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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日的重渡沟，夕阳沉得格外慢，仿佛被什么东西绊住了。
黄昏沉降下来时，重渡沟便被笼成了一场旧梦。天穹低垂，一伸手就能触到那抹云絮。凉风在肆意地游走，掠过村口那棵一千五百年菩提树苍翠的叶隙。广播里的女声婉转流淌，像溪流漫过来：
绿色山岗上，一片鹅黄，
西西里柠檬散发浓郁芳香。
心爱的人儿，在哪里？
鲜美果实，谁品尝……
我坐在村头的高坡上，任余晖将周身镀成一层金黄。高老大就是这时走过来的，他眯缝着眼，目光蛛网般缠绕在我身上，那时我还不知道，这个看似寻常的黄昏，将是我命运陡转的隘口。
他是去参加村里的会议。会后，高老大拉住二民，声音压着，却字字清晰：“你们队里有个闺女，齐刘海，大辫子，活脱脱电影里走出来的林道静，是谁家的？”
二民佝偻着腰，赔笑打哈哈：“高书记说笑了，俺们这土窝窝，哪养得出那样的人儿？”
“少跟我装糊涂。”高老大的脸沉下来，“介绍给我家高成咋了，还委屈她了？高成在县里念技校，好歹也是个中专文凭。”
他气嘟嘟地甩手走开，迎面撞上二贵媳妇。二贵媳妇本就喜欢保媒拉纤，听到有这样的好事，拍着胸脯应承下来。
二贵媳妇欢天喜地跑到我家，添油加醋将那门亲事说得天花乱坠，父母局促地立在昏暗的堂屋里，脸上堆着小心翼翼的笑，那笑容底下，是被生活磨钝了的顺从和谦卑。
我一听，无名火直冲天灵盖，冲口而出：“蓬间之雀，安知鸿鹄！”将仍在滔滔不绝的二贵媳妇连推带搡，拒之门外。
婚事没成，高老大不甘心。
过不几天，就在大喇叭里通知我和大队几个高中生去考试，说大队小学缺一个民办教师。父亲说，不通过高老大那条门路，考上了，也等于没考。我不信，偏要去试试。当然一考就考上了。通知书就放在高老大办公室抽屉里。
对于这样的安排，这桩婚事，我的父母都觉得好，村里的姑娘羡慕的不得了。
压力像一张无形的网，越收越紧。亲戚邻居都来劝：“大菁啊，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了。”也劝父亲：“你就打算让闺女老死在家里？”二贵媳妇又在一边添火加油：“你就知道你女儿有天大的本事，以后就能走出重渡沟，不受高书记的管制？只要她还在这里，高家不要的姑娘，谁还敢娶？高书记只要一句话，你闺女还能有好日子？”
那年的雨水，来得格外邪性，缠绵不绝，把家里低矮的土墙泡得酥软，霉斑如诡谲的纹身，在墙角无声蔓延。
暴雨倾泻了七天七夜。重渡沟成了一只被灌满的破瓦罐，黄浊的山洪从每一道褶皱里喷涌而出，将村口唯一通往外界的土路拦腰撕开一道一丈多宽的豁口，像大地咧开的、狞笑的嘴。
高书记站在大队部窗台下，望着滂沱雨幕，“路必须修！”喇叭里的声音斩钉截铁，“按老规矩，哪个小队的路毁了哪个小队兑钱修。大队没钱。”
社员们聚在村部，浑身湿透，脸上挂着愁苦。
会议室里一片死寂，只有雨水敲打瓦片的噼啪声。
二民硬着头皮开始收钱。走到何尊贵面前，还没开口，何尊贵站了起来，指着身后三个半大的儿子：“钱，一分没有。我就这三个崽，兑去修路。”
人群一阵骚动。何连贵嗤笑一声，也跟着站起来，语气里带着破罐子破摔的狠劲：“我就一个儿子，如果不够，还有个媳妇。我卖媳妇修路。”
“何连贵，你胡说八道什么？”高书记厉声喝道。
“胡说？”何连贵红着眼睛，“书记，你告诉我，钱从哪来？是动粮仓的苞米种，还是卖耕牛？”
沉默再次吞噬了一切，沉重得令人窒息。
就在那个湿漉漉的午后，奶奶踩着院中青苔去喂羊，脚下一滑，骨头折断的声音清脆而骇人，瞬间击碎了这个小院残存的最后一点安宁。
赤脚医生何军委过来，摇摇头，说他治不了，得去栾川。父亲翻遍了家里的抽屉，抖落出几张毛票和一堆分币，凑在油灯下数了又数，那数目寒酸得刺眼。二贵、连贵、金贵和父亲绑了一副担架，冒着雨淌着水连夜送祖母去县医院。
天亮到了医院，二百块钱手术费，像一座突然压下来的山，横亘在我们与祖母的性命之间。父亲蜷缩在医院的长椅上，把头埋进膝盖，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攥得发白，烟袋锅里的旱烟明明灭灭，却驱不散那彻骨的无力感。金贵说：“哥，别急，我回屋里拿。”傍晚，金贵回来，从口袋里掏出钱，“哥，先用着。”祖母的腿总算是接上了，却接错了位。从此，那把吱呀作响的轮椅，囚禁了她余下的所有时光。
“大菁要是做了民办教师，老太太的医药费，就有着落了，”二贵媳妇过来说，“高书记说，彩礼给一千块。”
“一千？”叶藤惊叫了一声。
父亲坐在黑暗里，一袋接一袋地抽旱烟。烟锅里的火光，映着他眼中剧烈的挣扎。
夜，浓稠如墨，漫过了一切声息。
第二天，天刚泛出鱼肚白，我推开房门。父亲坐在院心的石墩上，背影佝偻得像是被一夜的时光压垮了。他脚边，散落着一堆冰冷的烟灰。嘶哑、干涩的声音，像是从喉咙里硬挤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带着血沫：“大菁，高家那门亲……爸替你应下了。”
说完，他整个人仿佛被抽去了脊骨，头垂得更低，几乎要折进自己的胸膛。稀薄的晨光落在他花白的鬓角，那里，水迹蜿蜒，分不清是露，还是泪。
我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在一瞬间冻住了，看着父亲那几乎要缩进泥土里的背影，我没有哭，也没有闹，只是缓缓地转过身，面向那面被雨水泡得发软的土墙。墙上，一只蜗牛正背着它沉重的壳，缓慢地、艰难地向上爬行。
高老大并没有出一千块钱的彩礼，他自做主张去了一趟省城，回来时买来大包小包的东西，名贵的西装布料皮鞋丝巾，面霜胭脂洗发膏梳妆镜，连手表钢笔收录机笔记本都有了，都是时下城里最流行的东西。让二贵媳妇送来的，说“都是文化人喜欢的东西。”
我看着堆在炕上，刺目的“聘礼”，胸腔里有什么东西猛地炸开了。我扑上去，一把抓起一包布料，狠狠摔在地上，用脚踏，用手撕。父亲蹲在墙角，抱着头，一声接一声的叹息。母亲哭着，跪在地上徒劳地捡拾。
村里的人被打闹吸引，赶过来劝慰，他们说大菁啊大菁，你是读了书的人，应该比别的姐妹更懂道理，婚都订了，彩礼都收了，铁板钉钉的事了，你还闹，你让你的父母怎么办呢？你砸的都是你家的钱，是你父母的脸面。你不可怜你母亲，你也得可怜这些东西，这都是钱买来的，它不是一般的小钱，村里人辛辛苦苦一辈子又能挣下几个钱？
越这样说我越激动，仿佛这一堆东西就是高老大的象征，我一把提起来跑到院子里，往猪圈里就扔，那头正在酣睡的猪被惊醒，“嗷”一声窜起，以为是投来的美食，三拱两拱，就把包裹拱开了。等母亲惨叫着扑进猪圈抢夺时，那些衣服布料、时髦物件，早已和泔水、污泥滚在一处，被利齿尖蹄践踏得面目全非。
我站在猪圈边，喘着粗气，看着那片狼藉，流不出一滴眼泪。只有一种冰冷的、近乎毁灭的快意，以及快意过后，那无边无际、深不见底的虚妄与荒凉笼罩全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