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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8月，郏县的秋老虎把青砖路烤得发烫，鞋底踩上去，仿佛能烙出焦痕。刘子龙和谢文甫背着褪色的蓝布包袱，站在师范学校门口。砖雕门楼上“郏县师范”四个大字，在烈日下泛着刺目的白光，像烧红的烙铁。他下意识摸了摸藏在内衬里的密信，信纸边角的折痕硌着心口，像揣了只扑腾的麻雀，每一次心跳都撞在那棱角上。
自从去年加入党组织后，刘子龙就被刘文彬委派回到家乡，一边在小学教书，一边在教学的过程中悄悄物色入党积极分子。此时，经过组织运作，他和谢文甫从小学来到郏县师范开始教学，并要加入壮丁队，力争让我党掌握这支地方武装。
“是子龙吧？”穿月白布衫的王光宇从门内迎出来，袖口沾着星星点点的粉笔灰。这位洛阳师范时的恩师鬓角已染上霜色，眼角的笑纹里却藏着不减的锐气，“行李我让校工提进去，你跟我来。”
穿过栽着洋槐的甬道，刘子龙的目光掠过操场边那棵老皂角树。十几个学生正围着看墙上的标语。“打倒帝国主义”几个字被雨水洇过，又被一双陌生的手用浓墨重新描过，墨迹新鲜得像刚摘下的枣子，饱满而倔强地挂在斑驳的墙皮上。
“王校长，壮丁训练队的事……”刘子龙刚开口，王光宇宽厚的手掌已按在他肩上，力道沉稳。
“放心，”校长的脚步未停，声音压得极低，如同耳语，“昨天去教育局碰上总队长谢俊，我说你是洛阳师范体育科的高材生，又在军队干过，还在小学教过武术，他当即拍板让你做中队长。谢文甫那边也妥了，城西壮丁归他管。分队长官虽小，却是块能扎进地里的钉子。”他顿了顿，目光扫过远处，“这世道，钉子要扎得深，才拔不掉。”
办公室的藤椅还留着前客的体温。王光宇倒茶的手微微一顿，水柱在杯中激起一圈涟漪：“许昌来信托我照应你，可眼下……”他朝窗外瞥了一眼，几个穿灰制服的巡警正从校门口晃过，皮靴踏在青石板上，发出空洞的回响，“走路得踩着自己的影子，别让影子走在人前头。”
刘子龙望着茶杯里沉浮的茶叶，舒展的叶片像一艘艘微小的船。他忽然想起临行前组织的话——“潜伏下来，像种麦子似的，把火种撒进土里。麦子埋得深，根扎得稳，等一场透雨，它自己就顶破土皮了。”
开学第一课，刘子龙站在讲台上，底下几十双眼睛亮得像夏夜的星子。后排靠窗的位置，一个穿粗布短褂的男生正用铅笔在课本封面上画五角星，见他望过来，慌忙用袖子去擦，铅笔芯“啪”地一声脆响，断了，耳根红得能滴出血。那是武凤翔，后来刘子龙才知道，这孩子常把省下的口粮掰成小块，悄悄塞进流浪儿冻得发紫的手里。
“今天不讲算术，”刘子龙把粉笔往黑板上一搁，粉笔灰簌簌落在浆洗得发白的袖口，像落了一层薄雪，“给你们讲个故事——上个月，豫南有伙抗匪队，用梭镖和粪叉，打垮了带钢枪的地主武装。”
台下霎时静了，连呼吸都轻了。第三排的张汉杰猛地抬起头，这孩子总爱皱着眉，手指无意识地在桌沿敲出细碎的响，像在心算一道解不开的难题。刘子龙忽然明白，为什么组织说青年是地里憋了一冬的麦种，就等一场透雨——这教室里，每一双眼睛，都是一粒被焦渴的土地封存的种子。
夜里批改作业时，谢文甫抱着个酒坛进来，坛口用红布扎着，像一颗凝固的心。他把酒坛往桌上轻轻一放，倒酒时动作稳得像秤砣，手腕纹丝不动。“子龙，壮丁队的弟兄们都服你，”他低声道，“就是总队长谢俊老盯着咱们，今天还问你是不是在洛阳犯过事。”
刘子龙用毛笔蘸着浓稠的红墨水，圈住作业本上一个稚嫩的笔迹——“均贫富”。那是武凤翔在《新青年》读后感里写下的三个字，笔画里透着一股不顾一切的狠劲。“明天训练多教格斗，少搭话，”他往谢文甫碗里添了勺咸菜，菜梗在油光里泛着琥珀色，“王校长说总队长是墙头草，风往哪边吹，他就往哪边倒。咱们得先把枪杆子攥热乎了，攥出汗来。”
月光透过窗棂，在斑驳的墙上投下交叉的影子，像一张没织完的网。刘子龙忽然压低声音，如同在黑暗中点燃一根火柴：“我打算每周三放学后开读书会，你把壮丁队里可靠的弟兄也叫来。就说是‘体育研讨’，总队长总不能不让咱们研究‘强身健体’吧？”
重阳节那天，郏县飘起冷雨。雨丝斜斜地打在窗纸上，洇出一片片深色的云。刘子龙正给学生讲《水浒传》里“替天行道”的故事，忽然听见操场上传来整齐划一的踏步声。壮丁训练队的灰布队伍从窗下经过，谢文甫带队走在最前面，目光与他在窗缝里一碰，又像受惊的鱼似的倏然缩了回去。
“老师，”王振东突然站起来，这孩子父亲是佃农，上周刚被地主逼得卖了女儿，声音里带着压抑的颤抖，“他们是去打抗匪队吗？”
刘子龙放下课本，雨声淅沥，像无数细针扎在屋顶。他看着满教室紧张又期待的脸庞，声音不高，却像锤子敲在石板上，每一个字都清晰无比：“抗匪队不是兵匪。他们是专帮穷人撑腰的队伍，在豫南分田地，让佃农都能吃饱饭，让娃娃有书读。”
后排的赵雯突然抽泣起来，这姑娘总穿着打补丁的蓝布衫，却总把字迹工整的课堂笔记借给同学抄。她抬起泪眼：“我哥……就是被抓壮丁抓走的。要是抗匪队来了，他是不是就能回家了？”
刘子龙望着满教室泛红的眼睛，忽然觉得肩头的担子沉得像挑着两筐浸透了水的麦子。那天晚上，武凤翔偷偷塞给他一张纸条，上面用烧焦的木棍写着，字迹歪斜却用力：“我知道哪里有藏起来的进步书籍，是蒋老师留下的。”
入冬时，壮丁训练队要去城郊拉练。刘子龙让谢文甫故意把队伍带到乱葬岗附近。枯骨在荒草间半露，寒风呜咽，弟兄们面露惧色。刘子龙突然站定，声音斩钉截铁：“怕什么？活人还能被死人吓住？听说豫南的抗匪队，天天在深山老林里干革命，打土豪分田地，从几百人开始和地主武装干仗，几年下来都发展到好几万人了。比起他们的难处，钻个乱坟岗算什么！”
冷风卷着枯草掠过耳畔，张汉杰突然举起手，声音不大，却穿透了风声：“刘队长，抗匪队……真的能打过黄河吗？”
刘子龙望着远处起伏的山峦，暮色中，山脊的轮廓像一条蛰伏的巨龙。他知道，那山峦深处，藏着无数像他们一样在黑暗中睁着眼睛、盼着天亮的人。“会的，”他握紧腰间的枪套，金属的凉意透过布层渗进掌心，像握着一块未化的冰，“等春天来了，漫山遍野都会长满庄稼。那时节，坟岗会变成良田，野草会变成麦浪。”
除夕前的最后一课，刘子龙在黑板上写下“星火燎原”四个大字。粉笔灰簌簌落下，像一场无声的雪。蒋青林突然站起来，黝黑的脸上淌着汗珠，从怀里掏出一个油纸包，里面是五颗晒得通红的辣椒，像五颗凝固的血珠。“老师，这是俺家地里种的，”他声音发紧，“俺娘说，天再冷，嚼口辣椒就暖和了。”
刘子龙接过纸包，指尖触到蒋青林掌心厚厚的老茧——这孩子放学后要去煤窑拉煤，十指的沟壑里嵌着洗不净的煤灰。他忽然想起组织的指示：“团结一切能团结的力量。”这五颗辣椒，就是埋在冻土下的火种，只需一点火星，就能燃起熊熊烈焰。
年后的一天，王光宇匆匆走进教室，把一张报纸拍在讲台上，油墨的腥气瞬间弥漫开来。“出事了，”校长的声音发紧，像绷到极限的弦，“当局在查进步人士，你们的读书会得停一停。”
刘子龙望着窗外抽芽的柳树，嫩绿的芽苞在寒风中瑟缩，却倔强地探出头。他忽然笑了，那笑容里没有惧色，只有一种种子破土而出的笃定。他从课本里抽出一叠纸条，上面是学生们用不同笔迹写下的入党申请书，赵雯的字迹娟秀却坚定，武凤翔的笔画里带着一股不服输的倔劲儿。他把纸条轻轻放在讲台上，推到王光宇面前：“校长您看，种子已经发芽了。风再大，也吹不倒钻出地面的嫩芽。”
那天傍晚，夕阳熔金，将学生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一直延伸到校园的尽头。武凤翔偷偷告诉他，张汉杰把进步传单藏在了校工的柴火垛里；王振东说能联络上城外的猎户，他们都有猎枪，也恨透了地主；蒋青林的表哥在豫西一带当货郎，脚程远，嘴巴紧，能传递消息。
刘子龙站在老皂角树下，听着远处壮丁训练队的口号声。谢文甫正带着弟兄们操练，口号声里，那股“不一样”的劲儿越来越明显，像铁匠炉里重新烧红的铁，带着要淬火成钢的决绝。他抬头望向天空，暮色四合，但天边已隐隐透出一线青色，像黎明前最深的夜。他忽然想起临行前组织的话：“革命不是一两个人的事，是一代又一代人的事。”他摸了摸怀里的密信，那“麻雀”还在扑腾，但他知道，它已不再是惊惶的鸟，而是一粒即将破壳的种子，正等待着属于它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