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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印的《青鸟》还在继续，每一期都带着面包厂特有的焦香。丁一总是趁着夜色送来，诗页上还留着温热的触感，仿佛那些诗句刚刚在烤箱里完成最后的发酵。
变故始于那个雨夜。
面包厂新来的党委书记是个年近六十的油腻男人，心思缜密如发。上任第一个月，他就发现仓库里的油墨和纸张损耗异常。联防队连夜布控，当丁一和两个青年搬运刚印好的《青鸟》时，几道手电光突然刺破黑暗。
他们三人被光柱钉在原地，像三尊青铜雕像。
两个青年中有一个叫古茗，是面包厂的司机。《青鸟》创刊时就参与了进来，自告奋勇承担纸张、油墨的供应。“我家老爷子在省委车队，还能弄不到这些？”他总这么说。丁一从未追问过这些东西的来历。
被拘禁后，古茗才意识到闯了大祸。丁一问他：“纸和墨到底哪来的？” “从厂里拿的。”古茗声音发抖，“没有证明供销社不卖。厂里的墨过期了还用不完，我就每次倒半碗。”
《青鸟》已经印了三年，用过的纸和墨不是小数目，丁一心里清楚，盗窃的罪名一旦成立，古茗一生就毁了，“听我的，什么都不要认。”嘱咐他。
古茗照做了，但丁一却把一切都承担下来。从如何取纸到怎样倒墨，他交代得明明白白。古茗和另一个青年被释放。派出所审讯室里，丁一盯着审讯的警察脸上的愤怒，突然吟咏出一句诗：所有通往天堂的路都经过地狱。
我和小真听到消息是第二天了，跑到派出所，根本进不去。派出所外聚集了十几个常去诗会的青年，大家七嘴八舌出主意，急得直跺脚。我沉默着，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小真突然哭了：“要是他被判刑怎么办？”
等到傍晚，下了班的青年又聚集过来，我出主意说：“咱得给省委省文联省作协省团委写信反映情况。”古茗说：“你们写，我负责送。”于是，在大街上，大家铺展开稿纸，两两合作，一个人写，一个人用背做支撑。写了十二封信，寄往各个部门。
古茗送信回来，哭丧着脸：“上访的信一堆一堆的，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
“咱不能光等，还得行动，”我又有了主意，“咱可以举办一次丁一诗歌朗诵会，就在这个广场上。”这主意都说不错，大家分头行动起来，到周末，郑州的文学青年来了五十多人，派出所门口的小广场被布置成会场，“丁一诗歌朗诵会”的条幅足有二十米长，丁一的诗歌被打印成A4纸张，两百多首，厚厚的一打。音响也装上了，是一个青年从家里拉来的，话筒是另一个青年从厂里借的。
“叶菁姐！”有人叫我，是一个长头发青年，看年龄，不到20岁，长长的浅白喇叭裤拖到地上，黑色的尖头皮鞋，一身港台嘻皮士打扮，感觉在诗会里见过，“聂云芳，你这小毛孩，别跟着瞎掺和。”还没等我应声，另外一个青年说道。聂云芳不愿意了，“我也是文学青年，丁哥有事了，我当然得掺和。”“去去去，你这花花公子不适合这场合，降低了我们诗会的档次，别人还以为我们被美帝腐蚀在这闹事呢。”聂云芳待要争辩，旁边一个青年拉住他，说：“都忙活一晌了，饭还没吃，你利用你的特长去做做后勤。”聂云芳即刻转身就跑，“我去弄吃的。”“这还差不多，去把你爸的那些卤羊肉拉一筐过来。”聂云芳果真把他爸的卤羊肉拉过来一筐，冒着白烟和浓香，还有一筐刚出炉的烧饼，一个烧饼夹一块羊肉，分发给众人，有的接了有的没接。
这是一场没有主持人没有主题没有风格的朗诵会，谁也不管谁的普通话标准不标准，夺过稿子就上台，我朗诵了《季风》朗诵了《九月九的天空》，也朗诵了丁一最长的诗《一朵小花开在旷野上》，我不需要打印的诗稿，那些句子早就记在心里了。派出所派出几个警察过来维持秩序，没有阻止我们，警察们似乎忘记了职责，听得津津有味。我声音已经嘶哑，整个人大汗淋漓，仍不肯下来，从昨天就没吃什么，天又热，忽然头一晕，踉跄了几步，被旁边的古茗扶住，小真上台把我拉下来。小真开始朗诵《秋风起了》，读着读着就哭出声来。还有两个女孩子，河南话的土腥味太重，像在呼喊口号，读着读着，就变了腔调，都还在疑惑，这哪是丁一的作品？原来，他们唱起了国际歌：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她们一唱，众人都随着唱。维持秩序的警察干瞪眼，也没有办法。
诗歌朗诵会进行了两个多小时，人越聚越多，聂云芳又拉来一车吃食，有蛋糕、面包，还有各类点心，几乎没人去动。
警察里有个叫郑田军的，是古茗的朋友，看到这情形，可能是触发了内心柔软的一份情愫，跑到派出所，对所长吼：“咱警察是什么人？他们是一群诗人啊，是不是真要逼他们再掀起一场五四运动？是不是要把他们逼上死路？如果是这样，这警察我不干了。”所长骂：“那是什么年代？这是什么年代？你是人民警察，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他们有什么事不能和政府沟通，非要用这种方式？是他们违法在先。”郑田军呜呜地哭起来：“天这么热，在大太阳下，他们许多人一天没吃东西了。”
围过来的路人弄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激进的就喊起了口号，也有看热闹的吵嚷着起哄，鼓动我们冲进派出所救人，或者是围攻省政府。文学青年毕竟还都是有文化的人，内敛，懂法，处处克制自己，这些人就不一样了，什么人都有。眼看局面无法控制。
我们分析，写信和诗歌朗诵会，虽然没有具体的成效，但在郑州的人民群众中已经造出了舆论优势，形势是有利于我们的，丁一的罪名证据不足，现在的问题是得找到和派出所长对话的渠道，别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事情带偏。古茗忽然说：“我想到一个人，他一定会救丁一。”
第二天，古茗带来一个人，众人一看，居然是省文联主席、诗歌学会会长孙连志，他直接走到派出所，把《青鸟》撂在派出所长的办公桌上，“年轻人，不喝酒不打架，就爱着这点文字，有什么罪？”派出所长拿起《青鸟》翻了几页，一拍桌子，“好诗！”然后，去和厂里沟通。
他们怎么商洽的没人知道，但从此，地下室的诗会合法了，工具间里的印刷也没有人再查，印刷用的纸和墨由面包厂赞助，每期印100本《青鸟》，超出这数目，就是违法。
这个结果皆大欢喜。
派出所大门突然打开，丁一走了出来，衣服皱巴巴的，但脊梁挺得笔直。缓缓朗诵起他的新作：即使镣铐锁住手腕/也锁不住笔尖的河流/即使黑夜吞噬星光/也吞不灭心中的火种/我们是青铜铸就的诗行/在时代的熔炉中/淬炼成永不生锈的星光
那一刻，我看见所有人眼中都闪着泪光。我知道，这场突如其来的劫难，反而让我们的心靠得更近了。
夜色降临，星星一颗颗亮起来。丁一站在人群中央，像一尊真正的青铜雕像。而我们，都是他诗中永不熄灭的星火。
丁一名叫丁义，这个名字承载着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最朴素的期望。有个小他八岁的弟弟丁强，母亲在生丁强时难产死了，父子三个相依为命。本来，父亲丁先河在国营面包厂是锅炉工，丁一下乡回来找不到工作，他原想着自己退了让儿子顶替，就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却赶上厂里改革，丁一进厂三年，也没有转正。丁先河退休的第一年，就得了脑梗，半边身子不听使唤。病稍好一点，就学了修鞋的手艺，在街角摆个小摊。因为技术好，人又实在，生意越来越好，谁知道修鞋也能招人妒忌，那块地被一个街道上的痞子看上了，时常过来无事生非，丁强气不过，和找事的人动起了手，打得两败俱伤，可人家有后台有背景，找了关系，丁家不仅赔了数千元的医药费，刚满16岁的丁强还以打架斗殴妨碍社会治安伤人致残等罪被判刑入狱。家里平平常常的日子一下子捉襟见肘，债台高筑。
中州大学文学班的录取通知书，丁一早就收到了，他也考虑过上学的代价，对于他这样的临时工，只有辞职这一条路。两年的脱产学习，想也不敢想。车间刘主任爱才心切，给他出主意：“你虽然是临时工，也是正式进厂的临时工，有名额，只是正式工的手续还没有办下来。所以，能和正式工享受同等的福利。”至于找谁去办，主任也想不出一个万全之策。
“你得找厂长！”工友给他出主意。
“找也不能去办公室。”
“而且，你还要拿着礼品。”
“拿着礼品去他家？这不是行贿了？”丁一不肯。
“送几斤点心能是行贿？是人情往来。”主任也鼓动他去。
开学的日子越来越近，通知书的四个角都被摩挲出了裂痕。这天晚上，丁一做了一锅阳春面。父子俩默默对坐，门外的雨声嘀嗒作响，像在为他们的窘迫伴奏。
丁先河吃了几口，把饭放下，“我去找王厂长。”颠着一条腿走到院子里，推出三轮车，挎上那个已经磨损得看不清颜色的军用挎包，摇摇晃晃就要出门，那佝偻的背影让丁一突然想起朱自清笔下的父亲。丁一放下碗。
“我去！”抓起提包往外跑，胶鞋踩碎的水洼里，倒影碎成苍白的鳞片。
巷口点心铺的桃酥香气扑鼻。丁一称了两斤桃酥，又买了两斤奶油蛋糕，自行车袋被塞得鼓鼓囊囊。王厂长住的是一座五层小楼的二楼，地址是车间刘主任给的。丁一在楼下犹豫着，看人来人往，怕碰到熟人，提上东西上了楼。开门的，是一个女孩，二十多岁，墩实的个子，圆圆的脸，皮肤分外白晰。
“我来给王厂长送几斤点心。”丁一说，以为她肯定是王厂长的女儿。说出口的一刹那，脸就红了。
“你这孩子，送什么点心啊！有事就说。”王厂长倒也爽快，把丁一拉进屋里。
丁一拿出通知书。
“这是好事，怕我不放人？放！”王厂长一边给他倒水，一边说。
丁一说了说家里的情况，问：“我能不能脱产学习？”
“那可不行。要上学就去，要上班就安心留下，哪有拿着工资去上学的道理？正式工也没有这待遇，你要是真考上研究生博士生，厂里可以考虑，这只是一个学习班。”
丁一就不好再说什么。
站在王厂长家光洁润滑的木地板上，他终于明白，理想主义的翅膀终究要被现实的重力拉扯。那些在诗歌中恣意飞扬的字句，在生活面前显得如此苍白。
下楼时，雨又大了。丁一推着自行车在雨中慢慢走，点心在车篮里被雨水打湿。他想起父亲修鞋时专注的神情，那双布满老茧的手，一针一线地缝补着别人的鞋底，也缝补着这个破碎的家。
回到家中，父亲还在昏黄的灯光下补鞋。看见儿子回来，老人抬起头，眼神里满是期盼。
丁一把点心放在桌上：“爸，尝尝桃酥。”
“不上也好。”父亲突然说，“文学不能当饭吃。”
雨停了，月光从窗口漏进来，照在那些诗稿上。丁一拿起笔，在稿纸的空白处写道：生活是一双破旧的鞋/我们用诗歌做针线/一针一针地缝补/直到星光从裂缝中/漏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