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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二十八，雪没下透，薄薄一层，太阳一照就化了。
窑洞的窗户上，冰花从玻璃角上往中间爬，细细密密的，像谁用指甲挠出来的。香香对着冰花呵了一口气，化开一个小洞，贴在洞口往外看——院子里白花花的，不是雪，是霜，铺了一地，踩上去咯吱响。灰灰站在驴圈门口，背上也落了一层白。院墙外头，黄土塬在晨光里一层一层铺到天边，塬上的土冻硬了，泛着铁灰色。东边的山脊线上镶了一道金边，很细。村子里没有声音，只有远处谁家的驴叫了一声，叫到一半又咽回去了。
香香是被油香味熏醒的。母亲从罐子里舀出两勺胡麻油，倒进锅里。油烧热了，刺啦一声，整个窑洞都被那股香气灌满了。她缩在被窝里，眯着眼从帘子缝里看灶房那边。
母亲蹲在灶前，膝盖顶着胸口。她把面团捏成圆饼，顺着锅边滑进油里。面团沉下去，贴着锅底，停了一息。油面平静了，灶房里忽然静得能听见灶膛里柠条噼啪的火星子。然后面团慢慢浮上来，边缘先冒出来，油泡一个一个挤破，啵，很轻，像嘴唇抿开。接着整个面团翻了个身，变成金黄色的，鼓鼓的，在油里转着圈。
胡麻油的香味在这一刻炸开了，灌满灶房，又从灶房涌出去，灌满窑洞。香味是厚的，稠的，能挂在鼻子里不散——面饼被胡麻油炸透之后独有的香，带着一点焦糖的甜、一点麦子的生、一点胡麻油微微的涩。
母亲用长筷子翻着。筷子是竹的，被油浸了几十年，从竹黄色变成了深褐色，筷子头被热油烫出密密的小孔。油香在锅里转着，从锅边转到锅心，从锅心转到锅边。她不急，一个一个翻，一个一个看。翻早了面还没定壳，筷子一夹就瘪了；翻晚了边缘已经焦了。她把炸好的一个一个夹出来，码在搪瓷盘里沥油。油香堆在一起，还在吱吱地响——热油在壳里继续炸着，壳子从金黄慢慢变成深黄，边缘凝出一圈焦色的花边。
香味已经飘出去了。院子里，父亲贴完了大门，正蹲在东厢房门框前刷浆糊。他停了一下，鼻子动了动。灰灰在驴圈里把鼻子拱进木栅栏缝里，往灶房方向闻。
“醒了？”母亲没回头。
“嗯。”
“懒丫头，快起来。今儿你四叔他们要来。”
香香从被窝里爬出来，冷得缩了一下。她穿上那件碎花棉袄——母亲昨天晚上才缝好的领口，一圈暗红色的新布边，针脚细密密的。
父亲蹲在院子里贴春联。春联是赶集时买的，红纸，黑字，字写得一般，但红得正。父亲把浆糊刷在门框上，浆糊是面打的，稠稠的，拉着丝。对联比了一下，按上去，手掌在纸面上抚平。风把春联的边角吹起来，他用手压了压，又压了压。
灰灰站在驴圈门口，鼻子探出木栅栏。香香走过去，摸了摸它的耳朵。灰灰的耳朵是凉的，薄薄的。
“灰灰，过年好。”她小声说。
灰灰转过头来，嘴唇翻开，露出那副黄黄的板牙。
四叔是上午来的。他穿着藏蓝色的中山装，四个兜，扣子扣得整整齐齐。头发梳过，抹了发蜡，在太阳底下一亮一亮。肩上扛着一个蛇皮袋，袋子鼓鼓的，搁在院子里的时候，咚的一声。
“哥，嫂子，过年好。”四叔在院子里拍了拍身上的土。他的手粗，指缝里有洗不掉的水泥灰。
父亲从上衣口袋里摸出烟荷包。烟荷包是黑布缝的，用了好些年，布面磨得发亮，抽口的绳子换过两回。他解开绳子，捏出一撮碎烟末，摊在裁好的白纸上，卷了两下，舔了舔纸边，一拧，一根烟卷成了。烟卷得松，一头粗一头细，粗的那头用指甲掐掉一截，递过去。四叔看了看，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包“金驼”，抽出一根递回去。
“抽这个。”
父亲接过来，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夹在耳朵上。把自己卷的那根叼在嘴上，划火柴点着，吸了一口。
“外头挣得多不？”父亲问。
四叔划了根火柴，火光照亮了他半边脸，他凑过去点上烟，深吸了一口。“苦钱么。干了八个月，一天八块，刨去吃喝，兜里能揣下六百多。”他把烟夹在指间，看着烟头一明一灭，“挣的都是汗珠子摔八瓣的钱。”
二舅是第二个到的。他推着自行车进了院子，穿着一件旧棉袄，袖口磨破了，棉花从破口里往外翻。车后座上绑着一捆粉条，麻绳勒得紧紧的。他把自行车支在院子里，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绢擦汗。手绢冻得硬邦邦的，他捏在手里搓了两下才展开，灰扑扑的，看不出原来的颜色。
“来了？”父亲接过粉条。
“来了。路上滑，骑了快一个钟头。”
人都到齐了，炕上坐满了。炕桌摆在正中间，四方方的，桌面被油汤浸了几十年，沁出一种暗哑的光。二舅坐在炕头——挨着灶台，最热，是上座。四叔坐在他对面，背靠着窗台。父亲蹲在炕角，脊背贴着墙角，手里夹着那根自己卷的烟，烟灰积了长长一截，没掉。三姨和母亲坐在炕沿上，随时能站起来盛饭添茶。
炕桌摆上了：一盘炸油香，一盘馓子，一盘凉拌苦苦菜，一碗腌猪肉，一盆羊肉炖土豆。羊肉不多，但汤多，油花漂在上面，亮汪汪的，一圈一圈的。热气从碗口冒出来，窑洞里暖烘烘的。
二舅坐在炕头，已经端起了酒盅。酒盅是瓷的，小得能扣在拇指上。他抿了一口，哈了一口气：“燎得很。”
四叔夹了一筷子腌猪肉，嚼着。“二哥，今年羊价咋样？”
“六十。去年还能卖八十。”
“那你还种地？”
“不种地干啥？”二舅看了四叔一眼，端起酒盅又放下，“我老了，跑不动了。”
四叔没接话，低头吃菜。
三姨端着碗从灶房进来，坐在炕沿上。她穿着一件红底碎花的棉袄，领口还硬着。她坐了一会儿，夹了一筷子苦苦菜，嚼了，忽然说：“香香今年初二了吧？”
香香正在剥花生，手里的花生停了一下。
“嗯。”母亲接了一句，没有抬头，“秋天就毕业了。”
“毕业了咋出路？”三姨把苦苦菜咽下去。
母亲没接话。炕上静了一瞬。
二舅把酒盅放下来，抹了一下嘴：“女娃子，初中毕业就行了。端两年盘子，攒点嫁妆，找个好人家嫁了。”
三姨把筷子搁下。“二哥，你这话我不爱听。女娃子咋了？香香念书比村里那些男娃都强。”
二舅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四叔点了点头：“三姐说得对。香香脑子灵光。”
父亲在炕角蹲着，一直没有说话。卷烟夹在指间，烟灰积了长长一截，他弹了一下，灰掉在炕沿上。他低头看着那截烟灰，把它弹到地上。“我家不兴那个。男娃女娃，能念就念。她姐念到小学毕业自己不想念了。她念到初中，还想念——那就念。”
四叔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烟，在指间转着。“银川那边，理发店里一半是女的。手艺好的，一个月挣两三百。”
“两三百？”二舅的酒盅停在半空。
“嗯。烫一个头就要收十块啦。”
二舅没接话，把酒盅端起来，又放下了。
话题不知怎么转到了计划生育上。四叔说在银川工地上有个工友，固原人，生了三个女娃还要生。计生站的人来牵牛扒房，他就带着婆姨跑了。
“跑哪儿去了？”三姨问。
“西安、兰州，都待过。娃娃生在兰州租的房子里，自己拿剪刀剪的脐带。”四叔把烟灰弹在炕沿上，“现在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
二舅把酒盅搁下，沉默了一会儿。“咱村的刘木匠，你们知道不？生了四个女娃。婆姨怀第五胎的时候，八个多月了，被拉到乡上卫生院引产。引下来是个男娃，活的，哭了几声，没了。按说呢，政策是政策，咱也得响应。可你看看——山里这些人家，没个男娃，老了谁管？”他又倒了一盅酒，没喝。
三姨站起来收碗，朝母亲使了个眼色。母亲会意，端着一摞空碗跟在她后面进了灶房。灶房窄，灶台占了一面墙，铁锅坐在灶口上，锅底被火舔得发黑，锅沿擦得锃亮。墙角堆着半袋面和几捆柠条柴，柴上盖着一张塑料布。灶房门口挂着一块蓝布帘子，洗得发白了，下摆脱了线。帘子不隔音——男人们的说话声、酒盅磕在桌沿上的叮当声，都从帘子缝里漏进来。
三姨转过身，压低嗓子：“嫂子，香香要去银川学理发，你心里咋想的？”
母亲把手里的碗搁在案板上。
“我不是说学理发不好。”三姨往灶房门口看了一眼，“一个女娃，十五岁，一个人在外头。理发店里来来往往的，啥样的男人都能碰上。”
母亲把碗从池子里捞出来，碗底碰着碗沿，叮当响了一声。“她说她想去。”
“想去是一回事，能不能护住自己是另一回事。你听说没——前川有个女娃，去银川当保姆，干了不到一年肚子大了。男方不认，东家把她撵出来了。她在火车站蹲了半个月，后来嫁到甘肃去了，嫁了个带三个娃的。”
母亲的手停了。“我知道。”
“你知道就好。”三姨从她手里接过碗，“咱不是不让她出去。但你得跟她说——让她多个心眼。”
灶房里安静下来。香香蹲在灶房门口剥花生，隔着帘子，母亲能看见她头顶的发旋。
三姨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没有再说什么。
灶房外面，二舅又在说羊价的事。四叔在说银川的出租车。父亲没有说话。香香还蹲在灶房门口，花生壳在她指间裂开，发出极轻的声响。
四叔开口了：“说这些干啥。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咱家香香不用走那些路。她自己能学手艺，能挣钱，将来自己说了算。”
三姨把话头接过去：“香香，你自己咋想？想去端盘子，还是学理发？”
香香的手停了。手里最后一颗花生壳捏开了，花生米滚出来，在桌上滚了一圈，停住了。她把它捡起来，搁在桌角那排花生米的末尾。
“我想学理发。”
炕上静了一瞬。二舅的酒盅搁在嘴边，没有喝。四叔手里的烟停了，不转了。母亲从灶房门口探出头，手里的铁勺悬着。父亲在炕角蹲着，手里的卷烟暗了一下，又亮了。
“学理发？”二舅的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酒盅重重磕在炕桌上，“那是伺候人的营生！天天跟些三教九流打交道，抛头露面的，传出去好听？咱老X家的脸还要不要了！”
炕上的空气一下子僵住了。三姨想张嘴劝，被二舅一个眼神瞪了回去。
父亲在炕角蹲着，一直没吭声。他把那根抽到头的烟屁股在鞋底上狠狠摁灭，站起身，拍了拍裤腿上的灰。
“二哥，”父亲的声音不大，但像石头砸在地上一样沉，“脸面是自己挣的，不是别人给的。香香凭手艺吃饭，不偷不抢，丢啥人？她想学，我供。学成了，是她的造化；学不成，回来种地，我也认。”
二舅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把酒盅里的最后一口酒慢慢喝了。
四叔点了点头，把烟叼上，划火柴点着，吸了一口。他透过烟雾看着香香，嘴角翘了一下。
三姨站起来，拍了拍香香的肩膀：“行，有主见。比你姐强。”
香香把桌上剥好的花生米收进手心里，攥着。
饭桌上的话渐渐散了。四叔说银川街上现在跑着一种叫“面的”的出租车。二舅说那有啥用，两条腿走路不要钱。四叔笑了笑，没再说。
香香蹲在灶房门口，把手里那几颗花生米一颗一颗放进嘴里。母亲从她身边经过，停了一下，小声说：“你想好了？”
“想好了。”
母亲没再说，端着碗走了。
饭后，四叔把香香叫到院子角落。灰灰站在驴圈里，耳朵转了转。四叔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叠得方方正正的。纸条是从烟盒上撕下来的，反面印着“金驼”两个字，字是烫金的，磨掉了大半。纸条被汗水洇湿过，又被体温烘干过，纸面软塌塌的，但字迹没花。“这是银川一个理发店老板的地址。你要是真想去，拿着这个找她。就说是老牛介绍的。”
香香接过纸条。边角硌着掌心，硬硬的。
“四叔，理发店累不累？”
四叔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手背上有几道干裂的口子，深的发白，浅的发红。指缝里的水泥灰嵌进纹路里了，灰蓝色的一道一道，像纹身。虎口上磨出的老茧叠了三层，最底下那层已经死了，用指甲掐也不疼。“累。一天站到晚，手要稳，眼要尖。但比搬砖轻省。”
香香点了点头，把纸条装进口袋，隔着布又按了一下。
四叔走了。二舅推着自行车出了院子，车轱辘在土路上碾出一道细印。三姨也走了，红底碎花的棉袄在土路上越来越小。院子里安静下来。
天快黑了。西边最后一抹光从圪梁梁顶上滑下去，从土黄色变成橘红色，又从橘红色变成灰紫色，最后被夜色一口吞掉。远处的圪梁梁一层一层暗下去。头顶上，星星一颗一颗冒出来——先是最亮的那颗，孤零零地亮着；然后是第二颗、第三颗，密密麻麻的，白花花的，像盐碱地上一层一层泛出来的白霜。
风从沟里灌上来，贴着皮肤往里渗的冷。香香把纸条掏出来，展开，又折好，放回口袋，然后转身走进窑洞。
灶膛里的火还亮着，映在墙上，一晃一晃的。母亲蹲在灶前添柴，火光映在她脸上，皱纹一道一道的。锅里已经没有东西了，但她还蹲在那儿，手里拿着火钳。
父亲蹲在炕角，嘴上又叼了一根新卷的烟，还没点。香香走到炕边，坐下来，手搭在膝盖上。炕是热的，隔着棉裤都能感觉到。她的脚悬着，够不着地。
香香在炕沿上坐了很久，久到腿都有些麻了。灶膛里的火快熄了，只剩下一堆暗红的炭。
“大，妈……”她终于开了口，声音轻得像怕惊动了什么，“我想去银川。”
父亲把烟从嘴上拿下来，没有看她，只是盯着灶膛里那点微弱的红光。过了好半天，他才问：“想好了？”
“想好了。”香香低下头，看着自己绞在一起的手指，“等我念完书就走。不花家里的钱。”
父亲没再说话。他把那根烟重新叼上，划了根火柴。火柴头“嗤”地亮了一下，照亮了他脸上深深的皱纹。他深吸了一口，烟雾在昏暗的窑洞里慢慢散开。
母亲始终背对着她，手里的火钳停在半空，肩膀微微颤了一下，但终究没有转过身来。
窗户外头，远处有鞭炮声。零星的，在圪梁梁上传出去老远。响了几声，又响了几声，然后安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