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用户
出发前三天，刘子龙在油灯下缝制担子内衬。他取出一块特殊的蓝棉布——那是许昌党组织专用的暗号布料，靛青底子上织着极细的银线，在月光下会泛出微弱的星芒。他将布缝进担子夹层，线头故意留出三寸长，若有人动过手脚，一望即知。又在布角绣了朵极小的野菊，针脚细密，是董秀芝手把手教他的：“花瓣要向右旋，像太阳升起来的方向。”她当时笑着说，“万一出事，我认得你的记号。”
他还把家里的柴刀磨得雪亮，刃口映着灯影，寒光如水。刀藏在担子夹层的暗格里，用油纸裹了三层。又托谢文豪悄悄联络了几个信得过的后生，约定在徐州城外三十里的山神庙接应：“要是货有问题，就动手抢。宁可毁了，也不能让它流出去害人。”
第一次随朱鲁岭出门时，麦子刚打完场，田野空旷，风卷起金黄的麦茬，像大地褪下的旧衣。刘子龙挑着个空担子，里面藏着那把磨锋利的柴刀，肩头压得生疼，却走得稳如磐石。
火车在黑夜里穿行，铁轨发出沉闷的轰鸣。朱鲁岭的货箱被帆布盖得严实，缝隙里漏出一股甜腻的香气，不似茶叶的清苦，倒像谢俊当年在洛阳码头走私的烟土——那种混着罂粟与腐烂果肉的气味，令人作呕又昏沉。
刘子龙借口解手，绕到货车车厢后。借着月光，他看见箱角印着“奉天制药株式会社”的字样——去年在壮丁队见过，那是日军以“药品”为名走私鸦片的幌子，专供华北沦陷区毒化百姓。
“这是啥？”在徐州车站转车时，刘子龙突然按住朱鲁岭的货箱。箱子晃动时发出细碎的沙沙声，绝不是绸缎或药材该有的动静。他故意打翻桌上的茶水，水顺着箱缝渗进去，很快洇出一片深色，隐约显出日文标识：“阿片精製”。
朱鲁岭的脸色变了变，迅速掏出一块银元塞进他手里，声音压得极低：“兄弟莫问那么多，到地方就知道了。”他的指尖冰凉，眼神躲闪，“这世道，想做点事哪能干净？等咱们攒够了钱，拉队伍抗日，谁还会提这些？”
刘子龙把银元攥在手心，边缘硌得掌心生疼。他不动声色地摸了摸担子内侧的蓝棉布——线头还在，未被触动。车窗外闪过一块路牌：“距商丘还有三十里”。他心头一紧：张本曾说过，商丘是日军在豫东最大的鸦片中转站，设有秘密仓库。难不成……这批货是要运往那里？
他悄悄把柴刀往腰后挪了挪，指尖无意触到棉布下缝着的一小片红绒布——那是1927年雪夜中那枚血染红五星的残片。七年过去，颜色已褪成暗褐，却仍如烙铁般烫着他的心口。
他心中盘算：若能截下这批货，不仅能救下李家婶子——她儿子因吸食鸦片卖田卖房，最后吊死在槐树上；那价值恐怕不止五百大洋！足够武装一支二十人的小队，甚至能在拐河村办个药铺，免费给贫病乡亲抓药。
第二次运输时，刘子龙故意掉队，绕到货车必经的山神庙。他在神像后藏了块木牌，用炭笔写着“烟土过境”，旁边画了个指向商丘的箭头——那是给可能路过的游击队留的信号。他还用指甲在庙柱上刻了“龙”字暗记，只有组织内部人才懂其意。
返回途中，他远远看见朱鲁岭的一个随从正蹲在自己的担子旁，手指在缝线处摸索。刘子龙心头冷笑：狐狸尾巴总算露出来了。但他面上不动声色，只当没看见。
第三次往返时，出事了。
徐州车站人声鼎沸，小贩叫卖，旅客喧哗。忽然，一群路警如狼似虎冲来，刺刀寒光一闪，挑开朱鲁岭货箱上的帆布。刘子龙瞳孔骤缩——那些用油纸包着的东西，一块块黑褐色，散发着令人作呕的甜香，正是鸦片膏！
他下意识摸向担子内侧——蓝棉布的线头断了，显然被人动过手脚。
朱鲁岭早已与特务串通好，只需缠住刘子龙片刻，自己便可脱身。他撒腿就跑，身影瞬间消失在熙攘人群中。
刘子龙的手本能地摸向担子底下的柴刀，却见警徽在灯光下闪着冷光，像极了当年郏县监狱的铁窗。他突然明白：自己终究还是踩进了陷阱。朱鲁岭根本不是什么“爱国商人”，而是借抗日之名行贩毒之实的汉奸走狗！
可怀里的蓝棉布还在，红星的残片硌着心口，像在说：不能就这么认栽。
为了乡亲，为了组织，这一步，他不能退。
搏斗中，他瞅准机会撞翻一个军警，趁乱掏出怀里的二十响驳壳枪。子弹擦着一名特务的耳朵飞过，钉入木柱，溅起木屑。但更多军警一拥而上，棍棒如雨，他终被死死压在地上，双手反剪，铐上铁镣。
徐州陆军监狱的铁门关上时，麦收的季节早已过去。
牢房阴冷潮湿，墙角霉斑如地图，铁窗外偶尔传来乌鸦的嘶鸣。刘子龙望着头顶那方小小的铁窗，想起冢头乡翻滚的麦浪，想起董秀芝站在田埂上朝他挥手的身影，裙裾被风吹得鼓胀如帆。
朱鲁岭没被抓到，听说跑回了武汉，继续做他的“生意”。而他这个“从犯”，因“私运违禁品”，被判了两年徒刑。
狱友里有个参加过长城抗战的老兵，左腿齐膝而断，总爱讲喜峰口大刀队夜袭日军的故事。“鬼子的三八大盖再厉害，也挡不住咱中国人抱团。”老兵的断腿在阴雨天疼得直哼哼，却总往刘子龙手里塞半截烟卷，“等出去了，找支真抗日的队伍，比啥都强。别跟那些假抗日、真发财的混蛋搅和！”
1938年春天来得格外早。
一月二十那天，牢房突然炸开锅——日军逼近徐州，守军溃退，监狱紧急疏散，提前释放一批“轻刑犯”。
刘子龙走出监狱大门时，晨光熹微，薄雾如纱。他眯起眼，看见董秀芝站在路旁的老槐树下，怀里抱着云中。孩子看见他就喊“爹”，声音脆得像新抽的柳芽，带着泥土与阳光的味道。
“回家。”
董秀芝的眼睛红了，却笑着帮他理了理乱发，指尖拂过他额角的旧疤，“冢头乡的麦子快熟了，拐河村的地还等着咱们种呢。”她往他手里塞了个布包，打开一看——正是那片蓝棉布，野菊图案上，她又用红线绣了个小小的“安”字，针脚温柔，仿佛在说：平安归来，便是胜利。
拐河王村的老槐树抽出新芽时，刘子龙扛着锄头走进自家的地。土地还是那么厚实，踩上去能感觉到脉搏般的跳动，仿佛大地也在呼吸。董秀芝在院子里晒着新收的芝麻叶，香气飘出老远。云中拿着根木棍在地上划，嘴里喊着“杀鬼子”，那认真的模样，像极了当年的武凤翔。
夜里，他坐在老槐树下，听着远处传来的风声。董秀芝端来一碗热姜汤，轻声说：“要不是去年武凤翔和谢文甫拉起了几十人的队伍，日夜巡逻，保卫着家园，不知道村上又被土匪侵害过几回了。”她顿了顿，目光坚定，“你回来了，可以一起干。早晚会找到组织的。”
“会的。”刘子龙对着月亮说，也对着自己说。
远处的天际线泛起微光，像极了那年从郏县监狱出来时，董秀芝站着的方向。他摸了摸怀里的蓝棉布，突然觉得，就算走了岔路，只要根还扎在这片土地上，只要心中那团为乡亲、为民族、为信仰而燃的火不灭，总有机会重新找到方向——
把那歧路，走成燎原的坦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