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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早晨总是在喧嚷中醒来。环卫工人扫地的沙沙声，自行车的嚓嚓声，还有工厂里各种机器的轰鸣声，交织成一首属于都市的交响曲。我随着人群往厂里走，偶然抬头，看见天空绽出一天的水洗蓝，轻柔得仿佛要化开来。瞬间，心底诗意的句子像发酵的面团一样泛起，这种蓝，多像那支野鸢尾。
如水的岁月无声无息中一天天碾过琐碎的日子，带着一种人生的苍茫，在波平浪静中，我渐渐学会了如何安抚一颗躁动的心灵，在渐进与仓促中，把挤挤挨挨的心事梳理得开阔清朗。除了偶尔担心雨秋，我已经适应了现在的生活。在虚无的梦想中，认真坚实地消弥着时光。我的手指已经能熟练地辨认宋体与楷体的棱角，就像父亲在晒谷场分辨瘪谷。夜班时总听见铅字在字盘里私语，那些被拆散的偏旁部首互相打闹、取乐，我饶有兴趣地看着它们，像看着自己写出的诗行。
陆小真似乎看出了一点端倪。
那天，她一边吃晚饭，一边拿着一本《原野》杂志，看到《重渡沟旧事》作者一栏里我的名字，小真放下杂志跑出屋。
废弃的锅炉房，土墙小窗，老旧的桌椅被岁月磨砺得斑驳陆离，熏得漆黑的电灯透出暖暖的微光，我大汗淋漓躲里面看书，边啃着馒头，抬头发现小真，自己不好意思起来。
“我有一间租来的小屋，如果你愿意，可以同住。”小真说。
小屋是在一条曲折的小巷尽头，是从两边高楼的夹缝里搭起的一间土坯房，推开吱吱呀呀的木板门，屋里黑漆漆的，厚厚的土墙，白茬的木板门，仿佛一扇窗子对于它都是奢侈。因为没有窗子，属于它的那份阳光早在屋外就被两边的高楼瓜分了。屋里只有一张木板床，是最原始的那种，几条木棍撑着几块木板。整个屋子像个历尽沧桑，蜕脱了一切性格，磨平了楞角的老人，在平淡里恪守一份从容。简陋的床铺上，赫然放着一本泰戈尔散文诗集，书页已经翻得毛了边。
我喜欢大的窗户，喜欢阳光透过窗户的那种斑驳。没有窗子，我们就画一个。这个想法让我激动不已。泰戈尔说：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
城里不像农村，喝口水都得掏钱买，没有工具，我们就从厂里借来一把锹一架梯子，在小屋的一东一西两个山墙上凿出两个洞，刷墙用的乳胶漆是新兴的家装用品，价格不扉，买不起。我忽然想到，前一段时间在工地刷油漆的时候，时常应客户的要求要刷一些彩色的乳胶漆，有时会有剩余。来到仓库，老板还认识，拉我们去办公室喝茶，我不擅长拐弯抹角，就说了想找点乳胶漆的事，还记得上次客户让涂的那种天蓝色，我说不要太多，能画个窗户就行。老板很大方，从仓库里找来十几种，有的剩下了一点根儿，有的还有小半桶，五颜六色，我拣了白色、绿色、蓝色，还有一点鹅黄，提着这些色彩回到小屋时，我觉得自己拎着的是整个春天。饭也没顾上吃就动手涂起来。
我们先在洞口那儿扩展了一片蓝天，上面还飘着几团白云，和洞口里透过来的那点光组合在一起，早上的时候，阳光是暖暖的，淡淡的，洒出来的光线氤氲着雾气，就像是重渡沟的四月；傍晚的时候，阳光从西边的洞里洒过来，甚至有时候还能看到天边的残阳，像重渡沟的八月。我们还不满足，又把整面墙画成了一片森林，一条小路从森林里穿过去，幽深，宁静，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地上，仿佛镀上了一层金光。连路边草地上的露珠我们都画上了，小真甚至还在那树杈上画上了几只小鸟，小鸟头顶上那点鹅黄画龙点睛似的，分外明亮。这样，早上的霞光和傍晚的夕阳都能洒在森林里那条小路上。
那一刻，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悄然改变。就像铅字虽然沉默，却能在纸上印下永恒的印记；就像野鸢尾虽然开在废品堆里，却依然蓝得耀眼。
那个深夜，当我们并排躺在狭小的木板床上时，小真突然说：“叶菁，你知道吗？我父亲曾经是个诗人，也是一个被诗伤害最深的人。”
她在黑暗中轻轻诉说：“大概是在某个运动时，他因为自己的诗被批斗，烧掉了所有诗稿，精神一度崩溃，无缘无故地哭，笑，在医院里住了一年，城市呆不了，祖父就带着全家回到农村，在农村娶妻生子，做了村里一名民办教师，再也不准我们提诗这个字。”
她的声音有些哽咽：“我来郑州，偷偷写诗，就是要完成父亲一个夙愿，做一名诗人。”
我握住她的手，发现她在颤抖。
有时深夜醒来，我会借着月光看墙上那片森林。那些画出来的树木在夜色中仿佛有了生命，随风摇曳。而我似乎真的能听见鸟鸣，闻到泥土的芬芳。
厂里食堂的馒头雪白、暄软，带着小麦纯粹的香气。我捏着手里那个白面馒头，指尖陷进温热的柔软里，却迟迟没有咬下第一口。
这一毛钱两个的馒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记忆里那个家的味道：玉米面掺得太多，粗糙得拉嗓子，咽下去时像吞砂纸，非得灌一大口稀汤才能顺下去。还有那汤，清汤寡水，能清清楚楚照出脸色。仿佛这片刻的享受是一种不可饶恕的背叛。背叛了仍在重渡沟苦熬的父母亲，背叛了那片山水。
“叶菁，你怎么不吃啊？”小真问我，“又想家了？”
我小口咬了下馒头。那过于精细的口感，每一口下咽，都像是在吞咽着离家远行的自己。
“要我说，你也别太省了。”小真看我餐盘里只有一碗免费汤和一个馒头，忍不住劝道，“现在农村不也搞承包责任制了么？慢慢都会好起来。”
“不一样。”我摇摇头，目光却仿佛穿透了食堂油腻的窗户，飘回了那座名叫重渡沟的大山深处，“我们那儿，不一样。”
“地少，土层薄得像张纸。春天撒下种子，盼星星盼月亮，长出来的麦秆，也就一尺来高，风大点都能吹倒。收上来的那点粮食，磨成面，黑乎乎的，哪能和这个比？”我晃了晃手里的白面馒头，嘴角是一丝苦涩的弧度。
“山上的竹子，应该能换点钱吧？”她问。
“竹子……”我重复着这两个字，眼神黯淡下去，那里面最后一点微光也熄灭了，“快被拔完了。”
说着，我仿佛能听见斧头砍进竹根的闷响，看见父老乡亲们为了换几个油盐钱，是如何一遍遍搜刮着山林，恨不得把竹鞭都从土里刨出来。那是竭泽而渔的绝望，是山穷水尽的最后挣扎。
我的身体坐在城里明亮的食堂，我的魂却始终被那座贫瘠的大山牢牢拴着。我不是吝啬那一毛几分，而是花的每一分钱，仿佛都带着家乡泥土的重量。我在这里吞咽下的每一口安稳，都伴随着对远方亲人仍在苦难中的负疚。
心若在囚笼，身在何方都是流浪。我的城，从来不是这座逐渐熟悉的城市，而是那座困住了我所有牵挂的，名叫“重渡沟”的倾城之困。
“今天下班早点回来，”小真眼睛亮晶晶的，“我们去参加诗会。”
我的心呯呯跳起来。看着墙上那片画出来的森林，忽然觉得，也许有一天，我们真的能从那条小路走出去，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那晚，暮色如同浸透了蓝墨水的宣纸，正在城市的上空缓缓晕开。我们坐了八站公交车，穿过霓虹初上的街道，最终停在国营面包厂一处爬满常青藤的老楼前。
“在地下。”小真神秘地眨眨眼，推开一扇不起眼的木门。
阶梯向下延伸，仿佛通往大地的深处。潮湿的气息扑面而来，混合着旧书、墨水和岁月的气味。地下室比想象中宽敞，几十个人影在昏黄的灯光里晃动，像一幅褪色的油画。
被烟火熏得乌烟瘴气的房子里，中间站着一个高个子年轻人，正在抑扬顿挫地朗读：“钢轨切开黎明的动脉/我们在锈迹里种植鸢尾”
洗得发白的蓝劳动布工装，上衣袖口磨出了毛边，还沾着星星点点的面粉，像是刚从车间赶来。
他的声音也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又像是从我的心底升起。每个字都带着金属的质感，却又柔软如羽。
“他就是丁一，”小真在我耳边低语，“诗坛最流行的那首《季风》的作者。”
丁一，那个曾照亮整个诗坛的知青诗人，他的诗句继续流淌：“根系刺穿混凝土的静脉/血管中流淌着年久失修的回声/那些被铁锹遗忘的暗语/正在蓝调里/酿成液态的月亮”
他转过头。眼睛像是被雨水洗过的夜空，盛满了整条银河的悠长。
时间在那一刻变得粘稠而缓慢，地下室安静得能听见日光灯管的嗡鸣。我看见他眼中闪过一丝惊诧，仿佛在镜中认出了自己的倒影。
几个人撺掇着，让我朗诵诗歌，我无助地看看小真，小真却在添油加醋，说：“叶菁的诗写的空灵秀美，她也写过鸢尾花，”转头说：“你就朗诵刚写的那首《废墟里开出鸢尾花》。”我还在犹豫，丁一开口了，声音温柔得像夜风：“这里没有评判，只有共鸣。每一个灵魂都在寻找它的回音。”他指着屋内，说：“都是一些在精神的世界里流浪的人，欢迎你和我们一起流浪。”
一起流浪几个字轻轻叩动了我内心深处某个隐秘的和弦。我深吸一口气，开始朗诵：
“生锈的铁门咬住最后一道夕阳/断墙在苔藓里/你抖落瓦砾，用紫色指节/推开所有坍塌的黄昏/那些被埋葬的对话在根系之间/重新发芽，而你的蓝/正从断墙的豁口溢出，漫过我们/所有未完成的颤栗”
朗诵完毕，地下室陷入一片寂静。我站在那儿，羞愧，无助，两只手局促地放在胸前，我的两根粗黑的麻花辫，我的手缝的碎花布衫，似乎和这整个环境，有种格格不入的距离。地下室的热浪掀动我额前的碎发，我抬起一只手撩起头发，低下头，羞红了脸颊。
直到，掌声如潮水般涌来。
后来丁一告诉我，那一刻他看见了一道光，“像是乌云密布的天空突然裂开一道缝隙，阳光如瀑布倾泻而下”。我不知道是说我的诗还是人，抑或是那片曾搁浅了他的青春的黄土地。
他递过来一本手工油印的《青鸟》，封面上是一只振翅欲飞的蓝鸟。“这是我们自己的诗刊，”他说，“每一首诗都是用青春和热血浇灌。”
油墨香混着新鲜浆糊的气息扑面而来，翻开第一页，那首《月光落在鸢尾上》跃入眼帘：“钢轨切开黎明的动脉/我们在锈迹里种植鸢尾/每一个脚印都在混凝土里/长出新的根系/父亲咳出的星光/弟弟铁窗外的鸽群/都在我的诗句里/找到回家的路”
诗句像一把钥匙，突然打开了我心中某个紧锁的房间。我抬头看他，在他的眼中看到了相似的孤独和执着——那种只有在文学中才能安放的灵魂。
“我在栾川的叫河插队，去过重渡沟，记住了那些竹林。”分别的时候，他说。原来，我们呼吸过同样的空气，用脚步丈量过同一片山岭。
回去的公交车上，我和小真并肩坐在最后一排。城市在窗外流淌，路灯像一串发光的珍珠。我们都沉默着，但我的心中却有一场海啸在奔涌。
在小真画出来的窗户下，我久久无法入睡。月光透过墙上的“森林”，在天花板上投下一缕细碎的光影。我仿佛还能听见他的诗句在空气中振动，看见他眼中的星光闪烁。
在那个潮湿的地下室里，两个灵魂通过诗句认出了彼此。就像漂泊多年的船只终于找到了它的港湾，就像迷失的音符终于回到了它的乐章。
我知道，有些相遇是命中注定的。就像鸢尾注定要在废墟中绽放，就像诗歌注定要在黑暗中发光。
我的脑海里涌出来两个名字，一个是高成，一个叫张朝阳。我没见过高成，也没见过张朝阳。
在我高中同学王婷婷家，王婷婷的母亲，县完中的张老师把我拉到沙发上，似开玩笑似是认真地说：“叶菁，我给你介绍一个对象吧？”
我还没应声，王婷婷先跳了起来：“好啊好啊，嫁到栾川县城，落了户，就可以考播音员了。”做一个公社广播站的播音员是我高中时的梦想。
张老师说：“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叫张朝阳。今年也就二十七八岁，洛阳师范毕业，小伙子瘦瘦高高，很精神。家是老城的。”
王婷婷的父亲、剧作家王一滨在一边打断她：“你瞎操心，你知道叶菁想找什么样的？”
婷婷倒很支持：“我看可以。一个老师，又是师范毕业。”
张老师又看了我一眼，“就是——，他离过一次婚。对象是二中的老师，两人性格不合，不过，他没孩子，我问了，确实没孩子。”
我窘得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婷婷盯了她妈一眼：“叶菁也不能找个二婚呀！”
张老师叹口气，“头婚谁会找农村的？二婚怎么啦？年龄也不大。”
王一滨叹息，“城乡差别工农差别，扼杀了多少青年的才华和机遇。”
张老师说：“一开始我也想给叶菁找个好的，年龄相配，学识相配，可是，真不好找啊，一说农村户口，就没有了下文。”张老师拍着我的肩膀，“我一说你写诗，他可上心了，非让我拿你的作品给他看，他看了，直夸你，还给你写了一封信。”张老师掏出信，我没接。
“那也不找二婚。”婷婷拉起我进了房间，把母亲关在了客厅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