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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豌豆能煮上吃的时候，香香就要走了。
东西是母亲前一天晚上收拾好的。几件换洗衣服，叠得方方正正，码在一个墨绿色的帆布挎包里。挎包正面印着白色的“上海”两个字，边角已经磨出了毛边，拉链头早坏了，用细铁丝拧了个环。这是母亲出嫁时从娘家带来的陪嫁。她娘家在川区，比嫁的这道梁富裕些，当年陪嫁里还有一个搪瓷盆、一面圆镜子。镜子和搪瓷盆早就用坏了，只有这个挎包还在——帆布厚，经磨。母亲背它去过县城供销社，背过化肥种子，背过三个孩子的满月馍馍，也背过父亲的咳嗽药和奶奶的膏药。包的里衬破过一次，母亲用旧布头补了，补丁比原来的里衬还厚。正面的“上海”两个字被太阳晒褪了色，原来是大红色的，现在只剩下浅红的印子，边角磨白了的帆布纹路从字底下透出来。
母亲把拉链拉上，在包面上拍了拍。帆布硬，拍出来的声音发闷。她拍了一下，又拍了一下，像是想把包上的土拍干净，又像是想借着这个动作，把心里那点舍不得的东西压下去。
“以后，这就是你的了。”她的声音压得很低，没看香香的眼睛，目光一直盯着包面上那褪色的“上海”两个字。
香香接过来背在肩上。包不重，但搭扣压在锁骨上，沉甸甸的——像有什么东西要从那里压进去。
“到了刘姨那儿，手脚勤快点，眼里要有活。”
“嗯。”
“你爹给你那三十块钱，贴身装好，别丢了。”
香香把手伸进口袋，摸到那卷钱。纸币被体温捂热了，软塌塌的。她攥了一下，又松开。
母亲从灶台上端过一个报纸包。打开，里面是两个煮鸡蛋，还烫手。她把鸡蛋塞进挎包侧面的网兜里。“路上吃。”
父亲蹲在窑门口，烟锅子一明一灭。抽完了一锅，在鞋底上磕了磕，站起来走进窑里。从炕柜底下摸出一个碎花手绢包，打开，里面是一叠钱——十元的、五元的、两元的。他数出三张十块的，递过来。
“拿着。花完了跟家里说。”
“爹，刘姨那儿管吃住，花不了啥钱。”
“拿着。”父亲把钱塞进她手里。他的手粗，指头粗，钱搁在她掌心里，带着他手心的温度，像他刚攥过它。
香香把钱叠好，塞进贴身的内衣口袋里。“爹，等我挣了钱，给你买带嘴的烟。”
父亲没有接话。他蹲回窑门口，重新装了一锅烟。火柴划了两根才点着，火光照亮了他眼窝底下的青茬。他深吸了一口，烟雾在昏暗的窑洞里散得很慢。他蹲在那儿，背微微驼着，像一截被风吹干了的老树根。从头到尾，他没有说一句“到了外头别想家”之类的软话，只是把烟锅子磕在鞋底上，闷闷地响了一声。
香香把挎包背好，走到门口。母亲跟出来，站在窑门口，手在围裙上擦着。风把她的碎头发吹起来，她没有撩。
“妈，我走了。”
母亲的目光从香香的脸上移到她肩上的挎包上，在那褪色的“上海”两个字上停了一下，然后移开，手还在围裙上擦着。
“到了让人捎个话。”
香香点了点头，转过身，走了。
走出村口，土路两边还是旱地。荞麦收了，茬子戳在土里，黄惨惨一片。远处的圪梁梁一层一层，黄到天边。她挎着那个“上海”包，走在土路上，包在胯骨上轻轻磕着，一下，一下。走了很久，忍不住回了一次头。
村子已经变小了——窑洞缩成崖壁上几个黑窟窿，驴圈看不见了，灰灰也看不见了。只有灶房顶上的烟囱还在冒烟——那烟是母亲做早饭时升起来的，直直的一缕，升到半空被风吹散了，细得像一根扯不断的线。
她站在土路上，隔着几道坡回头看。在村里的时候，窑洞是房顶，沟壑是边界，村子就是整个世界。可现在站在这儿，她才看见，村子不过是趴在黄土塬上的一粒灰。
她以前不知道。知道了，就再也走不回去了。
远处的班车扬着黄土开过来了。她把挎包往肩上提了提，帆布的带子硌着锁骨，沉甸甸的。
班车在路边停下来，车门嗤地开了。她上去，找了个靠窗的座。挎包搁在膝盖上，“上海”两个字对着窗户，被阳光照着，白亮亮的。她把手搭在包面上，能摸到里面那两枚鸡蛋的轮廓，圆的、硬的，隔着帆布微微发烫。
车开了。窗外的旱塬一层一层往后退。她靠着车窗，玻璃震着太阳穴。她想起第一次跟父亲去沟里驮水的那个夜晚——天那么黑，灰灰的尾巴在她脸上晃着，铁桶里的水咕咚咕咚响。那时候她六岁，以为天底下所有的水都是甜的。
现在她十五了。
“丽美理发店”藏在巷子深处，门面不大。玻璃门上贴着红字——“理发、烫发、吹风”，字是拿红漆描的，描了好几遍，边角已经翘了，风一吹就掀起来一点。
香香推门进去的时候，刘姐正蹲在门口烧水。铁皮水壶坐在煤炉上，壶嘴冒着白汽，水还没开，煤炉的缝隙里透出暗红色的光，一明一灭的。刘姐穿着蓝色的确良围裙，上面沾着几根碎头发。她抬起头，看了香香一眼，又低头去看煤炉的火。
“来了？”
“刘姨。”香香站在门口，挎包带子勒着她的肩膀。
“你妈给我捎话了。”刘姐用火钳拨了一下煤炉的盖子，火苗蹿了一下，又矮下去。“想学理发？”
“嗯。”
刘姐站起来，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把她从上看到下，目光在她那条辫子上停了一下。辫子是出门前自己编的，编得紧紧的，乌油油的，碎头发用黑皮筋扎了，服服帖帖的。
“理发不是容易活儿。”刘姐说，“一天站到晚，手要稳，眼要尖。你受得了？”
“受得了。”
刘姐没再问。她转身走进店里，香香跟在她后面。
店里有一股气味，直往人鼻子里钻。最冲的是烫发药水的氨水味，熏得人眼睛发酸；底下压着洗发膏的茉莉香精味，闻久了发腻；再底下，是煤炉子渗出来的煤烟味。这三种味道死死搅在一起，沤成了理发店独有的酸腐气。后来香香在银川又走进很多理发店，闻到的都是这个味，一模一样的，像刻在骨头上的记号。
店里不大。头顶的日光灯管坏了一头，忽明忽暗的，把镜子里的脸照得一明一灭。两面镜子面对面挂着，人在中间走，镜子里的自己一层一层映进去，映到最深处就模糊了。镜子旁边挂着价目表——白纸黑字，字是拿毛笔写的，墨水洇开了一点，“烫发”的“烫”字被水渍晕了一半。三把理发椅靠墙摆着，人造革面裂了口子，露出底下的黄棉絮。墙角搁着一台烫发机，罩子像头盔，电线从罩子顶上垂下来，末端缠着黑胶布。洗头池在靠门的地方，白瓷的，边沿磕掉了一块瓷，露出生铁色的底子。池边的墙上钉着一排铁钩，钩上搭着几条毛巾——黄的白的蓝的，洗得发硬了，用手一攥沙沙响。地板上散着碎头发，一小撮一小撮的，被踩进地砖缝里——黑的头发嵌在灰白的水泥缝里，像旱塬上裂了口子长出来的草。
红红正在扫地。碎头发堆了一小堆，她用扫帚往簸箕里推，推了两下才推进去。看见香香进来，她咧嘴笑了一下，露出一颗虎牙。“又来一个。”
小燕坐在门口择一把蔫了的韭菜，韭菜叶子黄了一半，她用指甲掐掉黄的，扔进脚边的塑料袋里。她没抬头，但嘴角动了一下——像是笑，又像是认生。
中午吃洋芋面。挂面煮出来软塌塌的，洋芋丁切得粗粗细细的。四个人围着小桌吸溜吸溜地吃。红红吸得最大声，小燕吸得很轻，刘姐吸得慢。香香坐在矮凳上，膝盖顶着桌腿，面汤烫嘴，她吹了两下才入口。
刘姐把自己碗里的葱花拨到她碗里。“多吃点。瘦得跟麻秆一样。”
“刘姨，”红红用筷子指着香香的辫子，“她的辫子比我的长。”
香香没有接话。她低头吃面，辫子从肩上滑下来，垂在碗旁边，她用手撩到背后。
下午，店里没有客人。刘姐靠在理发椅上打盹，吹风机挂在墙上，电线垂着，不再晃了。小燕坐在门口继续择韭菜——择完了，站起来把葱和韭菜一起放进洗头池里洗，水声哗哗的。
红红拉过香香的手，把她按在理发椅上。“你坐着。我练练手。”
“练啥？”
“练剪刀呗。刘姐让我在旧报纸上练。”
红红从抽屉里翻出一把剪刀——刃口磨薄了，木柄上有两道深深的拇指印，印子被手汗浸得发黑，比周围的木头深了好几个色。这两道印子是刘姐的。刘姐用这把剪刀剪了十年头发——剪过新娘子的齐刘海，剪过满月娃的胎毛，剪过老人入殓前的发脚。木柄上的印子是她一天一天按出来的，拇指按在左边柄上，食指和中指并排按在右边柄上，每天按几百下，按了十年，把木头按出了自己的手型。红红用的是同一把剪刀，但她的手比刘姐小一圈，拇指放在刘姐的印子上，多了半截空——那是她还没填满的距离。她说这把剪刀太老了，刃口磨得太薄，剪头发容易滑。刘姐说不是剪刀老，是你手还嫩。等你的手磨出自己那道印子的时候，这把剪刀就不会滑了。
“你把下巴抬起来点，别挡光。”
红红蹲在香香旁边，把报纸铺在香香膝盖上，剪刀开始在报纸上走——沿着字和字之间的空白走，剪出细细的纸条。纸条从剪口底下垂下来，越垂越长，她不敢停，一停纸条就断了。她屏着气，手腕死死悬在半空。剪到“扬”字的提手旁和“黄”字的草字头之间时，空白突然窄了——两个字挤在一起，中间只有一道缝。她手腕悬着，酸得发颤，但不敢停。剪刀尖斜着插进去，只剪了半刀就停了——再往前剪刀尖就碰到字了。她抬起剪刀，从另一头又探进去，两刀在中间会合。剪刀合拢的时候卡住了一下，那是纸的纤维在做最后的抵抗。她手指多加了一点力，咔的一下，极轻极脆的断裂声从纸面传上来，纸条完整地落下来了。她长长吐出一口气，额头上已经沁出了一层细汗。
“断了三回。”她把纸条卷成筒，搁在柜台上，“昨天断了五回。明天争取只断两回。”
香香看着报纸上被剪掉的部分——那些字还在，但句子只剩一半。“扬黄工程”“灌区”“通水”这些字还留在报面上，被纸条的缺口包围着。她伸手摸了摸报纸的边角。干的、脆的，手指一碰就卷了边。
红红又把报纸换了一个方向。“你再坐会儿。我再练一条。”
她蹲在香香旁边，剪刀在报纸上走。还没到剪字那个地步。沿着字和字之间的空白走，那条空白比一根头发宽不了多少。剪刀尖先探进空白里，探一点，剪一点，再探一点。
香香坐在理发椅上，低着头，看着她手里的剪刀沿着报上的字迹往前走。剪刀走得很慢——快到转折的地方停一下，转过来，再往前走。刚才红红说“断了三回”。明天想只断两回。她心里忽然动了一下——她是要来“学”的。红红已经在这里蹲了三个月了，剪刀还是不敢快。墙上的价目表有几处字迹被水洇开了，镜子上贴着一张三年前的发样图，角落的抽屉开着一条缝，里面塞着一本旧杂志，封面被揉皱了。她忽然觉得这间屋子变大了。里面的东西开始往外冒——每一件都隔着距离，等着走过去摸一下。
天还没黑透。巷子在县城南边，是条死胡同，两边是土墙，墙头上插着碎玻璃——防人翻墙的。墙根下堆着蜂窝煤渣，一摊一摊的，被踩扁了，渗进土里染出黑灰色的印子。巷口有一盏路灯——绑在电线杆上的白炽灯泡，灯罩是搪瓷的，被煤烟熏得发黄，亮起来的时候光晕一圈一圈的，像油滴在水面上。
录像厅在巷口斜对面，门口挂着一块黑板，用粉笔写着今日放映——“《少林寺》《红高粱》”，字迹被蹭花了一半，只剩下“少林”和“红高”。门帘是黑布做的，沉沉地垂着，从帘子缝里透出打斗的声音——嘿、哈、乒乒乓乓，和一股混着烟味和汗味的热气。香香端着簸箕走过录像厅门口的时候，没有往里看。倒完头发转过身，巷口站着两个年轻后生，一个穿着花衬衫，领口敞着，一个嘴里叼着烟，靠在墙上。花衬衫看见她，用胳膊肘碰了旁边的人。
“喂，”花衬衫朝她扬了扬下巴，“你是理发店新来的？”
香香端着簸箕，没有接话。
“问你呢。”叼烟的吐了口烟，“晚上有空没？请你看电影，《少林小子》，录像厅放的，比电影院便宜。”
香香往后退了一步。“不去。”
“不去？”花衬衫笑了一下，往前迈了一步，“你辫子这么长，剪了多可惜。给我看看——”
他伸出手，手指还没碰到她的辫梢，香香已经转过身，快步走进巷子。簸箕里的碎头发被风吹起来几缕，落在她身后的土路上。身后传来一阵粗粗的笑声，被风吹散了。
回到店里，她把簸箕靠回墙角，蹲在洗头池旁边，没有出声。刘姐从镜子里看了她一眼。“咋了？”
香香没说话。
刘姐放下手里的活，走到门口往外看了一眼。巷口那两个后生还站着，花衬衫的影子被路灯拉得老长，贴在对面的墙上。她把门关严，转过身，背靠在门板上，声音压得很低，像石头碰石头：“录像厅门口那帮人，嘴里吐不出人话。说请你看电影，看完了呢？上回有个女娃信了，跟着去了，半夜在车站广场上蹲着哭。她爹第二天把录像厅的门砸了，门修好了，女娃的魂丢了。”她看着香香和红红，目光沉得像水，“在这县城里，理发店是正经手艺，你们是学徒。把辫子盘好，把眼睛放亮。听懂了没？”
红红点了点头。香香把簸箕放回墙角，站起来，辫子从肩上滑下来，她用手攥住辫梢，攥了一下，又松开了。
理发店后面用一块蓝布帘子隔开了一间小屋。布帘是从供销社扯的边角料，蓝底碎白花，洗过几水，花色淡了，边角磨得毛茸茸的。帘子一拉，前面是理发店，后面就是她们睡觉的地方。
小屋窄得转不开身，空气里有股潮味——两个女孩子挤在一起睡了一夜之后被窝里闷出来的潮，混着荞麦皮枕头被脑袋暖出来的那种淡淡的草籽香。冬天屋里比外面还冷，砖墙不隔寒，半夜墙面上能摸到一层霜。夏天闷得像蒸笼，布帘子不透风，两个人躺在铁床上不敢动。越动越热，热得睡不着，就隔着一层薄褥子听对方的心跳。香香和红红挤在一起睡，头朝里脚朝外，翻身的时候必须先说一声“我翻了啊”，不然膝盖会撞到膝盖。在这间窄得转不开身的小屋里，这种撞来撞去的挤，反倒成了最踏实的安全感。
枕头是荞麦皮的，枕下去沙沙响。香香的枕头是家里带来的，红红的枕头是刘姐给的——枕巾上绣着一朵褪了色的牡丹，花瓣已经磨得快看不见了。
床头靠墙的地方搁着一只矮柜，柜面上放着一面圆镜子、一把断了齿的塑料梳子、一管快用完的牙膏。镜子是红红从家里带来的，边角磕掉了一小块，照人的时候脸被缺了一块，她也不换，说“反正照不全，省得看见自己有多黑”。柜子底下塞着一个塑料袋，袋口扎紧了，鼓鼓囊囊的——那是红红的“存货”。
晚上关了店，两个人钻进布帘后面，拉灭灯，但不急着睡。红红从柜子底下摸出那个塑料袋，解开扎口，把里面的东西一样一样掏出来——一把瓜子、几块水果糖、半包饼干。饼干是“富强粉”的，包装纸上印着一头奶牛，红红说这是银川来的。她把瓜子倒在枕头上，瓜子磕在荞麦皮枕头上声音闷闷的，两个人就着窗户外头漏进来的月光，一颗一颗剥着。
“你尝这个。”红红把一块水果糖递过来——糖纸是透明的玻璃纸，红底金字的，印着“上海”两个字。香香接过来，糖纸在她手指间窸窣响，像一小片会说话的塑料。她剥开糖纸，把糖含进嘴里——甜的，不是红糖那种厚，也不是糖精那种薄，是另一种甜，像舌尖上落了一粒冰又慢慢化开。她含着糖，没有说话，用舌头把它从左边推到右边，又从右边推到左边。
“你说，”红红翻了个身，面朝香香，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被布帘子外面的谁听见，“将来咱们要是能找个好对象，得是啥样的？”
香香把糖从右边推到左边。“啥样的？”
“得像《红高粱》里那个——叫啥来着——姜文。壮实，能干，敢站在坡上唱歌。”红红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亮了一下，在月光里闪着。
“姜文太黑了。”香香说。
“那你说谁？”
香香想了一会儿。“《庐山恋》里那个——郭凯敏。白衬衫，头发梳得齐齐的，笑起来牙齿是白的。一看就是念过书的。”
“郭凯敏太瘦了。一看就不能扛活。”红红又把瓜子皮从枕头上扫下去，“我还是喜欢高仓健。《追捕》里那个。不说话，但靠得住。你跟他走，他啥也不问，就是护着你。”
“高仓健是外国的。”
“外国的咋了？外国的也是男人。”红红把瓜子磕得咯嘣响，“我不管。我就喜欢那种——不说话，眼睛里有东西。不像咱巷口录像厅门口那帮人，嘴上抹了蜜，眼睛却把你当物件看。”
香香没有接话。她把糖纸摊平了对着月光看——透明的、亮的，上面金色的字被月光照得发暗。她想起傍晚巷子里那两个后生，花衬衫敞着领口，叼烟的那个朝她吐烟。那种人是她在山里没见过的——把你当东西看，不是当人看。她不想找那种人。
“那你以后想找个啥样的？”红红用胳膊肘碰了碰她。
香香把糖纸叠好，放在枕头边上。“不知道。等碰到了再说。”
红红又翻了个身，把被角往香香那边拽了拽。“反正不能找录像厅门口那种。刘姐说了——那种人，说得越好听，越不能信。”
窗外巷子里有自行车经过，铃铛响了一声，远了。布帘子在风里轻轻晃着，蓝底碎白花在月光底下暗着，偶尔被风掀起来一角，露出外面理发店的剪影——那把空着的理发椅、墙上挂着的吹风机、镜子的边角在黑暗中反着一丝光。
“你以后去银川，给我写信。”红红的声音低下去，像被什么压了一下，又弹回来，“告诉我那边啥样。有没有姜文那种人，有没有郭凯敏那种人——有没有高仓健。”
“你为啥不去？”
“我爹不让。他说女娃子跑那么远干啥。”她把剩下那半块饼干塞进嘴里，嚼得很慢，嚼了很久才咽下去。“等我能去的时候，可能都老了。”
“老了也能去。银川又不管谁老谁年轻。”
红红没有说话。她把手搭在被子上，过了一会儿，香香听见她那边传来轻微的鼾声。被子被她拽歪了，露出香香的肩膀，月光照在上面，凉凉的。香香没有拽回来。
她没有拽被子。布帘子还在风里轻轻晃着。月光从窗缝里漏进来，落在枕头上，落在那些瓜子壳上，最后落在香香手里那张被攥湿了的糖纸上。糖纸皱巴巴的，在月光底下反着一小块微弱的光。她把糖纸一点点摊平，按在枕边。那上面沾着她手心的汗，和一点说不清的、属于十五岁少女的委屈。
下午，门被推开了。两个女学生挤在门口，穿着县中学的蓝白校服，一个扎着马尾，一个剪着短发。两人你推我一下，我推你一下，笑成一团。
刘姐从椅子上直起身：“理发还是烫头？”
扎马尾的女生往前迈了一步，压低声音：“刘姐，能烫个刘海不？就刘海。我妈不知道。”
刘姐看了看她，又看了看她口袋里的钱包。“刘海五块。”
女生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五块钱，放在柜台上。“烫吧，快点，一会儿我妈下班了。”
她坐在理发椅上，闭着眼，嘴角往上翘着。刘姐把烫发机推过来，罩子扣在她头上。她睁开眼从镜子里看了自己一眼——看了一眼就闭回去了，嘴角翘得更高了。
香香站在门口，看着理发椅上那个女生。蓝白相间的校服，袖口挽了两道。
她念到初中毕业，在村里已经算难得。小学同班二十几个女娃，念到初中的不到一半，念完初中的，就她一个。剩下的，读了几年书、认得几个字，就回家帮工了。帮两年工，说个人家，嫁过去。嫁人是山里女孩唯一的路。像她妈那样，嫁过来，生娃，种地，纳鞋底，一辈子围着灶台转。她妈从来没说过“你该嫁人了”，但她知道，如果她不出来学理发，下一步就是媒人上门。
那个女生闭着眼笑的时候，身上穿着的蓝白校服，是她脱下来就再也穿不回去的东西。她看着那件校服，又低下头看了看自己——碎花衬衫，袖口磨毛了，领口的扣子缝过，针脚粗粗的。她和那件校服之间，隔着一条看不见的河。她本来也在那条河的对岸，但河面太宽了，宽到只有三十块钱搭成的窄桥，她走了一半，桥就断了。
剩下的一半，只能靠手、靠剪刀、靠站在理发店的地板上一天又一天地等自己长出水性来，自己蹚过去。
十五岁，她以为从前洼到县城的班车就是最远的路，以为理发店的蓝布帘子就是最后的岸。她不知道将来还会蹚过更多的河——从县城到银川，从学徒到师傅，从看人脸色到自己有店。那些河一条比一条宽，一条比一条深，没有桥，没有船，只能靠自己一天一天地站、一刀一刀地剪、一针一线地纳。但今天站在这里，看着那个穿校服的女生，她心里想的是：我也要有那一天。这个“想”是决定。这个决定，十五岁的香香在前洼的土炕上做过一次，在理发店的地板上又做了一次。以后她还会做很多次。每一次都不声不响，每一次都算数。
烫完了。女生交了钱，从镜子里又照了一下，用手摸了摸卷起来的刘海，嘴角还在翘着。她推开门跑出去，马尾在背上一甩一甩的。门关上了，玻璃门上的红字被推得晃了一下，又贴回去。
晚上，店里收拾干净了。红红把扫帚靠回墙角，小燕把毛巾叠好码进柜子里，刘姐坐在柜台后面数零钱，一分一分的，码在台面上。香香坐在床沿上，把那把断了三根齿的梳子从挎包最底下拿出来，握在手里。木头梳子被她攥热了，举到眼前，月光照在上面。梳齿的断口毛糙糙的，她用手指摸了一下，像摸一道旧伤疤。
窗外巷子里有自行车经过，铃铛响了一声，远了。香香从枕头上微微抬起头，从小窗往外看了一眼。巷子里已经没人了，土路被白天踩得瓷实，月光照在上面泛着一层青灰色的光，像一块旧铁皮。巷口那盏路灯还亮着，灯罩里积的煤烟把光滤成了一种暗黄色，照在地上只有小小一圈。
她把手搭在挎包上，手指摸到“上海”两个字。先从“上”字的那一竖开始——从上往下，竖是直的，油墨被磨薄了，摸上去比帆布光滑一点，像石头被水冲久了生出的那层滑。然后是那一横——横的末端已经磨没了，只剩一个隐约的印子，她用指甲顺着印子划过去，指甲被帆布纹路弹了一下。最后是“海”字的最后一横——那一横最长，从左边一直拉到右边，她的手也跟着从左边一直摸到右边，摸到收笔处油墨突然变厚——那是印的时候油墨积在笔画收尾的地方，没磨掉。她把“上海”两个字从头到尾描了一遍，描完了，手指停在“海”字最后一横的末尾，没有收回来。
总有一天，她要回到这片旱塬上，开一家自己的店。给那些偷偷来烫刘海的女学生烫刘海，给那些蹲在泉边等水的老人刮脸，给那些像她母亲一样从不舍得在自己身上花钱的女人剪一次头。她不知道这一天有多远——也许是三年，也许是十年，也许更久。她只知道今天晚上，她把那把断齿的梳子握在手里，梳子的断口被她的体温捂热了。她用手指摸了一下那道断口——它总有一天会变成一道完整的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