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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白花花的，刘存智站在门廊底下。数学考完那天，走出考场，听见有人在走廊里对答案，嗡嗡的，像一群苍蝇落在一块馊了的肉上。他没听，转身走了。三步大题没写，选择题蒙了一半，他知道自己大概率考不上。但错过的不是那三道题——是三年。三年坐在教室里，老师在讲台上说，他在下面坐着，脑子是空的。课本上的字看一行要回去再看一遍，看着看着眼睛就花了。后来他坐在最后一排，把课本立在桌上挡着脸，老师知道他在睡觉，不再叫他回答了。
高考前舅舅从银川捎来一封信，说工地上缺人。父亲把信压在炕席底下，压了三天。那天晚上刘存智从地里回来，父亲蹲在窑门口抽旱烟，烟锅子一明一灭，像一粒不肯灭的火星子。母亲坐在炕沿上纳鞋底，针锥扎进去，麻线拉出来，嗤——嗤——
“你舅舅在银川，站住脚了。”父亲说。
刘存智蹲在门槛上，没接话。
“工地上苦，但能挣钱。”父亲看着远处黑黢黢的圪梁梁，“我跟你妈商量过了。复读，咱家供不起。种地，你也看见了——今年这旱情，种子都收不回来。乡上有人说情让你去当代课老师，一个月几十块钱，不够你自己吃。去你舅舅那边，好歹有个照应。”
母亲手里的针锥停了一下，又扎进去了。
“念了十来年书，最后还不是靠苦吃饭。”父亲说这话的时候看着自己的手，“但话说回来——念了书再靠苦，总比不念书靠苦强。你舅舅只念了小学，在工地上熬了多少年才熬出头。你比他多念了几年。”
“念了书就不用靠苦了。”他知道那是骗人。乡上的会计念了中专，还在乡上算账；县里的技术员念了大专，还天天下工地。念了书不等于不苦。但父亲说不清这些，他只说了一句：“总比不念书靠苦强。”“强”在哪里，他说不清楚。但觉得儿子应该能懂。
刘存智知道父亲不是在贬他，是在替他想出路。所有的出路都算过了——复读、种地、当代课老师，都走不通。手指在膝盖上轻轻磕了一下。“我去银川。”
烟锅子一明一灭。母亲把手里的鞋垫放在炕沿上，走进灶房。灶膛里的火光从门缝里漏出来，在地上铺了一小片暗红。刘存智看着那片光，看了一会儿，也走进了自己那孔窑。
走的那天，天刚亮。母亲起来烧火，拉风箱的声音呼——嗒——呼——嗒，匀匀的，像人睡着了以后的呼吸。刘存智躺在炕上，面朝窑顶。窑顶是黑的，被烟熏了几十年，黑得发亮。中间最深的那道痕是灶膛正对的位置，被柴烟熏了十八年，像一道被火烫出来的疤。窑顶靠近门口的地方颜色浅一些，冬天霜从门缝里渗进来，把窑顶洇出一层白花花的水渍。
从小看这个窑顶看了十八年，今天是最后一天。
灶台角上搁着那盒蛤蜊油，母亲昨晚涂了手，裂口上亮晶晶的。炕席下面压着两双还没拿出来的鞋垫——母亲多纳了一双，怕他不够。
铺盖卷是头天晚上捆好的。母亲把被里子拆下来浆洗过，在院子里晾了好几天。风把被里子吹得鼓起来，像帆。干透了收进来，铺在炕上一层层叠好。被面是蓝格子的，洗得发白，边角磨毛了，母亲拿针线把磨毛的地方缝了缝，针脚密密的，一行一行，像地里的麦垄。油灯底下，针在布上走，灯焰跳着，她的手一上一下，像一只不知疲倦的鸟。
缝完最后一针，母亲把线头在指尖上绕了两圈，绷紧了。线头送到嘴边，牙齿咬住线——不咬了离布面半寸的地方，留了一小截。头往左边轻轻一偏，线断了。断口是被牙齿碾断的，线头的纤维被唾液洇湿了，软软地贴在布面上，像一根被舔过的羽毛。她用手在铺盖卷上拍了拍。土面子扬起来，在油灯光里飘着，细细的，像灰。
饭已经做好了。洋芋糊糊，灶台上搁着一碗咸菜，去年腌的萝卜条晒得干干的，用辣椒面拌过。他端起碗，糊糊烫嘴，吹了吹吸溜一口。母亲站在灶边，手里拿着铁勺，只顾着在围裙上擦手。
窑门口太阳从东边的塬上冒出来，红彤彤的。刘存智扛起铺盖卷，麻绳勒进肩膀，硬邦邦的。母亲提着包袱走在前面，腰微微弯着，走得不快，像怕走快了就把什么东西扯断了。蓝布褂子洗得发白了，肩头有一块补丁，补丁的线脚匀匀的，像纳鞋底一样。
土路从塬上盘下去，拐几个弯，通到乡上，再从乡上通到县城。路边的土坎被几代等车的人蹲出了一个浅坑——坑里的土被鞋底磨得发亮，比周围低了两指，下雨的时候坑里积水，天晴了水干了，坑底裂成一片一片的龟纹。
土坎上蹲着几个等车的人。有个老汉蒙着头在抽旱烟，烟锅子磕在土坎上，磕一下掉一撮烟灰；有个婆姨手里拎着一只鸡，鸡脚用草绳捆着，倒挂在扁担头上，鸡不叫，只是偶尔扑腾一下翅膀，扑腾完了又把头缩回去。远处塬上有人在犁地，牛走得慢，犁头翻起来的土是湿的。犁地的人吆了一声，声音拖得长长的，从塬上传到村口，传到这里只剩下一个尾巴。
太阳从东边照过来，照在母亲脸上，额头上一道一道的褶子，像旱了太久的地。
“你舅舅在银川呢。”母亲说到舅舅的时候，声音是往上走的，“最早在工地上搬砖，后来学了钢筋工。他只读了小学，但他肯学。工地上能看懂钢筋图纸的人不多，他就是其中一个。”她顿了一下，“你舅舅真有出息。”
舅舅过年回来带过一袋大米，川区种的，米粒白生生的。母亲把米倒进缸里，手在米里搅着说“川区的米就是好”。那袋米吃了很久，每次做饭母亲舀米都小心翼翼的，生怕米从瓢里洒出来。舅舅还娶了一个川区女人，舅妈来的时候穿一双尖头皮鞋，锃亮锃亮的，前洼的人没见过那样的鞋。
车还没来。母亲从包袱里掏出一个小布包，碎花的，花色洗淡了。里面是几个煮鸡蛋，还有两双鞋垫。鸡蛋还热着，把布包捂得潮潮的。鞋垫是用旧布纳的，穿旧的衣服剪成布片一层层用浆糊粘起来，压在炕席底下压得硬邦邦，蒙上新布面子——白洋布的，蓝线密密地纳。
鞋垫上的针脚每一针一样长——纳鞋垫的时候没用顶针。手指上的胶布磨破了，针屁股直接顶在肉上，顶了一春天，顶出一个硬硬的茧。那根针是她在供销社挑的——中号的，针鼻不大不小，穿线不费劲。挑针的时候她把针举到光底下看，看针尖有没有歪，看针鼻有没有毛刺。毛刺会刮线，线刮断了要重新穿，耽误工夫。她挑了一根没有毛刺的，花了一分钱。纳完最后一针把针插回去，针尖在布上扎了一个小孔。
鞋垫上还带着炕的温度。翻过来看，底子是旧布粘的——碎花袄的布片、父亲的旧裤子、他自己小时候穿过的蓝褂子。母亲把一家人的日子，一层一层纳进去了。
“另一双换着垫，出了汗要晾，不然沤脚。”
刘存智把鞋垫塞进铺盖卷。这两双鞋垫母亲纳了一个春天。开春舅舅捎信来说工地上缺人，母亲就开始纳了。白天在地里，晚上回来吃完饭碗筷收了，就坐在炕沿上凑着油灯纳。蓝线在灯底下发黑，纳几针把针在头发里蹭一下再纳。嗤嗤的声音一声一声，像蚕在吃桑叶。第二天早上鞋垫又多了一行针脚。纳完最后一针把鞋垫压在炕席底下压了两天，拿出来的时候硬邦邦的像木板。
母亲把鸡蛋塞进他口袋里：“到了银川，有眼色些。”她拍着包袱，土面子扬起来，“你舅舅在工地上忙，不要给他添麻烦。多勤快，人家让你干啥就干啥，不要挑活。搬砖的时候手要拿稳，不要砸了脚。吃饭的时候不要抢，等别人先盛。晚上睡觉警醒些，东西看好。发了工资不要乱花，攒着。”
她抬起头看着他：“在外面可要给你舅舅争口气。”
这番话昨晚在油灯底下已经说过一遍了，今天在村口又说了一遍。她知道这些话说一遍就够了，但还是说了两遍——怕自己再也没机会说了。刘存智这一走不是去县城读书，每学期回来一次。他这一走是去银川打工，过年才回，也许过年也不回。舅舅在工地上，工地上过年不放假。母亲不知道下次见儿子要多久。把所有的话都说两遍，像把那个暗兜多缝了两道线。
太阳升高了些，照在她背上，她的影子缩在脚底下，一小团，像一粒被踩进土里的种子。
土路那头黄龙扬起来。班车来了，车身上有些地方掉了漆，车头挂着铁皮牌子，红漆描的，歪歪扭扭。
车门嗤地开了。刘存智扛起铺盖卷，母亲把包袱递给他。包袱是热的，被鸡蛋烫的。上车找了个靠窗的座，铺盖卷塞到座位底下。从车窗探出头，母亲站在村口。太阳照着她，她没有招手，只是站着。那几个等车的人还蹲在土坎上，黄狗趴在地上，下巴贴着地。
车开了。回头看——母亲还站在那里。她身后是前洼的塬，一层一层黄到天边。车拐过一个弯，看不见了。
车厢里还是那股味道——汽油味、旱烟味、编织袋里透出来的不知道什么味，混在一起。座椅套起了一层细密的毛球。有人把烟头从车窗玻璃缝里塞出去，烟头被风卷走了，烟灰飞进来落在刘存智的膝盖上。他把烟灰弹掉。铺盖卷塞在座位底下，露出半截被麻绳勒出来的凹痕。鞋底蹭了蹭车厢地板——鞋底还沾着前洼的土，蹭掉了一些，蹭不干净。
窗外的旱塬一层一层往后退。收割后的田野敞开着，几只麻雀落在地里啄食落下的麦粒，人一靠近就轰地飞起来，落到更远的地里。
车到县城，刘存智先在汽车站换乘去银川的长途车。一百三十公里的路程，车票五块。买完票，他在候车室里找了个长椅的最边头坐下，把铺盖卷紧紧抱在怀里。候车室里挤满了人，长椅上坐满了，没座的就蹲在墙根，有人干脆把蛇皮袋当枕头躺在地上。空气里混着旱烟味、汗酸味、泡面味和小孩尿了裤子的骚味，稠得化不开。广播里的女声每隔几分钟响一次，念着听不懂的站名和发车时间。窗口前排着长队，有人把行李推在前面，用脚踢着一点点往前挪。
母亲临行前反复叮嘱过，外面的车站贼多，钱不能放明处，得贴身藏。他不认识贼长什么样，看谁都像，又看谁都不像。有个中年男人从他身边走过去，他下意识地把手按得更紧了。
缝的那个暗兜还在。手指隔着外裤能摸到那层布面——旧布，是从一件穿烂了的汗衫上剪下来的。那汗衫原来是白的，穿久了洗成了灰白色，领口垮了，腋下破了一个洞。母亲把它摊在炕上，对着油灯看了半天，专找一块没有破洞、没有汗渍、布料还结实的地方。剪下一块四四方方的，比他的手掌大一圈，对折，三面缝死，留一面开口，开口处又缝了两道线，怕一道不结实。缝好之后把兜翻过来，线脚藏在里面，外面摸不到。
兜是缝在内裤前面的。那个位置是母亲想了很久才决定的：太靠下硌腿，太靠上硌肚子，正中间最平，走路不硌，睡觉不硌，贼娃子的手也够不到。天亮以后他穿上内裤，并不知道里面多了一层布。现在，这层旧布贴着他的皮肉，贴了一整天，被体温捂得发烫。
去银川的长途车座椅不过是硬邦邦的木板，上面垫着一层薄薄的人造革，靠背直挺挺地立着，根本没法往后仰。刘存智坐得直直的，铺盖卷搁在膝盖上，手按着裤兜。
车里比乡村班车安静，没人抽烟。窗外的旱塬慢慢往后退，土的颜色从黄变成灰，从灰变成白——那是戈壁。戈壁上长着一蓬一蓬的骆驼刺，远远看过去，像地面上生了一层癣。过了戈壁是楼房，先是零星几栋，后来越来越多，越来越挤。他从来没在县城之外的地方住过，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多楼房。
天擦黑的时候，车到了银川南门汽车站。站前广场上挤满了人，水泥地面被无数双脚磨得发亮，裂缝里死死嵌着烟头和瓜子壳。广场中央有一座喷泉，水柱从池心喷起来，两三米高，水落回池面的时候，声音被周围的嘈杂吞掉了一半。喷泉池沿上坐着几个人，有的在啃干粮，有的在看地图。广场四周是一圈平房和楼房，平房的墙上刷着白灰，白灰上被人用黑炭写了几个歪歪扭扭的字：住店，五元，内设暖气。楼房高一些，四五层的，窗户亮着灯，灯光从楼上照下来，在广场上被稀释成了一层薄薄的黄。几个卖地图和茶叶蛋的小贩扯着嗓子喊，声音混在一起听不清。墙角蹲着一个抱小孩的女人，面前搁着一个破碗，碗里放着几枚硬币。她的孩子睡着了，嘴张着，头歪在她肩膀上。旁边有个男人躺在地上，身上盖着一张报纸，不知是睡着了还是喝醉了，还有人从他身上跨过去。
刘存智扛着铺盖站在广场中间，人潮从四面八方涌过来又涌过去，他不知道该往哪边走。鞋底还沾着前洼的土，踩在银川的水泥地上，每一步都留下一个浅浅的印子，很快又被后面的人踩没了。
有人在广场边上吵架，声音很大，像是为了拉客的事。一个喊“住店住店五块钱一晚”，另一个喊“别信他他那店是黑店”。两个人互相骂了一句，推搡了几下，旁边的人绕开走，没人劝。
两个穿喇叭裤的年轻人从他身边挤过去，手在他肩上蹭了一下。他侧过身继续往前走，没走两步，感觉裤兜忽然轻了一下。他伸手一摸，外裤的兜口被刀片割了一道齐齐的口子，里面原来装着的几块零钱没了。手指从口子里伸进去，能碰到里面那层裤头兜——鼓鼓的，硬硬的。母亲缝的那个暗兜还在，钱在里面，一张没少。他把手抽出来，按住裤兜上的裂口，手心全是汗。
刚才那两个年轻人已经不见了，广场上还是人来人往，谁也没注意到有人被割了兜。刀片割开了外裤，割不开这层贴身的布——刀片割布需要布绷紧，贴身的布是松的，刀子使不上力。母亲缝的时候说：“贼娃子手快得很，能割开外面那层，割不开贴身的。”他当时觉得这话好笑，谁会把裤兜割开？现在知道不好笑了。他把铺盖卷换到左肩，右手一直按着裤兜，往前走。
舅舅说过，到了银川先给工地打电话。电话亭是铁皮壳子，半边透明，半边被广告纸糊着，广告纸上印着“银川啤酒，清凉一夏”，啤酒瓶上的水珠画得比真的还大。听筒是塑料的，拿起来的时候粘手，夏天天热，塑料化了之后留下的黏腻。听筒贴在耳朵上，嘟嘟的忙音不紧不慢，像一个睡着了的人在打鼾。他拨了一遍又一遍，每次都投一枚硬币，硬币落进铁皮壳子里“当”的一声，像一颗石子掉进枯井。没有人接。把听筒挂回去，硬币已经用掉了三枚。摸了摸口袋，还剩两枚，不打了。
天彻底黑了，广场上的人渐渐散了。几个卖茶叶蛋的小贩收了摊，推着三轮车走了，车轮在广场的水泥地上硌出咯噔咯噔的声音。刘存智扛着铺盖卷坐在车站门口的台阶上，铺盖卷垫在屁股底下。台阶上坐着不止他一个，左边一个老汉抱着蛇皮袋在打盹，右边一个年轻人头埋在膝盖里。他从包袱里摸出碎花布包，鸡蛋凉了。剥了一个咬了一口，鸡蛋黄噎在嗓子眼里，咽了一下没咽下去，又咽了一下，才下去了。
他站起来走到旁边的喷泉池边。水柱从池心喷起来又散开落回水面，哗哗的。他伸出手接了一捧，水凉，溅到袖口上。手指触到水面的时候，水纹从指尖往外荡了一圈，三根手指三个小圈，撞在一起又分开。水凉，比沟底的泉水凉——泉是从石头缝里渗出来的，带着地温；喷泉是从铁管子里泵上来的，带着铁锈味和城市的凉。他把水凑到嘴边，身体往前倾，膝盖微弯，头低下去，像一头在沟边喝水的牲口。嘴唇挨到手指的时候，水从指缝间漏下去，淌在袖口上，袖口湿了。
他咽了下去。嗓子眼里泛起一股铁锈似的、被什么东西泡过的味道。他用手背擦了一下嘴角，水珠在手背上亮了一下就没有了。
他扛起铺盖卷，往广场外面的街上走。路灯亮着，黄黄的一团光，照在柏油路上，路面泛着细碎的亮光。影子跟在后面，被灯光拉得老长，又缩回来，又拉长。街上有人骑着自行车经过，车铃铛响了一声，脆生生的。路边有一家店还亮着灯，玻璃门里面摆着几件衣服，挂得整整齐齐。他没有停下来看，余光扫了一下，那些衣服的颜色叫不上名字，不是供销社里摆的那种，太亮了，像是用另一种颜料染的。街两边的楼房比前洼的山还高，窗户里的灯有的亮着有的灭了，亮着的窗户里有电视机在闪，蓝幽幽的光一跳一跳的，把窗帘照得一明一灭。
街边有一家录像厅，门口挂着一块黑布帘子，帘子缝里透出打打杀杀的声音。门口贴着一张手绘海报，画着一个穿皮夹克的男人，戴着墨镜，嘴角叼着一根火柴。
从广场走到街上，从街上走到第一个路灯底下，一路上他的右手没有离开过裤兜。不是怕再被割，再割也割不到里面那层。是母亲说了“贼娃子手快得很”之后，他身体里长出的一种警觉，这种警觉以前没有。前洼没有贼，前洼的人出门不锁门，钥匙插在门板上，风吹了门就吱呀一声自己开了。银川不是前洼。银川的南门广场有人睡在报纸底下，有人拿刀片划别人的裤兜。
他扛着铺盖卷往前走，鞋垫托着脚，一步一步。铺盖卷被他扛了一天，麻绳勒进被子里勒得更深了，被子被勒出了两道凹痕，凹痕交叉的地方磨起了一层细绒。不是被面磨破了，是麻绳的纤维和布面的纤维互相磨了一天，磨出了一层热乎乎的气息。被里子上皂角的味道淡了，换成了肩膀上的汗味和汽车站候车室的烟味。这床铺盖从前洼的窑洞里扛出来，经过了土路、班车、长途车、南门广场，每一程都换了一种味道。
远处车喇叭在响，一声，又一声。喷泉水的味道还在嘴里，铁锈似的，涩。裤兜上那道刀片割开的口子还在，风从口子里灌进去，凉凉的，贴着大腿根。手指从口子里伸进去，摸到内层暗兜的边，鼓的，硬的，缝死的。外裤破了一个口子，口子的边缘是齐的，刀片割的，比剪刀剪的还齐，布纤维的断口整整齐齐，像被裁缝量过。这个口子以后会越洗越大。
这是进银川的第一课。学费不是零钱，是刀片从布面上划过去的那一声，极轻，轻到他的耳朵没听见，但皮肉感觉到了。咽下去就吐不出来了。
这是大城市的味道。铁锈的，水泵里抽上来的，城市的管道循环了无数遍之后又重新喷出来的。他以后会喝很多这样的水，在工地上，在出租屋里，在以后去过的每一个城市里。但今夜，这口铁锈味是他对银川的全部感觉。不是好，不是坏，是一种还没有名字的东西。
他只知道往前走。鞋垫托着脚，每一步都踩在母亲缝的针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