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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完志愿第三天，母亲说县城有个亲戚在招小工。供水房的，一天十五块，中午不管饭，各回各家。
“干不干？”
郭定涛说：“干。”
母亲从炕柜底下摸出一双旧胶鞋。鞋帮子上裂了一道口子，用麻线缝过，针脚粗粗的。他穿上去的时候，脚后跟多出一指，鞋底外侧磨薄了，踩在地上脚往外歪。他低头看了一眼，知道这双鞋是他爹的，穿了不止一年。
鞋底外侧磨得比内侧薄了不止一层，橡胶花纹已经磨没了，只剩一层光滑的胶皮，对着光看，能看见胶皮底下的帆布经纬。父亲推了半辈子砖瓦车，走路时身体不自觉地把重心往左边躲，右脚往外撇，鞋底外侧先着地，一年就磨穿了。这双鞋磨穿了外侧，父亲换了一双新的，把这双搁在炕柜底下没扔——他说：“还能穿，下雨天穿。”
这双鞋套在脚上，脚后跟多出一指。母亲递过来一双鞋垫——白洋布面子，蓝线针脚密密实实的。垫进去走两步，不晃了。脚后跟的空隙被鞋垫填满了，但鞋底外侧还是薄。踩在地上，脚往外歪，和父亲走路时歪的是同一个方向。
供水房在县城东郊，挨着一片新划的宅基地。地基挖好了，方方正正一个坑，比院子里的窖大两圈。坑是干的——挖了两米深，坑底还是干的，土是白浆土，铁锹挖开之后断面光滑滑的，像被刀切开的豆腐。坑边搭着一个简易工棚，四根竹竿撑着一块彩条布，布的四角绑着砖头。彩条布被太阳晒褪了色，从红蓝白变成了灰白灰。布底下搁着一张铁皮桌和几个马扎，桌上搁着一个暖壶和几个搪瓷缸子。红砖码在坑边，三垛，每垛一人高，砖垛顶上搁着一块木板防雨。水泥袋子靠在墙根，十几袋，上面盖着塑料布，塑料布的四角被砖头压着，风一吹呼啦啦响，像一个被捂住了嘴在挣扎的活物。工地四周是空地，长着几丛骆驼蓬和碱蒿，叶子卷着边，草尖上落了厚厚一层灰。远处是县城的主街，街上有人在骑自行车，自行车的铃铛声传到这里只剩下一个细细的尾音，像从另一个世界漏过来的。
工头姓田，四十出头，脸黑，脖子上挂着一根旧毛巾。他从墙根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响了一声，走到郭定涛面前，上下看了看，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
“表舅好。”
“好好，涛涛都这么大了。”田表舅笑着说，目光从郭定涛脸上移到那双大了一指的胶鞋上，又移回来，“听说考得不错，一看就是有出息的娃。”
厚实的手掌搭在肩膀上，像搭了一块温热的砖。说这话的时候他嘴里叼着一根没点的烟，烟卷被口水洇湿了一截，软塌塌地搭在嘴唇上，一翘一翘的。
郭定涛不知道怎么接这话。还没拿到录取通知，还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有出息的娃”。但田表舅已经转过身，从墙根抽出一把铁锹递过来。
“学生娃头一天。活水泥。”
铁锹把是木头的，被太阳晒得发烫，握上去的时候掌心先缩了一下。
第一锹铲下去。铁锹刃踩进沙堆里——沙堆是松的，铁锹刃一踩就进去了，进得比他想得深，锹头整个没进了沙堆里，只露出半截木柄。把脚从锹头上挪下来，双手握住锹把，往下压了一下。他握得太靠下，力臂不够长，沙子兜在锹面上沉甸甸地往下坠。重新握了握锹把，往上端。沙子比他想的重。
沙子会动——他端起来的时候沙子从锹面两边往下淌，像水一样淌，他越想把锹端平，沙子淌得越快。走到铁槽边的时候锹面上只剩一半了。把锹一翻，想把剩下的倒进去——倒得太急，锹面翻了九十度，沙子没落进铁槽里，全扣在了槽沿上，洒了一半在路上。路面上铺了一层薄薄的黄沙，被太阳晒得发白。
田表舅蹲在墙根，那根湿了的烟卷拿下来看了看，又叼回去：“不急。头一锹都这样。”
水泥袋子比沙子滑，纸袋子在他怀里滑了一下，砸在地上，裂口里漏出一股白灰，扬起来呛了他一口。他稳住，把袋子端起来，用脚踩着边缘，提着袋角把水泥倒进铁槽里。铁锹翻进去，灰白色的粉末扬起来，沾在鞋面上、裤腿上。田表舅在墙根说：“水。”他提了半桶倒进去。铁锹插下去的时候干的吃不住力，水加了之后又太稀，陷进去拔不出来。他翻了几下，胳膊开始抖，汗顺着下巴滴进灰槽里。
“水多了。再加半锹水泥。”田表舅说。
放下铁锹，又去扛了一袋。这一次抱稳了，但肩膀碰在袋子角上，硬硬地硌了一下。他把它拖到铁槽边，割开，倒进去，继续翻。
活好的水泥铲进灰桶里，提到墙根递给砌墙的师傅。砌墙的姓蒋，脸瘦，颧骨高，不爱说话。他接过灰桶的时候不看人，只把手伸过来。蒋师傅砌墙快，灰浆抹上去，砖按下去，多余的灰被瓦刀刮掉。
瓦刀在砖面上刮了一下，又刮了一下。这把瓦刀跟了二十年。刀柄是枣木的，被手汗浸成了深褐色，柄尾有一道裂缝——冬天在工地上冻裂的。他用黑胶布缠了裂缝，缠了好几圈，胶布边上翘起来了，沾着水泥灰。刀面被水泥磨薄了——一砖一砖砌墙时刮灰浆刮薄的，刀刃从直变弯，从弯变月牙形。
蒋师傅从来不磨它。他说瓦刀是手。手不用磨。瓦刀砌过县医院的太平间、砌过供销社的仓库、砌过三所小学的教室。每一面墙砌完他都不回头看。墙是给人用的，不是给看的。
郭定涛站起来搬砖。砖面粗糙得像砂纸，抱起四块，砖角硌着胸口。从砖垛到墙根，走了十几趟。第六趟胳膊开始酸，第十趟手背的皮磨得发红，一层薄薄的皮翻起来，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掀了一下。他没有看。
第三天开始扛管子。铸铁管，六米长一根，比铁锹把粗一圈。
扛上肩膀的时候整个人往下一沉。管壁有拇指厚，两头各有一圈凸起的法兰盘。管子一头搁在砖垛上，另一头从底下钻进去，用肩膀顶住管子的重心——重心不在正中间，偏左半拃，他顶偏了。管子压下来的时候肩膀先感觉到的是凉——铸铁比空气凉，隔着衬衫贴上来，像一块刚从地底下挖出来的铁。然后是重。重量不是一下子全压上来的，是一层一层加上来的——先是他钻进去时管子那头还搁在砖垛上，分担了一半的重量；他往上顶，管子那头离了砖垛，重量全压在肩膀上了，膝盖弯了一下才撑住。他调整了一下重心，把管子往肩膀内侧挪了半寸，压在斜方肌上。迈出第一步，脚踩在土路上，土路上的浮土被脚踩下去，管子压着肩膀往上弹了一下，他又迈出第二步。
田表舅在旁边说：“走稳些。管子滑下来砸了脚，你妈又来找我。”
管子压着肩膀，走一步压一下。第四趟肩膀开始发木。第五趟把管子卸下来靠在墙根，伸手摸了一下——不疼，但手指按下去有一块硬的地方，像是肉被压紧了，贴在骨头上。
中午各回各家。郭定涛住在县城表姨家，表姨夫在五金厂，中午不回来，表姨在供销社，中午在柜台后面啃干粮。灶台上扣着一碗面，面坨了，但还温着。坐在灶台边的小板凳上吃完，把碗洗了搁在案板上。出门往回走，土路被太阳晒得发白，到回工地的时候蒋师傅正蹲在墙根，碗放在脚边，筷子搁在碗沿上。
午后的工地是最安静的时候。铁锹插在灰槽里，灰浆表面凝了一层薄壳，被太阳晒出了几道干裂的细纹，像旱塬上的地。砖垛被晒得发烫，手摸上去烫得缩回来。彩条布底下，田表舅躺在马扎上打盹，那根湿烟卷还叼在嘴里，胸口的衬衫敞着两颗扣子，露出被太阳晒出来的红白分界线——脖子以下是白的，脖子以上是黑的，像拼在一起的。空气里有一股水泥被太阳晒过之后的干燥味道。
远处有人在用铁锤敲什么东西。当、当、当。隔着几条街传过来，闷闷的。
第五天，肩膀不太疼了。不是不疼，是习惯了。肩膀上那块磨破的皮结了痂，被汗浸湿的时候有一点痒，隔着衬衫按了一下，没有揭。
墙已经砌到半人高。他蹲在墙根，用瓦刀刮溢出来的灰浆，手指被水泥烧得发白，指甲缝里嵌满了灰。站起来的时候看见自己刮过的那面墙——灰浆刮掉了，砖缝干干净净的，砖面在太阳底下亮着。砖面粗糙发烫，晒了一整天，摸上去像在摸一个还活着的东西。
第七天，墙砌到了肩膀高。递灰浆的时候桶要举到齐胸，胳膊上的肌肉绷着。蒋师傅接过桶，瓦刀一刮，灰浆落在砖面上被推平了。郭定涛蹲在墙根，看着那条被推平的灰缝——原来灰浆是一堆一堆的，瓦刀一过，就平了。
第十一天，墙砌到了一人高。往上拉楼板的时候整个人往后倾，脚蹬着墙头，鞋底在砖面上蹭了一下，滑了一点，他稳住了。绳子勒进掌心——茧子还没长全——勒在还没磨破的嫩肉上，火辣辣地疼。楼板比他重，往上拉的时候不是他在拉楼板，是楼板在坠他。他整个人被绳子拽着往前滑，脚后跟在墙头上蹭出一道白印子。他咬了一下牙——身体被拽到极限的时候牙关自己咬紧了，咬到腮帮子发酸才发现。
往下看——田表舅蹲在墙根抽烟，蒋师傅在活水泥，铁槽里灰白色的浆水在太阳底下反着光。往远处看，县城的主街道上有人骑车有人走路，树叶在风里晃着。从来没有站在这么高的地方看过盐池。县中学的操场——操场上的篮球架从高处看比从地上看更矮，像一个被压扁了的铁架子；歪脖子榆树从高处看不像树，像一个蹲在地上的人影；乒乓球台从高处看只剩一道白色的水泥线，裂缝看不见了。
看到了自家的屋顶——灰瓦，烟囱不冒烟，院子里晾衣绳上搭着两件工作服，一灰一蓝，被风吹得轻轻晃着。看到了粮站的铁皮顶子和食品站后院那扇冷库的铁门。看到了苏步井的方向——那是西边，西边的圪梁梁被太阳照得发白，苏步井在那片白光的后面。看到了以前每天上学走的那条土路，从家门口拐两个弯通到校门口，从高处看，那条路像一根弯弯曲曲的麻绳，把家和学校拴在一起。风从圪梁梁上吹过来，吹得衬衫贴在背上。他站在这根麻绳的尽头，往回看了一眼。
楼板升到墙边的时候，他侧过身让它贴着墙头翻上来——翻上来的瞬间楼板擦过肋骨，隔着衬衫擦过去，预制水泥板的凉，像一块地窖里的石头。楼板翻稳了，他蹲在墙头上喘了几口。膝盖还在抖——不是肌肉被拉到极限之后的余颤，从膝盖顺着腿筋一直传到脚底。
田表舅搬来一架竹梯靠在墙上，让郭定涛上去把预制楼板吊上去。他踩着竹梯往上爬，横档硌着脚底，咯吱响。爬到梯顶的时候手抓着墙头，砖面粗糙地硌着掌心。
第十四天封顶。预制板一块一块铺上去，缝隙灌了水泥砂浆。他蹲在屋顶上把多余的砂浆刮掉，水泥面还湿着，鞋底踩在上面留下一串浅浅的印子。抹平最后一块缝隙，瓦刀底下拉出一道弧线。放下刀，在屋顶上坐了一会儿。太阳从西边照过来，照着还没干透的水泥面，上面鞋印一个挨一个从这头到那头。他摸了摸那片水泥面，还没干透，摸上去潮潮的。指腹上留下水泥的印子，灰白色的，像一小片皮肤被什么薄薄地盖住了。指腹凑到鼻子底下闻了闻——水泥的味道是苦的，石灰和铁粉混在一起之后生出的一种化学的涩，吸进鼻子里鼻腔发干。
收工的时候太阳正当头。郭定涛蹲在灰槽边洗铁锹，水管里的水冲在锹面上，泥浆顺着槽口往下淌。蒋师傅蹲在墙根吃饭，碗放在脚边，筷子搁在碗沿上。赵四扛着钢管从墙那边走过来，钢管往地上一杵，当的一声。
“蒋哥，你说是四大欢不？”赵四嗓门大，像是在跟谁比声音。
蒋师傅瓦刀在砖面上刮着。“你又说那没影的。”
“咋没影？”赵四掰着手指头，“风里的旗，浪里的鱼，十八的姑娘，大叫驴——你说哪样不欢？”
郭定涛的手停了一下。铁锹插在灰浆里。他低下头，把铁锹拔出来，继续翻。那四个短句在耳朵里又过了一遍——旗、鱼、姑娘、驴。押韵的，顺口的，比听过的都粗野。他不愿意记住它们。但它们进来了，像风从门缝里灌进来，挡不住，只能等它们自己过去。这两种欢都和他没关系。他只是一个学生娃，穿着父亲大一号的胶鞋，站在铁槽边翻灰浆。两种欢都从他身边刮过去了，像风，抓不住，也不想抓。
笑声，粗的闷的，像石头滚过地面。蒋师傅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叼上，划火柴的时候火柴头断了。“你倒是欢了。你婆姨去年生娃，你连医院都没去。”
赵四嘿嘿笑了一声，很短，像是从鼻子底下挤出来的。“去了又咋？我去了她就不疼了？”
“骂你了吧。”
赵四沉默了几息。“骂了。骂得可难听了。”他把钢管扛上肩膀，“她说再也不生了。说谁再生谁是王八蛋。”
蒋师傅把烟点着了，吸了一口。“那今年咋又要？”
赵四愣住了。过了一会儿，笑了一声，那笑从嗓子眼里出来，闷闷的。“蒋哥，你这嘴。”
蒋师傅继续刮灰浆。
赵四站起来，重新扛起钢管。“蒋哥，你说人是不是就这么回事？疼是真的，‘欢’也是真的。”
“是这回事。”
“那你说，到底啥是真的？”
蒋师傅把烟头摁灭在墙根，烟头在砖面上碾了一下。“都是真的。疼是真的，‘欢’也是真的。”
赵四没有接话。他扛着钢管走了，走了几步，哼了几句：“大红果子剥皮皮，亲口口拉手手。”
蒋师傅蹲在墙根，嘿嘿只笑。瓦刀在砖面上刮了一下，又刮了一下。
郭定涛把铁锹插在灰浆里，脸莫名地发烫。蒋师傅又划了一根火柴，把烟点着了，吸了一口。
工地安静了，只有铁锹插进灰浆的声音，一下，一下。
太阳从西边的圪梁梁顶上滑下去，把整个工地的影子拉得斜长。白天被太阳晒得发烫的砖垛慢慢凉下来，砖缝里嵌着的水泥灰在暮色里变成了深灰色。铁槽里的灰浆还没干透，表面凝了一层薄薄的灰壳，灰壳上印着铁锹翻搅时留下的波纹，波纹的方向从东向西，像一片被冻住的水面。工棚的彩条布在风里轻轻晃着，布面上积了一天的灰尘被风刮下来，在夕阳里亮了一下，像撒了一把碎金粉。
蒋师傅把瓦刀搁在铁槽边上，田表舅把那根湿烟卷从嘴里拿下来看了看，又叼回去。郭定涛蹲在砖垛旁边，手里端着一碗菜汤，把馍掰成小块泡进去，等馍吸饱了汤才夹起来吃。
旁边几个人在闲聊。一个年轻后生问蒋师傅：“蒋哥，田老板这几年发财了吧？我看他又接了好几个活。”
蒋师傅把馍咽下去，用筷子在碗沿上敲了敲。“发财谈不上，糊口没问题。人家上头有人——你不知道他表弟是城建局的副局长？要不是这层关系，就他那个资质，能拿上这些活？”
旁边另一个人接话：“可不是嘛。咱盐池这地方，大活小活就那么几个。田老板好歹有个副局长罩着，拿活不用愁。那些没关系的，技术再好也是给人打工的命。”
一个戴草帽的民工苦笑了一声：“那可不。我年轻时跟人学过瓦工，手艺不比田老板差。可人家有表弟，我没有。这么多年我还在给人搬砖。搬砖能搬出啥来？搬不出一个副局长表弟。”
旁边的人哄地笑了，笑完了又各自低头吃馍。柴油味的晚风从工地上刮过来，吹得砖垛上的塑料布哗啦啦响。
“靠表弟算啥本事。”一个蹲在墙根的年轻人把筷子往碗里一插，“有本事靠自己。”
蒋师傅笑了一声。“靠自己？现在这社会，离了熟人寸步难行。就说上个月我牙疼，脸肿了半边，去县医院挂号。排了半上午队，轮到我，护士说口腔科今天满了，让我明天再来。我说疼得不行了，她说那也没办法。我在走廊里蹲了一会儿，想起有个远房亲戚在医院后勤，找了他，他打了个电话，下午就给我加了个号。”
他把烟叼上，划火柴。“你说是我的牙重要，还是那个电话重要？”
“你那算好的。”戴草帽的民工把馍搁下，“我婆姨去年住院，没熟人，搁在过道里加床，风从门缝灌进来，她盖着两床被子还冷。隔壁床那个女的，人家男人认识一个护士长，当天就转进了病房。我婆姨搁在过道里住了一个礼拜，出院的时候感冒了。”
“可不是。”另一个人接话，“你没熟人，实习护士能把你的手背扎穿。扎一针不行，拔出来再扎，扎到你血管肿了她还嫌你血管细。”
蒋师傅没接话，低头扒了一口饭，嚼了半天咽下去。“我砌了二十年墙，”他忽然开口，声音闷闷的，“也没砌出个副局长表弟。”
没有人笑了。都低头吃馍。
郭定涛知道也是“沾亲带故”才进来的——如果没有这层亲戚关系，田表舅不会要他一个学生娃。他比其他民工多了一层关系，也多了一层说不清的东西。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掌心磨出了两个水泡，透明、鼓胀，一按就钻心地疼。他把手攥成拳头，又松开。这疼还要熬几天。而他知道，蒋师傅手上的那些老茧，是疼了一辈子的。
第二十天，工程收尾了。管道接进屋里，田表舅拧开龙头试水，哗哗淌了一阵。郭定涛走进供水房。房里空空的，只有一段露出来的铁管子从墙里伸出来，弯头朝下。水泥地面还没干透，踩上去有一点软。墙上只有门洞，光从门洞照进来，在地上切出一个长方形的亮块。
他站在亮块里，抬头看了看房顶——预制板的缝隙被他用瓦刀刮平了，水泥砂浆填得严严实实的，看不到接缝。地面上印着一串鞋印，是封顶那天踩的。鞋印还没干透的时候又被他踩过一遍，深一道浅一道。他把脚放进一个鞋印里——合上了。大一号的胶鞋，鞋印比他的脚大一圈，但脚踩进去，正好。
他站在自己留下的鞋印里，听着铁管子里残余的水珠往下滴。嘀嗒、嘀嗒，滴在水泥地上，洇出一小片深色的圆点。
田表舅蹲在院子门口，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钱，没有数，直接递给了母亲。母亲接过钱，说了句“麻烦你了”。田表舅点了点头，把那根湿烟卷从嘴里拿下来看了看，扔在地上，转身走了。
烟卷在地上滚了一下，滚到砖垛旁边，不动了。被口水洇湿的那一截已经烂了，烟纸破了，露出里面褐色的烟丝。这根烟在他嘴里叼了一整天——同一根，从左边嘴角换到右边嘴角，被牙齿咬出了一圈浅浅的凹痕。他从来不点。口袋里还有大半包“金驼”，随时可以抽出一根新的点上。
点火是享受，叼着是陪伴。这根烟陪他蹲了一天墙根、爬了两次竹梯、骂了三次赵大头，比人还靠得住。
郭定涛瘫在床上，看了看双手。掌心里多了两处茧子，硬邦邦的，按下去不疼。指甲缝里嵌着灰，抠了一下，没抠干净。他不知道那叠钱是多少——三百还是四百，田表舅可能扣了饭钱，也可能没有。他不问。母亲也不说。
手翻过来又翻过去。手背上的皮被水泥烧得发白，指节处还有灰白的印子。十四天前铁锹把在掌心里留下的第一道印子，现在它已经不在了，长成了别的。也许是一种以前没有过的感觉——当铁锹插进灰浆里，铁锹刃碰到铁槽底部时，虎口不再发麻。当把砖抱在怀里，砖角硌着胸口时，胸口不再往后缩。当蒋师傅把手伸过来接灰桶时，手掌不再颤抖。
水来了以后，水管接上了，龙头拧开了，水哗哗淌进铁槽里。那面墙被水汽一天一天地润着，水泥面上的指纹没有消失——它被另一层灰盖住了，但还在。每一个来供水房接水的人都不知道，墙里按着一个十八岁少年的指纹。
