春花明媒正娶嫁到我家。”
春花娘指着她的鼻子：“谁稀罕你的明媒正娶？你家穷得一个屋里四个旮旯，想害我闺女一辈子啊。”
尊贵媳妇劝她：“兴许她就图他对她好呢？青菜萝卜各有所爱。”
连贵媳妇也说：“对呀对呀，都说金瓜配银瓜西胡芦配南瓜，也许他们才是配好的一对呢。”
春花娘“呸”了一声：“你儿子是金瓜还是银瓜？他就是个歪瓜。”唾沫星子喷了连贵媳妇一脸。
闹够了，春花娘被二闺女秋花架着回了家。
我一路打问，找到工地所在的地址，哪里还有工地的影子？一座崭新的七层楼屹立在路边，连外面的瓷砖都贴好了。
梧桐树下，孩子们在追逐，嬉闹，老人们摇着蒲扇，用缓慢的语调讲述过去，那些故事像是一杯陈年的酒，醇香，厚实。梧桐的叶子可以青了绿，绿了黄。屋顶上的月，也可以阴了圆，圆了缺，而人生，走的每一步都是落地生根，不能重来。
我摸着口袋里最后几块钱，不敢再去住旅店，决定去火车站候车室里呆一宿。
问了一下去火车站要坐的公交车，人家告诉我先坐几路，再坐几路，得转一次车。为了省下一毛钱，我决定先走一段两公里的路，然后再坐车，反正我有的是时间。却忘了自己背负着全部家当，忘了路远没轻重的古训，走得上衣都被汗水湿透了。在路上，碰到两个试图搭讪的油头粉面的中年男人，别人都是匆匆忙忙走路，他们专门停在路口或者花坛边上，看到独自走路的年轻女子，就上去没话找话撩拨，眼神像饥饿的野狗，我只顾着走路，没理他们。
候车室里横七竖八躺着南来北往的旅客，空气里混杂着汗味、烟草味和腥臭，我找了个角落，放下行李，周围操着各种口音的人相互打着招呼，我不想搭理任何人，从旅行包里抽出一本书，是本《海之歌》诗集。封面上海浪的图案已经有些模糊。刚翻开第一页，就被一阵粗暴的吆喝声打断。
“起来起来，没票的，都走了，候车室夜里不能住人。”我不知道还有这规矩，一下惊住了，书从手里掉下来，捡起来抱在怀里。
交警粗暴地拉扯着那些装睡的人。走到我这里，看了看，去撵下一位。
“怎么不撵她？她也没票。”有人提出抗议。
“没看人家穿的干干净净，在这里看诗集。”交警继续往下撵。诗，第一次在这个远离故土、最不堪的时候，给了我可怜的一点尊严。
“小妹妹，今天你安心在这里吧，明天可就不行了。”交警扭过头来给我说。这样一清理，候车室里空了下来，等夜车的一些人集中在检票口前，我在后面找了个靠墙的位置，把被子卷和旅行包放在一边，倚上去。窗外的月光透过玻璃，在地面上投下斑驳的影子，像极了重渡沟西河滩的芦苇。
天一亮，我就逃离了候车室。
走到一条小巷里，巷口是一家点心铺，食物在烤炉里被烤制的香味从窗子里溢出来，直往鼻腔里钻。这才想起来，从昨天到现在，又是整整一天没吃东西了，我掏出几枚硬币，还没递过去，老板瞥了我一眼：“粮票呢？”出来的时候，家里有十几斤粮票，母亲要给，我没要。奶奶年纪大了，总想吃点甜味，买点心就得要粮票。我又往前走，茫无目的，手里攥着那几个硬币，遇到卖食物的店铺，就匆匆越过去，仿佛那些香气会灼伤我的自尊。
云层压过来，天空暗了半边。开始只是毛绒绒的细雨，一会儿，就狂暴起来，斜斜的雨线把灰白的天空切割成阡陌。我沿着街道一家一家地打问：“你们招工吗？”
“走走走，现在哪个厂都是朝不保夕，谁还敢收人啊？”一个领导模样的中年男人，不耐烦地挥手。
“你看，这是我的作品。”我把《原野》杂志拿出来，翻到有我作品的那一页。
“哦，写小说的。”
“是的是的。”
那人看看杂志，又打量我：“有资源吗？能拉到活吗？”
我哑口无言。
“走吧，你就是高尔基我们也不收。”把杂志扔过来。
过后我安慰自己，至少这个领导还知道高尔基，也有的单位根本不容说话，就把门闭上了。过后我推测这些可能是国营单位，对我幼稚的行为不屑于搭理。
傍晚的时候，雨倒是停了，我已经走了三条街，脚疼得实在走不了路，数了数口袋里的钱，还有八块，母亲给的二十块钱已经花去了十二块，我不敢再住旅馆，比起吃饭，住宿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我得把这些钱留下来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得亏是春天，不至于饥寒交迫，我又来到火车站，上次看好的一个地方，就在候车室附近一家商店的门外走廊下，他家门外的木牌子上写着24小时不打烊。
最重要的是，说起来惭愧，这里的几个商贩卖东西不要粮票，虽然要贵几分。这是啥地方，能不贵吗？
狠了狠心，花一毛钱买了一个烧饼，用塑料袋盛着，在商店外面找了个墙角坐下去。虽然季节已是农历四月，夜里仍是很凉，角落里有一堆破棉絮，我往里靠了靠，也顾不得脏，拉了拉，拉不动，从棉絮里伸出一个头来，吓了我一跳，往外退了两步，说：“我不知道有人。”是一个老人，睁着一双无光的眼睛，有气无力地说：“你坐吧。”我不敢坐了，老人掀开棉絮，坐起来，也不过五六十岁，如果在农村，还是壮劳力。“你怎么躺这里？”我问，“过来找儿子。他不好好上学，一吵他，就跑出来了，一个多月也没找到，就这一个儿子。”他的目光转向我手里的烧饼，用舌头添着嘴唇，“三天没吃东西了。”我犹豫了一下，把烧饼递过去，老人也没有客气，三口两口吃完了烧饼，说：“有了点力气，得去找儿子。”老人蹒跚着走了，我发了一会呆，取出那本《海之歌》，就着商店里恍恍惚惚的光，勉强能看到书上的字：“大海啊，你见证了多少离别/多少梦想在浪花中破碎/又有多少希望/在你的怀抱中重生”
远处，火车站的大钟敲响十下。夜色深沉，我在这片昏黄的灯光下，找到了片刻的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