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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的郑州，街上流淌着自行车的海洋，汽车鸣着响笛在自行车和人群的夹缝里穿梭。红砖墙上是一张张“讲文明礼貌，树社会新风”、“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之类的标语，被风掀起了四角，像张着残缺的翅膀。
我蜷缩在东风路口梧桐树下的邮筒旁，霓虹灯管在梧桐叶子上投下血红的影子。身旁是一家蛋糕坊，甜腻的奶油香混着老式录音机里飘出的邓丽君，丝丝缕缕地缠绕在空气里：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我的情也真
我的爱也真
月亮代表我的心
橱窗里，除了精致的奶油蛋糕模型，还突兀地摆着一本《雪莱诗选》。淡蓝色的封皮，像重渡沟雨后初晴的天空，干净，明亮。
两个戴着红袖章的联防队员走过来，年长些的那个语气还算温和，“小姑娘，你一个人在这儿不安全，往前走，有个旅馆，去住下吧。”
那是个叫东风的旅馆。老板娘约莫三十几岁，坐在柜台后面，双手上下翻飞在织一件古铜色的男式毛衣。面前的收音机里，邓丽君还在唱，换成了《甜蜜蜜》：
你笑得甜蜜蜜
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
“住店？”她抬了下眼皮，拉着一张长脸，毫无笑意。
“多少钱？”
“三块。”
“三块？”我下意识地捂了下口袋。
“就剩一间房，你不住，一会儿想住也没了。”
“……住吧。”
推开门，两张单人床，一把老木椅，印着牡丹花图案的洋瓷盆躺在木架子上。屋里已经有了一个女孩，和我差不多年纪，正坐在木头椅子上对着梳妆镜往脸上又抹又擦，脸上已经涂了一层白灰似的粉，正在往嘴唇上涂抹，那嘴唇像喝了一碗红墨水，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个小小的圆圆的东西叫口红。红色的口红在她手中旋转，像在完成某种神秘的仪式。
除了刚进来时斜着瞅过来的那一眼，女孩再没看我，看样子也没有和我交流的欲望，我就坐在床上看书。书只是道具，一个字也没有看进去，只在眼角的余光里注视那女孩。她已经换上一件大红的连衣裙，辫子散下来，头顶系上两条比头发还长的红飘带，手里提上一只小巧的坤包，拉门出去时，盯了我一眼，看了看自己的床铺。我也看了看那床铺，几件衣服，零乱地散落，没看出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这个季节的风有一种冲出漫长冬天束缚的狂燥，摇曳着窗外的梧桐，隔着玻璃，窗帘有些微的拂动，粗糙的棉布料悬垂下来，像拖拽着一颗沉重的心。我半梦半醒，恍惚间，老旧的木椅上坐着年迈的奶奶，沿着木头的纹络，能看到一截可以触摸的过去，闻到岁月的馨香。一会儿，木椅子上又坐上了胜爷，捧着一本发黄的线装书，坐在老槐树下，树上蒸腾起一层淡淡的白雾，他说：“想当年，光武帝为摆脱王莽追杀二渡伊水，咱叶家先人叶大将军在他帐下……”我赶紧打断他：“爷，背古诗。”我不想再听他唠叨叶家先人辅佐光武帝成就帝业，重渡沟因而得御赐之名，这类耳熟能详的故事，他叹口气，幽幽地念：“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我大约有六七岁，穿一件红底黄花的花布衫，奶声奶气地跟着念：“采薇采薇，薇亦作止。”
夜是如此地零乱，滔滔的情绪从脑海里涌泉般倾泄，难以自抑。街道上安静下来，能听到隔壁房间里一个男人粗壮的呼噜，抑扬顿挫，有长有短。都十二点了，女孩还没有回来，我把口袋里仅剩的13块钱攥到手里，强迫自己闭上眼。
林岱那里肯定不能再去了。设计了无数个情节，跌宕起伏，结局却像一杯白开水。
《原野》杂志社传达室老人用搪瓷勺一圈圈地搅动铝制饭盒里的白菜汤，一眼也没看我：“投稿？搁窗台上。”我把信封放窗台上，只一秒钟，又下意识地拿回来，“找人，林岱。”
从推开一条缝的铁门里挤进去，站在五楼副主编室外，门一直没开，能听得到屋里的嘈杂，推了推，是虚掩的，我推门进去，一群文学青年围着一位中年男编辑，面红耳赤地争辩着文学的“本质”与“意义”。
阳光从玻璃窗子里透过来，满满当当，温暖而柔和，先是一摊灼眼的血红，慢慢熬成沉郁的枣红，又褪作少女腮边似的粉，最终，像燃尽的余烬，无声无息地枯萎、沉寂。人也陆续散尽，男编辑收拾好东西准备出去，转眼看到我，“我得去幼儿园接孩子，你明天过来吧。”
说着，锁上门往楼下跑，三步两步跑下楼，骑上自行车，在自行车上向我招手：“明天上午你过来。”旋即没入黄昏的街道。那句“明天”被风吹散，轻飘飘的，没什么分量。
我决定去找二民的舅舅，搪瓷厂的张根生师傅。
公交车载着我，穿过郑州庞大的躯体，从大西南晃到大东北。手里那张地图被汗水浸得绵软，街道名称像陌生的符咒。找到那座灰扑扑的厂门时，天已向晚，疲倦的橘色涂满墙壁。
门房小窗“吱呀”推开，探出半张脸，像老旧木偶戏里的角色。
“张师傅是你什么人？”
“舅舅。”脱口而出的瞬间，脸颊发烫。
“去年退休了。”那张脸缩了回去。
“他住哪里？”我扒住窗子赶紧问。
“不知道。”窗子彻底合拢，干脆利落，截断所有回音。
林岱和张根生都成为了飘渺的浮云。城里的路倒是宽敞，东西南北都能走，可走到哪里去呢？走在路上，才发现城里的人是真多。花坛上也坐满了人，家长里短的闲聊，谁家的妞处了对象，那对象是河道管理员，第一次去老丈人家，拿了几只甲鱼，原意是给老丈人补补身子，却被撵着打，一场突如其来的笑声，起起落落。我站在笑声的边缘，像个误入戏台的看客，听不懂这热闹的台词。
经过一夜狂风肆虐，天气是真的好，淡云，微风，天空蓝得像被画出来似的。走着走着，面前闪过红星印刷厂的牌子。临下火车时，翠红说：“我在红星印刷厂上班，你要在郑州找到工作了，闲了找我玩。”
萍水相逢的客套，此刻却成了最后一根下意识的浮木。我转向厂门口的传达室小窗。
传达室小房里探出一个老人的头，用一双白多黑少的眼睛盯着我，“走了。”说完就又缩回到房子里。“昨天我还见到她，是个小个子姑娘，人很瘦。”我赶紧说。老人再没露头。
街道在暮色中流淌成一条浑浊的河。我像一株被连根拔起的野草，背着沉重的帆布包，每一步都像在挣脱无形的羁绊。没有人留意一个乡下丫头的仓皇，正如没有人留意路旁梧桐树上被风吹落的嫩叶，在这座城市里，每个人都忙着生长或者凋零，忙着奔赴自己的命运。我也怕被人注视，就不停地走，像是前方有目标似的。我还是被注视到了，一个骑着自行车的黑大汉把车子扎在面前，黑脸肉嘟嘟的往下垂，一只脚落地，吹了声口哨，“小妞，哪来的？”嗓音粗粝得像砂纸磨过铁皮。
我不想理他，扭头往另一个方向走。旁边是个花坛，那人把车一扭，挡住唯一的出口，“跟哥走吧，包你吃香的喝辣的。”说着凑上来，在我脸上吹了一口热气，热辣辣地带着浓浓的口臭，醺得我一阵发呕，我厌恶地把脸扭向一边，路被他挡着，我无法动步，往四周打量，看有什么机会逃脱。西边的残阳一点点沉寂，一街的人都像被谁撵着似的往前涌，面孔上刻满无辜。
正在这时，路上走过两个警察，都骑着自行车，很匆忙，像要赶着去处理公务，我喊了一声：“警察同志！”一个警察扭过头，对另外一个说了一句什么，两人一齐把车子扭转方向，赶了过来。“黑牛，你刚出来几天，又想进去？”一个警察冲着黑大汉嚷，黑大汉嘿嘿一笑，“我帮她找活干。”警察问我：“他对你做了不轨的事了？”我摇头，喉咙发紧：“他不让我走。”警察问黑大汉：“还想犯事？”黑大汉说：“不知好人心，不让帮就算。”嘟囔着，悻悻地蹬车离去。警察也推起车子，说：“赶快找个地方住吧，眼看天就黑了。”
长街短巷里，夜幕低垂，倦鸟晚归，已经能闻得到热粥沸水的烟火味。那是别人的烟火，我站在郑州的黄昏里，第一次真正听见城市的呼吸，那是无数梦想破灭和重生的声音。风扬起街道上的尘土，我握紧手中那份被践踏过的诗稿，知道从此以后，我既要学会亲吻土地，也要学会仰望星空。重渡沟很远，远得像上辈子。而郑州很近，近得能听见它的心跳，那心跳如此猛烈，仿佛要挣脱时代的桎梏。
我决定回东风旅馆。问了问路，警察很负责，指点到哪里坐9路，到哪里转2路，下车后怎么走。
回到旅馆，老板娘仍在织毛衣，收音机里换了一首《何日君再来》。我把三块钱递过去，老板娘开门，还是昨天的那间。
那个叫红蕊的女人不在，衣服还堆在床上，空气里有淡淡的脂粉味，坐在黑暗里，肚子里咕咕地叫，这才想起来，一整天没有吃东西了，我从旅行包里翻出一块从家里带来的玉米面饼子，干巴得像块砖头，嚼得舌根发硬发麻，又咕嘟咕嘟地喝了半茶缸水，才钻进被子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