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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路民工市场像一锅煮沸的粥，在1985年的郑州街头翻滚着。这是改革开放后兴起来的一个专为方便农民工找工作的市场，我过去的时候，正是上午最热闹的时段，招保姆、清洁工的牌子到处都是，像一面面旗帜，标记着这个时代最卑微的生存需求。一个中年女人可能是看我的行为举止还算利索，问：“照顾老人，干不？管吃管住，一月四十。”四十块钱，在重渡沟够一家人一年的油盐酱醋，但我知道这意味着要被关进另一个牢笼。我摇头。“咦？现在的外来妹也敢挑活了？”
招饭店服务员的牌子倒是有，立在那里，鲜有人问津，只提供吃，不提供住，工资又低，对于我们农村来的，住才是那个根本。没有住处，就像没有根的浮萍。
一阵吆喝吸引了人群：“一日一结，男工每天三块，女工两块五，管吃管住。”这是些揽活的农村包工头，承包一些小活，工期短，才愿意一日一结。也许是管吃管住一日一结几个字太有吸引力，忽拉一下围上去十几个人。我也跟过去。
包工头问：“搬砖头干不？”
我说：“干！”
“就你这小身板？”包工头上下打量我。
“俺是农村来的，啥活都能干。”我有意把嗓门放粗，把声音放大。
包工头看了我几眼，走了。
等了一上午，过来几个招工的老板，也没有把我领走，我就和同样等在这里的人聊起来，“不是人家不要你，你这瘦弱的小身板，白净的小脸，一看就不像是能干体力活的，人家可不是慈善机构，一个萝卜一个坑。”“怎么才能让人相信我能胜任这个工作？”我讨教，有人出主意，在头发上洒点土，就没这么顺溜，一梳锈得像个乱草窝，脸上再抹点锅灰，一时找不到锅灰，那人就把一个男人正抽的烟夺过来掐灭，用烟灰往我脸上蹭了蹭，然后是衣服，这么板板正正的衣服也得改，我自己抓住揉了揉，揉得皱巴巴的，旁边的人一看，说：“这才像农村人。”果然凑效，不大会儿就有人过来问：“工地上的小工干不？男工三块，女工两块五。”
“干！”
跟着包工头来到郑州北郊的建筑工地，我的工作是往脚手架上送水泥，一小桶水泥也就十多斤，开始时有些吃力，中途得换几次手，一趟下来一脸汗水。
“吃饭啦吃饭啦。”十二点一刻，包工头和一个女人提着一桶炒白菜一塑料袋子馒头过来。干活的人放下工具往楼下跑，我正提着水泥往楼上走，“吃饭了。”有人提醒，“我把这水泥送上去。”
等我下来，一桶菜已经被哄抢一空，只剩了几个玉米面馒头。我拿了一个馒头，坐在远远的地方啃着。馒头粗糙得拉嗓子，但我吃得格外珍惜，这是我自己挣来的第一顿饭。一个馒头下肚，就着水管里的自来水，吃饱喝足，下午再干，就觉得不那么吃力了。
太阳西斜时，包工头过来发工钱。我不好意思和他们挤，又剩到最后。结了两块钱。
“不是说好两块五吗？”我问包工头。
“就你？还要两块五？你看看你有四两的力气没有？”我又没有少干活，包工头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指着旁边一个五大三粗的女人说：“郑小蛾才结两块五，你也要两块五？”我低下头，攥紧那两块钱。它们硌得我手心生疼。
“先干着，只要干得好，工钱不是问题。”包工头说着眨巴了一下眼睛。
睡觉是在刚刚上了楼板的二楼，潮湿的水泥地上，铺着一层茅草，七八个女人，把各自的被子铺展在茅草上，睡的时候，对半一折，又铺又盖。我被一位管事的女人安排在贴墙的角落里，挨着郑小蛾。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个子足足比我高了一头，睡觉的时候，两条腿有半截露在被子外头，躺下去就发出粗犷的呼噜声，我睡觉最怕有声音，翻来覆去，一直不能睡。
第二天临睡觉的时候，我叫郑小蛾：“大姐，你睡觉真香啊。”郑小蛾笑了，“妹子，影响你了？今天你先睡。”我赶紧说：“没事，你睡你的。”
交流起来才知道，郑小蛾的丈夫在工地上出了事，被楼上掉下的砖头砸成了植物人，包工头赔两千块钱了事，家里有两个孩子，大的才五岁，还有老人。郑小蛾没办法，只好来工地打工。“才赔两千块钱？”我感到不可思议，“看着工地这么大，是包工头从别人手里包过来的，他也就赚几块辛苦费，一分不给，也没办法。”郑小蛾像在劝慰我又像在劝慰自己，“你这么年轻，细皮嫩肉的，怎么干这活？”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就没吭声。“但凡有门路，也别干这活。”郑小蛾在我耳边悄悄说，“上次有个女孩，也是有点姿色，被包工头睡了，弄大了肚子，末了，被老板娘打了一顿，撵走了。”“为什么？”在我的思想里，出了这种事，老板娘不该去找老板兴师问罪吗？怎么还去欺负同为受害者的女孩子？“那谁知道啊？你这么漂亮，别被包工头盯上了。”说着，就响起了呼噜。
那天，我提着一桶水泥往二楼爬，听得噗通一声，楼下有人喊：“郑小娥掉楼下了。”工地上一时乱成了一窝蜂，二楼的跑到一楼，一楼的往办公室跑。
我随着人流跑下楼，拨开人群一看，真的是郑小娥。连忙趴到她跟前查看伤情，“我的腿啊！”郑小娥抱着腿，哭叫着，一条腿已经完全断成了两截，只有筋肉连着，白森森的骨头刺破皮肉，血汩汩往外冒。我催促围观的人去推车子送医院，没人回应，就自己跑过去推来一辆送水泥的小推车，央求那些人帮着把郑小蛾抬到车上，一个农民工是郑小娥的同乡，一个大队，说：“包工头没发话，谁敢送？”
包工头被人从办公室叫来，嘟噜了一句：“你们夫妻专门给我做对。”叫人抬起郑小娥，放到一辆板车上，送到附近的诊所包扎，又让办公室的一个女人去邮局给她家里发电报。我看着包工头安排，也不敢问，等到几个工人推起郑小蛾要送诊所的时候，怯怯地问包工头：“不得送医院接腿吗？”包工头瞪了我一眼：“她家人没来，事情没解决，送啥医院！”
郑小娥被抬到附近诊所，大夫给她包扎上伤口，就又被抬到了工棚，一直疼得乱叫：“我的腿，我的腿。”
我在一边干看着，也没办法，陪着她哭，泪水比她还多，郑小蛾拉住我的手：“妹子，我要疼死了。”我擦擦眼泪，跑到办公室，问包工头，“啥时候送医院？她快疼得不行了，要出人命了。”包工头嘟囔了一句：“明天。”
郑小娥的姐姐乘火车过来，和包工头两人在办公室里争吵了两个多钟头才出来，我连忙问：“送医院吧？”她姐摇摇头，“回家。”
郑小娥的腿不能走，包工头让工地上的人用架子车拉她到火车站，我帮着往架子车上弄，怎么也弄不动，一动，她就喊，那腿已经肿得水桶一样粗。我哭着对包工头说，“她是人，不是牲口，你再这样，我就报警。”包工头嘿嘿一笑，“你报啊。”郑小娥的姐姐拦住：“不能啊妹子，报了警，三千块钱也不给了。”我哭着问她：“你是亲姐吗？”郑小娥的姐姐哭了，“包工头就赔三千块钱，回家到县里治，还能省几个，给儿子上学用。”几个人用架子车推着郑小娥要走，我拦在车前面，对包工头说：“你得给她买一辆轮椅，她下了火车怎么回家？”这次包工头没有拒绝，吩咐工人出去，一会就推来一辆轮椅，姐姐推着妹妹，消失在大家的视线里。我看着她们的背影，突然明白了一个残酷的道理：穷人的尊严就像工地上扬起的灰尘，轻飘飘的，风一吹就散了。
都说人不会跳进同一条河流，却能走进一样的厄运里。
出了这事，我觉得包工头肯定有了芥蒂，心里的弦一直紧崩着，提防他。干到第九天，这个工地就基本完工了，要换下一个工地，包工头把我找去办公室，“想涨工钱还不容易？你说要多少？”张着大嘴，一口黄牙，牙缝里塞着早饭的韭菜叶子。我装着没听明白，没搭理。
“来办公室吧，给我当秘书。”
包工头挨上来，试图想拉我的手，被我一把甩开。
“来不来？一天四块，还有小灶。”
“做什么？”
“管管账，照顾照顾我的生活。”包工头泛着油光的大脸靠上来，笑眯眯的两只老鼠眼透着掩不住的诡异。我都想照着这张脸甩一巴掌。
包工头还不罢休，“六块，干不干？”一步一步把我逼到角落里。
我边往有门的那边退，边吼：“是不是还要陪你睡睡，睡腻了，叫你老婆过来暴打一顿，然后一脚踢开？”
“这谁造我的谣？”包工头忽然翻了脸，把两只老鼠眼睁得溜圆，一点点贴过来，几乎贴在我脸上。我这时已经退到了窗口，差两步，就能够到门把手。门和窗户都紧闭，包工头似乎早就做了防备，嘿嘿地冷笑两声，也不急，我色厉内荏地叫：“你再这样，我喊人了？”
包工头不管这些，工地上都是他的人，谁敢管这闲事？两眼一眯，扑了过来。他太笨重了，个子又高，原以为是老鹰抓小鸡，没防备我哧溜一下从他臂下闪了过去，他自己收没收住，撞到了墙上，撞得两眼直冒金星，额头上磕掉一块皮，血顺着脸颊流下来。他又疼又气，恶狠狠地扑过来，我又灵巧地跳了一下，跳到门口，一把拉开办公室的门，逃了出去，同宿舍的人都蹲在一楼吃午饭，我也不理谁，逃到二楼，卷起自己的被褥扛起来就跑，等包工头撵过来，我已经不管不顾登上了一辆公交车。
不知道坐了几站，下来一看，又到东风旅馆门口了。
老板娘从窗口里看到我，问：“姑娘，你找到活了？”
“没有。”
“我给你找个活吧？”
老板娘出来，“我一个姐妹，开了一家早餐店，就一上午的活，一天给两块五，管吃不管住。现结。”
我想想，那也不够住店的。
“看你这丫头，你下午帮我一把手，洗洗被单，扫扫地，我管晚饭，有吃有住，我也不收你住店的钱！”
我算了算，有吃有住，比在工地上挣得还多五毛，“好吧。”
早餐店距离东风旅店只有四公里，如果坐公交车才只三站路。但是，第一班公交车是早上六点半，我早上三点半就得起床，然后徒步四公里，穿过八条马路，一公里空阔的庄稼地，穿过无边的黑暗，去到那个早餐店打工。到上午十二点结束工作，拿到两块五毛钱的工资。
说是早餐店，就是在街上两个房子的连接部分搭建的一个木棚子，下面的墙是油粘，上面的瓦是塑料布，风一吹，塑料布就像飘扬的一面旗子，挡不住风也挡不住雨。店里算上我总共四个人，老板在后厨，老板娘管前厅，一个大概是他们家的亲戚叫三儿的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负责扛面袋子、和面、提蒸笼等重活，我的工作就是打杂，后厨忙了，去后厨，前厅忙了去前厅，不停地跑来跑去，还要负责洗碗、洗菜，收拾卫生。从进到店里，脸上的汗水就没断过。干到十二点，收拾好了锅碗瓢盆，老板招呼：“吃饭！”店里剩了煳辣汤就喝煳辣汤，剩下豆腐脑就喝豆腐脑，就着包子，有时包子也不剩，就只能喝汤。
然后拿着两块五毛钱，去旅馆里。
到旅馆，就开始洗被单，打扫整个旅馆的卫生，下午有退房的，还要再干一会，没有退房的，到六点就能结束工作，晚上和老板娘一起吃晚饭。
回到房间里，整个人累得散了架。
有时，我站在东风旅馆门口，看着街上熙攘的人流，会想到郑小蛾被推走时的背影。在这个偌大的城市里，我们像尘埃一样渺小、卑微地活着。
闲下来，老板娘给我讲她的故事，她姓李，原是棉纺厂的职工，丈夫是饭店的厨师，嫌累，辞掉工作承包了这个旅馆，挣了点钱就迷恋上赌博，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守不住，她只好停薪留职帮他经营，赚点钱就被丈夫想方设法骗走，有了钱，几天都见不到人影，家里更指望不住，孩子住院一周，他一次也没露头。我在东风旅馆里住了两周，才只见过一次。
“找男人得睁大眼睛，”老板娘总结似的说，“钱不钱的没关系，人品最重要。”
从早餐店下班出来，穿过鳞次栉比的楼房，杂乱错摆的工厂，看着满大街来来往往鸣着响笛、横冲直撞的车辆，我仔细的打量这座城市，两边的店铺林林总总，各有千秋，卖包子馒头的店铺几乎每个街道上都有，有国营的，还有几家是个体户，像我打工的饭店一样，小门小户，很简陋。我得努力记住路上的每个店铺，否则凌晨三点连个人影也没有，怕走错路。我就走错过一次，再怎么也找不到那家早餐店了，城里不像农村，哪怕隔了十里八里，也能准确的找到小村的位置，这里不同，这些曲曲弯弯的小巷如果不是记住每家店铺，都是大同小异，确实不容易找。记住了每家店的位置，从哪里拐弯，从哪里能抄小路，我都铭记于心。
走着时，忽然想到父亲。
父亲说：“城市的马路是宽，你知道走哪边？是有万家灯火，有你的家没有？”父亲虽然从来没来过城里，却用他四十多年的人生经验，把城市分析得准确精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