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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间的村庄，日子是蜷在土墙里，物质匮乏电器物件是梦里都梦不出的稀罕物。唯一的声响，是老村长家那台红旗牌收音机——笨重的匣子，原是公社买来听天气预报，好安排农活的。可那时的天像个任性的孩子，预报里说晴，第二天偏偏泼下泪来，是常有的事。老村长被戏弄了几回，索性将它搁在一旁，只凭着自己几十年的经验，看云头的颜色，辨风里的消息，反倒十有八九能猜个准。
村长不听红旗，是村长的事。那黑匣子怎能就此在墙角里闷声？它肚子里装的，可不只是天气；还有咿呀的戏文、远方的新闻、说书人的惊堂木……农闲时分，它的魂便被唤醒了。自然而然地，老村长的院子，成了全村最热的灶膛，人气旺得能点着。
人们来，也不全是为听红旗唱独角戏。它说它的，人们扯人们的——天南海北，古今中外，都在烟雾和茶气里打着转。偶尔，也扯些上不得台面的浑话。逢着这时节，女人们倒格外活泛起来，笑声也脆，骂声也亮。并非她们天生不羁，实在是那年月太过板正，缺了那一点启蒙；只得借着这哄笑，偷偷地辨认自己，像在暗里摸索着一本无字的身体经。
菊花婆是从不凑这热闹的。她总有洗不完的衣衫，补不完的补丁，日子被她搓磨得没了声响。她人虽不在，耳朵却通着。孩子们像归巢的雀儿，总将听来的新鲜事，叽叽喳喳地倒给她。她便从这些碎片里，拼凑着人情的冷暖，调整着做人的姿态，愈发将一副泼辣的架势做得十足，在村里人跟前，骚得理直气壮，骚得滴水不漏。自然，孩子们偶尔也会带回些面红耳赤的片段，虽是只言片语，也足够在她心里点起一蓬野火。她还年轻着呢，血肉是热的。
夏日的正午，天闷得像一口倒扣的锅，蝉声嘶哑，一切都预示着暴雨将至。村里人照例窝在老村长家闲磕牙。忽然，菊花婆的三小子连滚带爬地冲回家，脸吓得煞白，说村长灶房里盘着一条大蛇，有米筛那么大，一屋子人都没了主意，村长婆娘吓得直嚎。
菊花婆听了，眉头一紧，沉吟片刻，顺手抄起门口晾衣的竹篙，撒开脚便奔了过去。只见院里乱作一团，男男女女慌作一团，村长老婆还在哭天抢地：“你们这些男人，长了卵子有啥用？”
菊花婆分开人群，冲进灶房，心里也是咯噔一下。
那蛇盘在灶角，头昂得老高，血红的信子一吞一吐，煞是骇人。
她心头掠过一丝惊惶，但脚像钉在了地上。手里的竹篙本想去压那七寸，可见了这光景，晓得叉头太小，便抡圆了，照准蛇头狠狠劈下。那蛇吃了痛，扭曲着身子便要往门外窜。菊花婆眼疾手快，一个箭步上前，死死攥住滑腻的尾巴，提将起来，用尽平生力气抖了三抖。那蛇便像抽了筋骨，软软地瘫在地上，不再动弹了。
后来，蛇熬成了一锅汤。老村长恭恭敬敬地请菊花婆坐了上席，第一个品尝。
那一刻，她仿佛是戏文里的打虎英雄，赢得了全村的敬意。她若不喝这第一口，满座的人，谁敢去品那第二碗呢？
菊花婆的坚强，是给外人看的一件衣裳，看着云淡风轻，甚至有几分不合时宜的洒脱。然而，衣裳底下裹着的，还是一具温热的、会痛会软弱的女儿身。软弱仿佛是她们与生俱来的天性，她不过是比别人更会伪装，将那脆弱藏得深，将那坚强的姿态摆得高，高到需要乡人们仰视。
大伯刚走的那阵子，哀伤是彻骨的，而比哀伤更磨人的，是那些暗处投来的、不怀好意的目光，像夜里的萤火，幽暗却分明。她整日里提心吊胆，如同一只惊弓之鸟。如今，再没人敢来欺负她了，她用她的“泼”与“悍”挣来了一片清静。可这深更半夜，目光落在身边那空了一半的床榻上，心里头便也跟着空捞捞的，没个着落。有时候，她心底里竟会偷偷盼着，能有什么声响来撩动这一潭死水，让她能再感受一回那心头小鹿乱撞、面颊发烫的鲜活。
但这所有的念想，都只能死死地压在心底，烂在肚里。她那不为人知的脆弱，那属于女性的、原该有的软弱，只在一年几度的清明、冬至，才寻到一个决堤的出口。当她走上山，来到大伯的坟前，点上香，焚起纸钱，那强撑了许久的堤坝，便轰然倒塌了。
她会顺势坐在坟边，整个人卧俯在那冰冷的坟头上，一哭便是几个时辰。那真是死去活来的哭法，捶胸顿足，不管不顾。她哭大伯狠心，撒手一去，留下这婆娘崽女在世上受人磋磨；她更哭自己的命——不过是为了活命，为了不被人踩在脚底，她不得不抛头露面，将自尊踩进泥里，甚至要豁出性命去与长虫搏斗。这一切的强悍，都是做给人看的戏，内里的辛酸与恐惧，唯有这堆黄土知晓。她何尝不想做个倚着男人肩膀的小女人？累了有处靠，烦了有地方使使小性。可大伯这一走，这一切便都成了奢望。
哪个女人生来就愿意做个“女汉子”呢？这千般思量，万种委屈，到头来，也只能化作这坟前的一场嚎啕。哭够了，哭累了，眼泪流干了，她还得擦干脸颊，整理好衣衫，一步一步地走下山去。山下的日子，依旧需要那个坚强的菊花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