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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敦敦实实的老乡桂花，帮我找到了在印刷厂捡字的工作。
上班第一天，就不顺。
“你把这些排好的版送到印刷车间打样。”说这话的是车间关主任，一个瘦弱到干巴的中年女人。对于中年女人，我从心理上生出一种敬佩，是拿母亲当作了标杆。她们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整个家庭的压力。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一年到头连个喘息的时间都没有。所以当关主任让我把那三块排好的版送去印刷车间时，我什么也没有想，就照做了。
吃力地搬起三块版，踉踉跄跄走到院子里，像有千斤的重量压在我身上，抬头看到关主任远远地看着，就又坚持着往前走，走到印刷车间门口，被门槛一绊，哗啦一声，连人带版摔到地上，三块版上的铅字散落一地。膝盖正硌在铅字上，硌出一道血印子。
还没等我从疼痛和懵怔中回过神，关主任已快步到跟前，影子投在我和那一片狼藉上，“你不是农村来的吗？四两的力气都没有，你怎么种地？你以为城里是好混的，城里不要力气？那你得坐办公室呀？坐办公室才不要力气。”她的声音不高，却像冰冷的锥子，一下下凿着人的耳膜。
我蹲在一片黑漆漆的铅字中间，看着那些散落的“的”“了”“啊”“吗”，看着那些摔离了位置的偏旁部首，它们原本组成有序的意义，此刻却成了最无意义的废墟。膝盖上的疼火辣辣的，但更让人无措的是眼前这无从收拾的残局。
幸亏小真走过来。
她个子小巧，身形单薄，车间宽大的工服套在身上，空荡荡的。可那双眼睛，让我几乎忘了呼吸。深深的眼窝托着晶莹剔透的眸子，像两汪被精心拭去尘埃的寒潭，又带着某种不属于这机器轰鸣之地的、诗意的遥远。她蹲下身，利落地捡拾铅字，归拢版框。动作不快，却有种稳当的节奏。关主任冷眼瞥了瞥，鼻子里哼了一声，转身走了。
收拾了铅字，小真把我拉到一边，“她叫你搬就搬啊？一个男劳力也只能搬两块。关主任是更年期，欺生。”
“现在怎么办？”
“拣字工都是计件的，他们肯定不会返工，晚上下班了，我帮你一起弄。”
小真的父亲是民办教师，教中学语文，家里最多的就是书。从《诗经》到《红楼梦》，从鲁迅到普希金。她十岁就能背《长恨歌》，十二岁开始写诗。
她拿起一个“诗”字铅块，轻轻摩挲着：“可是文学养不活人，诗写得再好，也不能当饭吃。”她苦笑，“但我从没放弃写诗，你看——”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写满诗句。我翻开一页，看到这样的句子：铅字沉重如未启的命运 / 每一个凸点都在暗哑地呐喊 / 在滚筒永动的轰鸣里 / 我徒劳地辨听，那被淹没的、诗歌的心跳。
“写得真好。”我低声说，感觉喉咙有些发紧。那不只是赞美，更像在冰冷的铁屋里，忽然触到了另一具温热的灵魂。
那晚回到宿舍，我在日记本上写下：在这个铅与火的世界里/我遇见了另一个自己。
女工宿舍的铁架床总是咔嚓咔嚓地响，像是某种隐秘的心事在黑暗中悄然生长。空气中飘散着汗腥味与劣质雪花膏混合的独特气息，那是属于我们这些打工女子的味道。下铺的桂花问我：“叶菁，明天去百货大楼吧，新到的的确良衬衫才五块八一件……”
我笑了笑，没接话。窗外的暮色漫过梧桐树梢，将整个世界染成温柔的橘黄色。这一刻，我突然想起离家那日，重渡沟村口的红砖墙上“农业学大寨”的标语，母亲把一包玉米面饼子塞进我的旅行包：“到了省城，好好工作，可不敢再胡思乱想，写诗当不了饭吃。”
图书馆的穹顶高远如天，绘着的飞天壁画在午后的阳光中仿佛真的要乘风而去，我踮脚去够最上层那本《朦胧诗选》，忽然有修长的手指越过我的头顶，轻松取下了那本书。转身的瞬间，我撞进一双深邃的眼眸。是个穿着蓝色工装的青年，戴着黑框眼镜，镜片后的眼睛像浸在清水里的黑曜石，清澈而明亮，他拿着那本《朦胧诗选》，在临窗的长桌前坐下。阳光透过木格窗子，在他身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过了一会儿，他从蓝布包里掏出钢笔和稿纸，开始沙沙地书写。我瞥见他稿纸的边角印着《原野》编辑部的字样，墨迹未干的诗句在斜阳里舒展：“钢轨切开黎明的动脉/我们在锈迹里种植鸢尾”。
我们厂西墙根下也有片野鸢尾，开在废品堆里，花朵蓝得像一滴化开的蓝墨水。每天路过时我都要去看它们，用手指轻轻抚摸花瓣。“我们在锈迹里种植鸢尾”，莫非，他也知道那片鸢尾？他忽然抬起头，在那双清澈的瞳孔里，我看见了自己小小的倒影，慌忙低下头，羞涩地走向另一条长桌。
直到躺在宿舍的木板床上，我才酝酿出两句诗：花瓣背面，有人弯腰/拾起整座春天。
正在写着，旁边的女工嚷起来：“关灯睡觉，谁不睡谁出去。”我连忙把纸和笔收到被窝里。黑漆的夜，在被窝里就着手电筒刷刷地写。
“叶菁，你能不能安静点？像老鼠一样悉悉嗦嗦的。”女工冲我发火。
“好的好的，我尽量吧。”我讨好她，“不是尽量，这黑灯瞎火的，你不睡觉折腾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